实用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哲学——实用主义与技术哲学国际会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哲学论文,述评论文,技术论文,国际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5)02-0075-05
随着实用主义的复兴，其在技术哲学领域中的地位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2003年12月12日至15日召开于日本的以21世纪的实用主义和技术哲学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此次会议由东京大学哲学中心和南伊利诺斯大学杜威研究中心承办，前后历时4天，与会代表分别以“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今日实用主义”、“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今日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和当代中国哲学”、“鲁思·安娜·普特南(Ruth Anna Putnam)和威廉·詹姆士(Williams James)”以及“实用主义和技术哲学”为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大学的陈凡教授被邀请参加会议，并委托在日本关西大学作访问学者的王健副教授出席。鉴于会议内容与技术哲学的相关性程度不同，本文主要拟就最后一个议题加以评述，以期引起人们对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关注。
在该项议题中，会议又具体分为“实用主义、现象学和技术哲学”、“海德格尔(Heidegger)、实用主义和技术”以及“技术哲学中的实用主义”等几个专题，会议发言人皆是当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著名专家学者，包括南伊利诺斯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哲学教授拉里·希克曼(Larry Hickman)、西蒙弗雷泽大学通信学院哲学教授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唐·伊德(Don Ihde)及日本文理大学文理研究所哲学教授中村纯一(Junichi Murata)等。其各自呈交的论文如下：“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希克曼）、“实用主义和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实用主义、现象学和技术哲学”（伊德）和“技术与伦理实用主义和技术哲学”（村田纯一）。本文仅对以上学者的思想进行梳理，以有助于人们了解当今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主要思想，从而把握其发展动态。
那么，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对技术哲学有何贡献而言？对此，人们又是如何认识把握的？不同学者各自有何解读？相同的解读中是否存有微妙的差异？不同的解读中是否又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其最后归宿即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走向将如何？是否殊途同归？抑或同途殊归？产生这些解读的原因何在？进言之，其背后有何不同理论背景支持？本文将结合此次会议相关内容，主要就以上问题加以阐述。
一 杜威的贡献：希克曼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思想的解读
L.希克曼认为，杜威的思想对此次会议的贡献表现在：第一，他使用技艺的和技术的隐喻来消解某些传统的哲学问题；第二，他对技术文化的评论所做的贡献。首先，就杜威使用技术隐喻来消解某些哲学问题而言，希克曼认为，一方面，为了解决—些哲学问题如给出抽象客体的本质方面特征等，杜威的实用主义变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方法。另一方面杜威将真理视为有根据的可断言性的论述是他的更大的技术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杜威致力于把实验主义作为确定信仰的一种方法。
具体来看，杜威首先指出逻辑客体与探究有关，而作为探究形式之一的推理活动，与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无关，它们有其特殊的工具，那些工具“先在于自然事物，为了有效进入某种行为而被加以改造”。[3]这意味着数字2等哲学家们所谓的抽象实体就如锤子一样，也是工具。确切而言，后者是具体的有形之物，而前者则是抽象的无形之物。但是，杜威的洞察力在于看出抽象和具体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只是诸多可能的建设性的差别之一。同时，杜威强调一个彻底的实验主义，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将真理视为有根据的可断言性。正是这种对实验主义的反复强调，往往成为杜威的古典实用主义与许多当今实用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别所在。因此，希克曼的要点在于强调杜威的有关技术的隐喻远比一些新实用主义者通常所认为的要深刻得多。如杜威的实验的实用主义尤其与可被称为“费什”的实用主义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批判哲学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主张“哲学并不重要，当我们面临危机或选择或做出决定时，我们求助于许多事物——查找档案，向专家咨询，与朋友商量，请教精神病学家等——但是我们通常不参考我们偶然支持的哲学见解（如果将那样做，对我们也不会有何益处）”。[4]然而，杜威的古典实用主义采取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即相对于费什热衷于告知我们哲学“不是重要的”，杜威则以告知我们哲学家的工作远未终结而著称。
就杜威对我们的技术文化评论所做的贡献而言，希克曼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以评论我们的技术文化为特征，他的思想在我们与工具和技巧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人们应放弃由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等提出的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问题”所在的思想。希克曼承认由于工具和技巧的误用引发了全球性的问题，然而很明显对“技术”的极端批评家——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等往往将技术与不恰当地选择利用工具和技巧混淆起来，但同时希克曼以费恩伯格为例指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中有些人能够摆脱这种混淆，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更富生产性的技术理论。如费恩伯格在如下方面发展了杜威的生产性实用主义：1、对技术的理解由本质主义视角转向功能主义视角；2、发展了温和形式的社会建构主义；3、反对海德格尔式的浪漫主义的技术，而热衷于自然化的技术；4、反对批判理论家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的理念；5、认为启蒙主义理性并非如批判理论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个威胁；6、主张技术决定是在一个由竞争性的要素构成的网络中做出的，其中各种预期目的被加以权衡；7、反对将探究结果具体化，仿佛这些结果先在于探究一样；8、在人工制品和社会关系之间重塑技术。[5]但是，希克曼认为费恩伯格的例子就如温纳(Langdon Winner)的一样，是小规模的、区域性的，而杜威的计划却涵盖了更广的范围。
同时，希克曼认为，杜威的哲学支持了一个有关技术社会进步的民主的进化。可见，技术并非问题所在，就此而言，费恩伯格同意杜威有关资本主义歪曲了科学技术的成就的说法，而且二者都反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对周围发生的重大社会革命的漠不关心甚至是敌对的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大凡真正的哲学家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但是费恩伯格担心杜威忽视了技术本身的反乌托邦潜能，因此其主张在今天很难令人接受。笔者认为，正如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一样，我们对杜威的认识应虑及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占主导地位，因此紧跟时代脉搏的哲学家杜威的哲学反思很可能不可避免地局限于这方面，然而其高明之处恰在于提醒我们哲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二 当今技术哲学的民主化趋势：希克曼与费恩伯格的共识
如果杜威认为技术是理智性的，具有完善个体改善社会的前景，那么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杜威的计划又是如何执行的呢？它对当今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是否具有一定的启示？对此，希克曼和费恩伯格各自从不同角度加以了论述，然而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在对民主的强调方面，其实质上是一个殊途同归的问题。
首先，希克曼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案可以应用于解决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例如如果考虑到杜威的前提假设，即公众是作为迫切的需要和分享利益的结果而出现的技术产物，以及杜威观察到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也许不都是个人和社会或者甚至是个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公众之间的冲突，那么为寻求成功解决这些冲突的方式而实现全球公民化的过程是必要的，而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实用主义在素称“全球公众”和“全球公民”的发展方面较之其它理论具有优先权，它为此提供了基础主义者和后现代的认知相对主义者所不能提供的工具。全球公民将可能超出传统的民族国家间的公民通过其各自政府而彼此发生相互作用的功能之外，而作为新出现的超越国家、种族与宗教信仰的公众，在分享的利益和目标之上彼此直接交往，而且他们将通过新的交流工具和技巧超越现存的政治结构，其工作方式将如现在的非政府组织那样。
那么，费恩伯格是如何改革技术的呢？他认为，第一，应避免海德格尔式的技术具体化，因为它类似于他所批判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正如他在《追问技术》的前言中提到的，“反本质主义的技术哲学时代已经来临。”[6]（无独有偶的是至少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杜威的技术哲学就是反本质主义的。）第二，技术设计在技术内必须是“反霸权的”。最后，技术必须实现民主化，即赋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政治资本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7]这不是单独或者甚至是主要通过立法体系而进行的，而是通过更大的“激情和参与”，它将导致“产生拥护社会生活的技术背景的新的公众领域，以及使‘自然’无法解释的代价内在化的新的理性化形式。”与杜威一样，费恩伯格相信技术具有在资本主义下受到了压抑的有益的潜能。但是不同于杜威，他认为受这些限制的技术具有实现统治的潜能，这种能力是内在于技术行为的基本结构之中的，而且，杜威并没有发展出一个有关其威胁的理论。而他在分析技术的本质以及当它在没有新形式的民主干预和控制的引导下广为蔓延时必然威胁到其它价值的内因时，却发展了这种理论。这样民主在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基本原理和使命，即民主不仅意味着在法律下生活的人制定法律，而且也应该保证在技术环境中生活的人避开技术行为的负效应。费恩伯格认为也许杜威是赞同这个任务的第一位哲学家，人们可以在他的著作中发现原始论述。
由此可见，无论是全球公民化还是技术民主化的主张，都是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途径，并且都蕴涵着一定的民主思想，同时扩展了民主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了民主的思想。因此说，在强调民主的意义上，杜威为当今技术哲学指明了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
三 实用主义和技术批判理论：希克曼和费恩伯格基于不同理论背景的解析
综上所述，希克曼和费恩伯格对杜威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不同的解读，那么导致这种不同解读的原因何在呢？二者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可被视为一重要因素。正如费恩伯格分析的，他的成长经历迥异于杜威：杜威生于19世纪，并在“黑格尔和达尔文之间”提炼观点；而费恩伯格则属于战后的世界，他的思想穿梭于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他认为由于受民族出生背景的影响，杜威选择表达自己的方式现在看起来很类似单面启蒙理性主义的方法。杜威同许多其他实用主义者一样，反映了美国的经历，当时美国科技的进步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偶遇文化批判逆流，而且相对来说，也没有受到启蒙理性主义的长期批判的困扰，所以科学技术的理想化渗入美国的多种思潮之中，如杜威谴责的科学至上主义和技术统治论。因此，杜威赞誉科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费恩伯格认为，杜威并没有另辟蹊径，而且，当希克曼极力恢复杜威作为一名技术哲学家的名誉时，他的解读同样具有有关理解杜威思想的这个历史局限性。
相反，费恩伯格论及杜威的方法与希克曼具有重大差别。他集中于两个主题，即所谓的现代性的“反乌托邦”理论和技术的“建构主义”分析。前者聚焦于社会的技术组织中包含的权力关系，后者聚焦于通过社会选择而从技术上加以协调生活环境的组织。杜威也有类似思想，但是尽管他们有许多共识，费恩伯格认为他的技术哲学根基是在建构主义方法中发展出来的对技术的反乌托邦的评论，这点是杜威所不具有的。他更强调技术行为的必要的等级制度的本质，以及行为者和客体对象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它往往会产生一个反乌托邦的体系。费恩伯格反思自己的技术哲学之路，认为他一直关注由技术引起的反乌托邦意义上的压抑，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由技术作为媒介调节的制度引起的。另一方面，他通过接触真正的技术而获知反乌托邦的逻辑过于严密，不能回应于相当浑沌的技术生活现实。技术社会的人类远不是无力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费恩伯格认为技术建构主义社会学已承认这些现实。如何协调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协调反乌托邦的评论和建构主义的分析的观点？这就是他的工作的理论背景。同时他认为希克曼正确地指出了杜威相信技术的社会特征，反对技术决定论和本质主义，在这种程度上预言了建构主义。而费恩伯格也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不只是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它的发展和影响是内在于社会的。”[8]
作为费恩伯格的理论基础的建构主义和杜威所强调的实验主义是两个不同的哲学概念，但是在行动的意义上可以说，二者并非迥异的，而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没有行动便无法建构，离开行动则实验也将成为一句空谈，即便是思想实验，也有思维行动的参与。况且，杜威所强调的实验主义恰是类似于操作主义的，其实质正是对行动的强调，这也是整个实用主义思想的精髓所在。它所强调的实验性、可错性、开放性、创造性，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寻找新的民主政治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实用主义技术哲学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方面也具有无限潜力，蕴涵着无限生机。当然，国内有学者曾指出实用主义的不足，即它主要是从思维的角度去研究行动的，相形之下，他们对行动本身的哲学研究是相当薄弱甚至可以说是颇为贫乏的。对此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对行动的强调方面，实用主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因为思想往往是行动的先导，只有首先从思想上解决了认识问题，才更有利于行动的实现。同时，若不首先从思维的角度理解行动，则行动哲学的实现也将会失去其坚实的理论根基的。正如该学者指出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强调要把静观的哲学改造为行动的哲学，要把静观的智慧变成行动的智慧。[9]
总之，尽管费恩伯格试图将自己的观点与杜威的观点加以区分，但是他确实赞同希克曼的观点，认为杜威在当今有关技术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批判地探究这些思想。
四 现象学和实用主义的联姻：伊德的现象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
D.伊德认为实用主义和现象学不仅几乎出现于同一历史时刻，而且事实上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关系更加紧密。他将实用主义代表人杜威作为主要关注点，但并没有采用通常的比较方法，而是以自传式的方法分析了实用主义和现象学之间的关联。
伊德首先指出了一个人接受了“现象学家”的称谓所要付出的两个主要代价：第一个是现象学常被误解为“主观主义”的哲学，是被“直觉赋予的”以及它的方法是“反省的”。尽管伊德经常否认上述说法，但是多年来，这种错觉难以轻易消失。有关这个主题，伊德近来有所论述，他认为“如果现象学是个障碍，那么后现象学则是可能的”。他在这次会议中重申了这个问题。第二个代价是指责‘现象学’具有固定的结构的主张。这种观点认为现象学是静止的。伊德认为这是罗蒂所主张的现象学。早在1984年他就对有关现象学的这种解释做了辩护，后来在专著中重新提及这个主题，包括对罗蒂的回应。伊德在本文中首先称之为非基础的现象学，后来改为后现象学，事实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现象学。为了证明这点，他回顾了实用主义传统，更准确地说是杜威式的实用主义。
伊德认为现象学具有实用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形而上学的特点。由于他对技术科学感兴趣，所以他首先从认识论关怀入手，认为实用主义以非表象论的认识论变体取代了表象论，而现象学也是如此。伊德在阐述了实用主义的起源和特征后转向当代的实用主义，并且区分了后现象学的和后分析的实用主义，认为如果后分析的实用主义聚焦于语言、语言转向，那么后现象学的实用主义则聚焦于同生活世界或者经验的环境有关的具体化的作用。在论述了现象学和实用主义的关联后，伊德将分析的视角转向展示现象学技巧是如何丰富了实用主义的。他认为现象学实践，如变量理论、具体化、批判的解释学等展示了各种工具，丰富了当代的实用主义，这是早期实用主义所不具有的。由于是技术哲学的文章，所以，伊德进一步展示了实用主义现象学是如何处理技术问题的。
伊德认为从70年代开始，他就将技术包含于实用主义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类经验之中，描绘了一系列人与技术的关系，因而发展了“技术现象学”。但在此次会议上，伊德并没有回顾这些思想。相反，他对新技术发展进行了精辟的实用主义现象学的分析，以证明这种方法是如何在技术哲学中运作的。伊德以天文学中的新工具为例来说明技术科学中的解释学。他从现象学视角描述了望远镜的和显微镜的实践及其关系，以说明由作为技术媒介的透镜引起的技术转移导致了知识生产的爆炸，而当代天文学以一系列工具为媒介而获得“视觉对象”，如雷达和无线电天文学，最终导致了许多“无线电源”以及宇宙自身的背景辐射的发现。这些新技术通过其方位和感知的具体化成为人类经验的媒介，其作用就如先前的透镜一样。这里伊德认为发生了一个转化过程，如无线电“望远镜”将很长的频率转化为可视现象，进而可以被加以解释。但是由于进展的情况很复杂，因此为了得到理解，它必须被批判地加以解释。总之，涵盖了复杂技术的当代科学也需要主体主动参与的、解释性的行动或者实践。
可见，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的方法都否认19世纪的现已过时的非背景主义的、价值中立的科学，二者都将技术科学置于复杂的人类活动之中。所以最后伊德认为有趣的是，实用主义和现象学正如罗蒂早期所言的方式汇聚于一点：即无论是实用主义的还是现象学的、“职位”外观上的哲学，都从早期近代认识论转向批判的解释学。伊德希望其结果是令人“受启发的”。
五 技术和伦理：日本实用主义技术哲学家村田纯一思想一瞥
村田纯一(Junichi Murata)以知识和技术的创造性特征为切入点，探讨了技术伦理何以可能的问题。他首先介绍了杜威的哲学定义，赞同杜威的有关哲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传统价值体系和由新技术发展引起的实证主义观点之间的冲突的看法，同时认为当代应用伦理的任务类似于哲学的这种任务，因此所谓的“应用伦理”的问题可被视为当代世界中的哲学问题。将应用伦理如此定位后，村田纯一从杜威的视角阐述了应用伦理的变型，认为没有技术伦理的伦理学是传统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而杜威所谓的应用伦理是技术伦理起了重要作用的伦理。换言之，在杜威看来，技术不被视为一个黑箱，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甚至对于哲学也能具有一些影响。村田纯一同样反对通常的伦理讨论中将技术视为一个黑箱的看法，认为讨论的要点在于，为了避免在技术引进、传播和使用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如何改变一个社会的组织和规则，或者为了避免由它们导致的迅速激进的变化，我们应如何控制新技术的引进过程。
村田纯一认为杜威的有关知识和智力的“工具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能够对当今应用伦理的讨论做出重大贡献，并从作为探讨方法的伦理以及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创造性的相互作用两方面加以阐述。
首先，根据“工具主义理论”，伦理的本质特征是在具体境遇中的应用过程中被发现的，而不是独立于应用的判断的。伦理的主要任务不仅在于形式建立准则和标准，而更在于澄清如何制定和使用这些准则和标准的问题。当然，明晰的准则和标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评估一个具体的境遇，并引导我们的行为去解决问题。但是，村田纯一提醒我们不应忘记在杜威所指的意义上，这样的准则和标准是“工具”，这就意味着它们是假设性的，必须在应用的过程中被不断加以检验、纠正及改变，否则将增加错误的可能性。
第二，这种在具体境遇中的应用过程，不过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目的再也不是一个欲达到的终点或者极限，而是改变现存境遇的积极过程。”正是在杜威对手段和目的的这种观点中，村田纯一发现了对传统的技术定义的彻底批判，并将之称为技术领域中的一次哥白尼革命。他认为虽然这种表达有些令人困惑，但只有以这种方式表达，我们才能理解杜威的有关“成长本身是唯一的道德‘目的’”的表述。因此，如果有具有内在价值之物，那么它将是一个创造性的改变自身的过程。
村田纯一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当我们处理应用伦理中的问题时，必须以探究为开始，产生发展手段和目的，而不是假设坚持一个既定的目的和时间极限。在这个过程中，他承认由技术的创造性所导致的各种出乎意料的后果，并对此时一种伦理行为以及责任的概念何以可能的疑问做出了回答。
村田纯—首先引用了伊德的作为“一系列预兆性的实用主义的”启发性的主张：1、避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结论。2、如果开始出现负效应，则扩大这些效应并立即调查错误所在。3、通过多重轨道促进替换。4、设计使用与非专家和不同使用者之间进行的实验，同时补充了日本技术史家中丘哲郎(Tetsuro Nakaoka)提出的作为工程师伦理的重要原则之一的启发性建议，即工程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探寻出现于不明来源的征兆并立即作出反应”。并进一步加以解释，认为这些启发性的建议所强调的不是达到各种目的，而是避免可能的失误，不是寻求确定性，而是应付不确定性。他从杜威哲学的批评对确定性的寻求的视角澄清了这些启发性建议的重要意义，指出只要它们有助于发现隐藏的危险性因素，改变既定的目的和手段，避免决定性的失误并且解决具体的问题，那么，它们则具有充分的伦理意义，那意味着尽管没有既定的目的，但是我们能将责任赋予这个富有创造性的改变过程。可见，只有在杜威发展的新的伦理背景之下，上述启发性建议的重要意义才能够被加以澄清。也正是在这点上，我们得以承认杜威哲学对当代应用伦理的讨论的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此次会议各国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推动当今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深入研究，促进技术哲学学科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收稿日期】2004-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