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元好问的史学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成就论文,元好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好问由于显著的文学成就，在金代文学史上占有举中轻重的地位。其实，元好问的诗，不只是文学性的，而且是史诗；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与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是分不开的。本文试对元好问寓史于文，在史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以论述。
元好问所处的金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称于史的王朝。元好问所处的时代，是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交错移植的时期。金代在史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对金朝当代史文献的搜集汇编，把女真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活动与典章制度，纳入“中国史”的史册，为元人写金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完成了此阶段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延续。“金代文物，远胜辽、元”①，史家称颂金朝“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元所及”。元好问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所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论述，都寓史于文，对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元好问对中原文化的传播，对金代百余年历史典籍与诗词作品的保存流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系唐朝著名诗人元结的后代②。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诗文之熏陶。其父元德明，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喜爱杜诗，推崇苏（轼）、黄（庭坚）。其继父元恪，历官掖县、冀州、陵川、洛阳等地，好问随继父到过许多地方。史载元好问自幼聪颖，四岁始读书，十四岁时从师陵川大儒郝开挺（晋卿）③。郝是一位不慕虚名，重视真才实学的大教育家，教学生不重举业，“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④。这对元好问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在郝的指点下，元好问肆意经传，贯通百家，六年即成学业。这种扎实的文化基础，使其以后治史养文有了深厚的学术根底。元好问年“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⑤。可见，其知识面是很广博的，而这正是一个史学家应必备的条件之一。
金宣宗兴定年间（1217-1221年），元好问在文坛上已渐露头角，以《箕山》、《琴台》等诗作击节称赏于主盟文坛的赵秉文，于是名扬天下，被誉为“元才子”。与此同时，元好问涉足史学，“长大来与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鄠杜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他“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⑥。元好问遍游北方名山大川，后又长期定居于都城，接触了许多山间隐士，也结交了许多当世名流。元好问从22岁起，经历了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以及尖锐复杂的阶级的矛盾、民族矛盾的严酷对抗和斗争。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饥寒交迫、惨不忍睹的苦难情景，激发了他写史的欲望，也丰富了他的史学实践。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元好问中博学鸿词科，除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⑦。由于工作的关系，元好问感到史学是十分重要的。他对《辽书》的散佚甚为感慨，说“史无史实久矣”，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附《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十分不满，表示“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⑧。正大年间（1224-1231年），元好问先后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天兴时（1232-1233年）擢尚书省掾，移家汴京。不久，除左司都事，领讲义，兼看陈言文字。京城被围时，他为东曹都司，曾建议书国史，“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⑨。但由于“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⑩，遂未能如愿。
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元好问与其他一些官员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后，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金末的史实记下来。他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为人撰写碑铭，是为了叙史的需要；他记述人物的事迹，是为了写出当时社会的变化。元好问“成书有作者，起本在良兹”(11)之诗句使人们想到他急于编撰正史。“朝我何所营，暮我何所想”(12)，则表明他对史学的极大投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元好问“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者为一编，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13)。元好问虽然对金朝的腐败政治很失望，但对金朝的历史却有浓厚的感情。“国史经丧乱，天幸有所归。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废兴属上天，事岂尽乖违”(14)。元好问忧虑金朝的历史不为后人知悉，指出金的灭亡虽是天意所致，但它的那些史实仍须保存和流传。正是抱着这种思想，他“值金源亡国，以宗杜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15)。滞聊城时，元好问就着手《中州集》的搜集编辑工作，前后花费了十五六年时间，直到60岁时方告完成。同时，在羁管聊城时，他完成了《南冠录》。移居冠氏后，元好问已入晚年，然“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已所当为。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柔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即而为乐夔所限而止”(16)。元好问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然而他并不气馁，“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之抱负丝毫不曾放弃。于是，他“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送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万余言”(17)。为此，他常年十分辛勤地奔波于燕京、真定、顺天、镇平、东平、汴京、洛阳、太原、忻州等诸地之间，搜集材料。
元好问的著述《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其文集都是元人修《金史》的依据，也是后人研究金史的重要史料。元代的史官，在研究了有关金朝的史料之后说：“凡《丛言》、《松漠记》、张棣《金志》等书皆无足取”(18)，而“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19)。清初顾炎武曾说：“《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20)王士祯作《归潜志序》云：“金源人物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非数君子（指刘、元——笔者按）之功，何以至是？”(21)都是将《金史》修得好的原因记在刘、元二人身上。“《金史》叙事最详，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是因“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成良史”(22)。“元刘二书盖二人身历南渡后成，或游于京，或任于朝，凡庙谋疆事，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然。”(23)可见，前人对元好问在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已有所肯定。
二
辽立国200多年，而所存文献极其贫乏。已故史学家陈述先生所辑之《全辽文》中，诗词作品屈指可数。我们不能说辽无文学，而是未得辑录传世。金代则不然，金末元初人冯清甫辑录的《金文》百余卷虽已失传，但由于元好问收集和编次的《中州集》及附录的《中州乐府》，使大批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得以传世。《中州集》加上王寂《拙轩集》、赵秉文《滏水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李俊民《庄靖集》及元好问自己的《元遗山先生文集》等五家传世专集，虽不能包罗金代文学全貌，却也可以对当时的中州文苑观其大略，得其精粹。这是元好问的一大贡献。
《中州集》是元好问收集编辑的，“以诗存史”的金诗总集。“首录显宗二首，章宗一首，不入卷数，其余分为十集，以十干纪之……似乎七卷以前为正集，七卷以后为续集也。”(24)全书辑录作家251人、作品2062首，其中除“南冠”类收入忠于宋王朝的留金使节和官吏朱弁、滕茂实等五人的84首作品外，其余尽是金朝诗人的作品。编选始于金亡前夕（1233年），金亡不久已有初稿，蒙古海迷失二年（1250年）全书脱稿。其材料有二：一是编者凭记忆和旁搜远引所得；二是依据金人魏道明和商衡的金诗选——《国朝百家诗略》(25)。元好问生于当时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意识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契丹、女真，由被臣附的民族发展为统治的民族，辽、金一变成为宋的宗主。元好问作为金人，在思想上已摆脱那种传统的将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国之外的正统观，继承历朝正史传统，并结合金为正统的观点，形成了具有金代特色的史学观。他不仅将辽、金视为合法王朝，也同样将元视为合法王朝。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金朝历史作出不割断历史源流的论述和评论，重视对辽、金两朝史实的保存，史书的著述。也正因为元好问历史观上的“正统论”，他把金看作中原统治的继承者，把金朝统治下的北方看作是“中州”，把收集和编次的金人文集称为《中州集》。
元好问辑的《中州集》聚集河南、山西一带诗人的作品。元房祺编的《河汾遗老诗集》所录八家，均系从元好问游的金朝遗老。清人在此基础上，辑补11家，名曰《全金诗》。这些文献，不仅对研究金代文化，且对研究我国文学发展史，都是十分珍贵的。元氏序《中州集》谈到：“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月久之功，故其诗往往可传。”《四库全书总目》称《中州集》“大致主于借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拘一格”，又称元氏所作评语，“足以存一代之公论”，还说“其选录诸诗，颇极精审，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26)。可见，元好问所辑之《中州集》颇具史学价值。
《中州集》在体例上，不录存世者之作，“帝王”、“诸相”、“状元”、“知己”、“南冠”等以类相从，其余各家基本上以时代先后为序。作者小传，内容丰富，一般除载生平事迹外，还常举名句、名篇为例，以说明各家的特征。在小传中，编者对金代诗坛风尚、诗歌源流以及历史事件亦有介绍。《中州集》被后世誉为“以诗存史”之佳书，因保存有金文人的出身、行实和著作，是研究金代文人、官制、史事和文献的重要资料。在《中州集》中保存了不少重要史实，为考证、研究金代社会史中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首先《中州集》有补史作用。《金史》有两卷《艺文志》，只有不足40个人的小传，而《中州集》却有200多人的小传，其补史之功显而易见矣。同时对刘祁《归潜志》中的人物小传也可补证。“壬集自马舜之下别标诸相一门，列刘豫等十六人。状元一门，列郑子聃等八人。异人一门，列王中立等四人。隐德一门，列薛继先、宋可、张潜、曹珏四人诗……癸集列知己三人，曰辛愿、李汾、李献甫；南冠五人，曰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27)元好问对这些人的小传记载尤为详细，正可以起到补史之作用。卷1《蔡太常珪》载：“正隆三年铜禁行，官得三什以来鼎钟彝器无虑千数，礼部官以正甫博物且识古人奇字，辟为编类官。”蔡珪著有《古器类编》三十卷，不为无因。卷2《李承旨晏》记载辽金时的二税户及其变化，对我们了解辽代投下军州二税户向金代二税户的变化有重要史料价值。
《金史》卷128《张特立传》提到了省掾王宾，是一个推贤进士之人，但其生平却语焉不详，而《中州集》庚集不仅有较详细的王宾小传，还收有他的三首诗。又如正大四年八月，进《大定遗训》的史公奕，《金史》卷17《哀宗纪》仅云其“同知集贤院”，其它情况一概未及，而《中州集》戊集则有史氏之小传并诗一首。这些都大大弥补了《金史》之不足。其次，由于资料来源不同，在诸书记载中，不同的记载时有发生。《金史》、《归潜志》和《中州集》就是如此。《金史》虽然采摭了《中州集》、《壬辰杂编》、《归潜志》等书的内容，但其主要根据金实录撰成则是毫无疑问的。而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元好问并未见到金实录，他的《野史亭稿》主要靠自己广收遗文轶事而成。《中州集》中的小传，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说考史之价值就正在于此。对于《归潜志》如年月先后、姓名、官阶等与之不同者，足以资互考。《金史》卷1《康锡传》云：“河中破，从时帅率兵南渡济河，船败死。”《中州集》辛集《康司农锡》小传则云“城陷，投水死”。二者迥然不同，“投水”是“殉难”，“船败”是“事故”。如若再结合《中州集》收录的诗作来看，其考史的价值就更大了。如《金史》卷126《李汾传》说他死时“年未四十”，这一记载与刘祁《归潜志》卷二李汾小传所记相同，似无可怀疑，然《中州集》癸集收有李汾《感寓述史杂诗五十首并引》，其引曰：“正大庚寅，予行年三十有九。”庚寅乃正大七年（1230年），考《归潜志》李汾小传云：“金国亡，长源（即李汾）劝（武）仙归宋，未几为仙麾下所杀。”李汾死在金亡之后，金亡于天兴三年（1234年），正大七年至天兴三年尚有四年多的时间，则李汾死时至少已有四十三四岁，足证《金史》之误。正因为《中州集》有如此之考史价值，故颇为辽、金史研究者所重视。
《中州集》所辑录的诗词，从各方面反映出13世纪前后中原地区人民生活和社会动荡的情况，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女真贵族统治集团入主中原期间北方的人情世态及其末世的内外忧患，反映那个时期，金、宋、蒙古各方军事政治力量在中原地区的角逐及其给各族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元好问的《中州集》不仅为金代诗人立小传，传播其名句佳篇，更重要的是对那些诗作风格的评论。这些评论，是元好问对金代诗歌史研究的精华，是对金代文学发展的概括。
《中州集》中的不少材料，为元修《金史》所资取，对《金史》的成书实有不泯之功。《中州集》作为金代诗集，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断代史诗的新体例。元好问在《自题＜中州集＞后》诗中写出了《中州集》与存史的关系——“平时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无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28)。可见，他以此书保存金代史实与文献的目的。
至于《壬辰杂编》一书在明代已经失传，今人无法窥其全貌。但元代史臣曾说：“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未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29)。《壬辰杂编》大概是记哀宗天兴元年（宋理宗绍定元年，1232年）蒙古入汴之事。元人修《金史》是以《壬辰杂编》为依据的。苏天爵曾说：“元好问《壬辰杂编》、杨奂《天兴近鉴》、王鄂《汝南遗事》亦足补义宗（哀宗）朝”事(30)。
元好问羁管于聊城时，曾作《南冠录》。该书亦轶，今仅有《南冠录引》，这为保存元氏家世之史料。元好问“手写《千秋录》一篇，记录先世行年，付文严以备遗忘。又自为讲说之”，还附以“先世杂事”(31)。这是研究元氏家族历史及先朝事迹的重资史料。
三
元好问撰写的《续夷坚志》也是寓史于文，为保存金代文献资料做出的又一贡献。元好问“每以著作自任，国亡史兴，己所当为”，其所“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者(32)，一部分即《壬辰杂编》，一部分则编入《续夷坚志》。他将收藏这些资料的地方叫“野史亭”，明确地道出了这些“杂录”的史料性。《续夷坚志》有其基本的史学特色，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它具有金代史料的性质，其编撰目的是“以小说存史”，这一点同采入《金史》的《中州集》、《壬辰杂编》一样。所以《续夷坚志》也是“赖君大笔记完颜”(33)的一个组成部分。本名是承南宋洪迈《夷坚志》而来，洪迈之书所记皆神怪事，故名《夷坚志》。元好问书中所写大多也属此类，故名《续夷坚志》。不过“其名虽续洪氏，而所记皆中原陆沉时事，耳闻目见，纤细毕书，可使善者劝而恶者惩，非齐谐坚志也”(34)。据欧阳玄的《圭斋集·送振先宗丈归祖庭诗序》云，《壬辰杂编》有金安平都尉完颜斜烈释放俘虏中欧阳修后人的记载，与《续夷坚志》中的某些篇目十分相似，可见《续夷坚志》是有相当的史料价值的。因其收异人、异物、异事甚多，故为野史，可视为《壬辰杂编》之编外篇。
《续夷坚志》共四卷，203篇，“盖续宋洪迈《夷坚志》而作，所纪皆金泰和、贞祐间神圣之事”(35)。其中第四卷《女真黄》、《日本冠服》、《焦燧业报》、《孔孟之后》四篇有目无文；《宜请播越兆》一篇残尾。此书大致分人伦、人事、符谶、珍宝、拾遗、艺术、警戒、报应、神仙、宗教、文学、神明、怪异、精怪、灵异、物异等门类来收集的。书中记载了不少河南以北的真人真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金朝时的天文、地理、历史、文物、艺文、医学、矿物等方面的情况，是一部金代档案一般的野史。后世学人曾指出：“《续夷坚志》乃遗山先生当中原陆沉之时，皆耳闻目见之事，非若洪景虚演史寓言也”(36)。正因为如此，此书已为金史研究者所重视。
卷4《炭中二仙》载：“河南温池县，炭穴显露，随取而定，用者积累成堆，下以
之，烈焰炽热。”书中还载有太原府阳曲县郑村中社李姓猎户，将火药装入陶中，用以捕杀群狐。这是了解金代煤炭、火药的发展及应用的珍贵资料。
卷2中《汤盘周鼎》，卷3中《镜辨》、《古钱》、《永安钱》，卷4中《古鼎》、《吕氏所记古印章》等篇记载了有关汤盘、周鼎、太真镜、古印章、古钱、米元章《华陀帖》等文物。特别是永安钱的出土到现在仍然是个谜，但这枚钱币的出现，涉及燕京及其它不少地名的更改。卷3《永安钱》条载有：“海陵天德初卜宅燕北，建号中都，易析津府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中都县曰汝阳，河南永安县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表宁。”《续夷坚志》和《夷坚志》同，虽以志怪为主，然此条却于史有征，并非无稽之谈。大定十三年（1173年）三月乙卯，金世宗对宰臣说：“会宁乃国家兴旺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真人忘旧风……”(37)，世宗直称“海陵迁都永安”，足可见当时燕京确实曾叫永安一名。海陵王完颜亮是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的，考《金史》卷25《地理志》云：“南京河南府‘芝田，宋名永安’，贞元元年更”；又山东西路东平府“汶上，本名都，贞元元年更为汝阳。”贞元元年这一年份，不仅与海陵迁都之年份吻合，而且与《续夷坚志》的记载也一致。这足以说明《续夷坚志》所记非妄。
元好问颇通医道。《续夷坚志》中有十几则医学方面的资料，其中详细地介绍了7种中药处方。如《背疽方》、《揩牙方》等，可以看作是《元氏集验方》的轶文。元好问的记载，使后世之人可略知其时医药学之一二。
关于艺术方面，《续夷坚志》对神乎其技的雕刻家、画家均有记载。如《稻画》中云：“西京田叟自号瓦盆子，年七十余，《尧民图》，青缣为地，稻桦皮之为，暗室中作小窍则明，与主客谈笑为之……盖稻兵不见于书，传当自此人始耳。”此外，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对金代著名书法家党世杰的书法艺术也有精辟的论述。
《天裂》云：天兴壬午（1222年）六月二十四日辰巳间，威宁县吏民数百人皆见“天裂”。《测影》篇精确地记录了当时中都、上京等地冬至、夏至时刻的日影长度数据和昼夜长短的变化。《碑子鱼》记载碑子鱼之因由。这些是珍贵的自然科学史料。
同时，《续夷坚志》中有不少篇章记载了官僚文人及名流雅士的趣闻轶事，也有些篇章记载了金代劳动人民生活的状况。元好问在《边元恕所记二事》篇中写到：“国初兵西来……攻（云中）城破，驱壮士元榆坡，尽杀之。”甚至连小孩子也“为军士驱逐……追及者皆以击杀之”。这是蒙古征服者血腥屠杀无辜的一大罪证，也是“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腹”(38)的有力注脚。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揭露了金统治者的另一种罪行：除了抓人夺地外，还有抢牲畜——“括驼”。《戴十妻梁氏》、《驴腹异物》、《炭谷琼花》等篇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态度，使我们能从中看到尖锐的阶级对立。元好问这种秉笔直书之精神，正是历代正直史学家的可贵传统。
纵观《续夷坚志》之内容，确是“耳闻目见，纤细毕录”。其目的，就是要尽力保存中原文化，不使金源一代文献泯灭无存。它对于研究金、元两朝的历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四
元好问的文集——《元遗山先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元好问抱着存史的强烈愿望，利用给他人写碑铭的机会，广泛地搜罗史料，将许多珍贵的史实写入碑传之中。后世学人称元好问为“金源氏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铭志，尽趋其门”(39)。元好问所写的碑传中有宗室、名臣、忠义、文艺、孝女、方伎、道士等诸色人物。这部分资料虽不及《中州集》小传涉及面广，但记事较小传详细。这不仅对元人修《金史》起了作用，而且至今仍系研究金史的第一手史料。所以，《文集》可以说是一部历史文学著作，一部历史文献总汇。
在《文集》中，元好问把金代120余年的历史，分为“武元立国”、“初因辽宋旧制”、“天德小康之际”、“大定承平之时”、“承安泰和间文治已极”、“中州被兵”、“金末丧乱”诸多时期，这和刘祁的分法大体一样(40)。这虽不能将金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准确地反映出来，但大体上符合金朝历史发展的事实。尤须指出的是，元好问并未受世宗以降给海陵所加的种种罪行的影响，对海陵的“天德之治”予以公平的看法，这是难能可贵的。
《文集》从卷16至卷31，用大量的篇幅记载元好问为人撰写的98篇碑、铭、表、志、碣，从卷32至卷35载元好问写的46篇“记”，从卷36到卷37是29篇“序引”，卷38载12篇“铭”、8篇“赞”和1篇“颂”，卷39载5篇“书”和5篇“疏”。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史料，来窥究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情况。
卷19《内翰王公墓表》、《内翰冯公神道碑》、《国子祭酒权刑部尚书内翰冯君神道碑铭》3篇是元修《金史》为这些人作传的底本和依据。其他的也可以帮助我们对当时各阶层的人们有一个了解，从而使我们明了当时金统治下各阶层人的等级地位情况。
《文集》也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特别是土地兼并的情况。当其时，华北与中原地区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这从《文集》中可窥见一斑。如州曹氏“以赀雄乡里者，累十数代”(41)，宣德县一刘姓大地主“自辽日为大家……以赀雄其乡，委积丰富，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关，西乡之土厚，皆有别业”(42)。元好问曾为之感慨：“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单寡，而贿足以侮文法”(43)。此外卷26《严实神道碑》中载有当时人口迁移、户口数变动的情况。这是研究金代人口迁移及户口情况的原始资料。
卷31的12篇碑表和此后的“记”，是研究当时宗教传播及统治者宗教政策的绝好材料。在蒙金战争中，人民遭受到严重的灾难，强者或执兵自卫，弱者依托宗教以避难。从“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家（全真教）而已”(44)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全真教的势力很大，并且投徒之人也很多，河朔之人十分之二都成了全真教徒(45)。而“金碧相望，初若未尝毁者”(46)则反映出金朝中、后期，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持情况。
在一些碑、志、表、铭中，元好问虽然多言美辞，但为了反映所谓的英雄人物之功德，他真实地记载了关于农民起义的情况，从而使我们得到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真实史料，特别是关于红袄军的史料。下边略而析之：第一，有关起义原因的记载。女真统治者“换易”夺田(47)，使“岁歉，流亡者多”(48)。在山东地区，女真族括田尤为严重，以致“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山东河朔上腴之国，民有耕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兵日益骄，民日益困”，以致“所在骚然”(49)。第二，起义情况。“一顾盼之顷，皆狼狈于锋镝下”(50)。反抗的大旗在山东举起后，“贞祐二年……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自居，雠拔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教民，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天变噍变。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有所悉然。”(51)这段记载不仅反映出汉族人民对女真族统治者的基础——猛安谋克制度痛恨至极，也反映了当时杨安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英勇战斗的情况。
此外，《文集》还记载有蒙古对中原地区管理的办法：第一，实行画境之制，对地方行政区进行管理。如从严实的统治区中分出大名、彰德二路，而以德、兖、济、单四州归东平路(52)。画境的结果，增设了许多路。1229年耶律楚材设立诸路课税时，仅置十路。至窝阔台末年，燕京行台（行尚书省）所统就有20余道（路）(53)。第二，以汉治汉。卷26《严实祠堂碑铭》和卷30《毕叔贤神道碑铭》都表明，蒙古在尚未完全统一时，将所征服的汉地多委于投降的汉族地主首领管理，然后向他们指派各种任务，其中主要是通过他们据户课税。
卷32的11篇“记”是研究金代地方教育沿革的珍贵资料。卷33的13篇“记”则对于研究金代的建筑艺术尤其是寺庙建筑艺术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卷36至卷37的29篇“序引”是元好问为当时学人之诗集、著作所作的序，是研究金代文化尤其是诗歌的珍贵史料。如《南冠录》已轶，但我们可以通过《南冠录引》而窥其全豹。这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是一篇代用品性质的好文献。《伤寒会要序》则论证了临床经验重于书本知识，说明辩证论治的实践意义，是中医治疗学中的范例。
可见，《文集》是金代历史的文献汇编，尤其是其中的碑、表、志、铭、记等是研究金史的珍贵史料。所以，可以说它是一部史源学著作。
综上所述，在元好问的著作中，我们接触到的虽是文学作品，而实际上收到的效果是史学方面的更多一些。透过表面现象了解本质问题，通过文学家的口吻来了解其史学思想。元好问的文学在这些著作中，不是一般的文学，而是历史文学，正如司马迁之《史记》是历史文学一样。我们应将元好问放在史学史上来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从文学角度来评价。
注释：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7，《金史》。
② 《金史》卷126《元好问传》。
③ 《金史》卷126《元德明传》。
④ 《金史》卷127《郝天挺传》。
⑤ 《元遗山先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32，《郝先生墓铭》。
⑥ 《文集》卷37，《送秦中诸人序》。
⑦ 《文集》卷37《太原昭禅师语录引》有“正大初，予在史馆”之载。
⑧ 《金文最》卷108《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苏天爵《元文类》中亦收有。
⑨⑩ 《文集》卷37《南冠录引》。
(11)(12) 《文集》卷2《学东坡移居》。
(13) 《中州鼓吹翰英华序》，见《翰苑英华中州集》。
(14) 《文集》卷2《学东坡移居》。
(15) 《金诗纪事》卷9《瓯北诗话》。
(16)(17) 《金史》卷126《元好问传》。
(18) 《金史》卷1《本纪一·世纪》。
(19) 《金史》卷115《完颜奴申传》。
(20) 《日知录》卷26《金史》。
(21) 王士祯：《归潜志序》。
(2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7《金史》。
(23)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7《金史》。
(24)(26) 《四库全书总目》卷188。
(25) 《中州鼓吹翰英华序》，见《翰苑英华中州集》。
(27) 《四库全书总目》卷118。
(28) 《文集》卷13《自题＜中州集＞后》。
(29) 《金史》卷115《完颜奴申传》。
(30)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
(31) 《文集》卷37《南冠录引》。
(32) 郝经：《陵川集》中《遗山先生墓铭》。
(33) 凌廷堪：《读元遗山诗》。
(34) 《续夷坚志》所附《续夷坚志序》、《续夷坚志原跋》。
(35) 《四库全书总目》卷144，子部，小说家，类目二《续夷坚志》。
(36) 《续夷坚志原跋》。
(37) 《金史》卷7《世宗纪》。
(38) 元好问：《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
(39) 魏学诚：《元遗山先生文集·序》。
(40) 穆德全：《廿四史讲座》之《跋＜金史·刘从益（祁）传＞》。
(41) 《文集》卷29《信武曹君阡表》。
(42) 《文集》卷28《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
(43) 《文集》卷30《创开滹水渠堰记》。
(44)(45) 《文集》卷35《紫微观记》。
(46) 《文集》卷34《威德院德记》。
(47) 《金史》卷88《纥百烈良弼传》。
(48) 《文集》卷37《沁州刺史李君（辑）神道碑》。
(49)(50) 《文集》卷16《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
(51) 《文集》卷28《临淄县令完颜会神道碑》。
(52) 《文集》卷26《严实神道碑》。
(53) 《文集》卷28，《刘德柔（敏）先茔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