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全程绿色发展
艾 斐
中央每年都要例行性地发布一号文件，而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在内容上又多总是关乎“三农”的，即以农业、农村、农民相关事项为主题而建政施策，旨在未雨绸缪，发挥“三农”的压舱石作用，为有效防范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切实将“民以食为天，事以农为本”这一传统政训落到实处、见诸实效、形成实绩、产生实利。
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使永久基本农田保持在15.46亿亩以上、在大力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的基础上，尤其要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必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面实现农村农业绿色发展，不断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大力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和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在落实河长制、湖长制与推进退耕还林还草的基础上更要全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创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并尽快使之实现高质量、大推广和全覆盖。
从高等教育领域来分析，大数据在提供教育决策支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以及深化教育管理变革等方面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目前各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由于重视程度、基础条件、研究能力以及资金投入不同，大数据的应用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如果要加强大数据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充分发挥教育领域中海量数据的真实价值，应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所有这一切传递出的一个强烈信息以及在这信息中所包容和凸显的时代内容与社会焦点，就是大力推动和全面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开新步伐，攀登新台阶，展现新风貌，创造新业绩，务求将“十三五”规划目标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落到实处、见诸实效、形成实绩。而此间，扭住“三农”、狠抓落实，便是关键的一招，因为“农”不仅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而且也必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对象与重点领域，正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三农”便是自然之本、自然之源，只有紧紧抓住这个本源加以防护、治理和建构，才能著奇功、见奇效，从根本上和源头上解决问题，直如《齐民要术》所指出的那样：“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根据2006～2016年的水质监测数据，通过计算所选评价因子的年均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并与相应的分级标准进行对比，对该水库的水质质量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见表3。
一
显然，恩格斯在举例中所揭示出来的事实，原本是一种极具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象，即人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掌握尺度、控制额度、做到适度，而决不能对大自然进行无度的垦殖和无尽的索取。否则，便必定要受到报复和惩罚。这种报复和惩罚常常会使我们陷于“吃祖宗饭，断子孙粮，遗千古恨”的窘迫境地，不仅会使我们受到惩罚，而且更难免要贻患后世，祸及未来，为子孙万代和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后患，埋下祸根。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现实的例子就在眼前。想想看，在人类历史上曾经的世界文明古国，到现在还有哪个仍在继续文明着？埃及文明哪去了？巴比伦文明哪去了？罗马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哪去了？一言以蔽之：这些曾经无比辉煌的古代文明于今都已统通不复存在了。尽管它们的衰亡之路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原因却是：孕育文明的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孕育和滋养文化与文明的自然环境不复存在了，那么，作为其果实的文化和文明也就自然和必然要随之走向泯灭与消亡。事实上，古代的几个文明生态生活圈和文化社会发展链的形成，就是分别依赖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濒临海洋、湖泊、草原、山林等自然生态环境形成的。而它们的次第走向消亡，也恰恰正是与这些河、湖、林、草的遭受污染和渐次消亡呈现出一种内在的无法违逆的因果辩证关系。对于此，只要看看如今仍处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国风沙弥漫、草木凋零的惨象，就自会明白巴比伦文明彻底消亡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反观同为古代文明之典范性代表之一的中华文明，却不仅能够延绵5000年之久，而且迄今仍旧蓊郁不减、葳蕤有加。何也？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的先贤圣祖们从一开始就秉持和坚守高度自觉而强烈的生态观念，他们不仅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保护和修复自然环境，改良和提升生态效益，而且更从中探索和掌握了一整套人与自然相益互惠、和谐共处的规律性认知理念与操作技能，并将之转化为政令和法纪而加以严格贯彻与实行。如《周礼》中就记载有“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周文王更是颁布《伐崇令》明文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到了秦汉时期，不仅将虞衡制度细化为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畴官等，而且历朝历代均予以沿袭，直至清朝晚期还在照例执行。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新设立的河长制、湖长制等，原来是不仅早有先例，而且尚已被历史证明它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其在对国家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实施严密保护和合理利用中，显然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也是对“人化自然”的科学认定与有效实践。其中所蕴涵的核心意蕴，就是充分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并遵照规律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加以科学化、法制化测评与管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纲领性典籍的《孟子》和《荀子》中才分别有了“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的记载，由此足见，在古老而丰赡的中华文化与文明中，自然理念和生态意识原本就是其题中之义与道中之理。我们今天强调保护自然资源和建设生态文明，质言之，除了对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强势进取施以宏大擘画和强大支撑之外，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应用与创造性发展。
显而易见，人化自然决不可与对自然的无序开发和无穷利用同日而语。相反，当这种对自然的“人化”一旦陷于无限度、无约束状态，特别是在无序化开发和掠夺性破坏中陷于失度和失量时，便会走向反面，失去“人化自然”的终极目的与本来意涵，不仅会与文化和文明失之交臂，而且更会使在这一过程中所凝聚和敛结出来的文化形态与文明成果消失殆尽，以至为自然造成难以修复的伤害与不可还原的破坏。这不仅违反了“人化自然”的初衷和人们对之的追求与期许，而且也会注定与文化无涉、与文明无缘，并构成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资源性破坏与环保性阻滞，从而不仅有违“人化自然”的初衷，而且更有悖“人化自然”的宏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首倡“人化自然”的同时，更提出了自然保护论和自然节制论，也就是人类既要遵循可然律和必然律而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并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自然以文化内涵，使原始自然获得文明的蕴藉与充盈，秉具实现提升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生动力，使其在被开发、被改造、被利用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自身的原有资源和本来品质不被稀释和侵渍，尤其不能受到颠覆性的腾挪和原创性的破坏。整个“人化自然”的过程，始终都必须在这个前提下并严格遵循这一恒定不贰的法则进行之和实现之。这，便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律同频与二律背反的典型化和本质化体现，我们在与大自然相处和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上必须以此为据和照此进行。否则，在“人化自然”和改造、利用自然之间的任何失衡与失度，就都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与惩罚。面对自然，不“人化”，就难以实现文明与进步，就形不成文化的燧石与文明的粹质，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就会随之而陷于黑暗与停滞。但如若对自然的“人化”陷于失衡和失度，则会造成更为不堪的严重后果，以至造成对人类生存空间和发展条件的严重破坏，这不仅会走向文化与文明的反面，而且更会造成万劫不复的严重后果，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写到的那样，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便无节制地砍伐森林和毁灭草地，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原本草丰林茂、花香鸟语、清水环流、五谷丰登之处，如今却成为一片不毛之地。引发这种巨大变化的唯一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大自然的过度垦殖和无尽索取，直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失去了水分的积聚和贮藏。特别是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把那些曾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本地区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对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灭顶之灾。
“人化的自然”是文明和进步的标识，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对文化与文明形成和构建过程中所升华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但在“人化”过程及其效能的实现中却不仅是有“规”的，而且是有“度”的。如果说“人化”是人对自然的有效开发和合理利用，那么，在这种开发和利用中一旦失去“规度”，便会走向反面，甚至会造成负效应，以至从开发、利用自然变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破坏，完全超越了“人化自然”的本来意义与科学内涵。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肯定和鼓励实现“人化自然”的同时，更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告诫人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到科学、合理、恰切、适度，并将“人化自然”的范围与程度用文化和文明加以约束与规范。这也就是说，对自然界进行合理、适度、科学、有序的“人化”，本质上就是对文明的营造和对文化的构建，其核心意蕴和终极目的则唯在于要赋予自然以美奂与灵智，使自然趋于和谐与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自然的科学改造与合理利用。
移栽时注意不要碰散土坨，以防根系受伤。在地膜中间单行栽植，株距70厘米，每亩1100株左右，移栽完后及时浇透水，然后覆盖小拱棚，保证幼苗不受冻害。
二
通过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全方位实现绿色发展，既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与实际需求，又是我们具体落实“十三五”规划所不可或缺的必然步骤与必要措施。因为环境与民生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环境污染，何谈建成小康社会？资源匮乏，何谈实现经济发展？而一旦奔向小康社会的步伐出现迟滞，实现经济发展的速度陷于停顿，则势必要影响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之社会主义强国宏伟目标的早日实现，由此足见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绿色发展的紧迫感与重要性。故此，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战斗号令：“不管有多么艰难，都不可犹豫、不能退缩，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他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坚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模式。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这是总书记吹响的进军号，这是党中央发出的动员令，这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新期待，这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小康之约与发展之需。面对战斗的鼓鼙和进军的号角，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铿锵前进，用铁一般的决心和意志完成铁一般的使命与任务，坚决咬紧牙关、攒足干劲，雄纠纠、气昂昂地爬过这个坡，迈过这个坎，挑起这副千钧重担，跨过这座万仞高山。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向前！面对环境欠账和生态挑战的突出矛盾与巨大压力，我们只有拿出啃硬骨头的勇气和治顽瘴痼疾的拼劲，才能适应形势要求和满足任务需要，也才能赢得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性突破与历史性胜利。这不仅是一场硬战、血战、恶战、鏖战，而且更是一场阵地战、围歼战、持久战、堡垒战。作为战斗的主体，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向前；我们没有余地，只能全胜！在人类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环境债务和生态欠账我们不仅要统统偿还，而且我们更要在此基础上缔造出一个新的绿色家园、营建起一道新的生态屏幛，以确保我们的人民和未来的世界得以在凤凰涅槃中获得新生，呈现新貌，展示新的景观，转换新的机制，创造新的奇迹。我们需要这样，我们能够这样，我们必须这样。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的开发度和承载量又是有边界和有限度的，虽然在自46亿年前地球形成至今，在自38亿年前（即寒武纪）最早的生命从地球上诞生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地球都是清洁的和安全的，但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由于对地球资源的攫取量日渐扩张，对地球环境的污染度急遽增长，特别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地球简直就是在被蹂躏中一路走来，浑身上下到处都是被宰割、被浸渍、被戕害的伤痕，于是它向人类发出了吁求与警告：时间仅仅过去半个多世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尽管只有不到30个、人口也还不足10亿，但对地球的消耗和污染却是以往许多世纪的多少倍。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不堪重负的地球必将会以它自己的方式报复人类，以致出现无可挽回的危局与灾难：大气、水、土壤、生物链、气候圈统统都会日复一日、日甚一日地走向极值，陷入绝境，出现崩溃。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地球别无出路，我们别无选择。客观世界留给人类的唯一选项，就只有严格限制环境污染，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程、全面、全方位实现绿色发展。正是于此情况下，我们中国作为首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大国，不仅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并即时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庄严承诺我国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量定当占取发展中国家总量的50%以上，并因此而成为对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且在此基础上更于2017年首倡和担纲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直使我国在形成全球最大污水处理能力的同时，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连环施策、戮力作战，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40多项相关政策，并为与此相配套、相衔接而建立了诸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禁止洋垃圾入境、绿色金融改革、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生态保护补偿、环境保护税开征、建立河（湖）长制以及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政策法案和配套方略措施，以确保将生态文明建设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务使实现绿色发展成为常态，坚决以得力措施和具体行动还地球以清洁，为子孙造福祉，用绿色促发展，让生态更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