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现代化的不平衡性与不平等发展
1.战后现代化运动的焦点与难点：后发展问题
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特点之一便是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发展存在客观的不平衡性，而这一特点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显得尤为突出。近几十年在先发展和后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似乎存在一种“马太效应”，发达和欠发达的差距呈现持续性扩大，除了许多客观原因之外，一个最重要的人为因素便是已被人们认识到的：不平等发展强化了不平衡性。这种不平等尤其表现在能源消耗方面和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中，发展中国家都处在极为不利的位置。
不平等的发展加剧了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艰巨性，不平衡发展的强化破坏着全球协调发展的努力，从而也阻碍了全球整体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正因为如此，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作为世界现代化实践的难点——后发展现象，已成为现代化理论和战略研究中最为关注的焦点。所以，狭义的发展理论，就是关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探讨。
2.“第三世界意识形态”的崛起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逐渐演化为三大利益集团，一是欧美等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二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三是战后十年中已取得政治独立或仍处在殖民地位的不发达国家。第三种类型的国家为数最多，地域分布最为广泛，发展中的问题也最为突出，国际社会对这类国家的称谓也是多种多样，1952年阿弗尔德·沙维声称，他给这类国家群体找到了一个形象而恰当的名字——“第三世界”。1956年一家以此名称命名的法国期刊《第三世界》创刊，不久后“第三世界”这个词得到了广泛引用，它不仅概括了战后一类新兴国家群体的形成，而且体现出在苏、美两大国际集团之外的第三种政治选择。
“第三世界意识形态”集中反映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和现存世界体系的态度，其主要内容包含了一系列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第三世界意识形态”对于世界现代化运动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它要求人们认真反思前些阶段中世界现代化的经验、快速发展的原因及附带而来的弊端；要求发展中国家探讨利用一系列在新时期具有实践意义的新发展策略；要求国际社会给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提供更有效的公平环境，不仅是发展条件的平等还要有发展机遇、发展目标上的平等，只有不断消除国际互动中的不平等现象，才能使世界各国的发展更加和谐、协调，更有利于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进步。
3.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结构
由于“第三世界”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以及发展理论的深入，人们在讨论现代化过程，描述与发达国家相对应的国家群体时，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到90年代初，世界上独立的国家共有170多个，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达到143个，占全部独立国家的83.1%。这些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南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其土地面积约占世界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总额的10.9%，粮食生产不到世界总量的半数，消费不到10%，由于人口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趋于扩大。
虽然我们通常把发展中国家视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一种整体，但实际上这类国家间的差异甚至不亚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这些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和趋势，从而强化着不同国别之间的发展差异。对于这些国家结构的多样化特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P.托达罗提出有7种主要的差异因素，即：（1）国家的规模和收入水平；（2）历史背景；（3）拥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4）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对重要性；（5）产业结构的性质；（6）对国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依赖程度；（7）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制度及政治结构。[①]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多样化的结构差异又同时具有若干共同的发展特征，并且面临着共同的发展困难和发展环境，所以我们在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战略时，必须高度重视它们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与个性，寻找出它们发展中的特殊性及其规律。
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
1.基本特征
揭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探索这类国家现代化发展独特道路的一个认识前提，近些年国内外学者纷纷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发展研究者还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多维比较研究总结了两者的各自特征，如发展经济学家雷诺兹的比较分析观点就曾得到较多的共识，具有较大影响。参见下表[②]：
比较因素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政治机构 多党制
一党制（或军管制）
行政管理 很发达不发达
市场机构广泛利用市场 市场很不完善
人口增长率 低高
资本积累率 高低
农业部门小大
公有部门 中等小
经济增长率 高低
资源利用
一般接近充分就业高度的就业不足
通货膨胀压力 中等缓和到强
每人平均收入高低
收入分配 相当不平均但正缩小差距显著的不平均
雷诺兹的分析有不少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但也有些观点不尽正确。如他归纳经济增长率特征时，认为发达国家高而发展中国家低，但事实上自80年代至今的十几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增幅都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以及中国的年均增长率都是现代化运动史上所罕见的。这里我们试从生产力水平、生活状况、国内社会结构和国际经济关系等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作一具体分析。
（1） 生产力水平低下
发展中国家几乎80%的人口扎根于农村，60%以上的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由于农业生产规模小，机械程度低，其生产率又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以致近些年出现这样的“怪事”：第三世界国家是农业国，可是它们越来越难于养活自己，为了养活城市人口而越来越多地进口粮食，减少了它们进口设备的能力。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工业化刚刚起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近2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幅十分可观，但基于这些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使得他们和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仍在扩大。1973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4.8∶1，1988年这二者之比已扩大为20.5∶1，[③]这种分化直到近两年也并未有多大改观。
（2） 生活相对贫困化
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呈放大趋势，除少数石油输出国外，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到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平均还不到富裕国家人均收入的二十分之一，而象瑞士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已超过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的100倍，超过印度60倍。还不仅是数量上的差距，在生活质量方面，发展中国家缺少住房、教育，健康水平差，婴儿死亡率高等等都是生活贫困化的显著标志。
（3） 国内社会结构失调
人民生活的贫困化既体现为国民收入平均水平的低下，还体现在社会分配结构的不平等上。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证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贫富不均、社会分配失调是整个第三世界的普遍现象。如在44个欠发达国家中，20%的最贫困人口平均只获得6%的国民收入；而30%～50%的国民收入却为5%～20%的富人获得。与此同时，大量的失业、就业不足和隐蔽失业也构成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中的共同特征。
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失调还突出表现在国内城乡二元结构的对峙以及由畸形城市化而带来的生态结构恶化方面。在本世纪现代化进程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城市畸形膨胀和过分城市化，城市寄生式的增长导致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成了对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的一种抗议和反应。城市的过快膨胀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城市问题，进而也加剧了各国城乡社会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4） 国际经济关系的依附性
先发展的工业化诸国，其现代化的顺利进展伴随着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地区的经济掠夺和剥削，这种情形一直融化在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外汇流动方面对富国中心经济的依赖的日益增强；因而在这些国家里（尤其是些中小国家），大量不为它们所控制的外部力量能向其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支配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由此出现了第三世界发展学者所大声疾呼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格局。
2.主要矛盾
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完全有别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难度和发展的特殊性。这些国家经济基础差，人口增长快，失去了先发展国家的良好机遇，在国际竞争中处在追随者、弱者的不利位置。又由于是外力推进的现代化，而在自身内部发展条件不成熟之际仓促上阵，导致了各种发展目标选择上的困惑。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和矛盾是亟待克服又很难顺利解决的，对这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的理性认识和寻求解答方案的有效程度将影响着它们实现现代化的时限长短和成功与否。
（1） 经济发展中的示范效应与超前效应
现代化理论中一个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假设就是，今天的先进国家的状态，就是落后国家明天的图景，后者要步其后尘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认识在50年代中即被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作出较符合事实的判断，即包含着一半真理和一半谬误，而后一半往往被前一半掩盖了。所以这位学者指出：正是由于落后国家的落后，他们发展过程的许多方面将会根本不同于先进国家。[④]然而在实践发展中，这一观点并未得到科学正确的把握，使得来自先进工业国的示范效应成为后进国家的重要制约因素。由于迟发展国家对发达国家所示范内容的盲目攀比和急于求成使这些后进国家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常出现以过高的预期值来代替切实可行值的趋向，结果产生了种种“洋冒进”式的超前效应，如舍弃农业的稳定发展而过度扩大工业，在工农业还没到适度发展时便片面加速第三产业仿效发达国家的高额消费模式，进而使得这类国家出现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间的严重失调。这也就是格申克龙曾表述过的落后国命题：“一个国家越是落后，人民消费压力就越是沉重。……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其农业在为工业发展拓展市场方面就越是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⑤]
（2） 政治发展中社会参与和社会稳定的两难选择
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无疑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性目标。其中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民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首要标志，而社会稳定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然而在追求实现这两个政治发展目标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了一种两难的窘境。例如，虽然民主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要求，但我们在一些后发展国家中却常看到由民主运动带来的社会动乱，由民主而带来的政府工作的低效率，甚至在一些实行了民主政体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倒远远赶不上非民主的或混合型政体的国家，据统计在本世纪50年代～70年代，民主政体国家的人均GNP年均增幅为0.9%～1.4%，而非民主政体国家的年均增幅却在2.3%～2.5%以上。[⑥]如何扩大社会参与发扬民主，同时又要不断强化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作用，的确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的一道难题。
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还有一道难题就是现代化既需要高速的经济发展作支撑，又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保证，然而经验研究发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很低，甚至呈负性。”[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成亚非拉国家基本特征的政治不安定和动乱，是与这些国家努力追求社会、经济变革和发展直接相关的，所以，发展政治学家S.亨廷顿得出了一个类似悖论式的论点：“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⑧]正因为如此，如何处理好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构成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首要议题。
（3） 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冲突与断裂
随着现代化运动的逐层深入，发展中国家正越来越沉重地体验到由文化冲突而导致的价值困惑，以及由文化发展滞后而导致的社会前景的迷失。可以说，几乎所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都处在传统文化衰退、外来文化拥入、新旧文化交替的大过渡时代，它们的国民在心理发展历程中倍感双重价值冲突的剧烈，格外茫然。他们在对新价值体系的向往中常常感到超越时代的激动和痛苦，对旧的价值体系的留恋却又是对消除二元结构产生抵抗的精神泉源。当新旧价值的力量对峙之时，过渡时期的人或者会感到无所适从，或者可能对二元价值同时失去信仰，造成个人和社会规范的断裂，这时人的社会心理便会因无所遵循而失衡、失控。对此，美国著名学者彼得·伯格曾形象地喻为“漂泊的心灵”，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漂泊不利于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价值体系的断裂空缺常导致落后地区精神文明的更加落后，所以有许多发展学者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的是现代价值取向的引导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
（4） 发展目标顺序选择的复杂性
一个曾为人们忽略而现今日益突出的矛盾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面前。很多企图步西欧现代化后尘的人都已感到此路行不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各自不同的时代进程和文化经济背景，抉择其发展目标顺序是大相径庭的。在现代化的“先来者”中是以文化发展为先导，带动经济的繁荣，导致社会政治制度的确定的发展顺序，尽管是在不同国度，“三元革命”却较为协调地推进了现代化，形成了“帕累托改进式”的发展。而在现代化第三次大潮中，发展中国家民族独立后首先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其次是保持国内的社会稳定，文化价值的重塑相对没有那么紧迫。正是由于这一战略性忽略，现代化中的“文化滞后”效应已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察觉，经济的增长不一定事实上有助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相反经济超前而其它领域滞后，这种倾斜式发展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全，发展不可能持久。在当代各国改革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式”特征时，现代人应关注解决现代化诸目标间的要素冲突和发展顺序的协调问题。
（5） 发展模式的“趋同”与不可重复性
还不仅是目标抉择中的艰难，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时经历了更大的困惑甚至走过了更多的弯路。时至今日，众多发展中国家才体会到与其说是选择发展模式毋宁说是创造发展模式，因为它们发展中唯一可供模仿的西欧参照系在实践中寸步难行，全盘西化和失败几乎成了同义词。发展中国家只有有选择地借鉴它国经验并创造性地进行本国现代化建设才可能具有光明的前景。所谓发展模式包括了各国现代化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用的手段、方式、步骤和总体战略。早期的现代化学者对各国的现代化模式大多持有“社会趋同”的观点和倾向，但事实上从后发展国家和先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差异上看便是完全有别的。后发展国家在开始现代化时，绝不可能象先发展国家现代化之初那样随心所欲地侵占别国市场，掠夺别国资源。西方发达国家从没遭受过殖民主义的侵略反而是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作为殖民地和资本积累的源泉，而当代发展中国家还时时处在依附地位受别国的剥削。国情、时代的不一样，特别是发展上的不平等，使现代人日益清晰地看到西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历程道路的不可重复性，模仿便意味着碰壁，只有立足本国进行创新。然而对于处在内挤外困、多元冲突下的发展中国家，创造性的发展显得尤为艰难和任重道远。
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1.发展背景：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形成
20世纪是一个发展高于一切的时代，特别是在二战之后，从英国工业革命到本世纪初形成的以发达工业国为轴心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一个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形成，发展中国家既是在这崭新格局下开始了各自独立和现代化历程，它们本身又是这一新世界体系的编造者和发展主体，正因如此，我们今天的世界可以说就是一个发展中的世界。
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国际政治体系发挥了根本性重组。几十年来20多亿人挣脱了殖民主义的羁绊，在殖民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100多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开拓了世界政治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新格局。这些占联合国会员数80%的新兴国家已形成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从国际经济利益格局来看，殖民主义的“中心—边缘”单向联系的政治控制虽已解体，但历史形成的国际劳力、贸易分工与经济联系仍未能同步改变，原来的中心国家在新的国际整合中形成为“北方”（发达工业国群体），原来的边缘国家则组合为“南方”（欠发达国家群体），同时在南北关系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因素还在增长。由于战后出现的新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又加速了世界范围资本、技术、产业、产品的流动扩散，发达国家产业不断升级，其经济组织结构也得以改变，出现超国家的经济结构如跨国公司等，促进了国际专业化和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在上述新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中以及近20年来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的“迟发展效应”日渐突出，其中既有一系列的后发性优势也有不少后发展的难题，从正负两方面共同组成了它们现代化发展的制约背景。例如美国著名学者卡恩在《今后二百年》一书中便揭示：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加速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恰恰是由于后发性的差距，产生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十种力量，即：（1）资本、市场和技术的可得性；（2）劳动力的输出；（3）引进出口的工业；（4）旅游业的更大发展；（5）新技术的转移和推广使用；（6）具备有用的范例、体制和个人；（7）低等工作活动的梯度转移；（8）进口替代以缩短工业化时间；（9）高度的外部稳定秩序的存在；（10）外援。同时，发展社会学者也指出在后发展国家还存在的相当多的落后所特有的难题构成了发展的消极背景。例如：日益严重的“急性病”难以克服；传统重负难以摆脱；落后心理难以清除；先进文化输入引起的社会机体的功能紊乱难以调理；经济发展不平衡难以改变；消费膨胀难以抑制；人才外流难以控制；政治上难以安定；旧世界经济秩序的“马太效应”难以克服；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难以选择，等等。
上述双重背景，构成了我们探索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战略时必须充分关注的前提和基础。
2.发展经验：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启迪
在现代化建设中，每个国家都是试验者，有的国家试验成功了，有的国家进展则不太顺利。虽然欧美的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但作为现代化先来者时过境迁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可能再适用于今天的后发展国家了；值得肯定的倒是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CS）异军突起，仅用25年～30年的时间走完了原来资本主义国家用100年～150年时间走过的路程；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但所处区域不同，采用的发展模式不同，为后发展国家的加速进步开拓了有益的道路，它们的发展经验更切近第三世界的现实，也更耐人寻思。
这里所说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地；这两大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发展方式有别，但共同特征都是在50年代～70年代间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奇迹般的快速增长而完成了向工业化经济体系的过渡。
这两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突出的成绩在于他们分别抓住机遇采用了适合国情、区情的发展战略。1976年阿根廷的巴里洛克基金会提出了题为《是灾难还是一个新社会》的研究报告，后便被人称为巴里洛克模式或拉美模式。这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制定的第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模式，它强调后发展国家不能重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重复即意味着要重犯那些导致今天不合理的和浪费性消费状况的错误，加剧环境的社会性退化。该报告提出了把满足人类的合理的基本需要作为出发点，公开表示赞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该报告和流行于拉美的发展主义、依附理论影响下，拉美国家特别是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在经济发展中主要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了现代化的起飞。
与拉美起飞同时，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却采取了另一条道路。在60年代中期，东亚诸国充分利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和国际贸易再分工的良好机遇，通过国家的有效干预，顺利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转移，进而自然形成了为人所瞩目的“东亚模式”，其中已成为人们共识的最主要的成功经验在于：“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潜力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尤其是制造品出口的迅速繁荣的结果。它们靠制订了最可行的发展战略，包括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增殖产品更好出路的政策，从而克服了有限自然资源的约束。”（肖新煌语）
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虽然内涵有别、采用的时间地域不同，但它们都卓有成效地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起飞，它不仅为当代所有发展中国家显示了落后国家可以快速进入现代化的希望，也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决策者和研究者留下很多值得思考的经验，限于篇幅这里试略举三点启迪：首先，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具有高度灵活性与选择性。外向型战略与内向型战略不是绝对相互排斥的发展选择，而是可以相互结合使用的发展战略，所以要学会辩证地动态地看问题。其次，在后发展的国家中，政府干预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日益突出，政府作用不仅是对国民经济计划和金融机构的控制，还表现为对社会文化教育有效投资，对劳工的控制和训导。第三，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又一成功之举是它们普遍重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注意把现代文明和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
3.发展战略：走出低谷、走出依附、走向现代化
发展背景是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思考的前提，发展经验是选择恰当发展战略时的重要参照系，发展战略的确立与能否正确贯彻则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色和成败与否。纵观本世纪以来各发展中国家所曾采用的发展战略林林总总不下数十个，大致可划分为传统发展战略和新型发展战略两大类。传统发展战略又有多种战略模式，如按部就班战略、赶超发展战略、起飞战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等等。这些战略的共同点在于强调工业化，把人均GNP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而忽视了农业，忽视了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所以又被称之为“增长第一战略”。这种战略是曾促进过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触动了现代化进程的按钮，但没有严格区分“增长”与“发展”的差异，忽视了社会的全面协调性发展，偏离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因而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局限性。
70年代后出现了一大批新型发展战略，如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内源发展战略，还有东亚新兴工业国倡行的出口导向战略，有些国家或地区正在试行的协调发展和均衡发展战略，80年代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世界银行组织实施减贫援助战略等等。这些战略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具有广泛的影响，有的尚处于试行或者编制之中，但概括而言每一种都有它的可取之处，可又从未有任何一种战略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关键还是在于要立足本国实际，借鉴成功者经验，创造性地制定本国发展战略，走出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结合上述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背景、经验以及所曾采取过的战略的分析，我们认为在人类走向21世纪的新历史阶段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各具特色，采取不同的战略方案，但其基本战略目标仍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即走出低谷，走出依附，走向现代化。
走出低谷，是就当前发展中国家自身主要发展任务而言，即加快经济建设，加强国力，提高人民富裕程度，消除生产力低下的基本状况。当前除东亚部分地区保持继续较高增长以外，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处于发展的低谷，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72年至1981年递增5.0%下降至90年代初的2%～3%左右，人均GDP亦从70年代年均2.3%下降到90年代初的年增长仅0.4%的水平，从拉美到西亚都被通货膨胀、债务和出口受阻等问题困扰，非洲几乎无“复兴”的迹象，由于天灾人祸不断，该地区在90年代初的GDP年增长仅达1.4%，是世界上最落后也是发展最慢的地区。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战略的主攻目标只能是首先走出经济低谷，在提高自身生存力的基础上，提高其国际竞争实力，从而带动国内社会的全面发展，正如研究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的学者所阐释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的生存 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它在世界市场上的新的适应性和竞争力。这些新趋势是过去历史时代中没有过的新现象。现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只有不断发展并不断调整与改革才能生存”。这一目标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更为重要和迫切。
走向依附，就是要通过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共同努力，打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支配局面，促进国际关系更加融洽、平等和相互真诚支援。正如激进的发展理论家S·阿明所分析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依附性发展“使外围国家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任何主动性，从而不仅使消费方面的“赶上”的机会，而且使获得某种独立性的机会都化为乌有”。因此，新国际秩序的遵守与平等发展的“过渡”必须大大修改资源分配的资本主义模式。
走出现代化，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不发达国家的共同发展目标。现代化的目标绝非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孤立发展的结果，它的提出是国际社会近百年来共同发展的产物，对现代化的衡量与评估也必须放在国际社会的整体进程中才能作出。现代化是指社会整体的全面发展，但起关键作用的是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只有在科学和经济上达到当代的世界先进水平，才可被公认为实现了现代化。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化是当代人类超越社会制度的最高命题。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家走向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目标便可归纳为：以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为动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以组织管理科学分层、制度创新为基点，以追求效率、秩序、民主为目标的政治现代化；以社会流动加速和普遍性社会关系建立为内涵、以城市化为社会景观特质的社会结构现代化；以人的素质提高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变革为主体，以现代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为载体的文化和人的现代化。
注释：
[①] （美）P·托达罗：《经济发展和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9页。
[②] 根据雷诺兹《经济学上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0页改制表。
[③] 《世界经济年鉴199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④] [⑤] （美）格申克龙：《从历史观点看经济落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5、353—354页。
[⑥] 转引自宋书伟等《走向现代之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
[⑦] [⑧] 见S·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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