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义相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探讨汉语早期的语词滋生扩展的主要规律——音义相生律，即因音生义和因义生音。
因音生义包括近音通转滋生同义词（近义词）和同音假借滋生虚义词。因义生音包括辨义异读和声调别义。这些现象前人都曾研究过，但并未提到语言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文中对于这些现象作了理论上的分析，指出这是解决语音结构的有限单位和语义滋生的无限需求的矛盾的有效办法，也是先秦两汉汉语发展的主要事实。文中还以闽方言为例说明音义相生是造成现代方音差异的重要原因。最后，文章还指出，从音义偶然约定到音义相生到语素合成及虚化语法，可以视为人类语言发展的三个阶段。
关键词 语音 语义 衍生 通转 假借 异读 破音字
一、引言
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物。语音是人类发音器官发出的音，语义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成果，语言是人类的伟大创造。
用哪些音来表达语义，怎样为语义分类，用什么样的语音表现什么样的意义，可能最先有某个发明者，但必须被共同生活的社会群体认可才能通行，这便是约定俗成。语言是集体的创造。
最早出现的那一批语词可能都有首创者。也许生长在黄河之滨的人总听到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于是[ha]来称说它，这个音后来就写成了“河”；长江两岸的人可能听到江水撞击石头的铿锵之音，于是用
来称说它，这便是后来的“江”。从绝对意义上说，这种发明应该都有很偶然、很具体的原因，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沧桑之后，大多已经难于辨识，无法论证了。从相对意义上说（和后来创造出来的语词相比较），这些语词的出现是不可论证的。
语言是一种结构系统，而不是一个个音义结合物的堆砌，音素及其结合有一定系统，语词的滋生和扩展也有一定的系统。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方式在社会生活的约定俗成之中不断生成着新的成分；在继续扩展、精密化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变化着、修改着、完善着。从很早的时候开始，语言的语词的生成和发展便蕴含着可以认识、可以认证的规律。正是这种生成的规律，把它同人的其他生理反映——没有固定含义的种种呼喊、叹息等等区别开来。诚然，在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中形成的语词滋生扩展的规律和音义结合的规律是各不相同的，这些规律中有的比较容易认识，有的则不容易被发现。本文讨论汉语早期的语词滋生扩展的规律——音义相生律。
二、因音生义
中国的学者很早就知道语音和语义相互依存的原理。为了解读先秦典籍而兴起的汉代语文学一开始就是走“因声求义”的路，从《说文解字》到《尔雅》、《释名》，莫不如此。“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对他们来说是无需论证的事实，势所必然的方法，因为当时的语言就每天都在“因音生义”。
根据音义联系的不同情况，因音生义滋生语词可分为两种方式。
（一）近音通转滋生同义词
最常见的“因音生义”就是在已有语词的基础上用相同或相近的声音来表示意义相近或相关的新词，简单地说，可以称为“近音滋生同义词。”
以《说文》所收的一组语词为例：
以上共27个字，意义都和“分”有关：分开、分离、分散、分别、分裂、分布、分辨。其声母都是上古音帮组，包括帮母12字，滂母9字，并母6字。
在《广韵》所收的字中，也不乏帮组字有“分、别”一类意义的：（下列中加括号的注文为引者所加）
这些材料说明了早在《说文》的年代，p、p′、b的音就和分离、分别、分散、分裂等意义相关联，这种近音派生的趋势到汉代之后并没有终止，而是继续在发展，因而在《广韵》又有了另一批新的成员。
声母相同或相近可滋生近义新词，韵母也一样可行，例如：
以上各字均有少小、细小之义。
近音滋生同义词的现象在合成词大量衍生之后逐渐衰歇了，于是，人们对于因音生义的原理反倒陌生了。后来，宋代的王圣美倡“右文说”，竟成了新鲜理论。清代段玉裁注《说文》，重倡“以声为义”说，经过朱骏声、戴震、孔广森、王念孙、刘师培以及章黄学派等的充实，进一步发现了用语音通转，对转来派生新词新义的规律。王力的《同源字典》可谓研究近音滋生同义词的集大成之作。他所界定的同源字便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①]。他进一步从语音方面为这些“同源字”归类：有的完全同音（鱼—渔），合—盒，受—授，牙—芽，取—娶），有的同声、同韵、异调（家—嫁、坐—座、陈—阵、第—悌），有的双声（内—入、辩—别、更—革、迎—逆），有的叠韵（照—耀、乔—骄、茶—荼、见—现）；又从词义方面分析了其中所含的同义词等等。
（二）同音假借滋生虚义词
近音滋生同义词是因音生义，所生的义和原音的本义是相同、相近或相关的；另一种因音生义则是滋生了意义不相关的新词，这便是同音假借的滋生词。
古代的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种“造字的假借”和后来的“同字的假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现象。前者是一种新词的滋生——借用已有的音来表示另一个与本义不相干的意义，制造同音异义词，这是语词衍生的客观事实；后者是写别字——两个同音词早已并存，其中一个借用了另一个的字形，这是文字书写中的人为现象。有人因为“本无其字”或“本有其字”不易区别便主张把这类不同性质的现象合称为“通假”，应该说，这是不合适的。
造字的假借通常是借用已有的某种表示具体事物的音来表示另一个与之无关的抽象的意义。这些表示难以描绘的抽象语词，大体上都是生活中的常用的概念，因此假借之后往往因使用频繁而喧宾夺主，就“借荆州而占荆州”，本来所表示的本义后来又另造新字来表示，这便是前人所说的“古今字”、“后起字”。例如：
来原指麦，假借为动词之后，另造了麦；
求原指棉袄，假借为动词之后另造了裘；
莫本就是日晚，假借为否定词后，本义另写为暮；
易原指蜥蜴，假借为形容词之后，原义改写为蜴；
西的本义就是动词栖，假借反映方位词后，本义改写为栖；
县的本义为动词（悬挂），假借为行政建制后，本义改写为悬；
孰的本义为熟，假借为“谁”之后，本义写为熟；
州的本义为水中地，假借为行政区划名后，原义改写为洲；
益的本义即“器满”，假借表“丰饶”之义后，原义改写为溢。
也有假借字后来再另加形旁的，例如：
责→债者→诸或→惑止→趾反→返
要→腰禽→擒采→采其→箕共→供
还有些假借字和原字一直没加区别，成为多义字的，例如：
所，“伐木声也”，假借为助词、代词；
余，“语之舒也”，假借为人称代词我；
楚，“丛木”，假借为苦楚、痛楚；
权，“黄华木也”，假借为名词：秤砣；
八，“别也”，假借为数词之八。
三、因义生音
因义生音是词汇滋生的另一种途径，正好与因音生义相补充。这就是常用词的词义分化，引申、转移之后引起语音的变异，也就是历来所谓的音随意转。这样滋生的意义往往和原义还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因此字形大都还没有改写，成为多音多义字。
“因义生音”包含着两小类的现象。
（一）辨义异读
从现存的最早编录当时字音的韵书—《切韵》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义注不同的异读字。这种辨义异读应该理解为辨义是因，异读是果，因为时过1500年，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多数方言）里还保存着当年的音义之别。例如：（举例时先列《切韵》切语及义注，后在括号中注出普通话说法，不标音）
屏 必郢，蔽（～住气） 薄经（～风）
差 楚皆，简（出～） 楚宜，不齐（参～）
乐 卢各，大喜（～了） 五角 （音～）
蛇 弋支，委～（逶移） 乘遮 （龙～）
属 之欲，付～（～咐） 市玉，著（～于）
曾 作滕，人姓（姓～）昨棱，尝（～经）
朝 知遥，旦～（～夕）直遥，参观（～见）
塞 先代，边障（边～） 苏则，闭（闭～）
亲 七邻，近属（～人） 七刃，二氏为婚（～家）
观 古丸，视（～看） 古玩，楼～（寺～）
散 苏旱，冗众（零～） 桑旦，分（分～）
难 奴丹，叵解（～易） 奴旦，患（患～）
也有一些当年的辨义异读只保存在现代的某些方言里。
以下各例见于现代闽南话（以泉州为例），在其他方言则少见：
（二）声调别义
上文所举辨义异读也有包含着声调的异读，但主要是声韵的异读。另有一类只有声调的异读，是用来区别不同的词性的，这就是古来称为“四声别义”、“破音字”、“圈破”的。
以四声区分字义，至元朝贾昌朝作《群经音辨》，刘鉴作《经史动静字音》可谓集其大成，共收声调异读字200多字。这些字大体包含两类，一是用声调变读来区分词性（所谓“动静字音”），一类是用声调变读来细别词义。历来所标注的这些异调字多数在现代方言中多还可以找到印证，可见先代学者的说法是有语言事实的根据的。据《汉语方音字汇》，下列这些字在《广韵》中有不同反切，在现代诸方言中也普遍读为不同声调并表示不同意义：
量吕张切，量度。今亦用作动词；～长短；
力让切，合斗斛。今亦用作名词：数～，大～。
难， 那干切，艰也，不易称也。今亦用作形容词：艰～，困～；
奴案切，患也。今用作名词：患～、大～。
要於霄切，俗言要勒。今“要求”的要仍说阴平声；
于笑切，约要。今重～，～领亦仍读去声。
调徒聊切，和也。今“～和、～味”仍说平声；
徒料切，选也，韵调也。今“～查，声～”仍读去声。
中陟弓切，平也，成也，宜也，堪也，任也，和也，半也。今“～和、～间、适～”都仍读平声；
陟仲切，当也。今“打～、～肯”亦普遍读去声。
倒都皓切，仆也。今“躺～、仆～”普遍仍读上声；
都导切，倒悬。今亦仍读去声。
有些古时候用声调别义的字，在现代汉语也只保留在部分方言里。例如：
被皮彼切，寝衣也，又平义切，覆也，今闽、粤方言及部分吴方言（如苏州）有别；其余方言多混读。
数所矩切：《说文》计也；色句切；算数。今闽方言和客方言大多没有动词“数”读上声、名词“数”读去声之别；其余方言则多有别。（闽南话“十多个”说“十数个”，数也读上声）。
教古肴切：效也；古孝切：教训也。今官话、湘语大多仍有把动词、名词分别读为平声与去声之别，吴、粤语则不分，闽语中福州、厦门不分，建瓯有别。
少书沼切，不多也；失照切，幼少。今读多数方言仍有上、去声之别，但苏州话、建瓯话不分。
过古和切：经也，又过所也；古卧切：误也，越也，责也，今多数方言无平声的读法，唯闽方言“顺道停留”和“瓜菜过时不嫩”仍说“过”，读为平声，泉州音kua[33]，福州音（只有后者一义）kuai[44]。
四、音义相生的性质及其发生的年代
对于音义相生的现象，有清一代音韵学者甚不理解，尤其是四声别义，从顾炎武，钱大昕到段玉裁都曾斥之为“六朝法师，强生分别”后人“因循不悟”、“拘牵琐碎”。直至章太炎，对于音近义通的孳乳才引起充分注意，进行全面探讨。高本汉研究中国音韵学之后，注意到音义相生的现象，研究过音义相近的“词族”，但由于他对古代汉语不够熟悉，具体的处理难免有不当之处，因而引起人们的批评。
关于音义相生的性质，周祖谟1946年所作的《四声别义释例》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以声别义之事，乃汉语之特色，与文法训诂音韵皆息息相关”，“汉语古代书音以四声区分词性及词义，颇似印欧语言中构词上之形态变化。”[③]
因音生义、因义生音都是语词滋生的方式。为什么会以此方式来滋生语词呢？任何语言的音素和音节都是有限的，而人类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词汇量不大，这种矛盾还不可能尖锐化。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增长，已有的语词和概念不够用了，为了扩展语词，近音滋生同义词和声调别义的方式便应运而生。
音义相生扩展语词在汉语历史上产生于什么时代呢？如上文所述，汉代经师普遍采取“音训”去理解先秦典籍，从这一史实出发，如果说先秦两汉时期就盛行着近音滋生同义词，应该是符合实际的。至于声调别义，清人多认为始于六朝经师，周祖谟经过考证则认为：“以四声区分字义，远自汉始，至晋宋以后，经师为书作音，推波逐澜，分辨更严，至陆德明经典释义，乃集其大成”。[④]
音义相生滋生词汇的现象到唐以后就逐渐萎缩、衰歇了。唐代之后，联合、偏正、动宾、动补、主谓等双音合成词的大量产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构成新词来说，双语素的合成较之音义相生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词与词之间的区别标志也更加鲜明。蒋绍愚在谈到古今汉语词汇演变时说：“由词的引申、转化、音变而产生新词，在上古是一种非常能产的构词方式，但到中古以后，就逐渐让位给合成这种方式了。这也是汉语词汇系统在历史发展中的一大变化”。[⑤]
正由于音义相生的构词方式在中古之后衰歇了，人们对词汇滋生的这一规律的理解也变得淡漠，无怪乎乾嘉诸子对元朝人所整理的“破音字”产生了理论上的怀疑。
五、音义相生与现代汉语方言差异
如果说，音义相生滋生词汇发生于先秦，延续到汉唐的话，现代汉语诸方言大体上也正是在这些历史时代形成的。在现代方言的词汇差异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大量用音义相生滋生法派生的方言词，换言之，现代方言的词汇差异有不少是可以用音义相生滋生法来解释的。试以闽方言为例罗列一些材料加以说明。
有些方言词本字未明，按照方音与古音的对应关系在相应的语音地位去考本字，找不到字义贴切的“本字”，但是该反切的同音字中却有不少意义相近、相类、相关的字。在这种情况下，硬是认定某个字为其“本字”，似亦不妥，然而说该方言词和这些音同义近的字无关，也显然不妥。其实，它们之间也就是音义相近的“同源词”的关系，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近音滋生的同义词。例如：
闽方言普遍有“墘”的俗字，意为边沿，福州音kiey[52]厦门音
，可说“桌～，床～。厝～、溪～”。考其音韵地位都合于山摄开口四等先韵平声，群母或匣母，群母无字，匣母则有“舷：船边”。建瓯话“边缘”说piy[54]haiy[33]，亦合此音。船的边沿称为舷。闽语的墘可以视为“舷”的近音滋生同义词。
闽东的福州话和闽北的建瓯话都有一个常用单音词，福州音piu[44]，建瓯音piau[53]，意思是液状物从小孔中喷溅而出。按其音韵地位——帮母效摄开口三等宵韵平声（卑摇切），去查考本字，并未发现字义相同的本字，但是卑遥切有如下各字：
嘌：疾也，声也，镖：刀锋曰～ 灬：烈火。
可见此音多有飞奔、飞扬、锋利、快烈的含义。福州、建瓯的液体飞溅可视为这组同音近义词的一员。
闽南话有常用单音动词phuā[24]，水溢出河岸说“～岸”，超过说“～头”，翻越（山岭或墙头）也说～。按山摄合口一等平声并母的音韵地位查《集韵》，蒲官切，有瀊，水洄也，义并未切合，但这个小韵又有许多意义与此相关的字：
胖：大也。媻～～往来也，一曰奢也。
幋：覆衣大巾。鞶：大带也。磐：大石。
膰：大腹。蟠：大也，曲也。
可见蒲官切的音有巨大、回环、覆盖、往来之意，闽南话表示满溢，翻超的phuā[24]也和这些音义相关。
泉州话“想”说阳上调
合于以两切；而且兼有写两切的“想”。这也可以认为是近音滋生同义词的现象。但其意义不限于“心所欲也”。又如下列一组闽语词：
福州话 kaη[31]（上声），盖（被子）
khaiη[213]（阴去，盖（盖子）
khai？（阴入）闭目
ka？（阳入）和合，合作，黏合。
厦门话 kam[51]（上声） 埋藏，埋葬
kham[21]（阴去） 覆盖
khap（阴入） 倒扣着盖
khue？（阴入），闭目
kap（阴入） 合作，黏合，和合。
和这些语音相对应的，在《集韵》也有许多意义相合相关的字：
洽韵 辖夹切：洽，和也。
闽方言的这些音义和《集韵》的这些音义都是相近相关的，说哪个字是哪个音义的本字，有时会有些免强，但作为一组近音近义的同源词则是古今一脉相承的。
关于辨义异读，相信不久之前仍是某些方言派生方言词的常用方式。闽北方言建瓯话就有不少近义引申的词，读音也随着发生变化。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鼻 phi[33]指鼻子、鼻涕，phi[44] 嗅，闻。
日 ni[42]～子、～时（白天）～暝（日夜），mi[42]～头（太阳）～头阳（葵花）。
可见，认识音义相生的语词滋生对于理解方言事实、考察方言差异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六、余论
语音与语义的相互衍生，不仅是汉语词汇滋生的途径，在印欧语也莫不如此。这种现象也早已引起西方语言学家的注意。从洪堡特到叶斯柏森，都指出过印欧语里的“产生相似印象的客体用基本相同的声音指示”的事实。石安石在分析叶斯柏逊的语音的“象征作用”（symbolism）理论时，指出了他所说的一组相近声音表示一组相近的意义的现象实际上包括着三种不同情况：（1）“摸拟外界的声音而且主要起描绘声音形象的作用”；（2）“源于拟声但其作用并非描绘声音而是指称什么”；（3）“因声音而引起某种心理联想的”[⑥]。这种区分是很有道理的。第一种拟声造词显然是人类童年时代所使用的原始语言的特点，事实上可供模仿的声音并不多，当时的语词也一定是十分贫乏的；第二种源于拟声的指称大体上也就是本文所说的音义偶然约定的最早的一批语词，其数量也并不多。看来，这两种情况确实就是原始语言的特征。到了语音造成联想而派生新词——也即音义相生的阶段，语言才完全脱离了模拟，实现了抽象化的质变，从而开始了符号系统的建构。这时的语音“映象”和一定的思维的“意念”相结合，这就是符号化的标志。这是人类语言发展的第二阶段，音义相生便是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当音义相生衰歇之后，代之而起是语法合成以及表示语法意义的标记的出现及其系统化，它反映了人类思维发展的新成果——推理，从而开辟了语言发展的广阔天地，这是人类语言发展的第三阶段——成熟阶段。
这样的分析如果是合理的，人类语言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便可以作如下的表述：
思维特征 造词方式 语言特点
第一阶段
模拟 拟声、偶然约定 拟声词多，语词贫乏
第二阶段
联想 音义相生
单音词多，具体概念多
第三阶段
推理合成词、虚词和语法标记 复音词多，抽象概念多、词缀多
关于印欧语的“音义相生”，洪堡特、叶斯柏逊等人都已作过论证。现实生活中，初学印欧语的人总是运用词根类推法和合成词分析法去记忆单词，就是运用了这些语言早期构词的规律。关于这一点，本文不再论证了。
这里只想补充一点，汉语词汇的发展是从单音词占多数向复音词占多数演变的。这种情况也同样见于印欧语。在英语里，最早产生的用来表达最重要的基本概念的语词大多也是单音的。例如M·Swadsh所设计的用来推定语言形成年代的英语基本词汇表中，200条词表只有24条是双音节词；100条词表则只有8条是双音节词，其余都是只有一个元音的单音节词。
由此可见，音义相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语词大量滋生时最早起作用的规律。
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最重要事实之一。人类创造语言的过程也就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理解、适应和改造的过程，也是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和语言器官的发达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地域存在着共同的规律。探讨这种规律是人类语言学的任务。
注释：
①王力：《同源字典·同源字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页。
②关于《切韵》异读材料，采自黄典诚：《切韵综合研究·切韵异文类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④周祖谟：《问学集·四声别义释例》，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13、91页。
⑤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⑥石安石：《语义研究》，语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⑦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9～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