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湛纳希哲学思想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尹湛纳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尹湛纳希是19世纪我国蒙古族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关于他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正向纵深发展。在研究过程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很自然的。本文认为，尹湛纳希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占据其主导的方面，并且和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相结合；他的无神论思想鲜明，富有战斗性；他的以“智”为轴心的思想，对于提高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很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尹湛纳希 朴素唯物论 无神论 朴素辩证法 智是轴心
尹湛纳希是19世纪我国蒙古族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关于他的著作的文学方面研究，起步早，研究全面而深入，至于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只是近十年的事情，因而，方兴未艾，正向纵深发展。在研究过程中，有的说他是唯物论者的，也有的说他是唯心论者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认为，尹湛纳希的哲学思想是复杂而矛盾的，但是，从总体上看，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占据其主导的方面，并且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相结合。他的无神论思想是在批判当时危及蒙古社会的喇嘛教（佛教的一支）的过程中产生的，鲜明而富有战斗性。他的以智为轴心的思想，对于人们掌握知识，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很有启发意义。
一、以气为本的唯物论思想
关于世界的本原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没有固定形体的物质，如“气”；二是抽象的原则或概念，如“理”；三是主观精神，如“心”。这三种观点分别归属于朴素唯物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从本体论上看，尹湛纳希是坚持哪种观点的呢？他在《大元盛世青史演义》（以下简称《青史》）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从天地日月到万物都是起源于阴阳二气，因缘于五行法则而形成，由此繁衍万物充满世界。因此，世上万物无不具有规律，唯有人们殚思极虑方能领悟”①。尹湛纳希的这段精辟的论述，至少包含以下几点深刻的思想：其一，宇宙是由什么形成的？是物质，还是精神？他认为是“起源于阴阳二气”，“气”是构成万物的“原初”物质，是唯一的实在，也就是说，宇宙的本原就是“气”这种物质。这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其二，宇宙万物起源于“气”，而气本身包含了“阴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由于二者的相互排斥和吸引的作用以及“因缘于五行法则”，才形成了宇宙。这是宇宙形成的过程和条件，这使唯物主义带有辩证法的特色。其三，由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和因缘于五行法则而繁衍成的宇宙万物，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无不具有规律”的变化发展着。辩证法思想更是显而易见。其四，世上事物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只要“殚思极虑方能领悟”，表明了可知论的思想。总之，尹湛纳希的以气为本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并且作为哲学指导思想贯穿在他的全部著述中。
“从天地日月到万物”的自然界是由物质构成的，那么，作为“万物之灵、众生之首”的人以及人类社会是怎么来的呢？是神创的，还是由物质世界演变而来的？尹湛纳希明确指出：“宇宙是普遍由阴阳二气相结合而成的，凡有阴阳二气的地方，都有人类生息繁衍。既已作为人类出生于世，就必然有智慧”②。这里说得清楚，宇宙是由“阴阳二气相结合”而形成的，人类及其社会，也是由“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而来的，就是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物质的原因形成的，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的观点。尹湛纳希还明确指出人是有“智慧”的，就是说，人是有意识、有思维的。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在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哪一个是世界的本原，何者为第一性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上，尹湛纳希明确无误地做出了唯物主义的回答。“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③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尹湛纳希是属于唯物主义派别的哲学家。
尹湛纳希正是因为坚持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说，使他具有了鲜明的无神论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他对释（佛教）儒（儒教）二教的评说中。他首先从哲学本体论上说明二者是根本不同的：“释家以空为极限，使人间贤者追求空；而儒家以有为宗，让世上人们追求有”④。因此，前者“主张把人世搞空”；而后者“主张把人世添满”⑤，其追求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他无情地揭露了佛教的虚伪性、欺骗性。他的杂文《石枕之说》和《经师之伪》，就是专门揭露、讽刺那种追求佛教的“虚空”，不懂经文而又伪装成经师的行为的。《经师之伪》中有一段有趣的对话：“既然是不懂经文，收罗万卷做什么？”“那些全是树叶、苇子、草之类，根本不是经卷，只是为了让人看而故意伪装成经书的样子。”“为什么要伪装？”“是为了掩人之目，使之心服。”“不能变为书吗？”“书则有实事根据，很难掩盖蒙蔽人，经则无边无际的虚空，心地虚幻，易堵别人的追问，况且世上懂经文者很少，伪装极易，所以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⑥尹湛纳希认为书是有“实事根据”，而佛经则是“无边无际的虚空”，是“漫无边际，毫无实据的无稽空论”⑦。他对于根本不懂经文，而又伪装成精通经文的经师，面前堆放山高的佛经，严禁其弟子们看书学习的行为慨然指出：“这样一种有过失的弊病，委实十分之深重！”⑧尹湛纳希不仅揭露了佛教及其经师的虚伪性、欺骗性，而且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佛教徒的最上层——活佛：“有人自称是佛门弟子，活佛呼图克图，然而却又贪图皇帝之奖赏，随军出征，杀人放火，不免越规违章，为国法所不容……佛家有二百六十五戒，哪一条讲了杀人放火的道理呢？”⑨
佛教对蒙古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此尹湛纳希是看得很清楚的，不时予以揭露与批判。首先，他揭露人们受到佛教“轮回”说的毒害，不注重今世而一味向往来世过美好生活。“有的人崇信喇嘛佛爷为自己的来世祷告积善，从而贻误终生而白白死去者仍然不少。”⑩因而，不悉心生产，不生育子女，甘受“根绝后代之苦”(11)，从而造成蒙古社会经济衰退，人口锐减的可怕后果。其次，蒙古人笃信佛教而不学习文化知识，变得愚昧无知。尹湛纳希多方探讨了蒙古社会衰败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崇信佛教所致。可是受佛教毒害至深的人们懵懵懂懂，全然不知。“当别人给他讲明道理时，他们却听不进去，反而说别人的议论是邪教异端。”(12)可见，愚昧无知到何等程度！尹湛纳希反对蒙昧主义，提倡学习文化知识。他说：“蒙古人用藏经掌握理论原理，犹如白天之星星，黑夜之彩虹那样稀少，反而兴起摆经师之排场而嘲讽学习的风气”(13)，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只许人家诵读经卷，而“堵死看书学习之路，是极端错误的”(14)！再次，蒙古人虔信佛教，造成生活困苦，不知不识，人口下降，蒙古社会陷于极端落后的境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心想当佛祖，到头来成了马猴。”(15)第四，尹湛纳希认为佛教之毒害，甚至可以造成亡国。他特别推崇元始祖忽必烈的如下议论：“我们蒙古人的脾性多怪，全然不顾自己的能力，凡事所求甚高，因此将来势必心从释氏，妨碍世道，贪图安逸，顾望玄术。这对国家究竟有何好处呢？”(16)尹湛纳希接着写道：“深哉此论……我们的蒙古国不正是因为贪图安逸，溺于玄术而濒于灭亡的吗？”(17)
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导致祸国殃民的恶果，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尹湛纳希在揭露了佛教的欺骗性、危害性之后，进一步揭示了佛教盛行的社会阶级根源，这主要是清廷对佛教采取了保护和鼓励的政策。清皇乾隆说得明白：“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小不柔之道也”(18)。清廷不让蒙古民族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让蒙古人比试武艺，堵死了蒙古人的一切进仕之路。他愤怒地斥责道，这真是“怪事”！可见，清廷禁止蒙古人参加应考、比试武艺，而“保护”黄教，鼓励蒙古人进庙当喇嘛，就是为了“安众蒙古”，完全是一种“怀柔之道”，质言之，清廷是把佛教作为统治蒙古民族的有力的精神工具。
尹湛纳希面对佛教对蒙古民族造成的日趋衰落的现实，针对清廷民族歧视、压迫的愚民政策，奋笔疾书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无神论思想是富有战斗性的。但是，尹湛纳希在他的历史小说《青史》里，写了不少鬼神之类的事，比如在成吉思汗成就大业的过程中天相助十次之多等等。这如何理解呢？对此，尹湛纳希在本书的《缘起》中做了明确说明。他写道：“本书中还有一部分有关天子圣人的应验之语，大贵之人在生死关头遇见庇护之神，以及毫无根据的异教邪术，荒诞无稽的种种谬说的内容。想把这些内容舍弃，但由于有三个重要原因而不能舍弃它。”(19)这三个重要原因是：其一，原史书的内容随便删去似乎不很妥当；其二，这类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元朝，而是自古以来就有，就连孔夫子的学说中也没有否认鬼神之事；其三，鬼神不仅暗助开国立业的皇帝，而且还伴随势衰国亡的皇帝，给他以神的启示。”(20)基于以上缘由，尹湛纳希便依照他先父（本书前八章为他先父所撰）的笔法在书中写进了这些内容，并且再三强调“我从来不去相信它”(21)。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就是《不能相信》。文中写道，在清朝天命年间出的《四库全书》里记载：从沙石瓜果到金银珠宝以至于人体之血肉等作为甘霖自天而降之类的事。他认为这是“人们无法相信的，同事理绝然不符”的东西，因而“不能相信”(22)。因此，他说在书中写进此类内容实出于“无奈”，是“违心”地这样做的，而他的“本意”却不是如此。他恳切“希望后世的诸位读者不要错怪我是胡说八道的僧侣之辈！”(23)从这些反复说明中，我们也可以肯定他是无神论者。这样评价似乎贴近他的“本意”，符合他的实际情况。当然，我们这样评价，并不是说，他的无神论思想是白璧无瑕，没有毛病的。他的无神论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对邪术、魔法之类迷信，他说自己“少时半信半疑”(24)，后来“不能相信”，逐渐成为无神论者。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尹湛纳希是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人，包括受到孔子天命鬼神观的影响，连“大成至圣”“孔夫子的学说中也没有否认鬼神之事”，从而他也偶尔露出“我不敢直言没有神仙，世界上既然确实存在神仙，那么，鬼神也必然存在”(25)之类的话，还有象“承天启运”、天数、缘分等等，表现出他的无神论思想的不彻底性。
尹湛纳希以气为本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无神论思想，都证明他继承了中国古代气本论哲学，特别是宋元明以来的气一元论唯物主义哲学。这表现在史学观点上，就是尊重历史真实，严厉批驳那些从“偏心和嫉意”出发肆意曲解史事的坚持心一元论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的史学家，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尹湛纳希在《青史》的《缘起，要目》中，特别是在第七《要目》中，集中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问题。他认为朱熹所撰《资治通鉴纲目》虽然有些内容（元太祖四十五岁登基的丙寅年以前的史事）没有写进去，但是，“其中有些内容大体吻合”，“年代记得很详细”，“把来龙去脉搞得十分详细”，是“下了功夫”、“秉公仗义撰写的正史”，赞扬他是“毫无偏私的学者”。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朱熹的《紫阳纲目》（紫阳是朱熹的别称——笔者加）是应该一读的著作(26)。然而，明代续写、校订、批注《纲目》的御用史官，从他们的“偏心和嫉意”出发，“信口开河，随心所欲诋毁蒙古人，任意篡改《通鉴纲目》之原意，诋毁这部正史使其失去真谛”，使之“变成了充满泼妇骂街的东西，达到了歪曲事实的顶点。”(27)《明纪纲目》完全是那些从心本论出发的个别理学家有意伪造的历史，它谬种流传，贻毒很深。尹湛纳希对明代史学家从“偏私之心”出发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实际上起到了把蒙古人从理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的启蒙作用。
尹湛纳希针对明代史学家肆意篡改蒙古历史的恶劣行径，为了“让所有的蒙古人都能知道自己的历史”(28)，并且使天下人“知道蒙古人的历史真实”(29)，便下决心继承他先父的遗志，续撰《青史》。他在“妻死儿亡，诸事不顺”的困难条件下，以十分严谨的修史态度，“尽愚笨之心，呕心沥血，朝夕奋笔，不怕苦累，不畏病魔，孜孜不倦地写作、翻译、寻查、批注、论述”(30)，使“每一篇自始至终都力求写得详细、清楚”(31)，结果几乎到了“两鬓挂霜、满额皱纹，肉掉筋弛的地步。”(32)经过二十多年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撰写，终于完成了这部大元朝正史。尹湛纳希以自己真实地再现蒙古族历史的长篇卷帙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史学观。
二、事物“首尾衔接”的辩证法思想
尹湛纳希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往往通过辩证思维表述出来，也就是说，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他在评论释儒二教的“空”与“有”时说：“实在说来，有空二词虽是相异，然而含义却是一致的。因为有了有，才产生了空这个词；有了空这个词，才造出了有这个词。有空二词相反相成，好比是首尾衔接的链条。就以隐显而论，人活着的时候，便是有：倘若死了，便是空。实物成形的时候，便是有；如若形体毁灭了，便是空。又比如以往历史上千万个朝代的人们，在当时活着的时候，便是有；如今均以过去，便都是空。如今我们这个朝代和我们自身虽然都明显地存在着，但是到末了还是不可避免的都要成为空。因此，不就是又有又空吗？当我们变空的时候，后来的人仍然存在，这也不就是又空又有吗？因此，有则都有，空则都空；有的后面，伴随着空，空中寓着有。有便是空，空便是有，这不是有空二者十分紧密浑然一体，又是什么呢？”(33)这里所说的“首尾衔接”，是尹湛纳希在阐述诸如“有与空”这类成对范畴时通常使用的术语，它是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事物与事物之间或者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首尾相衔，亲密无间的关系，即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就是指矛盾概念。有与空，一方面是对立的，是释儒二教各自坚持的本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其性质是相反的；另一方面又是统一的，相互依存的，一方的存在“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34)，因而，“有的后面伴随着空，空中寓着有”，二者“十分紧密浑然一体”。同时，有与空，又是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即“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35)因此，“有便是空，空便是有”，犹如“首尾衔接的链条”。还要指出的是，尹湛纳希认为所谓有与空，是以“隐显而论”。如果事物是具体地明显地存在着，则是有，否则就是空。在自然界，“实物成形的时候，便是有；如若形体毁灭了，便是空”。人自身“活着的时候，便是有；倘若死了，便是空”。人类社会历史、朝代及其人们存在着，就是有；逝去了，便是空。这就是说，有与空是以“形”来加以证明的。
尹湛纳希列举了许多诸如此类的“首尾衔接”的矛盾概念来阐明道理。如阴与阳、好与坏、苦与乐、生与死、智与愚、强与弱、实与虚、是与非、本与末、性与情、兴与衰、治与乱、君与臣、主与奴、贵与贱、偏私与公正、小人与君子等等。如，以智与愚来说，他指出：“这智者和愚者却包含了整个宇宙间的事物。因此，一智包含着百智，一愚包含着百愚。简而言之，智达于顶点有害于智……这便是智中有愚……愚见达到了至智……这便是大愚中的大智”(36)。尹湛纳希讲了许多这种“物极必反”的道理：“坏到极点便是好，笨到顶点便是智，蠢到顶点便是灵，倔强到顶点便是软弱”，并且强调指出：“凡事都离不开这个道理。”(37)
尹湛纳希还进一步揭示了各种辩证范畴的唯物主义基础。例如，好与坏，他说：“请诸位文人贤达听一听我对于好坏真谛的想法：世间千千万万事情的好坏，都是宇宙阴阳二气首尾衔接而成。”(38)这就是说，事物之所以成为好坏，都是因为事物内部的两种因素即气本身所包含的阴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之，正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即阴阳二气既对立又统一，由此促成了事物的好坏以及好坏之间的相互转化。这里，尹湛纳希猜测到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源和根本动力。
尹湛纳希观察到事物的“首尾衔接”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他说，宇宙是由“从天地日月到万物”构成的，而这“宇宙是普遍由阴阳二气相结合而成的。”(39)这就是说，包括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整个宇宙，“普遍”由“阴阳二气”的矛盾所构成。自然界是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他说道：“一个家族内贫富两家的斗争……一个国家内忠臣和奸佞的斗争……生活的道路各不相同，资财的来源各自相异”(40)，甚至于“争权夺利，弑父杀兄，夺其王位者，屡见不鲜……贪官污吏，比比皆是。”(41)他指出这是“斗争的宇宙”（世界）。尹湛纳希觉察到或是亲身体会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即整个世界都是充满矛盾斗争的。
尹湛纳希是“细心考察”事物的人。他不仅考察到“首尾衔接”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构成事物的矛盾也各有其特点。他写道：“唉，连宇宙的天地气候也因阳光照射的远近，以及地势的高低而不同。春秋之早晚，冬夏之冷暖，也因地区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因而宇宙间的万物也有千差万别……这乃是宇宙的通理。”(42)他举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许多具体例子来说明万事万物都相互区别，各有其特殊性这个“宇宙的通理”。譬如，同一种谷子，山区的脆一些，而平原的就软一些；花朵也有千差万别，各有自己的美姿艳态；水果，也各有差异，各有各的特殊味道等等。“生活在宇宙的人类也各有差异”(43)。他指出，古代的圣人贤者、大贵豪杰不尽相同，各有各的脾气和突出的才华，因而，各国的史书典籍也各有区别。现今世界各国各有各的一套耕作方法，加之肥力地势各有差异，因而，各地的庄稼果木其长势也各不相同。中国和外国，有许许多多的民族。民族不同，风俗习惯也各异。就以老人过世后的殡葬风俗而言，各民族各地区的就不一样。有金银珠宝陪葬，有用铜铁围椁，有用木头做棺，有用土葬，有用柴火焚烧，有的抛入河中，有的粉尸喂鸟，有的请左邻右舍把肉（尸体）吃掉等等。因此，自然界的山川草木、虫鱼花鸟，各有其特点。人类社会的风土人情，姿容体态也各异。
尹湛纳希正因为能够以“首尾衔接”的朴素的辩证方法以及与之相结合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事物，所以，能够做到比较全面、公正地看问题。《青史》的《缘起，要目之七》的副标题就是“关于分辨偏私、片面观点之公论”。他一方面批驳《明纪纲目》的作者明代御用史官如何从“偏私之心”出发肆意歪曲朱元晦《资治通鉴纲目》的行径，同时，引证据典，旁征博引以深刻的哲理来阐明如何公正、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简括起来有：其一，用“首尾衔接”的辩证观点看问题，就能看得全面，避免片面性。首先，对不同的事物和现象要用这种辩证观点进行观察。例如，对于不同的学说、宗教、风俗，既要看到“不同”的方面，又要看到“一样”的方面。他说：“凡是被称为学说的东西，其中势必有一种好处和正道可循……只是因为我们还不明白它的奥妙，乃至不了解它的真谛，因而才片面地以为它是错误的，甚至讨厌它。”(44)“只不过各地的风俗不同，信仰不同，但其心意不是一样吗？”(45)那些文人学者之所以认为“只有自家的学说是正确的，而别家的学说是错误的”，那些宗教的浅薄之徒之所以“互抱相轻嫉妒之心”，那种把与己不同习俗的人当作“毫无人性”的看法，都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对立的方面，而没有看到一致的方面的缘故。其次，对同一个事物和现象也要用“首尾衔接”的观点进行考察，比如，对同一个人，“一方面赞扬他，一方面又能察觉他的短处；一方面厌恶他，一方面又能发现他的长处。”(46)对同一个蒙古民族，既要看到“不足之处”，又要看到“可取之处”。这样看问题，就能做到全面。其二，要把个别和整体加以区分，以免形而上学的以偏盖全的错误看法。尹湛纳希举例说，一些守戒为僧的喇嘛，甚至活佛呼图克图和扎萨克喇嘛，为贪图奖赏而参军，烧杀抢掠为所欲为，然而，不能由此认为佛门弟子都是如此。那些自称孔门弟子的读书人，为争权夺利，贪赃枉法，甚至谋害父兄，但也不能以此以为孔门弟子全是这样的人。他明确指出：“哪一个学派没有几个坏人呢？”(47)那些笼统地看问题的人的错误就在于把个别人的行为混同于整个教派、学派，以偏盖全。尹湛纳希指出：“我们说那种不符合事实的歪论毫无意思，其原因就是在这里。”(48)其三，只有克服“偏私之心”才能做到全面、客观地看问题。明代史官之所以玷污朱夫子，任意篡改他秉公仗义的《纲目》，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他们有偏见，从而随心所欲地歪曲正史；二是有私心，对当世皇上阿谀奉迎，百般献媚，从而不顾史实，编造谎言。尹湛纳希认为：“史书的议论更要做到真实公正。只有这样，一万人看了也无不叹服。”(49)可是，到了明代，朝廷却“使用了一些抱有偏心妒意的史官，让他们讲了许多片面不公的滥词。”(50)
尹湛纳希正因为运用“首尾衔接”的辩证观点观察问题，从而能够对“片面不公”的观点做出“公论”，提出较为全面公正地看问题的方法。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在评价中有些过激的言词，有时也流露出他作为出身贵族世家的盲目优越感的倾向。这些是需要加以区分的。
三、“智是轴心”的思想
哲学，从词义上讲，无论中国还是古希腊，都是“智慧之学”。尹湛纳希关于“智”有很深刻的思想。因此，我们在探究他的哲学思想时，很有必要论及这一点。
我们从尹湛纳希对于势、恩、福、德、智相互关系的论述中，便可看出“智”在他思想中所占的地位。他说：“表呈势、恩，里藏福、德。而福、德的根据，依赖于势、恩，势、恩之极也始于福、德……无势有恩人不奉，有势无恩人不服。势、恩二词，看起来相隔远，实则很相近，因为，势在前，为恩开路；恩则随，为势解怨，人们才怕其势，服其恩，所以，无势则无恩，无恩也无势。势之根在于恩，恩之源赖于势……势、恩说起来为二字，归结起来是“智”一字，不智不能使势、恩均衡平行，用势过度则欠缺，将恩越限则歪曲，将成无势无恩……福、德、势、恩犹如车轮，首尾衔接而转动，车轴就是智。”(51)很显然，这里表达了尹湛纳希以智为轴心的思想。正是智，使势与恩“均衡平行”，不至于“过度”和不及，又使表现在外的势与恩和深藏于内的福与德，相互适应，对四者起着能动的驾驭的作用。
尹湛纳希关于“智”方面的思想，主要的可以概括为：
（一）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智慧”
尹湛纳希强调指出：“只要作为人类出生于世，就必然有智慧，既然有了智慧，那就一定有深浅多寡的区分。”(52)这里，尹湛纳希表明人有智慧，也就是人有思维、有意识，这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之所在。尹湛纳希从人是有“智慧”的，只不过有“深浅多寡的区分”的观点出发，对蒙古人进行了具体分析。针对《明纪纲目》对蒙古人的诋毁，他指出，蒙古人“绝不是……天生愚笨”(53)。他以当时崇信黄教的蒙古人为例说，他们既然“有智慧”对那种“漫无边际”的佛门五典尚能“精通”，何况对“有根有据”的儒家学说呢？他进一步指出：“所有蒙古人绝非都是笨人”(54)。他列举人们熟知的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有名望的人物为例说，在蒙古人中出生了象成吉思汗那样的圣武皇帝，人称“儒学大宗大师”的忽必烈彻辰皇帝，曹都、巴彦、木华黎那样有名望的智者，还有象乌尤图斯琴、赛汗苏尔塔拉图、呼兰德尔等出身贫寒的才华出众的人。尹湛纳希讲的道理和列举的古今蒙古人的事实，都是令人信服的。
（二）尊重、羡慕、爱惜有学识、有才能、有睿智的人
尹湛纳希的杂文《未知其心思》和《嫉贤妒能者》是专门批判不尊重人才反而仇视、嫉恨人才的怪现象的。他说，对于有学识、有才能、有睿智的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遇到比自己更有才学、贤明豁达的人，宛如顿时闻到芳香的气味，看到鲜艳的花朵一样赏心悦目，喜悦之情比得到财物胜十倍，把他视同自己的血肉之躯那样珍惜，不分他的出身贵贱，同样敬羡不已；另一种正相反，“嫉贤妒能，欺睿厌智”，见到才能与己相当的人，则生嫌恶，表面上虽与之说笑，内心里却嫉恨不止。(55)尹湛纳希正是前一种人，而对后一种人的心态，他说“不知其意”，这实际上是针对清廷摧残人才的政策的。尹湛纳希十分钦慕有才学、有智慧的人，以至于推崇备至，他把人的才智看得比财产，甚至比生命更有意义。他在评论“工于笔墨，富于智慧，善于词令，胸如水晶的饱学之辈”金圣叹时，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同时表达了他对清廷戕害人才的愤懑情绪：“清朝建立以后，把明朝末年的文豪金圣叹先生杀掉了。人虽然被杀了，但他的智慧和声誉谁能杀得了？”如今不管哪个民族的人，“都无不钦佩和爱戴这位圣叹先生。”(56)
尹湛纳希重视智慧，爱惜人才，那么，人的智慧、才学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神的启示，或是个人先天的禀赋，还是从后天的学习中得来的？他是赞成后者，认为是从“下功夫去学”而得来的。他在杂文《经与书》中说，和佛教经卷不同，圣贤之史书典籍是真情事件的如实记载，人们反复学习它，就是“从中悟得真谛，别无他求”(57)，而叫人只许诵读经卷，禁绝看书学习简直是“贻误人们一生的聪明才智”(58)。尹湛纳希从自己亲身经历中也深刻体会到才学的来源。他自幼得到名师指教，受到良好教育，经过勤学苦练掌握了蒙、汉、满、藏四种语言文字，他酷爱史书和中国古典文学，并有很深造诣。他曾经游历内地塞外，访问名士学者，成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大学问家。
（三）“殚思极虑”就能获得规律性的认识
尹湛纳希不仅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物质的原因形成的，而且认为“世上万物无不具有规律”(59)。他以自然现象举例说：“难以推迟春天的苏醒，难以避免夏天的炎热，难以温暖秋天的凉爽，难以溶化冬天的严寒，老天爷也无能为力。”(60)这是说，四时循环有它的规律，“老天爷也无能为力”，说明有其客观性，否定了“老天爷”主宰一切的唯心论观点。“凡物都不长久”(61)，“春晨一时之冷雨怎能使万物冻掉，夏夜一阵北风如何使万物成熟，秋午一阵温风安能使万物盛开，冬天一日之暖风哪能使万物苏醒”(62)。这是说，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并且都有个过程，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还以社会现象，如，以人之死来说，这是“宇宙律”(63)，即自然规律，也并非老天爷所决定，否定了儒家的“生死由命”的宿命论思想。
“世上万物无不具有规律”，而且，尹湛纳希认为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唯有人们殚思极虑方能领悟”。(64)“规律就是关系”，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65)规律是隐藏在事物的内部，人用感官是无法感知的，“唯有人们殚思极虑方能领悟”。用现在的话来表述，就是人们只有掌握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并且对其进行思维加工，即抽象思维，才能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因此，尹湛纳希关于“世上万物无不具有规律，唯有人们殚思极虑方能领悟”的思想是很深刻的。
尹湛纳希注重知识、智慧，提倡深思熟虑、寻根究底，求得对事物的透彻明白的认识。他反复强调在读《青史》之前认真读《要目》的必要性。“任何一种读书都是出于领悟某事的缘由之心，因此，首先要细读某一本书的前言、后语、批注以及题诗。”(66)尹湛纳希要人们通过《青史演义》的热闹的故事情节，进一步深刻“领悟某事的缘由”，使人们的认识从感性提高到理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读书”。
（四）学习历史，“君子不忘其本”，实现民族价值观
尹湛纳希重智慧、重知识、爱惜有才华的人，提倡学习文化知识。因此，他一再强调蒙古人要学习、通晓本民族的历史。他在《青史》的《缘起，要目》中多次谈到“君子不忘其本”，另外，还有专论《不能忘记根源》。这是针对“忘其本”的实际而说的。当时，众多的蒙古人笃信佛教，热心佛经，无意学史；许多精通汉文的学者，“对于本民族的历史却一窍不通”；至于那些作为元朝“黄金家族”后裔的蒙古王公贵族，对于自己的祖宗，更是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尹湛纳希责骂他们“简直不如蠢猪！”他在《不能忘记根源》的杂文中引述成吉思汗诏书和三世达赖喇嘛云丹扎木苏所著《青年宴》中的话说：“连草原上的黑蝇和牛虻，都有生成的原因，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岂无祖源根基的道理？……在宇宙间作为人而出生者，如若不知自己祖宗的历史，如同在旷野、密林、深山里栖息的猿猴有何区别？”(67)尹湛纳希以如此尖刻的语言斥责不知祖宗历史的人，其意在于使他们感到“满面羞愧，无地自容”，以便发愤学习，熟悉本民族的历史。
尹湛纳希为了“让所有的蒙古人都知道本民族的历史和宗姓”，并且为使天下人“知道蒙古人的历史真实”，便决心续撰《青史》，实现其先父未竟之业。他“白天读书直到日落，晚上写书直到鸡鸣。这样边写、边画、边翻、边查、边译、边抄、写题诗、写批注、作简论”(68)，终于完成这部一百二十章（后五十一章已失传）的宏篇巨著。
尹湛纳希之所以以惊人的毅力，争分夺秒地赶写《青史》，这还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尹湛纳希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恰值我国近代时期。正是时代造就了尹湛纳希这位思想家，使他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思想。他立志要以这样的思想和祖宗的历史来启迪和教育人们。他说，他之所以“倾心于笔墨之乐”，就是要“终于写成书卷长留世间，对于后代学者兴许有启发之功。”(69)他恳切期望蒙古人“好生读一读自己祖宗的历史——被人崇敬的《大元盛世青史演义》……成为通晓祖宗历史的能人。”(70)尹湛纳希为什么孤注一掷，不顾一切地非要写出《青史》不可，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蒙古人“通晓”自己民族的曾经震撼世界而“被人崇敬”的大元朝历史，使之起到“启发之功”，以增强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从而为振兴日趋衰落的蒙古民族，拯救风雨飘摇中的国家而斗争。这就是“君子不忘其本”的真正价值所在。尹湛纳希是19世纪我国蒙古族伟大的启蒙学家。
至于怎样振兴民族，拯救国家，尹湛纳希指出：“治国需好政，好政需好官”(71)。他一心神往象成吉思汗那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再度出现，以便任用贤能，实行“世道”，“惩贪官，铲污吏，节俭用度，爱抚黎民”(72)。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尹湛纳希不会也不可能提出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的主张，而只能从唯心史观出发寄希望于英雄创造历史。然而，他的这种革新的社会政治思想在当时却是有进步意义的。
综上所述，尹湛纳希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其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归属于唯物主义的。他对辩证法思想的表述有其自己的特色，是较丰富而深刻的。但是，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建立在粗浅的科学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的，具有感性直观的性质，是停留在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水平之上。他关于“智”的思想是可贵的，对于人们学而成才、提高抽象思维能力都很有启发作用。然而，他有时对其强调过分，便会走向反面即唯心主义，如“受苦和享福都来源于个人本身的心灵”云云。对于人的真才实学，有时也归结于个人的天赋，不甚懂得实践对学问、才能的决定作用。这样，犹如在智慧的光辉上蒙上了一层薄纱。因此，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注释：
尹湛纳希著《大元盛世青史演义》，原文为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1979年第二版，1-3卷。汉译本《青史演义》，黑勒、丁师浩译，上、下册。1985年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本文中的汉译本引文，为更加准确起见，均已核对蒙文原文，有些文字有所更动。
①②④⑤⑦⑨⑩(11)(12)(15)(16)(17)(19)(20)(21)(23)(25)(27)(28)(29)(30)(31)(32)(33)(36)(37)(38)(39)(41)(42)(43)(44)(45)(46)(47)(48)(49)(50)(52)(53)(54)(56)(59)(64)(66)(68)(69)(70)《青史演义》，上册，第31、10、31、35、11、38-39、23、22、2、2、2、2、18、18-19、19、20、19、31-32、6、26、29、30、6、32、21-22、25、10、39、25、25、35、37、40、39、39、30、33、10、11、10、31、31、15、28、29、2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⑥⑧(13)(14)(22)(24)(40)(55)(57)(58)(63)(67)额尔敦陶格陶《尹湛纳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蒙文版），第38-39、36、36、36、49、52、44-45、43-44、52、36-37、66、39-40页。
(18)《卫藏通志》，清光绪朝刊本，卷首，《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
(26)《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2日。
(34)(3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328页。
(51)(60)(62)(71)《大元盛世青史演义》（蒙文版），第792、695、695、577页。
(61)《一层楼》，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0页。
(65)《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1页。
(72)《泣红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