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思想解放的主流及其主导力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主导论文,主流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民族精神的亟变与民众思想的解放；而推动这种民族思想解放的主导力量，在五四以前，是具有资产阶级立宪思想或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五四以后，则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以及被它所吸引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国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思想解放，比起其他形形色色的思想解放来，更能揭示中国社会的本质，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因而成为最具历史前瞻性的思想解放主流，推动着中国社会不断进步。
（一）
五四以前，近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具有追求西方化的特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兴起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思潮和民主共和思潮，虽然在思想解放的层次上不同，但都是企图将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民国以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则是企图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去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民族精神。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现出思想解放的倡导者力图摆脱本国传统、追求西方化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造成的负面后果之一，就是忽视了中国的基本政治文化传统和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使社会变革屡遭挫折。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停留在文化心理层面的思想解放与政治变革的实践结合了起来，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随之诞生。思想解放逐步形成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主要潮流，它开始逐步纠正一味追求西方化的倾向，开始注重将学习西方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注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很明显，五四以后逐步形成的思想解放主流，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西学中国化。
五四以后的思想解放浪潮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流是必然的。这一方面缘于近代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倡导推动，这一历史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的。
一般来说，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是社会思想解放的主导力量。他们有开阔的眼界和敏锐的思考能力，当社会条件足以使他们鼓起政治勇气的时候，一个思想解放的浪潮就会被他们骤然掀起。但是，推动社会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群体如果缺乏具有历史前瞻性的正确理论，或者没有一个具备广泛民众基础的政党，就难以作为持续主导思想解放的力量而存在，从而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解放主流也就更难以形成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还是严复、章炳麟这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都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动，从思想解放的倡导者地位上坠落，不再具有倡导思想解放的激情和创造力。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当时少有的不断思索、不懈追求的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他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组建中华革命党，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的重要性。但他提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着手改组中国国民党，实施国共合作，却已经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于中国的1922年至1924年间的事。随着孙中山先生过早地逝世，国共合作的局面很快结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也遭到了践踏。
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直接导向五四以后思想解放主流的源头。但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前，任何知识分子群体或政治力量都未能继续引导思想解放朝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方向发展。活跃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们比较注重从社会历史和国民性的角度抨击专制制度和儒学传统。从钱玄同、吴虞等人的文章来看，他们也属于这一类型。二是以蔡元培、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有的学者未把这时的胡适与蔡元培相提并论，而认为他只是以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参加了一些活动。这大概与胡适关于五四运动的政治观点有关。胡适后来认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项历史性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见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他们更多地以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来反对中国的封建伦理和旧文学。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基本属于这一类型。在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中，他们都“把传统视为一个无生命力和铁板一块的僵死历史遗存，据此而把中国现代化归为一个移植西方现代性而摧破中国传统的简单的‘西化’过程”（注：马林：《重新认识中国百年社会》，改革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虽然他们激烈的反传统思想起到了震聩醒世的作用，但是他们最终要么被时代潮流推动，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者过渡，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要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一头栽到书斋中去。第三种类型是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过渡的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夜，属于这一类型的似乎只有李大钊。但不久陈独秀的思想也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由于李大钊、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介绍，也由于五四运动的锤炼，五四以后迅速集结起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条件，使思想解放朝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发展有了可能。
五四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全盘西化”，企图用抛弃传统的方法来实现思想文化的重构。但“全盘西化”的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实际。1919年夏，李大钊等人同胡适的论战，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者分裂的开始。1920年秋至1921年底，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并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不仅是有关中国社会前途的论战，而且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一次思想启蒙与解放。论战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需要一个符合国情的思想和文化重构，并通过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革命和改革来完成，而这些社会革命和改革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从思想上看，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式将日益成为社会思想的主要潮流，而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并由他们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成为这一思想解放主流的主导力量。
（二）
五四以后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流，而中国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则成为它的主导力量，这两者是相辅相承、密不可分的。它不仅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合理结果，而且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革命实践的真实需要。
五四运动反帝爱国的性质，给思想解放赋予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题，这就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思想文化领域提出了探索和创新的实际需要。毛泽东曾经总结道：“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0页。）这就是说，五四以后的任何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新，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及其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宣传鼓动工作，实际上都是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索，都是在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适用性。在192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实施的背景下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的一次具有代表性的宣传和探索。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参加的这场论战中，五四时期的“赛先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代称。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科学的融合，非常适合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传统精神，因而在科玄论战后，更多的青年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这种思想认识上的不断解放和深化，对即将发生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起到了很好的鼓动作用。事实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使一大批中小知识分子涌入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军政界和思想文化界。中国共产党员及其知识分子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认识和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正确理解，在思想文化界和革命队伍中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宣传工作，其中包括对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和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仅在两三年内，就在革命阵营中形成“包办”之势（注：见王奇生：《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在思想理论上，则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这些当然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和敌视。
国民革命以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而宣告失败。革命陷入了低潮，思想界感到迷惘。五四以后曾在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陈独秀，这时已失去了昔日思想理论权威的光彩。但一部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深刻地认识到，任何无本国社会根基而又未被改造过的外来文化都是战不住脚的；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任何照搬外国成功模式的形式主义、照抄书本原理的教条主义也都是要失败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革命才会取得成功。这是思想认识上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它的意义在于，中国人开始懂得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的重要性，懂得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解放正悄然兴起。像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当时就对此进行了探索。毛泽东在率领工农武装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根据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这是对五四以来党内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挑战。对中国革命及其指导思想来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重大实践。
从此，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思想文化领域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在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先后发生在三十年代前后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和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争沦。前者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场论战中，潘东周、郭沫若、吕振羽、艾思奇、李达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社会历史和哲学，从而使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社会和人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在论战中再次被科学地肯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明确无疑。关于三民主义的争论则发生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以后。共产党人从1939年起发表一系列文章，阐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场和思想。毛泽东在这一期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统一的思想理论的成熟，这个思想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
五四以后社会思想发展的事实表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断倡导的思想解放的产物，这一思想解放的核心和主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总结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是不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3页。）毛泽东所说的“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当指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所谓“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则主要是指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而他所说的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五四精神，显含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意；而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改造五四精神的“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就无疑是指中共党内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了。正是他们主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解放，并且使之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
（三）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解放潮流最终汇积成被人民大众接受和认同的毛泽东思想。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和支柱。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是否要继续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思想解放，如何进行，取得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指导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的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作了痛苦的探索。在指导的思想上，先是被苏联模式束缚，后又出现过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所谓思想解放，结果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晚年毛泽东又错误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路线，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仅造成社会动乱，而且把思想引向极端和僵化。作为社会思想解放主导力量之一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因此一度遭受“左”倾政策的不公正对待，因而在相当程度上窒息了思想探索和创新的激情和勇气。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虽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并未停止推动思想的不断开拓和解放，但是有些思想开拓和解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把人们导向了对毛泽东个人的狂热崇拜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形，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未能持续有效地批判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以致未能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解放主流；另一方面是因为远未肃清的封建残余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本原的正确认识。邓小平同志后来指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注：《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5页。）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触发了一场全党和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坚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则坚持全面地、历史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并在1981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全党达成了共识。当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出现反对改革开放的倾向和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时，邓小平同志又代表党中央及时地强调：我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把握思想解放的正确导向上已经成熟了。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显然看到，一场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必须有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参与和投入，不然它在思想理论上将缺乏深度和力量；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必须纠正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着的偏差和错误。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制定知识分子政策、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方面进行了新的思想突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思想，把掌握最新科学技术和具有科学思想的知识分子提高到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来看待；这使全党懂得，善待知识分子，就是善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善待共产党自己。邓小平同志和他的同事们在知识分子地位问题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打破了多年来的思想旧框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思想活力。在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众多的知识分子热忱地投入到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去，推动思想解放不断冲破阻力，达到“正确地改善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 1987年召开了十三大。这次会议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从而把思想解放引入更深的领域，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评价的：“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注：转见庞正元：《让思想冲破牢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
随着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以及此后的东欧激变和苏联解体，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历史性的严峻考验。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排除姓“社”姓“资”争论的干扰，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社会主义本质论，阐明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而引发了全党和全国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经典之作。在这一波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全党经过广泛的学习讨论，特别是经过知识界及其理论工作者的深入阐发，人们认同和接受了在建国后历次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革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同年秋季举行中共十四大，大会确认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思想解放与改革实践的成果。1997年秋，中共十五大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标志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全面深化。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政策，集中体现了这次思想解放的深化程度。江泽民指出：要在全面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在政治上，要依法治国，继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监督制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在经济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文化教育上，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在知识分子地位问题上，江泽民总书记再一次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他精辟地指出：知识分子应该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知识分子应该朝这个目标努力，“同广大工人、农民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注：详见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这一对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肯定，必将不断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在新千年的开始之年，江泽民总书记又创造性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三个代表”思想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思想创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深远意义。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它是对处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创造前沿的知识分子使命的呼唤。最近，江泽民同志又根据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提出“以德治国”的观点。这一新形势下的思想观点，对在改革中进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加强“以法治国”的社会道德基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因而率先在党内和知识界引起积极反应和讨论。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显示了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断解放思想的开拓创新精神。
（四）
五四以来的历史证明，社会思想的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把中国革命和改革事业不断导向成功之路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在五四以后的各种思想解放潮流中逐渐形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具历史前瞻性的思想主流。它既是对五四以前革命挫折的历史反思，又是对五四以后社会变革的思想总结。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实事求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先后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产物。
五四以来的历史还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潮流的逐渐形成，是由于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倡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历史地成为五四以后思想解放主流的主导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一度出现政策偏差和错误，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了纠正。这使得爱国知识分子重新焕发出思想创新的勇气和活力。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推波助澜。当前正在深化的思想解放和理论突破，不仅需要党中央的倡导推动，更有待于以理论工作者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去思考创新。毋庸置疑，在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主导推动下，思想解放一定会有新的突破，中国社会一定会发生新的历史性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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