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变动论文,差距论文,因素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R110，O150
一、地区经济差距研究的理论框架
在改革以前，中国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就存在显著的经济差距。就总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和一部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均高于西部地区。为了缩小地区差距，中央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实行了转移财政支付、平衡收入差距的政策，并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这并没有显著缩小东西部地区间在经济效率方面的差距。
20世纪80年代，为了扩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自主权和积极性，中央政府对各省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减小了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财政上缴比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东西部之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这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首先享受到这项政策的广东省在整个改革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尽管各地区在改革期间都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加速，但就总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20年中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出现了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差距扩大非常明显。表1列出了按两种不同方法计算的东中西三个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至2001年）的年均GDP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西部比东部平均增长率低约1个百分点，90年代则低2—3个百分点。按照第二种方法，80年代中西部比东部平均增长率低不到1个百分点，而90年代则低2个百分点左右（注：根据某些证据，各地区经济增长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真（主要是偏高）的现象（Maddison，1998；孟连、王小鲁，2000）。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可能比东部更严重些；因此东中西部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可能会比表中两种方法所反映出的更大些。）。
表1 改革期间东中西部GDP增长率比较（1981—2001）
注：第一种方法来自国家统计局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分省GDP年度增长率。第二种方法是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省GDP（当年价格）加权平均并进行价格平减后得出的。GDP价格平减指数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合成。
资料来源：王小鲁（2000），根据国家统计局（1999，2001，2002）计算。
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也导致了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按人均纯收入计）差距的明显扩大。1980年，中、西部人均GDP按各省区加权平均计相当于东部的65％和53％。到2002年，它们占东部的比例分别降到了49％和39％（表2）。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差距的扩大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转移支付的作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差别相对小些，但相对差距扩大的趋势也很明显。1980年，中、西部人均收入各自相当于东部的78％和70％。到2000年，它们占东部的比例分别降到了62％和54％（国家统计局，不同年份）。
表2 东中西部人均GDP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元/人，当年价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2001，2003）。
东西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更集中地表现在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来看，1980年西部相当于东部的85％，2002年下降到71％，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来看，在同一时期西部与东部之比由70％下降到46％，下降了24个百分点。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推论，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总体上经济增长速度会比较快，因此穷国和富国的收入水平会逐渐接近。这被称为“趋同”理论（Solow，1956；Swan，1956）。但内生增长理论证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而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存量较高，因此穷富国家收入水平可能不会趋同（Romer，1986；Lucas，1988）。在不加选择地使用世界各国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中，一般性的趋同并没有被证实。但是一些研究发现趋同确实存在于某些类别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例如东亚国家和地区间，以及经合组织国家间。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如果排除了人力资本、储蓄率等某些条件的差别，各国间的确存在趋同现象。因此这些影响条件就导致了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上述研究结果被称为“俱乐部趋同”和“条件趋同”理论（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
在我国，上述增长理论已经开始应用于区域经济差距的研究中。蔡昉和都阳（2000）发现，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存在内部趋同，但地区间的差距却扩大了。而在控制了初始人力资本、投资率等变量时，各地区间存在有条件的趋同。
有哪些因素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地区间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在各地区分布的差异、各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农村工业化程度，以及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差别等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怎样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它们使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地区差距的成因和变动趋势至关重要。在本文的以下部分将分别对这些因素进行考察，试图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差距的形成和变动趋势进行比较完整的描绘，并就如何缩小区域差距得出一些政策性结论。
二、地区间的资本流动和外资的地区分布
资本在各地区间的配置和流动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从而影响地区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改革以前，地区间资本流动完全是一种计划行为，受中央政策支配。改革以来的这20多年间，资本流动一方面受财政分配资金和国家银行政策性资金分配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市场的引导。对外资而言，还受到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影响。财政体制、银行政策、市场条件、外资优惠政策等因素使得区域间资本流动呈现出复杂的格局。其总体流向如何？今后的变动趋势又如何？以下分别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考察，以期大致刻画出一个过去若干年间资本跨地区流动的整体趋势（另见郭金龙、王宏伟有关计算和分析，2003）。
1.固定资产投资在地区间的分布
表3计算了1980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东中西三个地区之间分布的情况。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只相当于东部的45％，但西部的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与本地区GDP的比例）是22％，高于东、中部的18％。这提示当时投资是向西部倾斜的。这也基本反映改革以前投资的分布情况。在改革期间东部地区投资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实行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投资率才又超过了东部，2002年更是达到了42％的历史高点（但规模只相当于东部的35％），可见投资在改革期间直到西部大开发之前是向东部倾斜的。这显然是导致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表3东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按当年价格，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2003）投资比例和投资率使根据各省市区投资额计算。
为了搞清导致区域间投资率差距的原因，以下将对区域间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进行考察。这些计算受到数据准确度的影响，有的还需要借助于假设条件，误差是难以避免的。因此这里提供的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
2.对国内跨地区资本流动总量的估计
这里我们对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内跨地区资本流动总量进行估计。根据宏观经济学原理，各省的资本净流入（流出）应当等于投资与储蓄之差。我们以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为权重计算了各省城乡居民储蓄率，并用它近似代表各省总储蓄率，从各省GDP推算出各省储蓄总额。以各省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储蓄总额，再扣除误差分配，就是近似的跨地区国内资本流动额。再加上外资投入，就反映出各地区净流入（流出）资本的总量。表4列出了按3个地区汇总的计算结果，并据此计算了资本净流入（流出）占各地区GDP的比重。
表4 跨地区资本流动总表（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1999）计算。
我们还采用另一种计算方法对上述结果进行验证。根据支出法GDP核算，各省的GDP可分解为最终消费C、资本形成I、货物与服务净出口X三项（这里的“净出口”应理解为“净出省”）。假定初始阶段某省的跨省贸易是平衡的（但该假设会带来误差），那么X=0，C+I=GDP。当发生资本净流入而其他条件不变时，C+I＞GDP，X＜0。此时资本形成中包含省外资本的流入，其值与X相等，符号相反。此时用X扣除对国外净出口后的负值可近似表示各省国内资本流入（或流出）的毛值。各省合计数不为0的部分为误差部分，进行分配和剔除后可近似得到各省国内资本流动净值。后一种方法的结果与前一结果有一定出入，但在总的资本流动方向上与前者相当一致，因此起到了互相验证的作用（结果从略）。按三个地区汇总的数据，两组结果关联显著，相关系数为0.841；OLS回归的t值为7.777，R[2]=0.708。
根据以上结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准），东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国内资本净流出，多数年份有数百亿的规模，在2000年达到1200亿元。但加上规模巨大的外商投资，东部一直是资本净流入，多数年份超过2000亿元。中部每年有几百亿元的资本净流出。加上外资后，也没有改变流出的格局。西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是资本净流入，后期突破了1000亿元（不包括外资）。加上外商投资，资本流动的格局变化不大，每年仅增加100多亿元。
3.对跨地区资本流动的分解
以下从几个方面对跨地区资本流动进行分解，以考察它的构成。在国内资本方面，包括财政转移支付，银行信贷的转移，通过国内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以及其他渠道（包括民间渠道）的资本流动。此外，还需要考虑外商投资。
财政资金在各地区间的转移支付缺乏完整的统计，现行财政支出统计中的“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支出”远没有包括全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有大量财政收入返还。它的分配不取决于中央财政从该省取得的税收，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发展政策和历史分配格局的延续性，实际上执行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我们以各省市区财政支出与收入之差作为毛转移支付，扣除中央从各省取得的待返还收入，得到近似的净财政转移支付。
净财政转移支付在20世纪90年代始终是由东部向中西部（主要是西部）转移，由于财权下放，其力度逐渐减弱；但由于西部开发而在2000年显著回升，东部付出超过1000亿元，中西部分别收入近800亿和200亿（未包括中央直接投资）。
银行资金在地区间的转移可能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商业银行在下属分支行之间调拨资金、银行间的跨地区拆借等等。作者近似地用各省银行贷差代表累计资金流入（存差代表流出），在将全国存差（贷差）总额分配到各地区并作为不相关因素剔除后，推算出累计的银行资金跨地区流动。其年度增量就是当期的银行资金净转移。
银行资金转移在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方向是由东部流向中西部，主要是流向中部（2000年除外），1999年规模超过1000亿元。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国有企业较为集中，其中许多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维持，吸纳了较多的资金，也产生了大量呆坏账。此外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国有粮食企业可能也占压了相当多的粮食收购资金。这说明银行资金的跨地区流动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不是受市场引导，而是受政策和体制的牵制。
上述格局在2000年发生了变化，东部的净转移由负转正，而中部则相反。这看来与银行规避风险的政策有关。为避免不良贷款，各银行近年来实行了较审慎的信贷政策，减少了向高风险地区的投放。但同时，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加剧了。
资本市场跨地区融资很难按来源进行划分。假定其来源基本上与各地区的GDP成比例，那么按来源划分和按去向划分的差额就近似等于跨地区融资。按此推算，在资本市场上的资本流动在20世纪90年代是由中西部流向东部，但只有几十亿元的流动规模，因此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不大。
国内其他渠道跨地区资本流动主要包括通过民间渠道的资本流动，也包括不通过地方财政的中央直接投资和不按分省统计的银行贷款在地区间的转移。这些方面缺乏数据，我们以国内跨地区资本流动总量减去通过财政、银行、资本市场三个渠道的资本流动，残差部分就是通过其他渠道的资本流动。该项资本流动，东部地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流入区，中部是流出区（2000年除外），规模在几百亿到上千亿不等；西部则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为流出区，后期变成了流入区。由此可以推测，通过民间渠道的资本流动基本流向是从中西部到东部，但这个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时期被同样包括在“其他”项下的中央在中西部的直接投资等所抵消。
外商投资是各地资本投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外资的85％以上都集中在东部地区，直到2000年也没有改变。按汇率折算，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部地区吸收的外资每年超过3000亿元，相当于东部地区GDP的5％—8％。显然，外商投资的地区差异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地区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武剑（2003）的分析，这是导致区域经济差距仅次于国内投资的地区差距（包括数量差距和效率差距）的次重要因素。
4.资本流动的变动趋向
综上所述，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包括外资、通过民间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的资本流动）和政府主导的资本流动（财政资金，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银行信贷资金）呈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者在利润引导下主要流向东部地区。这种流动改善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带动了经济增长，但也扩大了地区差距。外资优惠政策的地区差别也对资本投向有影响。这个差别如果长期保持下去，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相反，政府主导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着眼于缩小地区差距，并受到以前财政分配格局惯性的影响，较多地照顾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转移支付增加较快，使西部的投资率超过了东部，2002年达到了42％的历史高点。东西部地区的增长率仍然存在明显差距。这说明减小地区差距主要不能依赖政府主导的资本转移。
至于银行信贷资金的分配，居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首先满足国有企业资金需求的模式，政策性贷款更是直接服从政府的政策目标，使银行贷款在20世纪90年代更多地向中部地区倾斜，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西部。在过去，由于银行体系改革滞后，资金的使用效率很低并产生了大量不良信贷，银行资金在地区间的转移基本上无助于消除地区差距。在2000年已经出现了银行资金向东部转移的趋势。
由于市场导向的资本流动（包括外资在内）超过了政府导向的资本流动，地区间资本流动的整体趋势是向东部地区倾斜。这是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而市场导向的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回报率的差别。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上述资本流动格局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首先是地区间资本边际收益差距缩小的趋势。根据蔡昉、王德文（2003）的计算，在改革初期（1978年），东西部资本的边际产值相差一倍以上，经过了20年东部地区的持续大量投资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使两者趋于接近。这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条件下是必然趋势，它预示着资本在地区间的配置将逐渐趋于平衡，从而阻止地区差距的继续扩大。其次，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原来只给予一些东部地区的外资优惠政策已部分地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后者对外资的吸引力。第三，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也在改善。上述变化有利于缩小投资回报率的地区差距，从而逐渐改变市场导向的资本一边倒地流向东部的局面。此外，政府资金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力度还将继续保持。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能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遏制。
但是，实现上述转变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首先这取决于资本回报率的地区差别进一步缩小的速率，而后者又依赖于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高。其次还取决于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例如今后银行体制的改革方向。一方面，银行商业化和贷款利率市场化可能继续引导资金向东部地区流动；另一方面，如果银行业能够逐步形成多元竞争的局面，将产生一批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这将有利于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而减缓资金向东部地区的流动。两者都将有利于提高中长期经济效益，特别是后一个因素将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三、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
经济学理论能够证明，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总是从边际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流向高的地区，有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姚枝仲；2003）。劳动力流动不但为流入地提供丰富的劳动力，使之保持较低的工资成本和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还提高迁徙者和流出地的人均产出水平，改善资源配置状况。实证分析也发现，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直接影响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蔡昉、王德文、都阳、王美艳；2003）。下面将对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进行描述，并就其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作一粗略估计。
1.跨地区流动劳动力的规模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在全国6万多农户抽样调查基础上进行的推算（见2002年报告，以下简称劳动部），截至2000年，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总数为1.1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3.6％。其中在城镇就业的占65.8％。跨省流动劳动力（外出半年以上）约为2825万人，其中90％来自中西部（中部56％，西部34％）；82％流向东部地区，而且主要是流向城镇。农村劳动力在三个地区之间流动的矩阵由表5列出。表中各列表示各地区的劳动力流出（按去向划分），各行表示各地区的劳动力流入（按来源划分）。
表5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2000年存量矩阵
资料来源：根据劳动部（2002）数据计算。
最主要的劳动力流入地是广东，占全国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总数的一半。其他主要有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江苏。这6个省市加起来占跨省农民工的3/4。主要的劳动力流出地有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西、广西、重庆等；它们占了跨省流动劳动力来源的77％。
为了验证以上数据的准确度，作者将1999年劳动部数据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的全国固定跟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对比（两个样本互相独立；后者包括2万多农户）。根据两个样本推算总体，1999年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总量分别为2115万人和1894万人，相差10％。差别不太大，说明基本上可信。
应当说明，两个抽样调查都是通过入户方式进行的，不可能包括已经全家迁徙到其他地区的原农村住户，因此以上流动数据可能偏小。如果假定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有15％是举家搬迁，那么跨省流动的劳动力在2000年可能已达到3300万人。按同比例估计，从中西部流到东部的劳动力接近2500万人。
2.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对产出的贡献
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对经济带来了什么影响？以下进行简要的估计。第一步需要估计这些劳动力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边际产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农村居民收入调查，2000年东、中、西三个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各省算术平均值）分别为3476、2075、1632元。假定劳动回报占纯收入的50％，其余部分为资本和土地的报酬。再根据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人均收入折算为劳动力的人均劳动报酬。考虑到外出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将该报酬按1.2的系数进行调整。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劳动报酬近似等于外出劳动力在原住地的边际产出水平。同样可以假定，外出劳动力在流入地的边际产出等于他们的工资水平。我们知道外来劳动力在流入地区的工资一般低于当地的平均工资。由于没有相关数据，作者采用各地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平均工资水平（这在各类企业中工资水平是最低的）来近似代表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表6列出了这些劳动力在东中西部地区边际产出的差异。2000年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年边际产出分别只有1773元和1434元，而他们在东部城镇地区打工的边际产出达7837元，两者相差约5倍，平均每人多创造收入6224元。按2500万人计，中西部农村到东部打工的劳动者额外创造了约1556亿元的价值，大约相当于中西部农业增加值的18％（而他们只占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数量的8％）。
表6 流动劳动力在东中西部地区边际产出的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数据计算。
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当然也对输入地的就业状况产生一定的压力。不过，外来劳动力从事的工作大多数仍然是东部地区和城镇居民不愿意从事的脏、累、苦、低报酬的劳动，因此对当地就业的替代率显然远低于1∶1。他们填补了市场空缺、活跃了当地经济，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3.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地区差距的贡献
劳动力流动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首先，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在种植业这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劳动力减少会提高人均耕地面积，有利于土地规模经营。根据姚枝仲的计算，1998年劳动报酬的变异系数C=0.493，基尼系数Gini=0.258。若没有劳动力流动，则C=0.529，Gini=0.272。劳动力流动使C降低了0.036，Gini降低了0.014。可见，尽管跨省流动的规模还小，如果同劳动力不流动的情况相比，区域收入差距还是明显缩小了。
另外，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根据劳动部（2002）数据，2000年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均寄带回家庭的款额为4522元。推算总体，汇寄款总额达5128亿元，因此对流出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起了直接支撑作用。推算中西部跨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汇款，当接近1000亿元。这相当于将5亿多中西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提高了约10％。对那些相对贫困、外流劳动力多的区域来说，提高收入的作用尤其明显。（注：上述计算仅指跨东中西地区和跨省劳动力流动，未包括省内劳动力流动部分。后一部分目前占大多数。）
4.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潜力
尽管跨地区流动的劳动者对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其对输入地就业的某种程度的竞争性，以及对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产生的压力，仍然频繁地受到输入地设置的行政性限制甚至歧视。与农村劳动力的巨大数量相比，目前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还小。除了广东省和少数大城市，其他较发达省份和城市吸纳的劳动力还比较有限。上述这些劳动力迁移带来的问题有些是被人为夸大了，有些则是可以通过改善服务和管理来解决的。事实上仅广东一个省就吸纳了全部跨省流动劳动力的一半，并没有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高失业现象，相反这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使得广东经济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了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可见，如果未来出现几个类似广东的省份，将使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大大扩展，从而有效地减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妨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我国城市化程度较低，服务业发展空间不足。我国目前仍有61％的人口居住在镇以下的农村，居住在5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0％。这是改革前实行的城乡分割政策，和一段时期内实行的限制大中型城市发展政策的结果。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持续的城市化过程。这将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打破城乡壁垒，为劳动力流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完善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的市场环境，从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四、人力资本的地区分布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资本和劳动的存量变动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率（Solow，1956；Swan，1956），而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却有可能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Romer，1986；Lucas，1988）。这就是说，其他条件相同时，人力资本存量较大的先进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在长时期内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因此人力资本是影响地区差距长期趋势的因素。在研究资本和劳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时，我们应当侧重流量的分析；而在研究人力资本的影响时，则需要更加侧重对其存量差别的分析。
衡量人力资本的存量，有若干不同的角度。例如Romer（1986）用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人员数量来表示人力资本，而Lucas（1988）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来表示人力资本。以下我们使用现有的数据，从不同角度对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描述。
1.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及教育的规模
表7列出了1996—1999年期间分地区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9年，东部地区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年，中部是7.7年，西部是6.9年，东西相差1.2年；而且在1996—1999年间两地区差距扩大了。关于人力资本的跨地区流动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是经验观察说明受过高等教育者有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的明显趋向。
表7 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注：受教育年限是根据各不同学历的从业人员人数加权平均推算的。三个地区的平均数分别是根据各省平均数加权计算的。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还可以用下列指标衡量东中西部地区教育规模或教育能力的相对差别：在校学生数占人口的比例、教职工人数占人口的比例、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等等（计算结果从略）。这些指标都反映三个地区的相对教育规模有一定差距，其程度与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差距基本一致（西部大约是东部的62％—88％）。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部中学教育普及率低于东部，即使差距不大（按在校学生占人口比例，西部为东部的88％），持续下去将严重影响西部地区的人力素质。
2.专业技术人员和研究开发经费
关于各地区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目前没有全社会范围的统计，我们只能近似地使用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目前非国有经济部门在研发和教育方面的发展还很有限，因此上述指标能够大致反映地区间的差别。按专业技术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分配还是相对平衡的，西部相当于东部的91％。但是按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看，差距较大。在东部，研发经费占GDP的1.1％，而中西部分别只有0.6％和0.8％（国家统计局，2002）。
3.科技成果的市场化
如果从科技成果的角度来看地区差距，差别就远远超过了上面这些指标所反映的程度。按每万名专业技术人员申请专利件数，东部为140件，中部和西部只有39和35件，西部相当于东部的25％（国家统计局，2002）。如果看平均每名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中西部也仅相当于东部的31％和29％，而且这个差距似乎还在扩大（表8）。
表8 按专业技术人员数平均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元/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份）。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以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衡量，东西部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都有一定的差距，但更为突出的差距是中西部地区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的程度太低，在人力资本的产出率方面无法与东部竞争。这显然是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五、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影响地区差距的因素，除了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配置和流动，还有制度和政策因素。我国经济改革期间，经济增长显著加快，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是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改革。但是市场化的进程在各地差别仍然很大。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指数课题使用25项客观指标进行度量的结果，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0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年的市场化指数（记分区间0—10分），按东中西3个地区分组平均，分别为7.16、5.47、4.71。这反映出绝大部分东部省份不仅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而且在市场化进程中也走在中西部前面。中西部省份市场化程度与东部差距较大的方面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差距（见表9）。
表9 各地区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得分
资料来源：根据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03）计算。
樊纲和陈渝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各省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有明显的贡献。他们使用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分省市场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量（用技术发明专利表示）对各省的TFP进行回归，两个解释变量在不同模型中都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市场化程度和技术进步是两个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指标。他们指出，TFP可以通过下面5个方面的改革来提高：1.精简政府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以减少其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2.鼓励非国有部门的发展；3.大力培育产品市场，提高市场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区贸易壁垒；4.促进要素市场的发育，鼓励银行部门的竞争，加速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5.改善法律制度环境以更好的保护产权和保证合同的履行，提高市场中介组织（如律师事物所、会计师事物所和独立审计机构等）的质量和数量。
这一发现证实，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是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改革期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与前者在市场化改革中相对滞后有密切关系。因此，加速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对于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将有重要的意义。
六、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本文前面曾指出，东西部的收入差距突出表现在东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而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尽快地向城乡非农产业转移。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对于缩小地区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农村工业化方面，中西部的发展程度远低于东部。以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占农村从业人数的比例衡量，2000年东部平均为36.8％，中部24.2％，西部只有18.9％，东西部相差一半（国家统计局，2002）。研究还发现，各省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与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有显著的关联，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起了重要作用（王小鲁，200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840元，而西部12省（区、市）平均仅为483元。不难看出，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程度落后是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这种落后并不仅仅意味着时间上的滞后。今天中西部已经不太可能简单重复东部走过的农村工业化道路。改革初期，市场供给存在大量空缺，而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因为体制障碍而缺乏竞争力，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使乡镇企业凭借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导向的优势占领市场。今天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品牌、相关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乡镇企业在人力资本、技术、管理、基础设施、企业布局等方面的先天劣势越来越制约着它们的发展。它们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以两位数的增长率扩展。
城市经济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技术供应、市场集中度、服务业发展空间等方面都给现代产业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改革期间，城市化发展速度有了明显的加快。但中西部地区目前在城市化方面发展同样滞后，而且与东部的差距在继续扩大。从1982年到2000年，东部城镇化率上升了22个百分点，西部只上升了12个百分点（见表10）。
表10 各地区城镇化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1999a，2001b）来计算。
城市化水平的差距还集中地反映在大中型城市不足。在我国，规模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按市区非农业人口计）只有92座，只容纳了全国9.6％的人口。在这方面东西部差距更大。在东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2座，人口有6500万，占东部人口的13.3％；而西部只有14座，人口还不到2000万，只占西部人口5.6％。
模型分析发现，东西部城市化的差距可以解释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差距（王小鲁，2003）。因此目前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部分源于城市化水平的差距。西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振兴城市经济来带动。
七、主要结论
本文分别考察了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各主要因素，包括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地区间的流动和配置状况、制度变革（主要是市场化进程）在各地区间的差异、结构变动（城市化是最主要的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这些因素在过去若干年中主导了地区间的相对变动趋势。主要结论可概括如下：
1.在过去20年的经济改革期间，市场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民间资本流动使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加速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也扩大了地区差距。财政和银行资金的流向基本不受市场调节，主要向中西部转移。但由于外资数量巨大，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量的资本净流入。
2.东部持续的资本流入同时也在逐渐缩小东西部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差距。这将在未来减弱民间资本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的趋势，并改变外资一边倒地向东部倾斜的投资格局，从而减少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增长率差距，减缓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这种转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不过，这个转变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3.政府转移支付有助于改善中西部软硬基础设施条件，但缩小地区差距主要不能倚赖政府主导的资金转移，而要着眼于提高效率，改善投资环境。
4.东部地区长期以来享受的外资优惠政策，是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的一个原因。长期保持区域性的优惠政策不利于资源在地区间的优化配置和缩小地区差距，应当逐步向全国统一的国民待遇靠拢。
5.推进银行业的改革，发展区域性金融机构，改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和就业水平，也将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
6.受收入和就业机会差距的吸引，农村劳动力有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这有利于缩小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差距、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效率。由于区域间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差距仍然很大，这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需要进一步消除障碍，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和培训，发挥劳动力流动的潜力。
7.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在人力资本存量方面存在差距。但更重要的差距在于中西部科技成果市场化程度很低，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因此改革科研体制，促进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对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和缩小地区差距有重要意义。
8.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与东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要素生产率低。而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在市场化方面，东西部差距明显，尤其是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要素市场发育方面差距非常突出。这是制约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鼓励非国有企业发展，促进要素市场发育，改善法律制度环境等将对中西部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9.东西部地区间发展程度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城市化程度低。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上推进城市化发展将是西部发展的一个推动力。但这需要合理规划，全局统筹，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防止不顾条件的一哄而上。
概括来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还在继续扩大。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流动所导致。但资本的持续流动已经使得地区间资本生产率的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趋势。这个趋势，加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可能在未来逐步改变资本流动的格局，使之较为有利于中西部的发展。但是生产率的地区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说明要缩小区域差距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迫切需要尽快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的软硬环境，包括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政府服务水平，改革科技开发体制，以及加速城市化建设的步伐。这些将推进中西部的发展步伐，促使缩小区域差距的目标尽早实现。
①在本文中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辽、沪、江、浙、闽、鲁、粤、琼11省市；中部包括晋、吉、黑、皖、赣、豫、鄂、湘8省；西部包括蒙、桂、渝、川、黔、云、藏、陕、甘、青、宁、疆12省区。
标签：人力资本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江苏gdp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西部地区论文; 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