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的社会建设参与和社会认同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中国青年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建设和社会认同的构建
中国近三十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已经自然延伸至进一步的“社会建设”阶段和创新建设中国式社会组织和新社会结构阶段；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高速“信息流”、“物流”和人际交流，以及中国目前随处可见的城市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也使得“认同研究” （确认和归属问题）成为今天热得发烫的术语。积极引导和推动青年群体关注和介入当代中国内容深广的社会建设事业，可以强化他们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责任感，也有助于他们确立基本价值观和自我认同。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大印象，强化了每个地球人在各种层次上的“认同”危机感，如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区域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社群认同、群体认同、社会身份认同、自我认同等等。目前学术界和舆论界在讨论“认同”问题时可谓名词迭出、讨论者甚众，但这些讨论更多地聚焦于“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大都展现的是一些大型团体之间的跨界对话和内在焦虑；而与我们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更近的“认同”问题则是：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引发了许多中国当代人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问题。
“自我认同”问题主要指自我身份感、价值感和意义感的缺乏。今天的社会评价标准虽然表面多元、各种才艺大赛高手如林，但也仍然有内在的单一，就是从原来的政治标准转向经济标准和“实货”标准，市场化的得失指标代替了传统的道德和责任指标。在一切都可数字化计算的利益得失面前，社会认可的方式对每个人的利害关系都比以前更残酷无情。所以，下岗的担心每日的生计、在岗的担心自己不被认为是出色的员工；已经创出大小“私产”的人担心在没完没了的竞争中会有严重“失手”，已经遭遇失败的人担心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上了大学的“高材生”担心自己的专业没有前途、正在向往大学的中小学生担心自己在班上不够突出；城市的常住人口认为自己的“家”已被外来者占领，而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暂住人群感觉城市不是“我的城市”……这类普遍存在的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不确认感和不安全感，也引出了“群体认同”和“社会认同”问题。
由于从哲学概念上讲，一方面认同的建构是双向的，个体的自我认同期待着所属群体的认可，群体的认同也需要每个所属个体的认可，所以“自我认同”危机总是与“群体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问题密切互动。另一方面，讨论认同问题不能仅仅停留于“心理”和认识层面，人们的认同都是在社会过程中建构的，也是会随着社会制度和经济利益的变更而不断变化或重塑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强调：“认同是在不同行动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中、在情景中建构的，它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可能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它受到共同规则的制约和引导。”所以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认同”应该是一种多元共存、相互包容的公众素养，而且每个公民可以与他人共享的社会价值认同，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和认识现象，还应该通过不断的、具体的社会建设参与行动，逐渐进入到公民个体的智慧、能力和信念层面。
对许多当代中国青年而言，越来越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普遍的“独生子女”身份和尚未变革的“应试教育”模式，也使得他们一方面具有特别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另一方面又缺乏起码的社会认识和人生经验，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去实践完全社会化的生活和学习恪守基本社交礼仪，所以也难以建构真正的公共意识和集体观念。近些年来的大学扩招和就业困难，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市场竞争恐惧感和社会生活压力感，由此也更难以建立和稳固应有的社会价值认同和自我角色认同。
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不会自动引导出社会群体意识的发展和公共生活质量的改善，简单硬性的市场游戏规则常常以消耗社会成本为代价获取丰厚经济利益。在一个欠缺社会资本和公共意识的社会中，也就是在一个社会成员之间无法相互信任和相互遵守信用，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普遍以邻为壑、急功近利，普遍对公共事务和他人遭遇冷淡麻木、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中，人们既不会有实质意义的社会认同和群体认同，也不会有真正合理的自我认同，因为每个人的自我认同，也是他对自己的生活群体、生活所在地的社会认同问题，需要众人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式互动才能真正解决。而这种共同努力和合作式互动又要通过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的社会建设事业才能实现。
国际上对社会建设的一般认识是：社会建设包括教、科、文、卫、体、安全、环保七个方面。换言之，社会建设不仅是更高境界的生活条件建设，而且是现代国家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强调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是努力从更高层次上，也就是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角度分析社会问题，推进社会治理朝现代民主化方向变革和发展。目前我国的社会建设工作一是特别强调帮助弱势群体，因为只有通过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的不懈努力，才可能确立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生活尊严感和对公平、公正理念的普遍认同；二是重视提升各类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国际上，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谐程度的重要标志，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公民的社会地位的尺度。应该说，当代中国青年完全有可能也特别需要主动参与新时期的社会建设工作，以加强和加深自己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而当代大学生最可能直接参与的社会建设工作，主要是校园管理、附近社区建设和学校所在地的城市化和附近新农村建设进程。
二、多重认同和公共意识的形成
我们在传统上一直拥有国家认同和乡土认同的二元整合，即“国民身份”与“村民身份”的“公” “私”互动和双重认同。前者因为无处不在的强有力国家—民族意识宣传和教育，形成指定性政治归属感，所以表现为普遍的国民身份认同和行为取向；后者因为现实和实用，又拥有血缘和地缘的自然基础，是一种自发性归属感，所以中国式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乡土认同、同乡忠诚、同乡组织始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自发形成的“同乡会”往往也在名声和功能上胜过正式挂牌的“学生会”，它们在具体的假日活动组织、维权活动召集、集体购票统计、周末派对策划和日常人际纠纷处理等问题上，时不时地呼风唤雨、威震一方。
历史上中国人一直强调“国家”是放大了的小“家”，各种社会组织不过是根据需要缩放尺寸的“大家”，个人可以依赖也必须依靠纵向分布的“家族”和“乡亲”网络，以及更高层面的各种“国家单位”。在分析和解释群己关系和社会问题时，常常强调国民作为个体应该愿意放弃小家先维护大家和集体的利益，由此也可以换取国家、单位、家族和邻里的认可和关照。而现在推进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认同建设，就是想强调国家和小家的概念不仅是孰先孰后、孰高孰低的关系，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大河里的水满了小河里才有水”的关系；城市和家的概念也不仅仅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关系，事实上，今天的国家、社会和个人间的关系，是不同层面利益相关方的复合联动关系。
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建设”和“社会认同”，不是想让家乡和同乡观念换代升级，也不是想让国家政权与社会公共权力之间出现对峙或竞争，而是希望在传统的“国家”和“家乡”这二者之间建立和强化一种“中间层面”的公共领域，从而让生活受到经济发展影响的中国公民，有更多的机会和责任感去参与工作与生活所在地的社会全面发展。从“国家—乡土”的双重认同，到“全球—国家—社会（城市）—家族”的多重认同，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是要点点滴滴地不断开拓和创建城市和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和国民的公共意识，创建一种和谐社会生活和全民共同发展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一方面，没有具体的家乡认同和城市认同，国家认同和全球认同也就有名无实或有因无果，如许多热血的当代中国“爱国”青年最终千辛万苦地跑到其他国家去生存和发展，不过是因为无法在中国的某个城市找到自己的工作价值认同和生活归属感，或者说他们在中国各地和各级学校的读书经历就根本没有建立起什么真正可靠的学校认同和中国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当前人们所说的社会组织建设和城市认同建设就是要让国家大业之大“公”，通过与每个市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具体之“公域”，得到民众的真正认同和亲身参与，并且在这种亲身参与的建设经历之中，他们的自然乡土意识和同乡、同仁意识也因此具有了被“社会”真正认可的公共意义和奉献精神价值。
三 清除“等级”意识和“人上人”认同
今天人们讨论的社会建设、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认同，是与“市民社会”、“公民意识”、“公共空间”、“公共论坛”等概念密切关联的，它们之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长期缺位，是因为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信息社会等概念只有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才逐渐成为现实。
许多历史学者的研究发现：新中国建立以前，连都市化程度最高的上海也一直没有统一的“上海意识”，只有生活在上海的各种乡土组织和同乡协作意识。上海人不过是生活在同一城市里的各种同乡人，他们只有在与其他城市人相比时，才有可能自称为上海人。所以说这种旧式的“上海人认同”并不意味着他们确实认同一种上海城市文化，只意味着他们无意识中集体认同一种等级文化和排斥文化。
这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些大学生，他们可能自认为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一个热门专业的高才生……但他们必须在“反美”和“批日”的语境中，才觉得更能表现自己饱满的爱国热情；只有在与其他学校的大学生比较自己大学的座次时，才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原来也有强烈的学校认同；只有在查找自己专业的最新市场热度调查或全国排名时，才会认真考虑自己是否应该选择和热爱此专业。类似的国家认同、学校认同、专业意识和自我认同，其实都是夹杂着等级意识和排斥他人心理，并且常常会是携带狭隘情绪、文化偏见和非理性病毒的。当然，另一种口号和符号认同在中国当代青年人中间也比较常见，那就是他们的国家和社会认同是建立在版图疆域、长城、黄河、国旗、汉语、红灯笼、儒家文化和一些空泛的歌词之上的，他们的心理认同极少进入社会政治制度、宪法、资源分配、社会矛盾解决方式等意义领域和实践领域，所以这样的认同往往是虚幻、肤浅和随意即可改变的。
一直以来，北京、上海、天津等中国超大城市之所以对中国的优秀大学生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人口总量和国家每年特别拨款投入予以建设和积聚起来的政治经济实力；这些政治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同样使得这些城市的名牌大学云集、科技经贸和文化名人众多，所以优秀人才奔向那些城市和大学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硬实力”的号召力。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投奔京津沪的年轻人都要经历一段从“外地人”变成“本地人”的痛苦身心磨难；而他们中间的那些为数不算少的“成功者”们，又会因为终于从“人下人”变成了“人上人”而成为众多他乡异地年轻人的向往目标。
英国学者戴维·莫利在《认同的空间》一书中强调“差异构成了认同”，认同涉及到了“排斥”和“包含”。所以今日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认同，就是要清理和去除那些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观念和建构此类等级意识的各种社会制度（包括潜规则），破除那些缺乏平等、公平、公正意识、容忍贫富差距长期存在、默认高下社会等级的狭隘心理和排斥行为，通过培育公共意识和积蓄社会资本、通过推动社会公平和完善社会组织建设、通过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和强化更多人的社会责任，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分享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
四、通过话语过程、集体组织和共享式社会活动去建设
加强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也是要加强每个城市和乡镇、每个行业和事业对优秀年轻人的内在吸引力和特色感召力，也就是建设我们社会的“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从当前到可见的未来，中国的每个城市和附近的乡镇，都将会努力建设自身的特殊文化影响力和留住人才的凝聚力，这其中除了要借助于两种主要资源，一是本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资源，二是中国目前已经普遍推进的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环境，第三以及更重要的，就是要借助于以民为本的基本国策，不断加强社会管理方式的民主化建设、促进全社会成员的合作式发展和共同富裕。
过去我们谈到中国社会事务的公众参与和公共空间时，思路往往比较集中于政治领域、政治权利、政治参与、有政治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和重大事件的“人民做主”问题，而今天我们提倡年轻人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将更多地关注非政治领域的社会生活公共领域建设，比如中国青年自身的学习和生活领域，他们周围的市民们的工作领域、生活领域和休闲领域，关注由大众媒体公布的共同性话题和公众性问题……在这些社会生活天地里，工作条件、人际关系、企业文化、办公室文化、小区文化、自发性组织和活动、新旧邻里关系、家庭内部关系、学校师生关系、社会事务的相关利益集团关系等，都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内涵和社会文化内容，也都是我们可以去不断创建和改善的“地方性公域”。
从具体建设社会认同和公共意识的方式上讲，当代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应该紧扣“地方性公域”这个概念，努力创建具有公共性的话语过程（亦称民主协商过程），努力创建公众都可能参与的自发性集体组织和共享式社会活动。通过公民们切实可能参与的话语过程、集体组织和社会活动，理论讨论中抽象笼统的“人民”、“多数”会变成具体可见、可测的“每个人”的真正参与建设过程，这些具体的人通过关注与他们真正有关的“公共事务”，才会真正从感性意识、理性认识、参与能力和基本信念的提升中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
对当代中国的大学生而言，校园管理、附近社区建设和学校所在地的城市化和附近新农村建设进程，都是他们可能也应该积极参与和投入智慧和热情的社会建设项目。如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学组织、教学管理、考核的全过程以及学生的社团组织和监管方式是否可能更“以人为本”或“以学生为本”？如各种国家、省市、社区和各大学的图书馆、艺术活动中心、体育锻炼场所等，能否免费向公众开放和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如何更周密地设计和规划我们周围的各类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如何制定更明确有效的制度性规范、以最大程度地限制少数人因不合理利用资源可能给他人权利带来的影响？如何促进自身和他人将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平等、尊重和合作的行为自觉，从而越来越获得道德行动的自由？如何组织有针对性的“反歧视中心”和“救助中心”，以多种形式在社会中公开进行社会焦点问题的讨论？如何随时接受弱势群体的相关投诉并努力为他们提供实际帮助？如何提升自己和他人参与国际政治、社会事务、公共福利、环境保护、慈善事业的积极性？等等。
简言之，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已经被提升到了与“经济建设”并重的首要位置。当代中国青年将亲身参与的社会建设，是要对我们传统“国家认同”和“家族认同”之间的“中间层次”——日常社会生活领域，进行更高认识境界的全面建设，强调的是地方性公共领域和全体公民可切实参与的社会生活建设，强调的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民主建设。这些建设行为和创新观念，将更主动地关注每个社会成员不同的个体利益和权益是如何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相互关联的，其关联方式是否需要改变和使其更合乎情理，或者说如何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公平、公正与和谐地关联。这对当代中国的青年而言，无论是追求主体的自我价值实现，还是考虑自我的未来职业规划和个人生活风格，都是一个天地广阔而又意义深邃的展望、创新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