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沟通：目标取向、运行机理及优化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群论文,机理论文,取向论文,策略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12-0060-04 党群沟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存在着如何处理政党与群众关系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党群关系，有多种实践方法。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情势看，党群沟通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法为众多政党青睐。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沟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有继承性，也有时代性。其预期效果的实现，离不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贯穿于党的发展的每一个时期，由于结构要素、环境要素、社会要素等综合影响，有的历史时段党群沟通机制处于稳定运行状态，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有的历史时段运行不稳定，党群干群矛盾就增多。为了保持党群沟通机制健康运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则，也需关照中国现实，更要健全和完善机制的结构要素，三者有机统一，才能良性运行，持续发力。 一、党群沟通的目标取向 研究党群沟通的问题实质在于了解它能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种影响或目标是政党发挥整体功能的一种体现。从近期目标看，党群沟通有助于密切党群关系，推动社会和谐。从长远目标看，党群沟通有助于提高党的群众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有利于构建党群治理的新模式。 1.党群沟通的近期目标。政党来自于社会，又依赖和服务于社会。社会是“人”(群众)的集合体，决定了政党不管是“向社会做出反应”还是“对社会施以控制”，都离不开与人民群众之间信息流的交换与反馈。在二者的互动交流中传播政党意图，收集、综合社情民意，制定出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才能凝聚人心，营造和谐，推动社会发展。具体来说，一是党群沟通密切了党群关系。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视域下，政党要掌握公共权力，必须得到民众(选民)的认同。而要得到民众(选民)的认同，政党必须了解人民，准确表达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诉求，才能赢得民众，这是政党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但肩负着领导、教育、组织、动员群众的职责，而且还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不脱离群众。这种独特的党群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主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物质利益的关系。在社会发展中，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是不同的，这就难免出现分化、差异、区别、对立。相应地，也需要作为经济和政治职能管理者、执行者的党员领导干部来平衡和解决。如果不及时沟通处理，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就会激化，甚至成为对抗性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群沟通有益于密切党群关系。二是党群沟通推动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这里的“人”既包括普通大众，也包括党员干部。作为“现实的人”，首先满足的是物质生活条件，然后才能有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如结合成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动中实现目的、愿望、诉求等。为了把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从社会领域诞生的政党就扮演起领导民众、引导民众、宣传民众走向秩序化实践的角色，进而依靠民众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为了巩固政权和长期执政，党更“需要从执政的高度出发有效融洽自身与社会的内在联系”，[1]以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间，都离不开与社会(各阶层民众)的交流与对话，收集社会民众“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宣传党的价值理念，使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有机统一，才能在稳定的社会中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党群沟通的长远目标。党群沟通是一种新型的党群关系处理模式，相对于传统的领导、指令-服从、执行的党群管理而言，党群沟通更多体现了民主、协商、平等的精神和价值。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群众的主体性、主动性凸显，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增强。党群沟通中权力-权利的互动，促使制度化的规则形成，互惠规范逐渐沉淀，集体行动逐步达成。具体来说，一是党群沟通有益于构建党群治理新模式。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党群关系处理模式是党群管理，体现为政党的领导和指令以及群众的服从和执行，权威色彩和等级观念较为严重，民主缺乏。改革开放后，经济方式和分配方式的转变使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多元，价值观念趋于多样，个体思想日趋活跃，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开、透明、平等、协商、合作、民主的观念在增强，并逐步体现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由此形成的政治活动形态不是“你听我说”的领导-服从型模式，而是多元社会结构平等参与、民主交流、协商合作的集体行动模式。这种模式克服了传统党群管理的弊端，如政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既扮演领导角色，也扮演参与角色；政党与各阶层群众、群众社团和自治组织对于公共事务管理是自觉自愿的；党群合作中平等、公开、透明的精神凸显，并趋向于法律框架下开展合作；集体行动结果的认同性增强。这种党群活动方式将传统党群管理中的被动动员转变为主动参与，极大地发挥了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并在互动的公共事务对话中形成互动的规则，规制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方式，推动传统的党群管理逐步向党群治理的方向转变。二是有益于提高党的群众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党群沟通属于党的群众工作范畴，直接效果是密切了党群关系。党群沟通的效果在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中体现，党群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行离不开党与群众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既包括沟通中的社情民意和党的理念，也包括沟通之后信息反馈与再沟通。其中，机制的良性运行离不开信息的有效反馈，它是检测信息(政策、民意)是否在主客体(党群)之间流动以及被主客体理解并形成共识的关键环节。对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党群沟通，党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对社情民意的反馈体现在：各级党委政府在决策中采纳民众的合理意见并及时对决策方案进行修改；对不合理意见建议要及时向民众作出解释说明，做到党委政府的重大事情让民众知晓。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章立制，包括建立联系服务群众制度、群众民主参与制度、党群沟通规划制度等，方便群众了解党务政务，加大群众参与和监督，才能集思广益，改进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而提高党的群众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二、党群沟通的运行机理 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思想萌芽于建党前后，离不开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其思想指引下，党群沟通行为一直存在。随着革命需要和党的事业发展，党群沟通效果在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中逐步显现。[2]85-99党群沟通机制运行是党、群众、信息、沟通渠道、沟通方式等要素之间的有机联动。这个过程既需结构要素的完善，也需资源体系的推动，更需现代民主政治因子的融入，三者融合推动了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从而实现党自身的人民性与其活动(包括领导活动和执政活动)的合法性。 1.结构要素完善。党群沟通机制的结构要素包括党、信息、群众、渠道、沟通方式等要素。中国共产党和群众是党群沟通的主体。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中国共产党在党群沟通中的具体指向包括党的组织、党和政府的外围组织，普通党员；群众在党群沟通中涵盖不同阶级阶层的群众。他们在沟通机制运行中，有时充当信息输入者的角色，有时充当信息接收者的角色，可以互相转换。沟通信息也称沟通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情民意；二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主张、法规、法令等。沟通信息(内容)是一个动态概念，带有明显的历史特征和时代特征。沟通渠道也叫信息流动通道，既有制度内的沟通渠道，也存在着民间的沟通渠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党的实践中还会出现符合人民意愿的新兴渠道如听证会、恳谈会等。沟通方式是沟通主体展示自己、赢得对方理解和认同所需要对话的方式，作为沟通主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其沟通方式更多体现亲民、爱民的特征。在沟通机制运行中，也离不开沟通的效果与反馈，通过信息反馈推动新沟通机制的持续运行。这些因素是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基础条件。 2.资源体系推动。党群沟通机制的结构要素是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一个表象条件，在具体的运行中，还有一些隐性因素在起作用。譬如组织资源、制度资源、思想资源、社会资源等，都影响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就组织资源来说，包括党员队伍、组织机构和组织方式等。具体到党群沟通中表现在，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需要组织机构中的党员干部在制度内运用灵活适度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政治实施的劝导、社会民意的搜集与递送等工作，目的是代表群众、为了群众，进而赢得民心。就制度资源来说，包括根本制度和派生制度，“根本制度是一些抽象原则，不加阐释直接实施的，操作性不强；派生制度往往是对基本制度内涵的具体规定和具体实施措施，具有可操作性。”[3]制度资源在一定的环境中存续和生长，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决定了制度存续生长需要与环境共享知识、交换信息与能量来维持，还要根据实践发展进行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制度资源的适应功能。具体到党群沟通中，信息的互动既要沿着制度内渠道运行，也离不开民间渠道的传送，更需要一些非正式的规则(习俗、惯例等)的约束。尤其是在民意诉求多元化的今天，党群沟通机制的持续运行还需要根据社会实践发展创设新的沟通制度，来进一步提升信息流动量，以保证最大多数的民意信息最终到达决策中枢。就思想资源来说，虽然党在诞生时把一系列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带入了中国，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的创新思想指导着新的实践，但也不乏传统文化中消极思想的存在和影响(如官本位、官贵民贱等)。这就要求要用符合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去影响党员干部和民众的思维行为进而导向目标的形成。就社会资源来说，主要指接受政党领导的社会力量，如各种基层自治组织、民间社团、行业协会、社会中间组织等，它们旗下都有特定的社会群体，并代表特定阶层进行着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它们的力量是潜在的，但在协调利益、维护正义、促进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平等民主在场。政治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民众，一个是公共权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4]但民众自身的特性(规模大、无组织化等)和公权力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民众不能直接运用公权力管理社会、公共权力也不能自我运行，只有选举代表就彼此共同面临的问题(事务)进行商议、讨论，这就是代议制。在代议制运行中，人们觉察到“结成组织的一方总是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使建立政治组织成为一种客观要求。适应这一要求，政党产生了”。[5]政党的目标是夺取政权，“是否拥有权力引导着整个政治的运行。对权力的追逐，使政党更加关注其代表的阶级、阶层，关注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偏好、期望、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信息，并与之反复磋商，争取获得政权的支持力量。”[2]1-2这一磋商密切了党群关系，夯实了群众基础。夺取政权后，成为执政党，面临着巩固政权和持续执政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仍需要关注民众，及时与民众磋商，才不容易脱离群众。这是世界政党通行的规则，也是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随着民众构成的变化(阶层结构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等)、社会组织的发展和信息网络的普及，党在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变化。需要在加大信息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引导多元社会主体(各阶层群众、社会团体、自治组织等)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民主进行对话和交流，在了解与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进而形成集体一致的行动。 三、党群沟通的优化策略 综上分析，党群沟通机制运行是一项系统工程。之所以说它是一项系统工程，源自于它的运行需要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动。如果任何一个因素发生问题，即使其他要素再健全，沟通效果仍不会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足以说明这一点。正是着眼于党群沟通效果的预期，笔者认为，必须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着眼于中国实际，健全机制的结构要素，才能推动机制良性运行，持续发力。 1.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贯穿党的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党群沟通的结构要素完善程度不同，在有的历史时期，党与群众的沟通机制形成了良性运行状态，推动了党的事业发展；在有的历史时期党与群众的沟通没有形成机制或者出现了沟通机制运行的不稳定状态，导致社会矛盾多发频发。具体地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群沟通机制总体上处于良性运行状态，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地下党”，如何从“地下”变为“地上”并取得革命的胜利，不能仅仅依靠党的一小部分先进分子，需要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破解革命难题。为此，党员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并向党组织反映群众愿望，进而实现群众的利益，由此达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革命的目的。如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了解到中国的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于是通过具体的“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与此同时，党也通过颁布《土地法》的措施使农民获得土地，农民有了生计，对党的观念也转变了，由此开始服从党并跟党走。除了党员干部沟通群众外，党的外围组织(工、青、妇等)和报刊、戏曲、歌剧等也发挥了沟通群众的作用。沟通渠道的多样化便于将党的信息及时传递给群众，群众的需求也及时传递于党，党、群众、信息、渠道等要素的互动使党群沟通机制处于良性运行阶段，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有机统一，直接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相形之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群沟通机制一度处于不稳定状态，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拥有稳固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群沟通机制处于相对稳定时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渐形成。虽然便利了执政党权力的运用，但消极影响很明显。1957年之后，随着党的政治生活的反常，党的沟通功能被挤压。尤其随着党的工作指导思想日益“左”倾，党与群众沟通的行为逐渐减少，沟通渠道被堵塞，沟通功能渐渐萎缩。[2]115-125沟通机制结构要素的不完善，使党群沟通机制运行处于不稳定状态。但中国没有发生民众的抗议革命，民众仍然紧跟着党，并热火朝天地投入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中，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掌握着国家政权，拥有着稳固的执政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与群众沟通的各种渠道(两会、信访、社团、新闻媒体等)，使人民群众能够畅所欲言。网络技术出现后，党及时在各级党组织中建立党群沟通平台，方便党员干部与群众沟通。但沟通不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级上访等现象还存在，说明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不足。 2.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状况的考察，我们发现，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不稳定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员干部与群众沟通的能力与社会发展不适应。党群沟通是在党的主导下进行的，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直接影响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并体现在党员干部的具体活动中。改革开放后经济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化带来许多新变化，包括民众构成变化、利益构成分化、思想观念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等，群众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被动动员的对象，而是主动参与到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中；不再单纯地依靠党组织进行利益表达，而是随着新型社会组织的勃兴，开始通过新社会组织进行利益表达维护权益。而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没有紧跟时代变化，在群众工作或者党群沟通中固守传统的模式，忽略了社会发展中的新生力量，没有意识到民众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和法治意识在增强，导致一些社情民意搁置或传输阻滞，党群矛盾加剧。此外，由于部分党员干部还未掌握网络、媒体沟通群众的规律和特点，没有认识到群众在网络中既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信息传播者的现实，缺乏沟通艺术，导致沟通效果不佳。二是党群沟通中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沟通体系中，有多条沟通渠道，包括党组织、人大、政协、社团、媒体、网络等。这些沟通渠道在中国政治框架下运行，其中，党的信息系统(组织系统)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具体表现为“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地(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和乡镇五级”，[6]是一种组织上的垂直集中结构。西方学者汤森在《中国政治》中指出“镇下面还有村”，[7]63“在农村最基本的单位是生产队”。[7]73如果再加上村、生产队两级，我们试想，一个农民的愿望诉求如果要输送到决策层，其难度有多大。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原初的问题都面临着检阅。这样，即使问题反映到决策层，也已经面目全非。且一些渠道功能有限(如人大、政协)，一些渠道在沟通中与组织系统衔接主动性不足(如社团)，这些问题客观上阻碍了信息的流通。三是民众的沟通意识不稳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帮助群众实现愿望诉求。在成为执政党后，虽然党仍然注重与群众沟通，但社会发展中群众生产生活中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迫使群众主动找党表达诉求，以实现自己的切身利益。但群众与党进行沟通的意识不稳定，当切身利益受损时，与党进行沟通的主动性就强，而与此事件无关的其他群众的沟通热情就相对较低。同时，一旦利益受损的群众在与党的各级干部沟通没有效果后，他们会慢慢不去介入政治或者参与政治，逐渐形成政治冷漠。这说明，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沟通的主动性往往与沟通的效果相关。如果在沟通中解决了民众反映的问题，会提高民众下次参与沟通的积极性。否则，其沟通热情会递减，最终使党群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时，民众的政治冷漠问题不会缓解党群矛盾，而是随着一些利益受损者群体的出现他们会自愿参与其中，潜在加剧党群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3.优化党群沟通运行的路径。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是一种客观现象，既有历史性原因，也有现实性因素。这就要求从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方面去考虑沟通机制的运行问题，才能提高党群沟通的效度，永葆党的政治本色。具体来说，一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方法，是一种政治优势。只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维护群众的利益，才能从思想和感情深处真正把群众当主人，才能推动党的事业向前发展。在党群沟通中走群众路线，要求党员干部心里面装民、主动交民、一心帮民，做群众的知心人和服务人，才能为群众多办事、办好事。二是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干部行为是群众认识党的最直观标志。很大程度上，群众对党群、干群关系的认识，不是根据其理论，而是根据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表现加以判断。”[8]为此，党员干部首先要转变对群众的态度，正如学者所言，“能否放下架子同群众交朋友，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并不是简单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对待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多和群众交朋友，多和群众‘拉家常’，才能为民众排忧解难。”[9]其次要加大教育培训，一方面防止党员干部精神上缺钙，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素质和能力。具体来说，既要注重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教育，又要对党员干部的群众工作方法进行培训，还要探讨新形势下党员干部沟通群众的方式方法。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的情况下，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搞调查研究的方式，了解群众疾苦，反映群众诉求，实现群众利益，仍然是现阶段党员干部解决民生问题、化解党群矛盾的可取方法。三是不断健全信息流通的渠道。信息流通渠道很多，既有制度内沟通渠道，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信访制度；也有民间沟通渠道，如社团、群众性自治组织等；还有新兴的党建网站、听证会、恳谈会等，这些渠道搜集到的信息都归入党的层级信息流通系统。从信息在渠道内流动的情况看，其检阅或者丢失不是自然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渠道节点上的“把关人”。“在确定政治过程的最初材料的性质方面，他们成为关键的结构性要素”，[10]“他们的经验、看法、兴趣以及先入为主的立场决定着信息的取舍。同时，受周围环境(如上级领导、单位同事、局域利益、受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信息的去留难以脱去个人的感情色彩。”[2]185由此，在传送反馈信息时难免不带有主观偏好。为此，在已有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基础上，应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对处于节点的“把关人”明晰责任清单，加强督促检查，不断推动落实，使多样化的沟通渠道切实成为信息流动的载体。四是不断提高公民参与沟通的素质能力。已有分析显示，在党群沟通中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现象，[2]251-252但一些可以通过后天习得行为来改变，如基本素养、身份地位、工作技能等。为此，首先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保障人民群众公平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使民众素质得以整体性提高。其次要加大公民思想政治教育，改变民众政治参与意识不稳定带来的政治冷漠、盲目参与的行为，引导群众成为合法参与、有序表达的好公民。还要创设条件鼓励公民参与各项政治活动，不断提高公民的沟通意识，推动公民文化的形成，如民众参与选举监督提高理性判断能力、引导公民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提升民众的维权意识、与周围的人讨论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等，都是培养群众主动沟通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