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与新经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洛茨基论文,新经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2-0049-07
托洛茨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一个复杂、有难度的课题，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少数专家曾发表过这方面的论著，基本上对此持一概否定的态度。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深入研究。总的看，他的思想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和“左”的倾向，他对20年代苏联国情和经济政策的认识也不符合实际，但其中不乏有合理甚至深刻之处。这些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的国内外背景作分析，笼统地说他是极“左”代表未必客观。
一、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
1919年冬至1920年初，托洛茨基在乌拉尔领导经济工作期间就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是国内战争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的，它们已经失去了意义。为了经济的振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引入个人利益的因素，即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国内市场”[1]。他在1920年1月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提出了克服危机的两条新政策，一是用征收粮食税的办法取代余粮收集制；二是建立工农业产品间的商品交换制度。这与列宁一年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是大体一致的。应该说，当时战争大局已定，政策的转变已有可能。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还沉浸在战时共产主义的理想中，以11票对4票否决了托洛茨基的提案。1921年3月，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托洛茨基是积极支持的。他后来回忆说：“列宁起草了头几个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的非常谨慎的提纲，我立刻站到了他的一边。”[2]他开始热情地研究新经济政策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就工业、农业、财政、贸易等问题广泛发表意见，向中央提出建议。他在党内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还撰写阐发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小册子。在1923年5月俄共（布）十二大上，托洛茨基在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中，就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直到1927年，他仍认为国民经济恢复取得的重大成就证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条绝对必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3]。事实说明，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后的几年，托洛茨基思想的转变是比较快的，他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也有一些深刻之处。
关于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原因及其实质，托洛茨基主要是从苏俄经济发展的状况、内在要求方面进行研究的，强调的是国家经济落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缺乏经济根据。他认为，取消商品、货币关系，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虽然能保证战争的需要，但是却不能解决组织、调节经济活动的大问题，无产阶级国家在经济和管理能力上都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在党的十一大上，托洛茨基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时指出：“我们是从什么开始的？我们是从……在经济政策里和资产阶级的过去实行急遽而不妥协的决裂开始的。原先有过市场——现在取消，自由贸易——取消，竞争——取消，商业计算——取消。代之以什么？集权主义的、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分配一切，组织一切，操心一切：机器运到哪里，原料运到哪里，成品运到哪里……由统一的中心通过它的负责机关来决定，来分配。我们这个计划碰壁了。为什么？因为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这个准备，或者用列宁同志的表述，因为我们的文化水平低……这么说来，我们的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只谈经济方面，错误在于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领域里承担了力所不及的任务。在国家的现有条件下，在它自身的技术、生产和组织水平的现状之下，它没有能力以集权主义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4]所以，必须向商品市场关系求助，通过经济利益机制使无产阶级国家与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托洛茨基说，“新经济政策是走上新轨道的过渡，正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更正确的关系”[5]。
1921年秋后，托洛茨基认识到，新经济政策不只是对农民和各种私人资本的让步和退却，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要改变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经营观念，把它们的活动确定不移地放在市场的基础之上。他在1922年写成的、受到列宁高度评价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新经济政策》提出，新经济政策也是使国有工业重振旗鼓的政策，它为工业发展提供的环境要比为农业更为有益。他说：“为了使每一个企业成为统一的社会主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有计划地发挥其作用，就必须允许它们有一个在市场条件下从事活动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将持续许多年。在这许多年中，每一个企业或一类企业必须适当地适应市场，并接受市场对它的控制。”他认为，“由市场加以控制”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从政治上来说，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对农民让步，但它作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国营工业发展的必然阶段的意义一点也不小于前者。[6]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上，托洛茨基又详尽发挥了上述思想。他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并不单纯因为城乡关系。它是国营工业发展的必要阶段。在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一切经济关系由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和实行公有的计划经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过渡阶段；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7]他以集中化程度最高的铁路部门为例，说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单一的工厂、应从单一的中心以实物方式进行管理的观念是不对的，这只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长时间里，市场经济及其方法对于国营工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必要性，首先不取决于在国营企业之外有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而在于国营企业自身独立经营、追求效益的需要。他强调，经济刺激对于国有化了的企业，如同对于农民经济一样，是管理经济的有力杠杆，而市场机制可以很好地为这一目的服务。这里，托洛茨基突出强调的是，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利用市场关系和利益机制促进经济的发展，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这种看法说明他已不是从进攻、退却的意义上理解新经济政策，而是把它作为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这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与列宁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在当时俄共（布）党内能达到这种认识境界的领导尚不多见。
所以，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既是为了满足私有制经济的利益要求，也是为了激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它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两种经济成分之间长期合作、斗争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就是市场。他在1923年俄共（布）十二大上说：“新经济政策是我们自己在同私人资本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阵地。我们建立了这个阵地，使之合法化；我们就要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严肃长期的斗争。”[8]这样，在新经济政策的发展中，社会主义成分将日益显示出优越性，逐步改造、排挤、战胜私有制，最终确立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整体。在他看来，这是个长期、自然的过程，不能在条件还不成熟时就宣布废除新经济政策，取消各种私有经济成分。
但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又认为市场调节是资本主义的方法，是魔鬼，市场关系的发展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为既然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市场上的斗争，这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一方面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大的工业生产资料和土地归国家，国家实行贸易垄断，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又认为，国家工业落后，小生产占优势，市场关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不利。早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就指出：“现在在我国已有相当广泛影响的商业资本同开始逐渐支配其他手工业者的富农手工业者的结合，可能第二次在我国造成真正俄国的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9]他还认为，市场活跃的结果首先是有利于商业资本、小工业和轻工业，而蒙受损失的都是国营企业。在写于1925年8月的小册子《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他说：“既然在我国经济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而这两种倾向的合作和竞赛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所以可以说，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两种倾向的发展速度。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上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10]1926年后，苏联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经济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指责中央的经济政策有富农、资本主义倾向，正在分期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指出：“新经济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11]，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以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新经济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提出“在新经济政策发展的现阶段上，每一个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问题，尤其是整个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阶级斗争的问题”[12]，基于这种认识，托洛茨基提出自己的任务，就是研究“怎样保持和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怎样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内容充实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13]其主要方案就是加快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是脱离当时苏联实际的，也背离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关系，很值得研究。有的学者正是根据他相信世界革命就否定他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这种看法过于绝对。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展开论述，仅指出如下观点：自1921年后，托洛茨基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比党内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要冷静、现实一些，对苏联将长期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有预料的。虽然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但他并不反对苏联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抱有信心。他并不是认为欧洲革命延缓必将造成苏联社会主义失败，新经济政策注定要走向资本主义。后来他也不是因为坚持“世界革命”论而去否定新经济政策，他所以大批布哈林、斯大林的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在朝资本主义演变，主要是由于对国内经济状况判断偏颇，对农民、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正确，而不是认定由于世界革命没到来引起了苏联蜕变。托洛茨基的多处讲话、文章说明这一点。他常常用传统社会主义眼光来剪裁现实。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工人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与农民的冲突。个体农民的发展必然会分化出资产阶级，所以要加快集体化的步伐。这种认识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迥然不同的，这又会影响他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
二、新经济政策与计划经济
托洛茨基在强调用市场原则处理工农关系，甚至国营企业的生产也要面向市场的同时，又强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要加强国家计划。他认为，随着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对计划性的要求不是降低，而是更高、更迫切了。正因为人们的经济活动转向了市场条件下，政府就更有必要通过计划控制市场，并不断增强自身的控制能力。如果整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计划，就不可能使生产合理化，不可能使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保持比例平衡。托洛茨基说的计划主要是宏观的、整体性的国家发展规划、目标和方向，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计划。他的计划思想强调的是，仅靠新经济政策不能保证经济发展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市场关系的发展有可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所以，他要用计划去约束市场。
转入新经济政策不久，托洛茨基就批评党内别的领导过分相信市场的作用，迁就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自由贸易要求，忽视计划的调节作用。他要求明确地确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限，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充分资格的权威性计划机构，有权审定生产能力、人力和原材料储存，从而提前几年确定生产指标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必不可少的比例平衡。托洛茨基从战时共产主义失败的教训中，也认识到在当时的苏联不具备实行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典型的计划经济的生产力条件，但他又认为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先进的国有化工业里实行计划并不为时过早。他说，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缺乏计划，让各企业自行其是，会妨碍经济效率，破坏比例平衡。
在1923年5月俄共（布）十二大上，托洛茨基论述了新经济政策与国家经济计划的关系。其一，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计划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领导问题。计划并不一定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种强硬的行政管理，它首先是一种调度，是预见、协调、指导、管理，是从较稳定的经济要素出发，使要素之间彼此协调并使之与市场的自发力量协调起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灵活的，不是硬性的，但协调是永远需要的。其二，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以理论的或官僚主义的方式来武断地制定，不能包罗万象。除国家计划委员会外，共和国的任何一个最高机构不得解决全国性的经济问题。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不能有长官意志和命令主义，并要赋予各经济区必要的自主权。其三，计划经济有三大基础，一是军队，二是交通，三是为交通、军队或国有工业其他领域服务的重工业。这是三条大鲸鱼，不能把它们放在市场关系中。托洛茨基还说，在执行经济计划中有两种危险，一种是在一些在经济上不具备实行计划条件的部门实行计划，另一种是当条件成熟时不能及时使用计划方法。
托洛茨基试图说明计划与新经济政策并不矛盾，既不能因为坚持新经济政策而放弃计划，也不能因为坚持计划而放弃新经济政策。他说：“我们推行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从它自己的阵地上，而且主要用它自己的办法来击败它。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有效地运用市场经济法则……并通过国有工业在这些法则起作用时进行干预和系统地扩大计划经济的范围。我们最终就能将计划经济扩大到整个市场，从而融化并取消市场。”[14]这是说，在新经济政策的舞台上，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增强和私有制经济的被改造，计划的范围将越来越广，最终取代市场关系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而不是突然宣布中止新经济政策。
那么，在新经济政策中国家计划应当如何与市场关系共处呢？托洛茨基指出，农民经济是不受计划控制的，它受市场的自发调节，国家还没有能力把它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对市场情况的确切了解和正确预测协调国营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这就要将计划经济推行到国家经济所有部门中去。“在国营工业争取控制市场的斗争中，计划经济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没有它，国有化本身就会成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私人资本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15]他还说，工业的发展要适应农业和农民市场，“但是这种适应有其基本目的，那就是提高、巩固和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石和社会主义基础的国营工业。”“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关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发展国营（社会主义）工业。”[16]他还说：“结合的途径是通过对工业进行正确的调整，对它进行有计划的领导。其他途径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17]可见，托洛茨基推行计划经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工业，搞工农结合也是为了让农业服从工业。托洛茨基关于实行计划经济的范围前后表述不一，有时说指国营企业，有时说公有经济，有时也说一切部门。他的这一思想从理论上说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从实践上看主要是为了避免私有经济滋长资本主义。自1923年秋后，他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政策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他们对经济缺乏计划领导，放纵资本主义因素。实际上，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如布哈林客观些，但他认识到，计划和市场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加强计划也不是回到战时共产主义，这是有合理性的。当然，那时他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
三、新经济政策与加速国家工业化
加速发展大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是托洛茨基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他要求工业的发展应快于农业，而不是以农业为基础。他强调国家经济计划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实现高速工业化的目标服务的。托洛茨基这方面的思想反映了他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农关系的看法。我们历来说托洛茨基主张“超工业化”，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主要办法是用“原始积累”的方式去剥削农民，筹集资金。这种看法值得认真研究。
新经济政策实施刚一年，鉴于农业的恢复比工业快，工业仍处在停滞落后状态，托洛茨基就提出要对经济政策进行修改，加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步伐。他要求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抓紧恢复和发展那些对国民经济起根本作用的企业，关闭那些不能迅速促进国民经济复苏的企业。在1923年党的十二大上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中，托洛茨基突出强调的问题就是经济计划和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在1923年底《新方针》中，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业专政”的思想。1925-1926年工业已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仍较落后。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组成联合反对派，批评党中央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没有执行十四大关于加快工业化的方针政策，对富农、耐普曼无原则让步造成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城乡活跃了起来。他认为这是国家经济形势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乃至有产生革命蜕化变质的危险。因此，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提出了以加速工业化为中心内容的政纲。1926年7月托洛茨基等人提出的《十三人声明》指出：“只有当工业的发展速度不是落后于整个经济运动，而是带动其他的经济部门，并不断地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才有保障。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无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农民来说都是至关紧要的目标。”[18]
托洛茨基认为加快发展大工业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其一，只有工业快速发展，才能向农民提供充足的工业品，吸引农民向国家多交粮食，并且以先进技术装备和改造农业，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因素滋长。他认为，如果工业落后于农业，私人资本必将会在农业剩余产品的基础上大为膨胀。那样，商业资本就会与手工业者及富农串通一气，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会被私人资本碰得头破血流。为了保证社会主义胜利，他要求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尽早改变农业的小生产基础，使之转到工业化、电气化基础上来。其二，只有快速发展工业，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水平，才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捍卫国家独立。托洛茨基指出，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归根到底是那种为人类社会提供更高经济水平的制度。历史的争讼不是立刻，不是一下子，而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来解决的。全部问题现在就在于，我国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对比在今后几年内将朝什么方向和以什么样的速度发生变化。”[19]其三，只有大工业发展上去，才能壮大社会主义政权的阶级基础。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全力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政治意义，他说：“只有发展工业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出不可动摇的基础。”[20]而如果工业发展过慢，则意味着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下降、阶级性衰退，这就将削弱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基础。归根到底，在托洛茨基看来，只有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工业的发展速度快慢才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因素。
关于工业发展的速度，是经济恢复时期联共（布）党内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托洛茨基也的确主张加快发展速度，但他提出的加速还是有实际可能的，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超工业化”那种速度。例如，在1926年4月讨论经济状况和党的经济政策的中央全会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五年计划的雏形，拟定1926-1927年度发展速度为12.3%，1928-1929年度为15.5%，1929-1930年度为14.7%。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发言，指责这个计划对加速工业化的可能性仍然估计不足。他以为把苏维埃政权所拥有的优势加起来，起码可以使工业的增长比革命前的俄国快一两倍，也就是说，产量每年大约增加18%-20%。他的这种观点当时被称为“超工业化”，遭到了斯大林等人的批判。可时过不久，在“左”的思想指导下，1929年通过的“一五”计划采纳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最佳方案”，规定五年内工业增长率分别为：21.4%、21.5%、22.1%、23.8%、25.2%。[21]这比托洛茨基提出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不少。到了1930年联共（布）十六大上，斯大林提出了更高的发展速度，并批判托洛茨基的速度是投降主义。
发展工业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我们历来说托洛茨基是想用“原始积累”的办法——“剥夺农民”去解决资金问题。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在1923-1924年间，托洛茨基提出，为了积累工业资金，必须对富农、耐普曼课以重税，但他没有提出要加重全体农民的税收负担。他主张国营经济要与农民经济相结合，维护工农联盟。他还主张降低工业品价格，实现工业合理化生产，不能牺牲农民利益。国际托洛茨基研究专家多伊彻还说，“剪刀差”这个术语就是托洛茨基发明的，他反对扩大“剪刀差”。在这前后，在党内公开论述、宣传“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主张用剥削农民和其他私有者的办法筹备工业化资金的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虽也认为，工业化所需的部分资金要来源于农业，但他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种压低所有农民消费的办法，不同意他使用“剥削”、“殖民地”等字眼。托洛茨基主张对富农、耐普曼征收高税，而对贫雇农则要降税、免税。托洛茨基关于工业化资金来源的思想强调要有明确的阶级政策，“为了使大工业在事实上成为主导因素，需要有一个能够加强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阵地的明确的阶级政策。……关于‘主导因素’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贫农与中农结成联盟向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进行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22]1927年他向中央提出的反对派政纲指出，“资金的基本源泉就是用正确利用预算、信贷和价格的办法再分配国民收入。资金的补充源泉应当是正确利用同世界经济的联系。”[23]纲领并没有提出剥夺农民的办法。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便是要与农民群众一起、在工农结合的基础上去发展国家工业。托洛茨基也讲工农结合，但他说的工农结合有其特点：其一，不是与全体农民的结合，只是与贫雇农的结合，为了这种结合必须反对富农。其二，是把工业放在绝对优先地位前提下的结合，农业服从于工业的结合。他要求最大限度地从农业中抽取资金，去发展工业。其三，忽视商业、市场关系在结合中的作用，强调计划命令的力量。这就不符合新经济政策精神了。斯大林后来实行的就是这种“结合”，并将其推向了极端。
四、新经济政策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新经济政策是从农村开始的，在1924-1925年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20年代中期前后，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代表的俄共（布）中央多数坚持和发展列宁关于大力振兴个体农业、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托洛茨基却认为，中央执行的政策有明显的富农倾向，造成了资本主义力量在农村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其一，政策缺乏阶级观点，名义上是支持和帮助中农，实际上却是粉饰富农、鼓励富农发展，对富农让步太多。富农在生产中处在有利地位，把持着合作社的领导权，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富农负担的税负比贫农和中农还要低。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受到忽视，他们在生产中处于不利地位，越来越多的人受富农剥削。农村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引起人们的不满。其二，农村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联合反对派1927年向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提纲指出：“近年来农村在分化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提纲认为在1922年，可以说农村是中农化的农村，但从此后，不断出现两极分化。据他们分析，在1924-1925年，农村富农占15%-25%，贫农占25%-40%，中农占40%-50%，并且富农支配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剥削别人。[24]其三，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农村中的富农、资产阶级力量强大以后，与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合伙向党和国家政权施加压力，产生了政治上的自觉意识。而党的领导认识不到这种危险性，怂恿他们，不是进行限制、打击，却提出“和平长入”，掩盖阶级斗争。托洛茨基的以上说法是明显夸大事实，不符合实际。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在农村反对所谓“富农”，掀起阶级斗争，就很难在农业中贯彻执行新经济政策，必然会侵害广大农民的利益。
托洛茨基的上述认识与他对农民和工农联盟问题的看法有密切关系。他不把多数农民看做是劳动者，而是突出强调农民有贫农、中农和富农的区别；不讲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可以依靠的力量，而说农民小生产者不断产生出资本主义；虽不反对工农联盟，但却说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与贫农在同富农作斗争基础上的联盟。他始终认为，农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定会朝两极分化，而不是中农化。1927年9月他在《反对派政纲》中指出：“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藏一个大地雷。”[25]这说明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仍未改变对农民的认识，仍把农民经济看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源。
托洛茨基提出的农村政策，一是在政治路线上强调阶级政策和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贫农和中农，对富农进行斗争。二是在经济上强调搞大规模集体化，使小生产尽快过渡到大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将能否完成这一任务看做是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大问题，指出：“或者无产阶级国家依靠高度发展的和电气化的工业，克服千百万小农户和极小农户在技术上的落后，根据大生产和集体化的原则把他们组织起来；或者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巩固之后，动摇城市中社会主义的基础。”[26]他所设计的农业发展道路还是公共的大农庄，由工业化、电气化提供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装备，进行集体劳动。他一向认为社会主义的惟一物质基础就是机器大工业，农业也只有建立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才算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托洛茨基并不反对在农村搞合作化，但他认为合作化只是走向集体农庄的过渡阶段，不是根本出路和长远政策，并且指责当时的合作社中存在很多问题。1927年他指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在采用机器的大规模集体经营的基础上改造农业。只有日益增长的农业机械化过程才能给社会主义生产合作化（集体化）创造日益广泛的基础。如果没有生产方式本身的技术革命，如果没有农业机器，……就不可能在真正的农业集体化方面展开顺利的和广泛的工作。”[27]他希望商业职能的合作社尽早引起生产本身的合作化，并走向生产的集体化。在1925年《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中，托洛茨基指出：“从分散的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耕作制，只有通过在技术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步骤才有可能。”[28]他那时考虑到，工业的发展一时还不能为农业集体化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此后，随着对农村情况的估计越来越悲观，他要求加速集体化的步伐。到1927年底，托洛茨基提出：“必须以更迅速地发展集体经济来对抗农村中日益增长的私营农场。”他还说：“在大规模公共生产基础上改造千百万最小的贫苦农户的基本道路正在于他们的集体化。”[29]
应该指出，托洛茨基并不主张不顾一切客观条件搞集体化，不主张用暴力剥夺、镇压富农。斯大林全面推行集体化后，托洛茨基指责他的做法“骇人听闻”，是犯罪。他认为集体化应是一个渐进过程，应让农民自愿接受集体经营方式。没有现代技术就不能把小农经济变成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集体化不能超越它所必须的技术手段。否则，集体农庄在经济关系上就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生产力不会超过个体农民经济，不会给农民带来好处，甚至有引起人民反抗，导致瓦解的可能。
收稿日期：200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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