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没有壮大起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马克思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经济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危机恰好存在于这样一个阶段，即老的正在死亡而新的尚未诞生；在这段空白时期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病态现象。
——安东尼奥·葛兰西
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学术界产生了一场可能自1968年以来未曾见过的理论混乱。然而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时代不同了：至少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我将在本文中予以说明，罪魁祸首，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我称为“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股思潮——一种试图将马克思的结论与其经济理论相剥离的系统性尝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标志着这种尝试的最终失败。
这种困境反映出左翼面临的更广泛的问题，正如托马斯·沃康姆(Thomas Walcom)以犀利的语言概括的：“资本主义正面临着7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然而以批判经济现状自夸的政治运动，参照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说，都在行动上正走向失败……大萧条曾是左翼的时代。当然，极右翼从30年代的灾难中也获益良多——这期间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东欧的兴起——但是，在学术界、文化界，最终在政治方面，左翼做得更好……然而，这一次却变了，左翼几乎没有说出什么有趣的东西来。”
沃康姆指明了一个事实：在西方对这次危机的讨论中，特别说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之低前所未有。
我们应该拒绝对(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几种通常解释。经济危机业已证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马克思遭到忽视是因为他已经被更优越的现代理论所超越的说法，业已破产。阿兰·格林斯潘自己评论道：“一种巨大的风险管理和定价体系业已形成……如果谁能发现作为大部分衍生品市场运行基础的定价模型，就将获得诺贝尔奖。这种现代风险管理模式畅行几十年。但是，整个理论大厦却在去年夏天全部坍塌。”
有关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的认识，已经成为共识：从左翼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到右翼的布特(Buiter)，这在柯兰德(Colander)主编的著作中作出了如下概括：“在我们极度需要时，全世界都在没有理论指导的黑暗中摸索。对我们来说，这是经济学专业的系统性失败。”
第二个经常提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被压制了”：马克思主义不为人知是因为它被迫保持沉默。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享受到的自由是他们的前辈做梦都想不到的。在古典革命的极盛期，有多少获得资助的颠覆活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是从弱小发展壮大的。捕获亿万民众心灵的是他们的观念的力量，而不是他们个人简历的规模。
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了，已经到了马克思主义者探讨在马克思主义失败中他们自身原因的时候了。是他们丢弃了观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被推出游戏的：它自己主动退出了竞技场。
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
从政治上说，新工党的失败根源于以下幻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可以不采用其方法而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根源于类似的幻想：马克思的结论不采用其理论即可达到。这种幻想被陈述了许多次。
斯蒂德曼(Steedman)的后斯拉法宣言最为彻底明确：“本书的目的是以一种连贯和(尽可能)简明的方式提供一个论证充分的结论，并强调在对一些马克思探索的重要问题的解答方面，这种论证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分析完全一致，同时表明马克思的价值数量分析与这些解答无关。”(Steedman，1981：27-28)
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罗默《在自由中丧失》(Free to lose)一书中：“我完全放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用剩余劳动术语界定的剥削概念。”(Roemer，1989：11)
霍奇逊(Hodgson)表达了同样的拒绝：“我们必须指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相比较，我们的剥削理论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Hodgson，1980)
这一点再也没有像那些如雷伯曼(Laibman)这样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说得更清楚的了：
“看来，未能将投入品转变为价值术语的失败实际上是马克思论证中的一个缺陷，或者说不足，这造成对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条件的破坏，并导致对利润率的测定不准确，这为后来的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纠正。”(Laibman，2004)
这种问题甚至也表现在布伦纳身上，他写道：“(资本主义)创新的最终结果只能降低在其生产线上生产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工资的交换价值，从而提高平均利润率，再次考虑到(马克思的)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假设。利润率当然不能降低，对这一结论的正式证明参见置盐信雄(Okishio，1961)和罗默(Roemer，1978a，1978b)的著作。”(Brenner，1998)
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
“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引发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潮流，它认为任何类型的经济学都是可有可无的。作为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机械的——的不满，西方马克思主义(Marxism)转向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所关注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或美学领域的异见理论，同时却忽略了像格罗斯曼(Grossman)或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这些人提出的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学理论。
“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将此倾向推向极端，将美学批评从其所谓的机械唯物主义陷阱中解放出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地是社会研究所，研究所因得到亿万富翁费历克斯·韦尔(Felix Weil)的实质性捐助而成立，该研究所曾为躲避纳粹迫害而在纽约避难，后来成为1968年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培育场。库恩(Kuhn，2007)曾指出，研究所主管对成员格罗斯曼杰出的经济学著作抱有敌意，因为害怕其结论会吓跑捐助人：“到1939年，特别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认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性不在于作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发展的工具，而在于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讽刺性论证。”
这种早就存在的反经济学倾向正好与后来20世纪70年代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这个“大峡谷旅馆”(Hotel Grand Abyss)，这是卢卡奇起的绰号，业已变成跨大西洋的一个又一个学院激进派之家，先后成为后斯拉法主义者的祖母级公寓，后现代主义者的营地，后苏联自由军团的警卫棚。
安德森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程的历史性考察中，对于马克思理论所遭受的袭击进行了颇富启发性的描述，《新左派评论》自身为此类袭击也提供了平台。他写道：“目前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体系运动规律的探讨，确定无疑地体现在大量著作中，包括曼德尔、布雷弗曼和阿格利埃塔的著作。然而，这些具体的历史考察，同时伴随着强烈的理论和方法论争论的复兴，后者则与这些人有关：森岛通夫(Morishima)、斯蒂德曼、罗默、利皮(Lippi)、克劳斯(Krause)和其他一些人。”(Anderson，1983)
但是，第一组的学者明确地以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而第二组的学者对此毫无疑问则是持敌意的。原来奠基于马克思有关商品形式之深刻分析之上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和文化的理解被从其根基处撕开，这使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地道的经济危机面前解除了武装。对这场危机而言，整个战后时期都是一个准备期。
1968年后的左翼走了一个完整的圆圈。《资本与阶级》杂志上有关价值理论的讨论——该杂志作为讨论阵地得以创建——目前已成为少见的、未必受欢迎的一件事情了。有关艺术、哲学或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繁盛一时，然而没有哪个出版物肯为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讨论这些事件的经济基础留出版面。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已与马克思诀别。
这是资本主义，蠢货！
坦率地说，“马克思主义”的首要问题在于它不能解释这场危机。而马克思能解释。需要考察美国经济的长期利润率变动，以及我称之为积累率(accumulation ratio)的解释性变量的变动。正如利润率的分母一样，积累率的分母也是资本存量，分子则是产出。这样它不受产出中利润份额变动的影响，而只在资本存量增长快于产出增长的情况下才下降，正如马克思在19世纪基于其观察而在说明利润率下降时所解释的。
事实很清楚。战后利润率自其高峰以来的下降和高低峰之间的82％的变动，几乎全部可由积累来解释。与此相对比，利润占产出的份额——常规的解释变量——只下降了4个百分点，从32％下降到28％。反过来，工资削减——通常作为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因素被提出来——最多在有限的几个时间点有一点短暂的影响，而在任何时间都未能抵消先于工资下降的利润率。马克思的理论引人注目地得到证实：积累——资本主义再生产其自身的过程——导致衰退。“马克思主义”对一种错误“反驳”的教条式坚守使其对这种简单而真实的解释视而不见。
我们应该清楚何者利害攸关。如经常说的那样，问题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预言了“大崩溃(Zusammenbruch)”或不可避免的崩溃。在马克思的年代，危机和利润率下降，都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任何理论的真正验证，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为了实施这种验证，我将对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与其他竞争对手的那些理论进行比较。
从本质上说，有两种危机理论。主流的理论开始于几个普遍的原则，如人性，并宣称市场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它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或者是永恒的，或者退一步说是历史的“最高阶段”。我称这些理论家为辩护论者。对于他们，如果有任何事情出了问题，那一定是有某物干扰了资本主义自然平稳的运行。
对另一些人来讲，这种运行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当凡勃伦和霍布森注意到资本主义如何创造了食利者或寄生贵族时，或者明斯基以详尽的模型对凯恩斯和卡莱茨基进行补充，并表明金融稳定如何可能被投机行为所扰乱时，他们都试图描述这些资本主义本身应为其负责的过程。我称这些人为激进批评家。
马克思的理论也是一种激进理论。马克思理论的独特性不在于对资本主义即刻灭亡的热烈而华丽的呼吁，而在于其理论逻辑的推断：资本主义将必然毁灭其自身。我将表明，“马克思主义”则排除了这种(逻辑)推断。
没有危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反对激进主义的堡垒，主流经济学将不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理论全部予以清除：第一必须视资本主义为永恒的，第二必须视危机为外在的。这通过众所周知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反革命达到了。由瓦尔拉斯加以系统化的，如凯恩斯所正确概括的，这一理论范式包含着将萨伊定律贯彻于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其核心观念是市场就是完美的。从任何一个符合这一范式的理论出发，都不可能得出危机内在发生的结论。接受均衡方法业已成为任何一种理论被主流思想认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冯·鲍尔特凯维茨，作为瓦尔拉斯的个人崇拜者，他从19岁时就与瓦尔拉斯通信，曾以福音般的诚实对此解释道：“马克思……坚守这种观点，他所考察的因素作为一种因果链条，在其中，每个环节的构成和规模都由以前的环节所决定……现代经济学正开始将自身慢慢地从这种连续主义的偏见中解脱出来，其首要的优点应归功于瓦尔拉斯领导的数理学派。”
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价格是固定不变的，这反过来要求没有任何变化的完美的再生产，正如斯拉法和斯蒂德曼明确承认的。
这样他们恰恰放弃了有关资本主义很可能是其自身不稳定性原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结果就是，它甚至未能产生一种激进的批评。因此，毫不奇怪，激进派发现它毫无用处。
什么是资本主义危机？
从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以来，150年过去了。我要作出这样令人奇怪的断言，它不仅保持了其全部的解释力，而且要优于已有的其他任何理论。
经济学这个领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倒退，也许是自反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前所未见的。
由马克思的修正者所引发的科学探索的歧途只是埋没了马克思简单而深刻的贡献：即他有关资本主义自身的经济学理论。其一贯的准确性来自其独特的出发点：商品。
这点抓得极其准确。商品关系的独特性在于，即使资本主义立于其上，它仍独立于资本主义而存在。然而，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关系才成为其他所有社会关系的组织原则。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规律因此采取了经济规律的形式。也因此，资本主义改变了所有的此前存在的社会关系，甚至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第192页。)
资本主义的本性不能从这些派生形式中得出。贸易和货币自古就存在——但如果我们从它们所谓的“一般”特征得出资本主义行为方式的话，我们将不仅对资本主义的实际规律视而不见，而且甚至也会深深地误解资本主义的贸易和货币，恰恰因为它们不同于封建的贸易或货币。马克思理论的优越性在于这一基石和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推断。
1.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最抽象的规律表述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其中某特定历史阶段的规律。
2.他还将资本主义的那些特殊规律表述出来，严谨地避免“普遍的社会规律”。
3.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规律表现为特定的经济规律，既不从属于外在于它们的其他东西，也不由外在于它们的其他东西加以解释。
4.他认为，商品关系使所有的社会关系蒙上了一层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所有以前产生的社会关系——如贸易、货币、土地所有权、国家、婚姻，甚至是奴隶制和农奴制——都得以重建为“派生的形式”。
马克思不过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规律。这样，他跨越了障碍，在这儿，甚至绊倒就是离开比赛。布伦纳，在解释战后的衰退时，集中于战后的竞争形式。但这如何能解释处于托拉斯和垄断高涨期的1893年和1929年的危机？甚至(再)激进的批判，如果它们仅立足于一个或另一个历史的偶然条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1929年类型的事件会再次发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200年来，每一个12年都包含了至少一个经济周期。
何谓资本主义繁荣？
很明显，仅研究一般规律是不充分的。为了理解任何一次特定的危机，我们都需要确认其独特性，因此，我们既要考察非经济的因素，也要考察那些本质上是经济的但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又不具一般性的因素。对此，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仍然优越于其他替代理论。
我们可以抛弃那种认为资本主义规律是机械的或不可避免的看法，任何一般规律都可被克服，而且任何规律的运行都需要中间环节。如果一座房屋倒塌，可能的原因是建筑质量太差，而不是重力。然而，我们需要知道，建房者应服从重力，而并没有被授权蔑视重力。
金融化，这场危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更为一般的规律(运行)的结果。投资被吸出实体经济——这部分是生产价值的——而进入投机的狂热中，随着利润率的下降，逐渐使得资本家很难保证一个高的回报率。有可能克服这种情况——但如何做？号召银行扩大货币供应将取得有益的效果——但是它会恢复持续增长吗？理解资本家如何进入危机确实不难。真正难的问题在于：必须做什么才能走出危机来？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必须考察的不是2009年也不是1929年，而是1941年。
是什么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的繁荣？它既不是新政，甚至也不是大萧条，而是战争——世界国家体系的彻底重组，伴随着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在1941年和1947年间，美国政府实际上取代了私人投资者。复苏从此刻开始。繁荣并非盲目的规律(作用)的结果，而是特别猛烈的政治行动。
这是马克思理论中第二个独特的地方：危机是偶然性借以发挥作用的中介。危机表明商品形式在组织人类生活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已经失败。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行为的潜能——自由——成为真实的。当资本主义悬置其自身纯粹的经济规律时，它就为人打开了一个空间。人们可以或者淘汰它，或者，如1893年和1929年以后，于巨大的破坏之后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它。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繁荣。
在这儿，再次，是与均衡论截然相反的理解，在均衡论看来，市场是完美的，它将其所有的矛盾都归因于外在于市场的因素。对均衡论来说，偶然因素是危机的原因。对马克思来说，它们(偶然因素)则是繁荣的原因。
资本崇拜
对危机原因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中，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是严重误置的。这种错乱来自一种典型的拜物教，我称之为资本崇拜。这包含着一种单方面坚持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革命性能力，而忽略了这种能力借以实现的机制。这导致一种对有关资本主义整体历史的两个关键性事实的盲视，即：一方面是其崎岖的地理性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其危机的结构性本质。
资本崇拜来自冯·鲍尔特凯维茨-斯威齐-斯拉法重建的第二个特征，我和克里曼(Andrew Kliman)称之为物理主义(physicalism)。正如在本文开头引证的引文所表明的，马克思的所有修正者的目标都是(他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如果取消了劳动，经济学就缩减为单纯的物理数量的扩张，社会组织成为不相干的。物理的增长成为资本主义的确定性特征。
资本崇拜错误地理解危机和增长的关系。敬畏于资本主义推动单纯物理生产的革命性能力，它认为繁荣是自动的，而衰退则是恶力量、愚蠢或特定环境的产物。危机成为我们从中“恢复”到“正常”的例外。实际上，它是另一回事。
1929年以来，最多有30年的稳定增长。由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熊彼特所辨认并视为资本主义典型的加速增长阶段，实际上是一种例外。如果我们能理解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它们，我们就会理解它必须如何做才能摆脱目前的漫长危机——以及(所付出的)代价是否是一个我们或者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代价。这样说来，目前形势的“原因”就变得清晰了：它是导致这样的繁荣的异常因素的缺失。
说到利润率下降，甚至那些从实证角度虽然有些模糊但也看到利润率下降的人——如巴兰、斯威齐和麦格多夫学派——也因为他们拒绝惟一能够解释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而蹒跚前行。
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仍然是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失败的主要表现，作为他单一的颇具先见和独特性的结论仍然成立。永久性的劳动供给过剩的观念在任何一处均衡理论中都没有逻辑地位。要害在于，对于马克思来说，无论是不平衡还是危机都不是资本主义偶然的副产品。它们每一个都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将增长和创新推进到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它不能被界定为一个增长和创新的社会。对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在大部分时间内，它带来的是苦难、野蛮和破坏。
为什么？解释(它)需要马克思最紧要的经济范畴：超额利润，不同于且高于一般利润的利润，它被新古典理论仅仅视为“寻租”而废弃，但是正如曼德尔注意到的，在马克思看来，它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
均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能界定利润，而认为其比率(即利润率)到处都是一样的。在马克思那里，利润率不可能均等。为了成功，市场实际上必须失败(Freeman，1999)。正如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坚持的：
“穆勒屈从于整个李嘉图学派所犯的这种错误，即界定一种抽象的规律，而不考虑那些作为中介环节的波动或频繁的中断……
只是由于此前供求的波动，由于生产成本和交换价值的不相等，供给和需求才短暂地相等。这是真实的运动，这样，上面提到的规律只不过是其中抽象的、作为单方面偶然的时刻而已。”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完美地(实现)再生产，它才勉强(进行)再生产。假设有汽车的过剩生产，汽车价格下降，它们的回报率下降，资本转而生产(或进入)其他更为有利可图的物品(或领域)。这些物品可能是暂时需求旺盛的东西，或者平均说来，是允许低工资、长工时或者可能的话提供强迫劳动等社会条件的领域。没有这样的机会，如在不景气时，资本将转而贮藏货币。
当一种特定形式的超额利润——来自创新技术的超额利润——自我加强时，繁荣本身兴起。投资必须充分地得到滋养，并充分地免于各种其他限制，以能够排他性地集中于几个地区(地理中心)，引进新技术。如熊彼特注意到的，对机器自身的需求，则成为增长的动力，产生了一种表面上很神奇的扩张。但是，如果技术创新能够引发一次繁荣，我们又如何解释信息技术导致网络泡沫，而不是新的黄金增长时代(Freeman，2001)。迄今的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实际的繁荣都具备如下三个条件：
1.积累集中于少数几个地理中心；
2.资本存量的巨大贬值；
3.陷入贫困的劳动后备军重新被吸收。
这些因素在熊彼特主义的传统中已经被注意到，但皆被视为繁荣的后果。正如托洛茨基最先注意到的，只有在我们将它们作为前提条件予以把握时，它们才有历史意义。“二战”后的繁荣是在美国领导下重新划定的世界格局中得以启动的。英国治下的1893-1914年的繁荣是由帝国主义启动的。两次工业革命从头至尾都植根于殖民地。只有在我们理解了繁荣的前提是一次强烈的从整个星球角度关于超额利润的政治性调拨时，这才有意义。
这反过来迫使我们面对那些政治、社会、文化和种族现象的经济后果，“马克思主义”已将这些现象从其根上撕裂，一般来讲，这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忽略了三个方面。
1.落后性——“不发达的发展”(病态事物的发展)——与现代性不可分离。从任何地理位置吸收超额利润，这正是结构性贫穷和不平等成为资本主义增长的永久性特征的原因。
2.野蛮同样是内生的。资本主义不会遵循任何自我限制的法规。无论是资本家对于技术进步的选择，庞氏骗局，还是奴隶工厂，除了从中赚钱，都完全是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作用的结果。
3.在任何给定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繁荣都产生了最高形式的冲突。对超额利润源泉的竞争将整个国家吸引进来，形成最反动的力量，同时因为反击，也产生了克服这些冲突的力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政府的行贿和残酷镇压，依次是每一次繁荣的代价。战争、造反和革命则是回应。
这将我们带向我们的最后一点。马克思理论的最终和最大的优越性在于，恰恰是从“马克思主义者们”放弃的地方开始。如前述，所有的非商品和半商品关系——强迫劳动制、劳力偿债制、地主所有制、家内劳役，更不用说高利贷——通过由商品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整体被转变，往往是提升至一种完全新水平的野蛮。这种野蛮化与繁荣自身不可分割。对这种观点的愤怒拒绝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正如在布伦纳对依附理论的抨击中表现出来的：“从发达和欠发达相互直接依赖，互为因果的观点，沃勒斯坦坚持认为中心国的发达和边缘国的欠发达实质上是从边缘向中心同一个转移剩余过程的结果。这样，他必然终结于对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积累发展生产力之内生趋势的实际性忽视上。”(Brenner，1977)
针对沃勒斯坦自身观点的不全面，布伦纳竭力要避免的观点，恰好是芭格齐(Bagchi，1982)和帕特奈克(Patnaik，2006)这样的学者要维护的观点，也是依附学派所建立的观点：截至目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真正地依赖于不加区别地汲取外部所有可能的剩余源泉，也正因此，这些被掠夺地区才陷入“不发达”。享有特权地进入超额利润的外部源泉对于英国的崛起非常关键，这不仅表现为连绵不断的殖民扩张，也表现为与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棉花种植业的共生关系。这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的看法：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度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度作为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9—870页)
我要强调那些意味着资本主义增长高潮的句子，因为人们经常误解马克思在此只是讨论所谓的“前资本主义”关系。
马克思主义最后一个最明显的盲点是：它无休止地倾向于将所有的阶级关系简化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单一关系，而将所有其他社会形态——涉及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当作一个他们与之无关的背景，一个他们既不属于也不会进入的背景。在一个目前国家间不平等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程度的世界，面对当前世界上最高程度的不公正，西方马克思主义否认(南方的)这种贫穷与北方资本主义的片面成就之间的关系，既在经验上站不住脚，也是无效的。
可能西方以外的马克思主义会率先克服这些缺点，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忽略的那些(在西方以外的)力量正处于中心位置。他们的抵抗的有效性，真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恢复，依赖于一个同样的条件——将两者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重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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