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政治格局与中国的中东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格局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湾战争、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力量配置，也为国际局势的变迁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当这个极不稳定的世界走向21世纪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看待中东的局势，如何处理她与中东国家的外交关系。
一、海湾战争后中东的政治格局
1991年的海湾战争既是中东地区矛盾长期演变的结果，也反映了冷战突然结束所带来的地区力量失衡。以海湾战争为标志，中东地区的形势至少发生了以下一些变化：
第一、阿拉伯民族统一理想的彻底破灭。阿拉伯民族的分裂首先与近代西方殖民统治有着直接的关系，帝国主义各国瓜分阿拉伯人领土、扶植地方代理人以及分而治之的政策都促成了阿拉伯民族的分裂。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阿拉伯各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也是阿拉伯民族统一事业毫无进展的重要原因。埃及与以色列的单独媾和曾经造成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分裂，然而，比起海湾战争带给阿拉伯民族的心理创伤那简直算不了什么。先是伊拉克吞并了它的阿拉伯兄弟科威特，接着阿拉伯国家便分裂成几个阵营，有的支持伊拉克，有的隔岸观火，更多的国家则积极支持或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对伊拉克的战争。如果说阿拉伯的统一与团结一直是阿拉伯民族的梦想，那么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梦想永远破灭了——随着居住在特定区域之内的、有着共同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集团的强大，中东地区将产生（或者说已经产生）许多新的民族，比如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也门人、沙特阿拉伯人等等。阿拉伯人最终将成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名辞。
第二、阿拉伯激进势力削弱。在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对抗实际上使中东地区的国家分成两个阵营。一些国家由于得到前苏联和东方集团的支持，不仅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而且对美国也有极深的敌意，因为在几乎所有的阿以冲突中，美国人毫无例外地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在海湾战争中，美国不仅彻底击垮了伊拉克，还利用叙利亚失去苏联支持后的困难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矛盾，成功地把叙利亚拉入反对伊拉克的联盟。同时，它还有效地孤立了也门和苏丹。更为重要的是阿拉法特对伊拉克的支持使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解放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巴解组织不仅失去了国际舆论的同情，而且在阿拉伯国家中也陷入孤立，尤其是海湾富油国大量解雇巴勒斯坦劳工，切断了对巴解的财政援助。阿拉伯激进势力的削弱促成了中东政治地图的巨大变动，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与影响固然是进一步加强，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的威胁也基本消除。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从此以后，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就不得不按照以色列人、或者美国人开列的条件进行和平谈判。
第三、美国主导下的中东稳定。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冷战的结束，使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得到确认，从此美国再也不用担心在中东会与另一个超级大国迎头相撞，也不用害怕一觉醒来中东的石油或者某一重要交通枢纽已落入前苏联的手中。首先，在美国的主导下，阿以冲突的双方第一次坐下来讨论他们之间的问题，由马德里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地取得进展，表明美国的中东战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次，美国在中东、特别是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大大加强。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在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储存了大量军事物资，并与海湾国家签署双边军事协议，从此，海湾的稳定与石油通道的安全直接处于美国军事监护之下。最近，美国还重新组建第五舰队，长期驻扎海湾地区。最后，美国还用各种手段不断打击和削弱激进的中东国家。在北非地区，美国利用洛克比空难事件经常向利比亚施加压力，同时，又以苏丹支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煽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狂热为借口将其列入打击黑名单。在海湾地区，美国采取“双重遏制”战略，一方面继续维持对伊拉克的国际制裁，试图促成伊拉克国内政治的变动或迫使萨达姆就范，另一方面，则指责伊朗试图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鼓动国际社会对伊朗进行禁运。总的说来，美国的中东安全战略是成功的，然而，我仍然相信，维护中东的稳定已超出了美国的能力，中东的动荡有一些更为深刻的原因。〔1〕
第四、中东和平进程。海湾战争之后，中东地区最具戏剧性的变化莫过于阿以双方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由马德里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取得进展表明，阿以双方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激烈对抗之后，开始认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完全依靠武力战胜或消灭对方是不可能的，只有坐下来用和平谈判的方法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在中东生活与生存、和平与发展的权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东将从此走向公正与持久的和平，更不意味着中东未来的稳定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实际上，在走向和平的最初一段路上已经露出了许多不公正与不稳定的阴影。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是在地位极其软弱的情况下参加和谈的，他们以屈辱的条件去寻找和构建和平，随后他们就必须忍受和平所带来的屈辱。
第五、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与变化。海湾战争结束以后，许多分析家认为自由化和民主化必将对中东各国形成巨大的冲击。局势的演变也似乎在证实着人们的预言：阿尔及利亚放弃了实行多年的一党统治，南北也门也结束了数十年的意识形态争论，实现了统一，甚至海湾的王权国家也许诺进行政治变革，将给予民众更多的政治参与权。中东国家在政治上松动为伊斯兰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许多伊斯兰组织逐步调整结构和功能，试图利用合法手段控制国家权力。在阿尔及利亚，如果不是军方的干预，伊斯兰拯救阵线肯定接管了国家政权。在1992年黎巴嫩的全国大选中，真主党出人意料地取得8个席位，而最近有报道表明，随着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取得进展，真主党准备接受和平的现实，逐渐进入黎巴嫩的政治进程。〔2〕土耳其是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它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政党利用宗教进行政治宣传。然而，在当今的土耳其政治中，不仅各政党争先恐后用宗教吸引选民的支持，而且更有亲伊斯兰政党直接参加选举。在1994年3月的地方选举中，亲伊斯兰的繁荣党（Refah Party）赢得了全国选票的19％。〔3〕伊斯兰运动的这种变化对于中东的现在与将来都是意味深长的。伊斯兰组织的政党化以及进入政治进程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现存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因此，如果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有着某种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就不能阻止伊斯兰政党可能取得的胜利。
第六、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1994年10月，中东与北非经济首脑会议在卡萨布兰卡召开。会议本身并未取得多少成果，然而，会议能够举行就足以表明中东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已进行了根本的调整：随着阿以和平不断取得进展，中东各国日益将更多的精力投诸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并试图通过区域性经济合作求得共同发展。应该说中东国家在能源开发、沙漠农业、交通运输、环境保护以及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然而，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对中东来说仍是个梦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阿以和平所面临的巨大障碍和不确定性。目前虽然以色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取得了不小进展，但只有阿以间实现了持久的和平，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合作才能成为可能。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给中东经济合作造成的障碍。从总体上看，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脆弱，它极易受到石油价格和地区局势的影响，虽然一些国家实行的结构调整有助于经济发展，然而国家政治晦暗不明以及地区局势难以捉摸足以断送任何美好的经济发展计划。最近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除非私人投资增加和投资效益提高，否则这个地区的增长率将无法达到可以使收入不断增长和失业率下降的地步。”〔4〕
二、中国的中东政策
中东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的热点地区，除了地区范围内的矛盾与冲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争夺也时刻笼罩着这个地区。海湾战争以及冷战结束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和中东地区的力量改组，同时也为中国的外交政策调整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致电周恩来总理，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以色列实际上是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对于新生的革命政权来说，得到各国的承认是外交领域面临的头等大事，然而中国并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原因是以色列参与美国的侵朝战争，以及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积极进行领土扩张，而中国则把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在整个冷战时期，尤其是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中国都毫不犹豫地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侵略和占领，而对阿拉伯国家则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解放事业实际上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中东政策的核心。中国的外交目标在于，通过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获取广大阿拉伯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和友谊，摆脱东、西方两大阵营对中国的孤立，建立广泛的国际联合阵线，反对霸权主义。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对抗逐渐从国际关系、特别是从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淡出，更为重要的是阿以双方在经过40余年的对抗以后也已经认识到面对现实的重要意义，这样，中国和以色列建交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中以建交不仅为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中国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充分发挥影响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以经贸合作为主导推动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开始赋予对外经贸合作以完全不同的含义。经过30年的不断探索，中国开始认识到世界范围内的经贸往来、资金融通以及技术交流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影响着各国的发展规模和发展进程。新的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日益改变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除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外，还必须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拓展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市场等各种资源。作为世界重要的石油基地，中东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中东还是重要的劳务市场、承包工程市场、商品市场和军火市场，同时，海湾产油国的巨额石油美元也构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积极拓展与中东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应该说中国在劳务、承包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然而，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与许多中东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也由于中东地区传统上是美、欧、日垄断的市场，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经贸合作的整体进展仍十分缓慢。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中东关系经历了某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双方来说都意味着美好的经济合作前景。首先，到1992年1月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为止，中国和所有中东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与各类中东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双方经济合作奠定了牢固基础。其次，阿以和平进程不断取得进展大大缓和了地区的紧张局势，中东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积极参与中东的经济重建、寻找和确立中国在中东的经济机会不仅有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对中东地区的长期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再次，从1993年开始，中国成为净石油进口国，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口石油将会在中国的能源消耗中占有愈来愈大的比例。原油进口的增加意味着中国与海湾国家的经贸合作将日趋密切和频繁。最后，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高比例既表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因此市场的多元化就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而中东地区则是一个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市场。
第三、更加积极地参与中东地区的事务。在整个冷战期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发展和保持与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并试图在所有的地区问题上发挥影响。然而，两个超级大国和东西方阵营的激烈争夺实际上排除了任何第三种势力在中东生存、发展和发挥影响的可能。冷战结束以及前苏联的势力退出在中东形成区域范围的政治真空，这为地区力量改组和外部新势力的进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机会，然而海湾战争大大延缓了这个进程，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力图利用海湾危机以及在这一地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确立其无可争辩的宗主地位。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中东战略是成功的，美国人尤其对“加强波斯湾的安全和促进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之间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所取得的进展感觉良好〔5〕。然而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与影响并不是四平八稳，除了一些地区性的问题形成挑战外，西方阵营内部，诸如法国、德国等也希望在中东事务中取得更大的发言权，甚至俄国也摆出了重返中东的架势。面对中东这种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中国除努力推动阿以双边谈判外，还积极参加讨论地区安全、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难民以及地区经济合作等问题的多边谈判。在中东军控问题上，中国也表示了自己的明确立场。〔6〕同时，中国还坚定不移地信守军售三原则：出售武器的目的是帮助进口国进行自卫；武器出售不打破地区平衡；不利用武器出售干涉它国内政。〔7〕中国积极参与中东事务表明中国在外交领域自信心的增强，这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也将有助于维持地区力量的平衡。
第四、全面发展与所有中东国家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然而实际情形却非常复杂，尤其是在冷战的格局下，国家利益、集团利益、意识形态的对抗等都对国际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中东地区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首先是那些推翻殖民统治或封建王朝统治的民族主义政权，在这里，相似的经历与命运（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制）、共同的目标与任务（维护独立，发展经济）构成了这些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深刻动因和坚实基础。而其他的中东国家，或由于积极追随美国的政策，或由于极端仇视世俗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拒绝和中国发展外交关系。今天，冷战时期的这种外交模式正在走向尽头，当世界大部分国家越来越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时，人们对外交战略的选择更加趋于现实和实用。中国正从两个方面全面发展与所有中东国家的关系。其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立体地推动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其二，保持与各种类型中东国家的关系发展。首先中国和阿以冲突双方都有着良好的合作，同时中国还与一些激进的中东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
三、走向21世纪：对中国中东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考
（一）制定中国中东外交战略的紧迫性
当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走向21世纪的时候，至少有以下一些因素促使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中国的中东战略：
1.地缘政治因素。从地缘上看，中东地区的国家只有阿富汗与中国接壤，自从前苏联解体之后，阿富汗在地缘上的重要性也已丧失殆尽。然而前苏联的崩溃也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经济地位十分软弱、政治前途晦暗不明的中亚各国，由于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联系，它们的未来发展必将对中国大西北的稳定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摆脱了前苏联统治的中亚国家热切地期望那些与它们在历史、文化、种族和宗教方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东国家提供无私的帮助，而中东的许多国家也怀着不同的目的在中亚展开了激烈竞争。这样，经由中亚，中东对中国的利害关系变得十分清楚。
2.伊斯兰因素。伊斯兰教至少以两种方式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演变。一方面，穆斯林在全世界的总人口约有10亿，主要生活在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这一长长的孤形地带，它覆盖着重要的交通枢纽、战略要地、石油的主要生产国和输出国以及当今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这样，穆斯林国家就构成了能够影响国际局势中力量配置的重要势力。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充满贫穷、落后、战争和政治腐败，未来的发展极不确定，尤其是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泛滥与流行，更对地区的稳定形成巨大冲击。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必须冷静地思考和制定与伊斯兰的核心地带——中东——打交道的策略和方针。
3.石油因素。中国是一个新兴的石油生产大国，但更是一个石油消费大国，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将会大幅度提高。而中东的石油是满足中国需求的唯一来源。同时，作为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还必须考虑到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在可替代能源大量使用之前，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国际市场上廉价能源，保护国内资源，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4.经济与政治安全因素。中国要扩大对外开放，来自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对中国的现代化的成败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一方面指望中国发生自然而然的政治变化，另一方面又经常使用经济和非经济手段直接干预中国的发展进程。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一种“中国威胁论”流行起来。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似乎有意鼓动对中国的敌视，遏制中国的发展。面对这种局势，中国需要重新评估她所生存的国际环境，重新思考她的外交战略，这当然包括中东外交战略。
5.经济合作因素。阿以和平进程不断取得进展给中东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带来希望，地区内的经济合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中东天生就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地区，当中东的经济合作还只是一种可能的时候，国际社会的分歧即已显现。美国主导了中东和平，美国当然要主导中东的经济合作，而欧洲则认为，它不能只投资无收益，它必须在中东的经济合作中得到应有的机会，它必须在中东和平红利的分割中获得应有的份额。因此，当毫无结果的中东与北非经济首脑会议在卡萨布兰卡散伙之后不久，欧洲就提出了环地中海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欧、美在中东经济合作问题上的分歧表明，中东的重要战略地位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降低，相反，由于政治力量的改组和变迁以及潜在经济机会的显现，中东似乎比原来有了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中国与中东在能源开发、沙漠农业、石油化工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因此，中国须制定战略，对中东地区的经济合作作出积极的、具有前瞻性的反应。
（二）确定中国中东外交战略的目标
在世纪之交，中国的中东外交战略至少要实现如下目标：
1.预防和消除伊斯兰激进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
2.支持和促进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使中国能够在海湾获得稳定的原油供应，满足中国在世纪之交日趋增加的能源需求。
3.增加和中东国家的经贸往来，努力在地区的经济活动中扩大中国的参与，逐步实现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多元化。
4.全面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确保中东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
四、结束语
冷战的结束以及海湾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中东的政治地图，也改变了中东国家的议事日程，尤其是阿以之间从对抗走向和谈使得地区间的经济合作第一次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然而，中东地区仍存在许多难以消除的矛盾与冲突，诸如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威胁、普遍流行的政治腐败和专制、各国对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的争夺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威胁着中东的稳定与安全，使中东未来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东是对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它的发展前景关系到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关系到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中东在能源、市场以及其它经济领域对中国将变得更加重要。因此，中国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努力促进中东的稳定应该构成中国中东外交的基本态度。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面向21世纪，制定一项长远的中东外交战略。
注释：
〔1〕参见拙文：《美国在海湾的胜利与中东的稳定》，《西亚非洲》，1992年第1期。
〔2〕约翰·巴特斯比：《伊朗支持的伊斯兰组织准备实现和平》，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5年7月31日。
〔3〕Haldun Gulalp,Islamist Party Poised for National Powerin Turkey,Middle East Report,May-June/July-August 1995,P.44-56。
〔4〕路透社安曼1995年6月29日英文电。
〔5〕《美国的中东安全战略》，新华社华盛顿1995年5月31日英文电。
〔6〕《人民日报》，1991年7月5日。
〔7〕同上，199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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