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与耻的文化——中国、日本、欧洲文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欧洲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顺洪编译
1 罪的文化与耻的文化
看到“名与耻的文化”这个标题，人们马上会想到，它与路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花与刀》提出的问题相关。路丝·本尼迪克特是最近闻名的文化人类学女学者，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了有关日本人心理的调查研究，1946年，其研究成果以《菊花与刀》为书名出版，至今畅销不衰。
该书分析了日本人的性格，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本尼迪克特把世界文化分成了两大类型，即“罪的文化”和“耻的文化”。就是说，当人做了坏事时，可分成作为“罪”的意识类型和作为“耻”的意识类型的两种不同文化处置方式。本尼迪克特把日本归入“耻的文化”圈，引起了强烈反响。不过，她谈的纯属大的类型问题，并非认为日本人一点儿罪的意识也没有，西洋人一点儿耻的意识也没有。她指的是罪和耻的意识分别担任主角。迄今为止，反对本尼迪克特观点的几乎还没有，一般人都认为，日本人耻的意识比较强，罪的意识相对薄弱。
本尼迪克特进一步认为，“罪的文化以内在的道德意识为基础，耻的文化从强烈意识到的他人的议论所造成的强制力中产生。”这种观点明显认为，罪的意识是高一等的意识，而像日本人那样，以自己的面子或他人的议论为基础的行为，尚处于道德意识的低级阶段。这种对“耻的文化”的评价，却遭到日本人的反对，所涉及的问题是，“罪的文化”和“耻的文化”竟究孰优孰劣？与其相关，日本人耻的意识为什么比罪的意识强烈呢？
我是搞中国思想史的，对日本的某些关键性问题不太清楚，只好以中国的思想史为中心，联系到日本历史来考察。从实际情况看，与日本相比较，中国“耻的文化”倾向更强一些，“耻的文化”的真正发源地是在中国。
2 罪意识强的古代中国
古代中国的情况与今天恰好相反，比起耻的意识来，罪的意识强烈得多。例如，儒教的经典“五经”中，《诗经》和《书经》问世最早。《书经》中相当于“耻”的词出现了10次，而相当于“罪”的词却出现了50次以上，不仅在次数上，就是从内容上看，罪的比重也占优势。还引人注目的是，《书经》里谈到罪的时候，总是与天罚相对应。就是说，在中国，罪的概念本来就意味着“对天神命令的违反”，中国人自古就崇拜天神。
不过，其间也发生过历史的自然变迁。《书经》时代，天神被认为是人格神，具有人一样的意志和感觉。不久，其人格神要素就迅速淡薄了，后来，天神终于转化成了和天理、天道一样被称为理与道的非人格的东西，即理念。孔子是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的人，当时，天已由人格神被转认为叫作理与道的理念东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呢？这个问题很大，今天仅提出这个事实，不细加论述。
3 泛神论的人世观
最高神天神失却人格，转化为道、理的理念存在，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宗教的变革，也是根本世界观的变革。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大致可分成有神论和泛神论两大类。所谓有神论，例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把神完全作为人格神，而且认为，这样的人格神在万物之上，支配着万物。泛神论的宗教观，虽某些地方残留着人格神的要素，但更多的是道或理的形态（不定形或无形），认为神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即“一草一木皆有神”。属于泛神论类型的宗教有很多，有原始宗教，如萨满教等，还有高级宗教，如佛教等，认为“所有众生都有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中国的佛教亦如此，认为“天入人间，住于人间”。住在人间的天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所谓的天性、人性。反言之，所谓人间的天性，就是进入人间的天。
孟子提倡“性善说”很有名，他的观点是从泛神论得出的必然结论。也就是说，人性是进入人世间的天，除了善以外没有其他。孟子的性善论一直作为儒教的正统思想被继承。朱子学和阳明学等，亦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孔孟儒教观与基督教那样的属于有神论类型，认为人虽生在人间却本来背负着重罪的厌世主义的宗教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儒教的人世观是乐观主义的。
4 儒教的泛神论产生无神论
泛神论的宗教观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结果，那就是无神论倾向的出现。
实际上，同是泛神论，却含有两种类型。泛神论虽都认为“神在世界之中”，却有“神在世界之上”和“神在世界之中”的区别，前者把重点放在“神”上，后者把重点放在“世界”上。比如，在西洋哲学中，确立了最典型的泛神论体系的斯宾诺莎，同属泛神论，他强调的是神，即“神在世界之上”，从而成为“接近有神论的泛神论”。然而，就连斯宾诺莎这样的泛神论，也受到了来自正统基督教的“那是无神论”的强烈责难，更何况像“神在世界之中”那样，把重点放在世界上的泛神论呢！于是，不久便从中产生了无神论，进而发展到唯物论。
那么，儒教的泛神论属于哪一种呢？它应属于“接近无神论的泛神论”。第一，孔子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无神论者。“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意思是说，对鬼神敬而远之，才是知者应有的态度。孔子病时，弟子问：“向神祈祷您病愈吗？”孔子说：“丘早已祈祷过了”，委婉加以拒绝。他认为，如果一生做好事，“即使不祈祷神也会受到保护”，因而，没有特别依赖神的必要。在这一点上，荀子更彻底，他明确指出：“所谓祭神，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愚民欲求的一种仪式的演出，君子不相信神的存在。”
这种无神论的传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扎根很深。曾亲自为中国命“中华民国”国号的革命家、学者章炳麟说过：“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泛神论者，而泛神论即无神论的逊词。”这句话，实际上是无神论的变相说法。
5 中国的耻——道德的根本
兜了半天圈子，我们再回到罪的意识问题上来。前面说过，“所谓罪，是违反神的命令的意识。”这种罪的意识是典型的宗教性意识。那么，对无神论的强烈倾向如何看呢？可以说，它与对应于神的罪意识不相同，它是对应于人或世间的耻的强烈意识。关于这一点，若把《书经》和《论语》相比较，会非常清楚。
如前所述，在天神信仰观念很强的《书经》中，罪的意识占压倒优势。在《论语》中情况则相反，“罪”一词只出现过三次，而“耻”一词不仅频繁出现，而且意义重要。例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意思是说，如果用权力和刑罚来治理百姓，百姓虽暂时免于犯罪，但其意识中只想着如何顺利地逃脱法律，却没有羞耻之心。相反，如果用道德和礼仪来治理百姓，百姓会有羞耻之心，并能走入正路。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这里把耻作为内在的，并从内在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在这方面，后于孔子的孟子，与孔子完全一样。孟子提倡有名的“四端说”，其中讲到：“羞耻之心，义之端也。”就是说，耻于并憎恨恶事之心，是正义道德之基础。孔孟从以上思维方法，产生了“礼义廉耻”四德思想，成为立国的四大支柱。关于中国把耻意识作为道德的根本，清朝的大儒阎若琚也说过：“耻乃根于心之大德也。”
由此看来，中国人对耻的看法，与本尼迪克特相反。本尼迪克特认为，“罪的文化，以内在的道德意识为基础。耻的文化，因社会舆论所造成的外在压力而产生。”中国人却认为，“耻以内在的道德意识为基础。”本尼迪克特从内在和外在上区别罪与耻，似乎有些牵强。我认为，把罪看做是对应于神的、宗教的意识，把耻看做是对人世的、社会的意识，较为正确。
在基督教有神论有力支配的欧美，罪的意识成为道德的基础。在泛神论及无神论支配的中国与日本，耻的意识成为道德的基础。
6 在泛神论中，罪意识失去了道德意义
下边考察一下泛神论、无神论倾向强的地方，如何认识罪的意识。
《书经》时代，即信仰天神最盛的时代，中国人同样具有很强的罪意识。
到了孔子时代，由于进入近乎无宗教的状态，罪所具有的宗教意识开始消失，它渐被认为只是刑罚的对象。这种变为刑罚和法律对象的罪的意识，已不具备成为道德意识基础的资格。
本来，法律是强制性的东西，强制性的东西便称不上道德。在满员的电车中，自发地为老人让座是道德行为，假如法律规定“不为老人让座者罚钱”，那么，让座的行为便成了合法行为，而不是道德行为。正如孔子说的，用权力和刑罚治理百姓，道德就没有了，总是考虑如何逃避法律，也就失掉了羞耻之心。正因如此，孔子以后的中国，罪成了刑罚的对象，失去了道德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与欧洲人罪的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和中国，罪只有一种说法。而英语有两种，作为法律对象的罪，即犯罪，叫做Crime Guilt；具有宗教意义的罪，叫做Sin 。在日本和中国没有这样的区别。古代大概是Sin的倾向比较强，后来发展为只用Crime Guilt的意思。
再看一看日本古代的情况。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罪”一词大量出现，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本人罪的意识很强。
同样称为罪的意识，神道和基督教情况则大不相同。神道意义上的罪，似乎是近于污秽、不洁的东西，它被认为不是人内在的东西，而是从外部来的如灰尘和脏物一样的东西。神主好像赶灰尘一样在人们头上掸，“赶跑吧，清除掉吧！”于是，轻轻地给赶跑了。如此乐观的人世观，与基督教黑暗的严酷的原罪观，性质完全不同，它不能不被归入到泛神论的系列。
本来，连欧洲和美国，基督教也在渐渐衰落。本尼迪克特说：“在美国，耻的比重有迅速扩大的倾向，罪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令人强烈感受到了。在那里，这种现象被认为是道德的堕落。”假如宗教意识的后退，进而罪意识的后退，是意味着道德堕落的话，那么应该说，日本和中国很早很早以前，就已开始堕落了。
鉴于上述，可以认为，日本和中国被归于“耻的文化”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站在泛神论的立场，尤其是站在“近乎于无神论的泛神论”的立场上的事实被找到了。
7 政治形态与耻的内容
在日本和中国，虽同属于“耻的文化”，但耻的内容有微妙的差别。日本从古代就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很大影响，尤其是江户时代，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御用学问，影响更为深刻。尽管如此，日本与中国之间还是有本质的不同。不同从哪里产生呢？那就是两国政治体制根本不同。日本仅在一百年前，还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形式完备的封建制国家。而中国呢？早在两千几百年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就废除了原来的分封制，改为郡县制。这和明治维新政府断然实行的废藩置县，是完全一样的。两千数百年来，经过了多少历史变迁，它采用的政治形态是：上边一个天子，下边官吏大夫（不是世袭的，限于一代，通过考试从民间录取），再下边是庶民。它没有日本大名、武士一类的世袭阶级，具有与分封制完全不同的社会构成。
近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普及的结果之一，就是流行起了全用封建主义一词概括近代以前历史的观点，把民国以前的中国统称为封建社会。这样一来，中国、日本就都成了封建国家，而他们之间的区别，很难得到充分的说明。当然，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中国式结构的社会叫做家产制，认为其产生了与封建制不同文化的也有。
总之，在日本与中国，由于存在着封建制有无的不同，产生了互不相同的思维方法和广泛的文化，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现在要说的问题是，耻意识的不同，亦是因社会构成的不同而产生的。
8 日本人的名誉心
日本人耻的概念有什么特性呢？这个问题，从外表，即名、名誉的特性说起，可能比较清楚。
马克斯·韦伯把世界各地的封建制度分成许多类型，分别指出它们的特征。其中，把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列入了个别的类型。韦伯认为，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支撑这两个封建制度的精神阵地，都是武士的忠诚心、忠义和名誉心。
通常，忠诚、忠义和名誉难以两立，忠诚是对国家与君主的自我献身，以自我否定为基础，而名誉是以自我扩张为基础，二者完全相反。因而，在许多封建制度中，是只有忠诚心呢？还是只有名誉心呢？二者只居其一。然而，韦伯在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制度中，找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东西并不矛盾地共存在一起的方面。他得出结论认为：忠诚心、忠义是一种道德，名誉心也是一种道德。
如今，一般情况下，名誉被很多人认为是具有反道德影响的词，是应鄙视的东西。然而，在欧洲和日本的封建时代，重视武士名誉和忠诚心，都被看作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如今已成为很好的古典著作。在该书中，新渡户稻造强调，严守忠义和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同时还讲到，武士道和西洋中世纪的骑士道精神完全一致。真若如此，封建时代武士的名誉，就成了构成那一时代本质的一种重要道德。而我们今天所具有的名誉观念，即只以被社会高度评价为内容的名誉观念，与其有本质的不同。以英语为例，名誉Honour和Fame的区别，两个当中，Honour还残留着中世纪骑士道的传统，Fame好像只是被世界承认(reknown)的意思。
然而，假如这种封建时代的名誉具有道德价值的话，那么，其反面的耻，即名誉不好，从负的方面说，自然也是属于道德的东西。所以，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耻是对于他人的、社会的意识，是脸面意识，不具有道德价值”，是把并非一回事的羞耻，与中世纪骑士道的不体面等同起来了。因为，本尼迪克特毕竟是美国人，没有接受像欧洲人那样的中世纪传统。
9 中国人的名誉心——面子
中国在两千年以前分封制就没有了，不存在像日本和欧洲那样的武士阶段。即使有一部分职业军人，也没有力量使中国文化和思想受其影响。在那里，取代武士成为文化和思想中心的，是具备文学教养的官吏阶级。因此，在耻的意识方面产生了与日本不相同的东西，并非不可思议。
秦始皇以前，中国也有分封制，从孔子和孟子活跃的春秋战国看，与武士道的名誉观念非常相近的例子，也是有的。到了秦始皇以后的统一王朝时代，出现了韦伯所说的家长制官僚国家的特征，分封制度的名誉观念消失了，文人官僚特有的名誉观念产生了。所谓文人官僚特有的名誉观念，简言之，就是在体面、脸面意义上的名誉，即面子意识。面子就是颜（脸），颜是人体对社会议论最敏感的部分，“ぃぃ颜をする”（高兴）、“得意颜になる”（得意）等许多日语中都有“颜”字。人非常害羞的时候，“颜が赤くなる”（脸红），清楚地说明了有其生理基础。
中国非常强烈的面子意识，与西洋的荣誉观念大不相同。有一位在美国定居，发表过一些有关中国人的随笔，为美国人所熟知的人，名字叫林语堂。他在《吾土吾民》中，这样说过面子问题：
面子这个词，很难翻译出它的准确定义，把面子和西洋的名誉、荣誉混为一谈，是可悲的错误。在西洋，被他人打了脸不能提出决斗的男子，失掉了荣誉，但并不等于失掉了面子。在中国，不给他人面子是最失礼的事，就如同西洋人把手套扔给对方，挑起决斗一样。在中国，有无数人因失掉面子而走向自杀，有时候甚至发展到出现打倒政府的罕见的大事件。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那么，面子和荣誉心有哪些区别呢？如前所说，荣誉心是从作为封建时代的骑士道精神发展而来的道德意识，其最重要的内容是“作为武人的品格、尊严意识”。本来，在西洋，从古远的封建时代开始，荣誉的武人特征就已淡弱了。但是，荣誉心的本质，即“个人尊严意识”、“威严意识”，还相当程度地保留着。而中国，从封建时代开始，已经过两千年，荣誉的要素已经消失，替代其的是面子意识的发达。这个面子的本质，就是“朝向社会的脸”，所谓“面子好”，英语的意思，可以说是“有声望”。这一意思，如果用本尼迪克特式的语言表达，不正可以说“荣誉是内在的品格的意识，面子是以社会的、即外在品格为中心的意识”吗？
10 武士的名誉心
我们重新回到日本人问题上来。日本人的名誉意识，与西洋的荣誉意识、中国的面子意识相比，应怎样认识呢？
刚才提到的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说：“所谓武士的名誉，就是人格的尊严及价值的意识。”他认为，名誉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意识。但是，新渡户后来以日本人为对象写的东西中（例如《修养》），认识就大不一样了。比如他说：
欧洲的Honour（荣誉）一词，在我国不含有名、名誉的意识。英语的Honour（荣誉）是从Honesr（正直）来的。德语的“埃依莱”一词，是从“埃依路里兹非”（正直）来的。“埃依路哈佛特”的意思，是“有价值于名誉的正直”。这样，对于声誉来说，被人赞誉与否，便成了第二位的了，而反省自己对与否，却成了根本性的东西。在日本，这样的思想不是没有，从名誉一词的构成考虑，所谓声誉，是把标准放在了自身之外，而把他人和社会的评价作为衡量的标准。
新渡户认为，封建时代武士的名誉感，是高尚的道德。但是，尔后的日本，名誉并未被认为是内在的自觉的品格，而是外在的“社会的好评”。用英语来说，声誉一词比荣誉更为接近它的意思。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言而喻，根本原因是远离了封建时代。不仅如此，还有其他原因。第一、封建武士的名誉、荣誉，本身就是声誉的要素。第二，还受到儒教重视声誉的影响。
封建时代最初的名誉，把内在的自觉的道德，即武勇和正义作为本质，毋庸说，其中也包含一些声誉、名誉的要素。例如，把跑得最快、最先抵达终点作为一种名誉，其中就有和他人竞争的意识。在势众的敌人面前自报姓名，本身就表现出了武士的名誉心，想让世人知道自己的荣誉的要素。
还有一点，受儒教的影响也相当大。在德川幕府时代，儒教是御用学问，具有贴近封建道德的一面，比如强调对君主的忠诚、忠义，但并不教导日本武士的名誉意识。
原来，儒教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意识比较强，非常轻视武，所以未产产武士的荣誉观念，反而非常重视名声、评价的意义。《论语》中有这样的的句子：“君子嫉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子罕篇》）意思是说，在世上得不到名声，是对社会没有价值的证据。儒教这种尊重名声的思想，在《孝经》的一个句子中达到了顶点。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为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孝行最重要的内容，是立身出世，扬名后世，使父母广为人间所知。按《孝经》来做，真正孝敬父母的话，当了总理大臣，得了诺贝尔奖，成了大名，都应让世间知道父母的名字。
接受了这种儒教教育的江户时代武士，在原来荣誉心之外，又加上了名誉的要素，是难于避免的。比如，在重要比赛上取得胜利，脸上光彩大增时，所谓“提高社会评价”的名声要素总会增加。因为在这种武士的名誉中，已加入了名声的要素，所以，封建制度已经消失的今天的日本，正像新渡户所提出的，在名誉一词中，名声、荣誉的要素增强了。
与名誉观念相反，今之日本人耻的观念，是关于社会对己坏的评价的意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耻是对他人批评的反应”，以这种耻意识为基础行动的日本人，是“由于外在的强制力而从事善行”。当然，日本人并非把耻的意识作为全部道德行为的基础，根据善与恶的判断决定行动的，也并不稀少。但事实上，只是在不可抗拒地陷入恶的情况下，才具有比罪的意识更多的耻的意识。
11 宗教的意识（罪）与社会的意识（耻）
“罪的文化”与“耻的文化”的对立，将继续到什么时候？如最初所说，本尼迪克特认为，“罪是内在的道德意识”，“耻是从外面施加的强制的意识”。不言而喻，这种解释是把罪的意识置于上位。日本人孩子时被错误地管教，是因为特别注重“社会的评议”。由于修改了教育法，日本人似乎也有了罪的意识。
在这一点上，新渡户稻造的思考方法和本尼迪克特是一样的。新渡户在《处世之道》一书中，说了以下的意思：
罪的观念和耻的观念，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屡次听到“日本人没有罪的观念”的批评。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事实。的确，日本人罪的观念，也许没有外国人，特别是犹太人那么强。可是，连佛教和神教也宣传罪的存在，虽说它们与基督教所说的罪多少有些差别，但总是不能否定有罪的观念。因此，尽管修养方法不同，但不是也能发挥同基督教大力宣传罪的观念一样的力量吗？
新渡户思路如此开阔，根源在于他是基督教信徒，承认罪的意识比耻的意识有更高的价值。的确，作为一般的倾向，根源于基督教的罪意识，比起耻意识来，更内在。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这还具有相对的流动性。比如，在基督教信徒中，也有人接受了“神在自己之外监视着自己”的观点。那种情况下，“神眼”的光射在自己的身上，罪有成为外在意识的可能性。反之，“注意着世间之眼”的耻意识，根据情况也可变成非常内在的东西。
比如，耻的意识非常强的中国，有所谓的“四知”说，那是在后汉杨震有名的故事中出现的。有一个人去杨震处行贿，被杨震拒绝了。贿赂的人说：“这是夜里的事情，不是没人知道吗！”杨震回答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孟子还说过“仰俯不耻于天地”，现代汉语中也有“不愧于良心”的说法，它们都可以说是耻内在化的例子。
由此看来，所谓罪是内在的意识，耻是外在的意识，不能一概而论。而罪的意识具有道德价值，耻的意识不具备道德价值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罪是对神的意识，耻是对人的意识。换言之，罪是宗教的意识，耻是社会的意识。
12 世俗化（脱宗教）的世界史的趋势
当今世界上，最脱却宗教的民族，日本和中国可以说是双璧。在欧洲和美国，宗教正在衰落，但基督教还根深蒂固。属于回教圈的地方，更强的信仰还在继续。我从报纸刊登的旅行记中，看到这样一件事：飞机在伊朗、土耳其上空飞翔，突然，驾驶员和副驾驶员离开了机械，平伏在操纵室的地上开始祈祷。为什么呢？据说是回教徒的“祈祷时间”到了。因为飞机有自动操纵装置，所以安全没关系。这种事情，作为日本人来说，很难理解。
像爱尔兰那样的宗教战争，历来就有。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战争，也有根深蒂固的宗教对立意识。在这些宗教信仰强的地方，仍是由罪的意识所支配着。那么，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说，也是属于不信佛的日本和中国，当然是应该属于“耻的文化”圈了。
现实情况是，即使欧洲和美国，基督教的信仰也在逐渐淡薄。尼采呼喊“神死了！”已过去近一百年了，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是很自然的。本尼迪克特也这样说：“在美国，耻的比重有迅速增大的倾向，而罪的意识已感觉不到像以前那样强烈了。”
假如非宗教化、脱宗教化是世界史上的事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必须承认，世界正从“罪的文化”向“耻的文化”转移。这种情况是否符合人们的愿望，另当别论。而日本与古中国，在“耻的文化”这一点上，似乎成了世界上的先进国家。
注：本文的副标题及小标题号码系编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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