拭目重观，气象壮阔——论先秦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壮阔论文,先秦论文,气象论文,文学论文,拭目重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3)04-0001-07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确立的时期。我认为，先秦时期也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但是，从20世纪初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起至今将近百年，人们对先秦文学的研究仍然是在“两类文章两部书”（史传、诸子、《诗经》、《楚辞》）的框架下进行。文学史的编写，基本上是按这四大块进行论述，文学史的研究，也无形中受到这四个框架的制约。有的在前面加上“神话与原始歌谣”，在后面加上“秦代文学”。很少有突破这个结构方式的。
我以为21世纪的先秦文学研究，第一要有历史的观念，第二要用文学的眼光，第三要坚持从文学史的事实来总结规律，而不要先定框框。
历史的观念
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派思潮的影响，人们对先秦时代的很多文献都持怀疑态度，一部书中提到的人、事、词语、概念，最迟在什么时间，这部书的产生时代便是什么时间。这在当时看起来确实很有道理，是科学的方法。但今天看来，是不考虑先秦文献著述、编纂、流传、整理的实际，以考古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处理十分复杂的先秦文献问题。战国以前，很多人的著述多以单篇流传，有时学生、后学将自己的论著附于其后，一并流传；对春秋以前之书，为了便于阅读，往往将其中难以索解的词语用后来的词语加以替换；汉代人把同一人或同一家的著作汇在一起时，也往往将别人或别的学派人的著作误收其中；后人在传抄中，也常产生错误，如窜简和将批语、附言、传注抄入正文等等。不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而简单地按自然科学的法则和考古的办法来确定先秦文献的真伪及产生时代，自然会造成很多错误，使先秦文学研究可资利用的材料越来越狭少。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出土文字材料当初埋入地下之后，在内容、形式上除自然力的影响外一般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有时也有例外，如曾经被盗等），而传世文献却一直处于人的操作之中。
近几十年新出土的大量地下文献，引起我们对中国先秦时代历史，包括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等作新的审视，也从而引起学界在方法论上的反思与革新，人们正从疑古的圈子里走出来，开始更加科学的考古、释古的工作。李学勤先生等一大批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目共睹。
我以为先秦文学的研究首先要体现出时间的进程。《尚书》中包括的文章时间跨度在一千年以上，《诗经》中作品时间跨度按一般说法也在五百年以上，我们都把它们作“一部书”来研究，怎能展示漫长的先秦时代各个阶段上文学发展的状况？
这牵扯到对一作品的断代问题。对先秦时代一些作品产生时间的推断，应该认真对待。《诗经》中的作品，按《诗序》说，最早为《商颂》，认为是商代作品，但齐、鲁、韩三家都以为是春秋时宋国的诗。自清代今文经学起，魏源的《诗古微》、皮锡瑞《经学通论》皆主此说，王国维更取证于甲骨文论定之。现在看来，魏氏的十三证、皮氏的七证及王国维之《说商颂》所举皆有不能成立者，是否本为商代作品，宋人有所增改，也还难说。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认为，《大雅》中的《公刘》，《豳风》中的《七月》，《小雅》中的《甫田》、《大田》为夏代作品，颇多臆测与附会之言。但有的地方，也非完全无理。以《七月》而言，纪月主要用夏历，个别地方用周历；从形式上言同《夏小正》相近。《尔雅·释天》云：“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七月》云：“何以卒岁”、“曰为改岁”，正作“岁”。夏代尚玄色。《七月》云：“载玄载黄”。何氏以为诗中“献豜于公”、“跻彼公堂”之“公”，乃指公刘。那么，《七月》为周先公时代从很早传下来的作品，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的意思是对很多问题我们还可以思路放开一些进行研究。
关于《易》的产生年代，过去说法很多，不少人对《史记》中文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之说表示怀疑。但据今天对“数字卦”的研究看，重卦产生在文王之前。1950年在殷墟四盘磨出土一版有字甲骨，上面有三行文字，李学勤先生释为：
七五七六六六，曰：囟口。
八六六五八七。
七八七六七六，曰：囟口。[1]
第一行、第二行末字不清晰。《周易》之重卦实是这种重卦的进一步抽象化：凡单数皆以“一”代表之，凡复数皆以“八”（古作八）代表之。直至汉代很多碑刻中“坤”字还作
以及1956年在陕西丰镐遗址出土二块卜骨上类似的文字符号，因1977年在岐山周初宫殿又出土了六片有类似刻画符号的甲骨，才引起学者的注意，张政烺先生首先提出八卦说。我以为这即是“连山易”，因为其图形颇似博古器物上的“连山纹”。所以说，重卦实产生在商代，有可能是在文王之前[2]。既然当时已有重卦，那么作为用于占卜的符号，每卦配有卦辞，是不用说的。所以，《易经》中的一些卦辞，应是商代的作品[3]，有的还可能是久已流传的歌谣。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说，“八索”为八卦之前身，从结绳记事算起，可以说八卦和易的形成史同中华文明的形成史几乎同步。在甘肃秦安（即古之成纪）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发现有绳索及刻画符号。则结绳记事应已产生。甘谷（在秦安西南）曾出土新石器时代人面鲵鱼身图案的陶瓶，这同所谓“伏羲龙身，女娲蛇躯”的传说也不无关系。那么，传说中伏羲画八卦，应非无稽之谈。伏羲氏只是一个氏族或部落，在当时是属于文化比较发达的一系。既有氏族、部落，也就会有首领，那么，以伏羲来代指曾经作出了较突出贡献的某一首领，以称说历史上的这个阶段，也是合理的。
医学家认为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具有互补的作用，盲人触觉、听觉都特别敏锐，而且记忆力非常好。聋子的观察能力格外强。在文字发明以前，人类口耳相传，其群体记忆的能力也应是十分强的，对于流传事件的一些关键因素，能在相当长的阶段中保持不改变、不省略、不增加。图腾、图画、标识、记录符号是辅助记忆的工具，韵语是保持口头传播不发生变异的手段之一。不能认为相传产生在甲骨文出现之前的歌谣、传说或文献全是后人的依托。
中国文字以前认为最早为甲骨文。近几十年来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500年）陶器上发现了一些刻画符号，如莒县陵阳河遗址、诸城前寨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与甲骨文、金文的形体比较接近，多数文字学家认为是汉字的早期文字，并且释出其中的“山”、“斤”、“戊”等字。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出土标本最早距今6000年）和大地湾一期（距今7350-7800年）、华县老官台遗址（距今约8000年）也发现了大量陶符，郭沫若、于省吾等先生都认为半坡出土刻划符号是文字，并由此认为中国文字产生于6000年以前[4]。其后在马家窑文化半山型、马厂型（距今约4300年）陶器的腹部和底部，也发现了许多用颜料涂写的符号，可以看出它们同半坡符号之间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目前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同汉字的体系不同。饶宗颐先生认为它们是氐羌先民的文字[5]，也即炎帝族的文字。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今日的汉民族中也融入了很多氐羌族（氐人大部分融入汉族，羌人大部分融入藏族）。即使这种原始文字未能得到很多的发展而失传（其中一部分可能被汉字所吸收），但其所记录的信息是由汉字承载而传下来了的。原始文字不可能记载一些事情的细节，但对人物、部族、徽号、时间等事件的关键因素是能够记载的，它作为先民口耳相传的辅助工具，延续了对某些重大事件中关键因素的记忆。
饶宗颐先生在其《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中谈到河姆渡和湖南几个地方出土器物上的兽面神徽图样、凤鸟载日神徽图样时说，这些精细图纹说明“洞庭湖区，先民在六七千年前已有以神话为基础的极复杂的艺术思维”。实际上，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器物上同上古神话内容相关的纹饰、图徽是很多的。作为口头文学的神话故事、传说的内容，今天已无法知道，但由这些“印记”看来也一定是十分丰富的。
所以，我认为上古神话、原始歌谣及《尚书·尧典》中反映的一些内容，不能认为完全是后人的向壁虚造。女娲补天的神话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的主导地位，反羿射日的神话反映了弓箭发明后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男子在生产与安全上的作用。黄帝擒蚩尤、炎黄争战的神话反映了氏族社会末期部落、部落联盟间的战争与融合，是从文明曙光出现到进入文明时代这个思想激荡、斗争叠起的英雄时代的反映。
《吴越春秋》中记载的黄帝时的《弹歌》，有的人以其记载文献产生太迟，不予相信。先秦时数千年产生的大量文献，存留到今天的才有多少？从形式上看，这首歌产生的时代是很早的。我国诗歌最早为二言的形式，这是合于自然的节奏的。人走路是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因为左右脚轻重的不一致，形成二拍节奏。古人用斧砍树，斧一起一落，起时轻而落时重，也是二拍节奏。生活、劳动中的很多动作，都是二拍节奏。就连人心脏的跳动也是“扑——腾、扑——腾”二拍节奏。可以说，二拍节奏是在人出生之前就养成了的，是与生俱来的感觉习惯。二言诗，这是真正的天籁。所以，从“杭育——杭育”到《弹歌》，都是二拍节奏或二言。《易经》中还保留一些二言歌谣，也有一些是反映了由二言向四言形式转变的作品。传为涂山氏的《候人歌》“候人猗兮！”除去泛声的语助词，也是二言。《弹歌》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工具只是竹子作成的弹弓和随地可取的土、石，当时人们劳动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吃的问题，是生存，所谓“民以食为天”。兽皮是解决穿衣问题的，因为皮衣耐久，消耗不是很快，所以不成为生活的主要问题。
关于上古神话和西周以前的文学，现在还研究得很不够，不是没有做工作，而是陈陈相因者多。比如刑天神话，差不多所有谈到它的论著中都遗失掉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些情节，如它同奇股民的关系，同上古雕题习俗和古代三目神的关系。刑天是被贰负及其部属危砍去脑袋之后，仍然执干戚而舞，帝才命天神砍去他的右腿。刑天并不因此而停止他的反抗，于是又被反缚两手，捆绑在疏属之山山顶的大树上。他的头是葬在仇池山上的（注：详见拙文《刑天神话钩沉与研究》及《刑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氏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分别刊《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5、6期，《河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4期，并参《三目神与氐族渊源》，刊《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我们还可以由这些神话入手去认识当时的社会。拙文《从〈天问〉看共工、鲧、禹治水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在这方面的一个试探（注：文刊《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参《古代神话与民族史研究》，刊《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产生于夏代的《甘誓》、《胤征》、《汤誓》，产生于商代的《盘庚》，产生于西周初年的《无逸》等，至今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情感充沛，而且也含有永久的教育意义和深刻的哲理。它们都代表着这些阶段散文的成就。以这些作品作为坐标来探讨当时的文学，我想会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给我们展现出先秦文学的广阔境界。
文学的眼光
我们说研究先秦文学要用文学的眼光，是说要突破三种思想的束缚：一是突破经学思想的束缚。比如《论语》，不能只想着它是经书，只从中体味其深刻的哲理，丰富的思想内涵，还应想一下：记述者是怎样以简练的笔墨记下了孔子那深刻的思想，描绘出孔丘师徒的音容笑貌，显示出其不同性格的。孔子讲的教学科目有“言语科”。《论语》和《礼记》中的《檀弓》那生动的笔触，给后来的笔记小说如《世说新语》等以深刻影响。如果孔子教育中不讲语言表现的技巧，他的学生如何能记述得如此生动、简练？我以为，《论语》中表现出的子路的性格，对后来小说中鲁莽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如李逵、鲁智深、胡大海、张飞等）是产生了影响的。汉魏六朝小说中关于子路的一些故事是这种影响的中介。《左氏春秋》对后来的译史和历史小说影响更大。不要把汉魏小说、明清小说的传统同先秦文学割裂开来看。
二是要突破史学的束缚。有的学者说：“六经皆史”。从某种角度说，这话是不错的。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6]。”《诗经》至今是研究周代社会的重要史料。但是，这是就优秀的文学名著和现实主义作品的认识价值而言的。文学作品毕竟是文学作品，不能把它看作历史著作，只从史书的角度来研究它。
《左传》这部书，本来的名称应是《左氏春秋》，大约在汉代被有的学者切割附于鲁史《春秋》有关文字之下（事在杜预之前），变成了《春秋》的“传”，才称作《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中所记事件的梗概、时间、人物等，当是依据《春秋》等史书的，但其细节，其所写各类人物神情毕肖的对话，人物心理活动淋漓尽致的表现等等，则是瞽史进行合理想象和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事情的梗概是历史的真实，而细节描写、语言表现是瞽史的创造。瞽史给国君、贵簇讲这些前朝故事，是想起到使国君等鉴古知今的作用，讲得不生动，不吸引人，这些人就听不下去。齐宣王向孟轲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便是明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本《国语》中的《晋语》、《齐语》、《郑语》、《吴语》、《越语》的性质同《左氏春秋》一样（其他几国之语主要记言。讲述前贤的箴言隽语，也应是瞽史的特长之一）。瞽史不能照着书念，也不可能有人将很长的事件过程反复念给他让他来记忆（事实上也不会有《左氏春秋》那样生动详细的成文的史书）。所以，记住事件的大体过程和重要环节、关键因素之后，发挥想象，把它讲得活灵活现，是他的本事。左丘明和荷马都因失明而成了开启后代千千万万人的心智的伟大的语言艺术家。我们只将《左氏春秋》看作《春秋》的“传”，放在“史传文学”中去讲，怎能显示出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还有《战国策》，也一直是被作为“国别史”框在“史传文学”的范围中研究的。其实最早编成这部书的人刘向讲得很清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见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实际上是策士们的书信、上书、游说稿或游说追记稿的汇集，原来各篇只是策士们的文章，流传中为了明确文章的原委，才被在开头、结尾加上了有关背景和游说结果说明的文字。它应该看作是纵横家的散文集。作者力求说动对方，所以多所夸张，记事颇有不顾史实者，比起一般诸子之作来，更接近于文学。
说到所谓“史传文学”，还有一部《晏子春秋》。这部书早的传统的看法，是看作先秦诸子的（《汉书·艺文志》入《诸子略》“儒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同），《四库全书》入《史部》“传记类”。加之书名有“春秋”二字，近代以来多看它为史书。但因为它既不象晏子所自著，也不象史官所写，故自唐柳宗元以来多视之为伪书。我觉得吴则虞先生说得很好：“《晏子春秋》是一部富有政治思想性的古典文学名著”。我要补充的是：它是我国第一部民间故事集，也是第一部专人故事集。晏子故事的流传和汇集，反映了人们对开明贤达、有能力、有政治头脑、关心民生疾苦、敢于正国君之失的清官的企盼。后来的《龙图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之类，实承其传统。它对魏恶南北朝时代的志人小说和唐代传奇故事，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如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它，揭示它的形成、传播与编集过程，则它不仅不伪，而且应是一部世界名著。
三是要破除成见的束缚。上面举了过去归入“史传”一类的几部书谈了一些个人看法。诸子中也有因为未以文学眼光去审视而为大多数文学史家所忽略的重要作品。比如《韩非子》中的《说林》、《诸说》（因其篇幅太大，以内外、左右、上下分别之以成卷），实是中国最早的寓言专集。很多研究古代文学的读了《伊索寓言》等，惭愧中国古代没有寓言专集。《韩非子》中的两部寓言专集放在这里，却视而不见。以为这只算是一部书中的章节，而且夹杂有议论，不纯为寓言。究其原因，第一是不明先秦书籍流传情况。先秦之时，《韩非子》中的各篇本是单独流传的。《史记·韩非列传》中说“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云云，可见各自为一书流传；《韩非子》中的第一篇《初见秦》乃是被误收的别人的东西，可见《韩非子》一书本是后人编成。那么，《说林》、《储说》先秦时本是各自为书，单独流传的。第二，《储说》部分将所收集寓言分类编辑，各有提要，带出目录，以便记忆和运用，这在当时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编排方式，在书写工具粗重，竹简不便随身携带的条件下，对于寓言这种具有实用的教育意义和说服作用的文体，在那些游说列国的士人看来，是再适合不过的编排方式。我们总是拿洋人的鞋样比我们的脚，不是惭愧自己的脚太短，就是恨自己的脚太肥，恨老娘生得不好。以这样的心态来研究中国文学，怎么能揭示出它的特色和成就？
与时俱进，从事实来总结规律
上面谈了些对先秦文学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是说前人水平不高，自己水平高。一是几十年前材料上受到局限，二是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上受到局限。但一个时代学术思潮之转变，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个人之力难使之超前发展。但研究工作者必须注意新材料的发现，并在研究方法上、思想认识上及时反省，不能陈陈相因，尤其不能以旧的框框为不变的法则。我以为先秦文学的研究要坚持从文学史的事实来揭示文学发展的进程和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不是根据框框装材料。这里我想首先说说中国文学自觉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很多文学史著作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论著，都说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期。理论根据是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说的一句话：“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最重要的证据也是鲁迅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的文风的转向华丽和曹丕的《典论·论文》。于是，有的学者就把《典论·论文》说得好象具有划时代意义，好象确实中国的文学从曹丕时代才觉醒。其实，这几点都是很有问题的。第一，鲁迅说这个话的时候，在“文学的自觉时代”上是加了引号的。就我所见鲁迅文章中提到“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十来次，全都是持批评的态度或讽刺的语气，没有一次是肯定的。比如1933年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并且说他“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形式的别号”。十年前即1923年，正是他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四年前。从那时起至30年代，他在文学创作的目的性方面的看法没有改变。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到嵇康的被杀时说：“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我以为曹丕之提倡文章追求华丽，引导文人脱离现实去推想怨女弃妇孤凄婉恻的心绪，或“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评王、徐、应、刘等人之诗所说。曹丕诗题材大体上也不出这个范围），同他的以孝治天下的目的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文人们联系现实或看重仁、义、忠、信的思想表现，他同样会感到“立脚点不稳”。
第二，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是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于1920年提出来的。他在日本杂志《艺文》上发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论》，说“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1925年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他的《支那诗论史》，该文作为其中的第二篇（注：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中译本最早的有孙俍工译本，定名《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上册，1928年5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下册同年10月出版。次年4月再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9月出版洪顺隆译本《中国诗论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许总译本《中国诗论史》。）。鲁迅在引那个提法时并未引录全文，也未说明是引谁的话。联系上文的语气和他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未必是很认真地作为自己认同的观点提出来的。
战国时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是登上了世界文学史高峰的人物之一。鲁迅先生也说，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其或在三百篇以上。”不但肯定了它的巨大成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而且指出其同儒家诗教的不同。正如后来主张“魏晋自觉论”的学者评魏晋文学时所说，这是相对于“助人伦、成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的[7]。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思想使诗歌在“诗言志”的传统诗学思想之外，明确地揭起了抒情的旗帜，强调诗人主体感受的表现。这难道还不算文学的“自觉”吗？屈原创造骚体诗的形式中，不但吸收了南方民歌的形式，还继承《诗经》的创作经验，也充分考虑到读者的审美习惯[8]，《离骚》中的对偶句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等等，都极其工整，要以看出在语言布置美方面的自觉追求。关于屈原在诗句音韵美等方面所作的探索及所达到的高度，汤炳正先生《屈赋语言的旋律美》一文讲得很精彩，读者们可以去看。此文收在汤先生的《屈赋新探》一书中。该书中的《屈赋修辞举隅》也很有助于我们认识屈赋在语言表现上的特色与成就。我以为，说屈原之时中国文学尚未觉醒，无论在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这里还有一个理论著作的问题。我以为收入《礼记》的《乐论》是我国最早的文艺专著之一。原有二十三篇，今存十一篇和已佚十二篇之篇名。所存部分也保存在《史记·乐书》之中。张守节《正义》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隋书·音乐志》引录沈约对梁武帝的《奏答》说：“《乐记》取《公孙尼子》。”因而郭沫若断《乐记》中保留了《公孙尼子》的部分文字，只是“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已经把原文混乱了”[9]。根据郭沫若先生的看法，公孙尼子可能是孔子的直传弟子（注：《隋书·经籍志》：“《公孙尼子》一卷”下注：“尼似孔子弟子。”《汉书·艺文志》云：“七十子之弟子”，郭沫若以为大概是根据《宾牟贾》、《师乙》、《魏文侯》三篇中提到的宾牟贾、子贡、子夏而作的推论。）。不论怎样，《乐记》基本上是先秦时著作可以肯定。
还有《诗大序》，王肃、孔颖达、沈重等认为是子夏作，但或以为孔子作，或以为诗人自作，或以为毛公作，至迟有以为东汉卫宏作者。现在从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来看，《诗序》的内容、思想是渊源有自的，应该是子夏所传。《孔子诗论》又是早于以上两种著作的诗论。其中提出的“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及“其言文，其声善”等，在对诗歌、音乐、文章内容的表达、理解，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看法上，都表现出深入的思考。我认为，把它们作为我国文学走向自觉阶段的标志性的论著，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这里要说明三点：一、我不认为文学的自觉是在某一个时间由于个别人的言论提倡或创作活动而造成，它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在一个阶段中逐步完成的。二、文学不同体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创作、理论、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成熟得最早，戏剧（剧本）成熟最迟；文学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创作成熟得早，而理论探索相对来说较迟。三、魏晋南北朝以前文学的发展，不是持续健康发展的，由于政治、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减缓、迂回基本在某些方面后退的情况。比如，秦代以吏为师的文化荒芜状况之后，汉初尽管有黄老之学中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文学方面仍出现了短时间的活跃与繁荣。诗、辞赋产生于汉初者多有可观。但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文学慢慢蜕变为政治和经学的附庸，后来又同谶纬、占卜等结合一起（如《焦氏易林》采入的歌谣和创作的诗体爻辞）。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文学评论方面的论文（如刘安《离骚传叙》、王逸《楚辞章句叙》等），但明显地表现出政治、经学的制约。除去汉初和汉末，创作上的成绩主要是赋，而汉赋“卒章言其志”、“劝百讽一”毛病，连汉代人也已经看到了。在汉末儒家正统思想的地位动摇之后，思想领域才显出活跃的气氛，文学创作上也出现了较多的抒发个人情感、反映社会现实的佳作。到曹丕则提倡华丽的诗风，让人们靠“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去追求不朽，只能看作是对文人的一种腐蚀。当然，在客观上确实为文学在音律、布置等方面的探索开了风气，但一看整个晋代文学的了无生气，可知其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是在先秦时代。从创作方面来说，这种自觉从西周末年召伯虎、尹吉甫等人的创作已经开始。综合地来看，到屈原时代，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理论上，还是文本意识上，都已经达到自觉。这是一个大问题，这里大概说说，我将另撰文论述之。
关于先秦文学中作家群的问题，学术流派同文风的关系问题，地域文学的问题，文体问题，我在《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先秦文体分类与古代文章分类学》中提到一点，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说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为先秦史、先秦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坐标，近几十年地下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为先秦文学、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突破的基础，国外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的引入，传统研究方法的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尤其新方法、新理论同传统研究手段的结合，为先秦文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手段。相信先秦文学研究会在短时间内取得大的突破性的进展。
收稿日期：200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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