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探讨：教育社团的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近代论文,社团论文,角色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93/Z(2002)04-0109-05
职业教育在中国近代曾经有过长足的发展。它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教育的一大亮点，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这种发展因何而致？笔者以为，以往那种简单化的政治经济归因不甚妥当，至少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除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外，教育社团在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教育社团的鼓噪呼号和身体力行，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那么，教育社团究竟进行了哪些活动，从而对我国近代职业教育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呢？
一
中国近代的职业教育可以溯源到清末的实业教育。两者虽然不能等同，但毕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一，它们都重视实用科学知识的教与学；其二，正是在实业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人们看到了推行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实业教育只着眼于为实业发展服务，而不以大多数学生的谋生就业需要为出发点；而学生谋生就业问题若不解决，则国家实业的大规模发展，民富国强的美好理想最终只能是空想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发展职业教育的问题引起了近代教育社团的严重关切。
为了唤起国人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并有效地推动职业教育在各地的开展，近代各教育社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江苏省教育会就是如此。该会曾多次举行讲演会、报告会，请有关人士讲演职业教育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国外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形。如1915年4月至1917年3月，当时的教育部先后派遣陈筱庄等人赴菲律宾等国，调查它们职业教育的开展情况。1917年4月，他们回国后，该会即召集会议，请陈筱庄等人与会报告考察情况。[1]报告会上，陈筱庄等人认为，当时菲律宾的学校“所重者三项：一普通教育，二职业教育，三体育，而职业教育尤为重”。试图通过推行职业教育，来弥补传统教育只重一般知识教学而轻谋生技能培训的不足，使受教育者离开学校后即能比较容易地就业安身。同时借职业教育来造就社会发展尤其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人才，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下称全教联）的活动则从另一个层面展现了教育社团对职业教育的倡导作用。作为全国性民间教育社团，对推广职业教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该会曾数次通过决议，如1917年10月通过了《职业教育进行计划案》，1918年10月通过了《拟提倡职业教育意见书》等，极力敦促教育部尽速推广职业教育。该会第五届年会(1919)又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教育会应联络农工商会以期教育实业并进案》，要求各省教育社团加强与当地农工商社团的横向联系，以切实解决职教学生的出路问题。职业教育的成效无疑还直接取决于它是否有序进行、是否有必要的经费支持等因素。于是，全教联于1923年10月在昆明召开的第九届年会上又一次通过决议，敦促各省区教育会和各省“实业官厅”：一方面，要“确定系统计画”，以切实推行农、工、商、家事四种职业教育；另一方面，则要求“设置全省区总机关”，以及时处理好“调查、研究、规画、指导”以及“筹备师资、推广去路”等有关职业教育的诸多事宜，并拨专款，用以“专办各该县职业教育事务”。[1](P216)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忙于内战，全教联的上述办法，“各省区多未实行”。面对这种境况，该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于1924年10月在开封召开的第十届年会上，再次通过决议，与各省区教育及实业官厅交涉，要求落实上述方案，以“使各省区职业教育，均得已有系统之设施，而克尽量发展”。[1](P217)
而中华职业教育社之类以发展职业教育为主要目的的教育社团，在宣传和推动职教方面，更可谓是义无反顾、竭尽全力。该社一成立，即派遣其职员和其他会员奔赴全国各地进行讲演、宣传职业教育在富民强国中的意义。该社创始人黄炎培的活动尤为频繁。他几乎每年都要外出开展职教鼓动工作。至1925年，其足迹已遍及东三省及湖北、浙江、江西等十余省。每到一地，必作讲演，向各界宣传职业教育对于青年人择业谋生、实业发展乃至国家富强的重要性。该社的另外一些骨干如江问渔、杨卫玉等也是如此。由于这种讲演通常深入浅出，切中时弊，因此很受各地听者的欢迎，亦为舆论界所注目，往往又被各地报刊杂志登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声势和影响，为中国近代职教事业的演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职业学校是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近代以来，但凡工业发达的国家，几乎无一不以巨大的财力人力投入专门职业学校的设置。中国近代各教育社团深谙此理。为此，在宣传职业教育的同时，它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提倡和兴办职业学校的实践。
全教联在1915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会议上，便就职业学校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向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了一个较为详尽的职业学校发展方案。[1](P212)事实上，各类教育社团不仅通过全教联推动专门职业学校的设置，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创办了一些职业学校。由黄炎培、蔡元培等人于1917年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最典型的例子。该社明确宣布以推广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其奋斗目标。为了举例以示人，1918年6月，它创办了一所专门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它将提倡职业教育、沟通教育与职业，作为该校的办学宗旨。为此，中华职业教育社为该校制定了包括(1)注意知识教学的“精密正确”，以能“达于应用”；(2)“注重实习”以训练“纯熟之技能”；(3)注重学生自治以期有“善良的品行”；(4)注重“创新事业、增进生产力能力”的养成等内容的“教育方针”。[2]
在学科安排问题上，该社基于当时的社会需要和学生实际，首先在职业学校设置了铁工及木工两大主科，并附设铁工、木工工场，供学生边学习书本知识边进行实际练习用。其后，该社根据搪瓷制品和钮扣的市场需求与日俱增的实际情况，又在中华职业学校添设了珐琅（即搪瓷）和钮扣等学科，且附设相应的珐琅工场和钮扣工场，以培养相应的职技人才，满足社会对兴办相应实业、提供相应产品的迫切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学校经费不足的问题。1919年后，该社基于社会的实际需要在职业学校进一步设置了留法勤工俭学科、职业教员科、职业师范科、文书科及机械制图科、商科、土木科等学科。
在课程的具体设置上，该社特别重视职业学校的劳动与实习。为了扭转人们重劳心轻劳力、重读书轻实践的社会积习，它特别将“劳工神圣”的匾置于职业学校礼堂的上方，把“用我手用我脑，不单是用我笔；要做，不单是要说”作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校歌。在教学中强调“做学并进”、“半工半读”、“工读结合”，规定职校学生须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要去车、钳、锻等五个实习工场进行相应的实习，甚至毕业后也还需要再实习一年，成绩优良方发给毕业证书。由于学科设置密切依据了社会需求的变化，课程安排侧重于实用原则的追求和教学活动着眼于手脑并用、工读结合的落实，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职可谋、有身可安，因此，该社所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深受人们的关注和欢迎。
各类教育社团对职业学校的重视乃至亲自创办，有力地推动了职业学校的发展。根据中华职业教育社调查，至1922年1月，包括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等在内，全国各种专门的职业学校共已达719所（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新疆、热河、察哈尔三省区的职业学校在内）。而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则在办学方针、教学原则乃至课程构架诸方面为近代各种职业学校的运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为后来各种职业学校处理其与社会需要的关系、书本知识学习与技能技巧培养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
近代教育社团认为，大面积推行职业教育的出路之一，还在于“改良普通教育”，在普通教育中渗入职业教育。为此，它们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提出过不少有益的见解。
全教联1916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一年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它专门研究了普通学校尤其是普通中学的职业教育问题。各省区代表一致认为：“吾国中学教育结果不良，无补社会，因谋改良之方法，得自第三年起，就地方情形，酌授职教科，并酌减他科时间。但对于学生力能升学者，仍适用原定科目。”（《教育杂志》第9卷第4号）会议起草通过了一项致教育部并通告各省区行政当局的相应决议——《中学校改良办法案》，要求政府当局予以实施。在教育社团的推动下，为解决中学生的出路问题，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7年3月颁布了《中学增设第二部办法》五条，“通行各省区”，要求各普通中学开设职业课程，供打算毕业后即谋生的中学三年级学生学习。
普通小学是否也应施行职业教育？在许多教育社团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真正上得起中学的不过是一小部分人而已。一般青少年至多也只能上小学接受少许教育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小学毕业后便只能走向社会为生计而奔波。这就要求小学对学生进行必要的职业教育。那么，普通小学又如何进行职业教育呢？全国21个省区教育会的代表在全教联第三次年会(1917)上就此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筹划，并形成了一项关于普通小学施行职业教育的决议——《职业教育进行计划案》。他们认为，解决小学教育与学生实际乃至社会需要相背离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在普通小学中“实施职业补习教育”。具体途径有二：①在普通小学中增设职业补习科；②在普通小学或其他实业学校附设“职业补习学校”。在该会的呼吁和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8年6月接受了各省教育会代表在全教联提出的上述普通学校实施职业教育的动议，并于该月25日“咨各省区核定全教联所拟职业教育进行计划案”，要求各省区“公署查照，酌量办理”。[3](P301)
各省教育会代表在全教联年会上通过的上述决议为北洋政府的最高教育当局所接受，无疑为职业教育在普通学校的广泛实施带来一线希望。1919年10月，在太原举行的全教联第五次年会上，各省教育会的代表们又就普通学校职业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法问题展开了讨论，并通过了《普通教育应注重职业科目及实施方法案》的决议案，要求各地切实关注和解决普通学校中职业科目的设置问题。一方面，它主张各普通学校设置农科、工科和商科等职业教育学科，供男生学习；另一方面，它强调各省教育会应督促各地普通学校设置家事园艺、手工及缝纫等学科，以对在校女生进行相应的职业教育。
为了切实推动普通学校的职业教育工作，许多教育社团还身体力行、亲自实验。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46年在上海特别创建了一所兼施职业教育的示范性普通学校——上海比乐中学，由黄炎培等人任校董，孙起孟任校长。为了实施职业教育，学校对课堂教学内容及课外活动等进行了改革。就课堂教学内容而言，该中学在六年中，既讲完当时普通中学通常所设的各种课程，又在这些课程的教学中增加职业教育方面的内容。以数学课为例，即增加了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方面的训练，如使用珠算、学习测量等。语文课除要求教师完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一般任务外，还特别强调对学生书法技能和应用文写作技能的训练，以使学生毕业后能胜任文秘工作。此外，学校还十分重视课外活动的组织，以使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形成各种能力尤其职业技能。
教育社团的宣传、呼吁、督促乃至身体力行、亲自试验，对职业教育在普通学校的推行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正是在它们的推动下，普通学校兼施职业教育开始慢慢地为各地学校所接受，一些普通学校陆续增设了兼施职业训练的职教课程。如江办省第一师范附小1917年起即设立商业科，其课程主要有“旧式记帐法、珠算、验币”等，设立缝纫、园艺、烹饪科。后来该校又设立了印刷、水泥工、油漆工、修理工、铅工、车木工、农业、机械、电灯、电话诸学科。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小从1918年起添设职业科一班，注重商业教育；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从1919年起亦设立了商业科、工业科、农业科，用以对学生兼施职业教育。[3](P311-316)其他地区的一些普通小学和普通中学，也相继设立了商业科、工业科等，以应社会之需要。
四
对学生进行适当的职业指导是学校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指出，这一工作的首创者并非教育社团，而是由有关的学校机构最先实施的。1916年，清华学校为指导学生规划职业方向曾邀有关名人、学者到校进行演讲，如邀梁启超讲演“文学”、王健之讲演“制革”、伍朝枢讲演“法政”；请王正廷、董显光分别讲演“职业教育”和“新闻学”，让学生听讲后再确定自己的职业志愿和选科事宜。清华学校这种让学生听学科介绍于前，择学业方向于后的做法，实质上开了近代学校职业指导的先河。然而也毋容置疑，作为具体的教育实施机关，一所学校或几所学校对近代职业指导事业发展的作用毕竟是很有限的，它们可以在本校范围内切实地进行这种指导活动，却难以有效地将这种工作向其它学校辐射，更谈不上有能力向全国各地的学校机构施加影响了。
各类教育社团对职业指导在全国范围内的辐射作了极大的努力。中华职业教育社从其成立之日起，本着“使人人有业，使人人乐业”的宗旨，就对职业指导工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包括（一）推出专刊、翻译介绍书籍，为职业指导制造氛围，提供方法指导。该社在其主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对职业指导问题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10月，该社推出了一期“职业指导专号”，大张旗鼓地向世人介绍了世界各国对在校中小学生进行职业指导以推进学生离校就业理性化、社会录用职技人才合理化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开展职业指导的诸多经验，籍以唤起社会对职业指导的重视；吁请各地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对中小学生进行了必要的职业指导和职业陶冶，使他们的职业取向与自身的能力特长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同社会的人才需求相统一。后来，该社又组织人员编译了国外职业指导方面的许多著作，如《职业指导》《职业智能测验法》《职业陶冶》及《职业自审表》等等，给当时的职业指导的具体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参照。（二）躬行职业指导实践，具体指导中小学生的职业取向。1924年，中华职教社派其骨干成员邹韬奋等在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开展了引起轰动的“一星期职业指导活动”，直接介入对当地即将毕业的中学生的升学与择业指导活动，从中既扩大了职业指导在社会上的影响，又积累了职业指导活动的经验，为教育界的职业指导工作提供范例。尤其是指出的是，1927年后，中华职业教育社陆续在全国许多地区成立了专门的职业指导所。1927年9月，第一个由该社创办的职业指导所在上海问世。该指导所成立后，即就具体的学生职业指导问题展开了大量的活动。仅在其成立至1929年初这一年多时间内，负责该所事务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人员就组织进行了各种职业谈话1521人次；经办“文书讲习所、雇工训练所、暑期职业指导讲习所，小学升学指导”等多种职业训练7大项；向学校、机关、工厂、商店等机构介绍203人次；此外，还为230个单位或企业做了“代为计划”、“考试人才”、“代为调查”、“物色人才”等等工作。至1931年，该所共接待了26740人次，其中仅1931年，就进行了职业谈话7183人，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28年1月，该社又同南京青年会协作，在南京市设立了南京职业指导所，并在当地展开了大量的职业指导活动。1928年，该社与重庆青年会一起在重庆设立了重庆职业指导所，在当地开展了诸如职业咨询、职业介绍之类的职业指导工作。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上述种种职业指导活动，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各省区的学校纷纷“继起响应”，安徽、江西、广东等省行政当局以及教育界、工商界来函要求开办职业指导所者接踵而至。
各省区教育会及全教联对于职业指导也给予了热切的关注、支持和提倡。特别是1923年10月在昆明召开的全教联第9届年会上，各省区教育会代表就职业教育问题包括职业指导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代表们一致认为，为了促进教育与职业的联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使受教育者具有正确的择业取向，“各中等学校应注重职业指导。”代表们通过决议，要求各省区教育官厅、实业官厅做好协调工作，在中等学校中切实开展职业指导活动。使中学生的职业取向获得恰如其分的咨询和引导。不仅如此，全教联会议还进一步提出了职业指导研究的问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职业指导的内涵十分丰富，其具体动作又涉及社会职业调查、社会各业所需人才的规格、学生的职业兴趣、职业特长及能力、性格等等因素。任何一种因素的考虑不周或把握不准，都会使职业指导工作事倍功半，无法实现应有的正确导向价值甚至会起一种与社会实情、学生实际相背离的职业误导作用。正是这样，与会的各省区教育会代表指出，各省区宜择交通适中之地，于暑假时召集各地方教育行政人员及办理职业教育者，集会研究，并请国内外职业教育专家，到会为有系统之讲演与讨论。为此，他们还通过了相应的关于“开职业教育研究会”的决议，敦促各省区教育厅和实业厅付诸实施。中华职业教育社、各省教育会及全教联的上述种种活动，对于职业指导在全国各地的展开，是具有重要的驱动和催化作用的。正是在各教育社团的这种驱动和催化作用下，职业指导乃至整个职业教育事业才得以在近代中国缓慢地发展起来。
由上可见，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能简单化地归因于当时政治经济情势的演化，近代教育社团应是功不可没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近代教育社团不遗余力地宣传和倡导、身体力行地试验和推行，直接导致了职业教育在近代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职业教育被纳入《壬戌学制》；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颁行《职业学校法》《职业学校规程》《职业学校补习规程》等，以在中等学校中实施职业教育；至1945年，全国职业学校已从1937年的292所增加到576所，在校学生从31592人增加到102030人，等等[4]——这一切固然不能完全归因于教育社团，但同它们的努力尤其上述的一系列活动，显然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