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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股市握手”
当我们谈论中国股市，我们的思绪常常会突破时间的程序，蓦然浮现出那些令人难忘的片断。1992年夏季，发生在特区深圳的股市狂潮正是其中的一例。
六年前，在那座新兴城市的银行门前，交易楼下，延续到广场、街道，甚至僻静的小街（那些被称之为城市毛细血管的地方）——沸腾的热血几乎无所不至！总之，这个毗邻香港的地方，被一种叫做“股票”的新的词汇所席卷；纵横300平方公里似乎已经忘记， 除了股票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这个吸引全国各地股民或预备期股民，人数达百万以上的股票认购券抢购狂潮，事后被称之为“8·10”事件。所谓“事件”也者， 是指这种无序状态所必然引发出的某种骚乱，以至于当地政府不得不出动警方力量予以平抚。而狂潮的结局与海滩退潮的景象大体相似，不同的是，它留下的不是贝壳之类，在被驱散了人丛的街上，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诸如饭盒，空水瓶，烂草席，以及慌乱中遗失的鞋。
海滩拾贝者，照例会拾到一点诗意或哲理。这次股票抢购狂潮过后，那些拾贝者——他们来自证券界，金融界，经济界，学术界，政界，以及广大民间，同时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股市该不该搞？它究竟姓“社”还是姓“资”？
应该承认，问题提出是合理的。中国在禁锢中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深圳“8·10”事件的骤然引发，更加剧了这场争论的力度。
此前不久，也就是那年的春天，邓小平视察南中国，在深圳他谈起了股票。对大多数人来说，感到突如其来，因为股票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任何赞同性的意见都是有风险的。但小平同志说：“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深圳、上海先试验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拿过来用，即使用错了也不要紧嘛！错了关闭就是，以后再开，哪有百分之百的事情！”
这段话用的是商量口吻，今天看来其回旋余地很大。但在当时，对股票的话题讳莫如深，小平如是说，当是惊世骇俗之论。
如果马克思活着——许多人或许会这么想——那么马克思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活到今天。但，关于股份制和股市他却发表过明确的见解。这位《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曾这样写道：“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接着他更深入地强调：“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抛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企业。”
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本人不仅谈过以上被我们引用的话，而且他还当过股民，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伦敦股票交易所里炒过股。
贫穷长期困扰过马克思和他的家庭。而1864年他备觉困窘，一天之内竟有三位债主登门。马克思喟然长叹：“假如我在最近几天内有钱的话，我就可以在交易所赚到很多的钱。现在伦敦又到了可以靠机智和少量资金赚钱的时候了。”可见马克思颇通炒股之道。之后有机会尝试了一下，果然身手不凡，投入600英镑，结果赚了400英镑，回报率接近70%。马克思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友人，说是“我就用这个办法赚了四百多英镑。而现在，当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
只有少数亲友知道，马克思用以炒股的600 英镑本金是他的挚友沃尔夫逝世后留给他的。那张遗嘱令马克思心痛欲碎。
说到马克思与股市的关系，我们自然会想到另一位与马克思命运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这位宏观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曾说：“在人类几千年的商业文明中，最伟大而又精巧的发明，就是股票。”
要使中国人接受甚或部分接受凯恩斯这个观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一次阵痛——从计划经济的母体中催生出市场经济的新的生命体，挣扎和呻吟都难以避免。然而不管多么艰难，市场经济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股份制，以及相伴而来的股市问题，是非碰不可的了。不搞股份制，而是继续沿着大一统的国有制走下去，改革就只能是空谈，以往的成果将会前功尽弃。这个关乎中国改革前途的大问题，率先提出的竟然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村庄——万丰村。
距深圳市区50公里的沙井镇万丰村，1984年5月， 召开了一次具有特别意义的支委会，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潘强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发动村民参股兴建工业村。这就是股份经济思想在中国农村大地的一次破土萌芽。
这个潘强恩，勇敢地在《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上宣称：
“在我看来，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叫私有制，多数人拥有生产资料叫共有制。共有制和共产主义是一脉相通的，共产主义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大二公’式的虚假公有制。共产主义是共有，共同拥有才可以共同富裕。”
“股份公司仅是手段而已，实现共有制才是目的。以前的体制弊病百出，名义上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但事实上人人都不当也当不成主人。人们把公有制看成是‘阿爹’，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挥霍浪费。只有人人都成了股东，既是企业的劳动者，又是企业的所有者，化抽象的人人共有为具体的人人共有，人们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主人。一个村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尽管潘强恩的“共有制”思想还显得粗糙，然而“万丰模式”以股份制的一种形式向传统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冲撞，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但是潘强恩毕竟人微言轻，他无力推动历史滚滚向前。
历史终于走进了1986年。邓小平亲自会见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执行主席范尔霖。他大概想听听来自大洋彼岸搞股份制的“洋教头”是怎么讲的。范尔霖赠给邓小平一枚证章——纽约股票交易所所徽。说是佩戴这枚证章，就可以在戒备森严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内畅行无阻。听罢，邓小平笑了。
他让当时的人行行长陈慕华代表他，回赠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的股票，那是中国大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
外电惊呼——“中国与股市握手！”
第一张股票：中国列车加速
1984年分别在广东和安徽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情，由于在经济学中意义重大，一时在高层引起了注意。它们不约而同地触及到体制改革，即建立股份制问题。一个是深圳的“万丰模式”，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另一个是1984年6月在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第二届年会。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25位研究生联合上书，名为《金融改革战略探讨》。
“探讨书”中强烈鲜明地表达了对旧的保守的经济格局的否定，及对新的良好金融环境的向往和呼唤，文中写道：“一个闭关自守的经济发展战略已被抛弃，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我国至今尚未形成一个良好的金融投资环境，不利于这个战略的实现。”
金融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文中进一步论述道：“开放金融市场是我国金融制度方面的一次革命性飞跃，它将在产业开发、外资引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扩大、外贸发展以至于人的价值观念和管理作风诸方面给我们带来巨大收获。”
看来金融改革已关乎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其关键性作用毋庸置疑，金融市场的开放，已不是可以坐而论道，“一慢二看三通过”的问题，形势已然是箭在弦上，势在必发。值得注意的是“探讨书”中明确指出金融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确立“股份资金”。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股份制的最早呼声。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仅5年，政治舞台上批判“两个凡是”的硝烟刚散， 金融界的薄雾已袅袅升起装点着改革的黎明。是啊，回首一望，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履竟是那样的轻快而轻盈！尽管，在当年那些日子里，由于期盼，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历史的步履沉重而艰辛。
究竟是轻快还是沉重？今日当年，浑茫一片，谁又说得清？
当邓小平向外宾赠送中国第一张“飞乐音响”股票，不妨理解为，他递出的是经济发展快车道的通行证。中国列车正在加速——全力追赶……因为我们误点。
中国第一张股票比西方第一张股票晚了三百多年！161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在阿姆斯特丹公开出售。这一年，按中国的历法是明朝万历三十九年，紫禁城里两万太监和三千宫女簇拥着一位叫神宗的皇帝。在神宗之后还有三位皇帝继任着明朝天下，然后是清朝十一位皇帝，这些天子一代又一代延续着封建帝国的漫漫长夜。可曾知道，逆十四代皇帝而上，那时资本市场的曙光已映照着西部欧洲的经济中心荷兰。万历三十九年紫禁城宣治门早期的御史点名声，远没有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开市那样热闹和火爆。那是世界首批股份制公司，懂得股票同商品一样，在流通中盘活资本。
饶有戏剧性的是，荷兰在西方独领风骚的领先地位早已不复存在。人们认识今日荷兰的是郁金香、奶牛和菲利浦。而菲利浦电器，包括菲利浦音响，一度大量涌入开放中的中国，面带跨国公司优雅的微笑，背后是荷兰帝国三百年的股份制历史。“狭路相逢”，中国第一张股票恰好也是音响，“飞乐”直面世界王牌音响菲利浦，自然，强弱之势不可同日而语，“飞乐音响”尚在股份制襁褓之中。
但他的母亲刚从分娩的阵痛中苏醒，目光中充满了爱抚。
不平凡的1984年。5月，深圳“万丰”有模有式地开场。6月，《金融改革战略探索》宣告金融市场开放已迈出探索之步。11月，第一张股票“飞乐音响”正式面市。仅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大跨度的三级跳。即企业股份制，金融开放，股票发行。紧锣密鼓，步步紧逼，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追上一误就是三百年的差距。
第一张股票，究竟出自谁家，另有一些说法，而我们采用飞乐音响一说，实出于对邓小平亲自向国外推荐这一事实的尊重。
终于，命定的日子来到了，深圳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1987年5月，距第一张股票发行时隔三年。
十年后回顾起点，不免感到好笑。当时视为庄严和宏伟的一切，竟像是童年做的游戏。深发展雄心勃勃预定发行195万股， 这个数字比目前小盘股还小许多。无以名之，姑且称为微型股罢。发行中加倍地微小下去，简直成了“微乎其微”。不能说发行商不卖力。制定了多少宣传攻势，千呼万唤，“栏干拍遍”，终是无人领会。一听说股票不兑现，忙不迭地摇头，一张也不愿认购。不少人埋怨，说是“又来搞乱摊派”！上海的情形完全相反，第一种股票发行时，32.5万股在不到6 小时内便完全被抢购一空。股民是冒着严寒排长队才买到股票的。
而深圳是那些听党的话的人，当初自认吃亏，忍痛割爱拿钱出来买了点股票。这是中国特色的特区故事。也许是中共党史上极为罕见的一个插曲，即在组织动员下，认购那个叫做“股票”的什么玩意儿。谁要你在党旗下宣过誓，在党政部门任职呢？当群众尚未觉悟的时候，党员和干部，要听从号召起带头作用。
据传一位先生动用了老婆准备用来买收录机的两千元，买了发展银行的股票。兴许是他经不起反复动员，或者干脆就是他想发财，不管是哪一种理由，反正他是背着老婆悄悄干了，将谁也无法预料结果究竟如何的股票藏在床底下。结果美梦成真，比他做的梦更加美好，有一天他取回10万元现金。夫妻皆大欢喜，老婆破例地原谅了他竟敢挪款它用的“欺骗”行为……
当这位幸运的先生向妻子发誓今后一定要诚实的时候，股市行为诚实的许诺已经传扬开来。以“深发展”第一次派发股息为例，离发行日期不过八个月，即1988年3月8日，领到股息的股民奔走相告，每股派息2元，按年利率计算收益率已高达15%。而此后，随着股市日益活跃， 带来更高的回报，它的发展便具备了一种加速度。
早期“杨百万”故事
中国的股市除香港、台湾外，只是两地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深市、沪市。
深圳、上海两地之所以能成为我国股市发展的首选市场，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一） 经济增长潜质良好。上海是我国经济实力、技术力量、工业基础最好的城市；深圳则是由于特殊政策、地域优势等，成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两地区选择的上市公司的增长率都相当高。
（二） 居民的储蓄—投资水平相应比国内其它地区要高。
目前深、沪两市上市公司总数已超过800家， 发展速度之快今非昔比。1990年底至1991年夏，沪、深两市分别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时，挂牌上市股票仅5支：发展、万科、安达、金田、原野。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共7支，即飞乐音响、飞乐股份、电真空、 延中、申华、爱使、豫园，半年后又推出兴业房产，共是8支股， 世称“老八股”，此说流传一时。
由于上市公司寥寥仅有13家，当能推知中国股市初创时规模之小，成交量之低，与七、八年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截至1998年4月底，我国证券市场市值已达2万亿元。各类证券经营机构327家，证券营业网点2440家，投资者开设的帐户达3300多万户。 单说日成交额就曾高达200多亿。
成交量如此之大，200余亿元资金潮涨潮落，席卷3300 万股民起伏跌宕，其景其情该是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大浪淘沙。股潮裹夹着滚滚黄沙，忽而沿牛市的高坡升涌，忽而顺熊市的深谷跌落，千折百回，方在无数沙粒中淘出了灿灿的金屑。这指的是股民中为数甚少的幸运儿，他们在股市中发迹，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杨百万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显然，杨百万是绰号，系指炒股所得高达百万。今天看来腰缠百万当属富人之列，但要以此数名震股市之中，当今已不可能了。股市在发展，赚大钱的股民坐拥千万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而且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大亨中的多数不愿露富，更谨慎的则深居简出、敛迹收声，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钱。波谲云诡的股市，深海千丈，隐藏着多少大鱼！
早期更像是浅海，一抹沙滩通往岸边，观海的人能清楚地看到鱼如何游来，在退潮时它如何被困在沙滩；而另一次潮来又怎样把它带走；这些，鱼知道，观潮的人也知道。这就是杨百万何以名震遐迩的原因。
认识杨百万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他的那张风格独具的名片。“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杨怀定”。这个“杨怀定”的原名，已经少有人知。它谦虚地躲在大名鼎鼎的“杨百万”背后，似乎想在成就杨百万的轰轰烈烈的大名之后，还保留一点杨怀定的平凡和平淡。1988年辞职前，杨怀定曾是上海一家工厂仓库负责人，一次意外事故，仓库丢了东西，负责人有责任，由此扔掉了铁饭碗。
杨怀定炒股前大约没读过什么经济学，他自称读过茅盾的《子夜》，小说中有三十年代上海炒股的描写，但那是文艺作品，不是技巧揭秘，对仓库保管员出身的杨先生自然不会有大的裨益。杨先生读后感是，读了《子夜》“感到自己可以从证券投资中谋一条生路”。仅此而已。
那么，杨怀定炒股致富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无数次面对这种提问的杨百万，说过许多炒股经验，或谓之秘诀，然而他最强调的仍是对政策和信息的关注和收集。一进入股市就订了15种报刊，至今订阅的报刊已超过此数，自称“信息雷达”。据说在抛售前他习惯于钻进堆积如山的报刊材料对股市作一番全面分析，可见他下力之深。这是他屡投屡胜的主观原因。另一个被忽略的，是来自客观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杨百万由一名根本不懂股票为何物的辞职职工，凭着勇气和精明就能在股市上呼风唤雨，屡屡得手，这与早期股市的不成熟性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的早期股市被称为股票发行活动自我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是股票发行多为集资性质，一般规模都较小；发行股票的企业未从实质上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也未进行严格的资产评估；股权不平等，同股不同利，存在国家少分红或不分红现象。实际上股民占了国家便宜。另一个便宜是，多数股票，既保息又分红且有偿还期限。股民买了股票，比把钱存入银行划算多了。
可以说在股票自我发展时期，获利者都是早发现、早进入的勇敢分子。勇敢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当时的股市根本谈不上规范，就连印制的股票凭证也不统一，形形色色，花花绿绿；不像人民币，全国一统，具有铁一般的权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股民应该被尊为敢吃螃蟹的人，他们先尝到蟹肉的鲜美可口。那些犹豫观望的人担心一尝之下竟会是有毒的蜘蛛，从而错过了良机。
话说杨怀定1988年以3万元入市，二、三年间钱袋里就有了60万， 便一屁股坐进大户室，几十万元就能操纵当时股价，今天看来几乎难以置信，然而有例为证。
不妨回顾一下1990年4月，他是如何纵横捭阖创造英雄业绩的。 他仅仅买了300股“真空电子”， 因为那几乎已是当时柜台上有售的全部。当时上海7支股票面值总共7662万元， 数额之小不及当今大户个人拥有量。深市股票面值当时略高于沪市，也不过是区区2、3个亿。进入股市的绝大多数为散户，各以少量资金投入，无非是“投石问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杨怀定能形成气候，在于他早一步完成了初期资本积累，在股市中占据十分有利的地位。
买进“真空电子”一举启动了该股上扬，紧跟的股民蜂拥而至，百元股立即上涨3.3元。这只羊群中的骆驼乘机全数抛出，获利1000元。 当年这是暴利。杨百万这一抛，天地为之黯然，股价应声下跌2元， 随即他再以96.7元又买入1000股。进进出出，杨百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今天拥有8年前杨百万买卖“真空电子”同等数目的钱， 还能那样风光吗？当初他那些“英雄壮举”，不过是在搏取一千元或几千元的小利，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美国著名投资家沃伦·马菲特的一段话：“一般的股民买进股票后就企望它立刻上涨，稍有涨跌，立刻就抛。这样做无非是赢些蝇头小利……”巴菲特所谓的“小利”，不至于小到杨怀定的这么几千元，这被巴菲特讥为“一般股民”的小打小闹，居然成就了杨百万的“伟业”，恰恰反映了中国早期股市的舞台的幼稚和狭小。
搏钱的游击战频频发生，一天之中，杨百万二进一出，谁也限制不了他，则充分反映出当年股市的不健全，连基本规则都未建立。
股民的盲目跟从心理十分严重，他们关心的全部问题只是，眼下能不能赚到钱。他们选择买哪家股票，更像是在找摇钱树，只要听说有人摇下钱来，立刻争先恐后冲上去。好多人甚至不知他选择的公司经营什么，效益如何，只问涨了没有，涨多少……这在成熟的股市中是不可理喻的。成熟的美国股市出了那位巴菲特，他的选择行为完全相反，他说，他选择股票要阅读大量公司年度财务报告、金融新闻和专业杂志。他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前景、产品质量和企业经理人员使用资金的能力，对企业进行分析，判断企业的内在价值，然后估计企业将来可以赚多少钱，来确定企业股价应该为多少。
早期股市的不成熟性，也从股市发展的历史中得到印证。那就是随着股市的完善规范日益复杂化，初创时叱咤风云的人物，逐渐被淘汰。沪市三只“领头羊”今何在？恐怕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已经淡化以至淡忘了。他们是杨百万，杨良正，杨卫国。杨良正曾是上海股市的显赫人物，1990年申银、万国、海通开的第一个大户室赫赫然摆着他的交椅，上海“老八股”中的四百分之一的股票曾攥在他手里。曾几何时杨良正已是“虎落平川”，再无豪气。另一只“羊”杨卫国，资金三千万投在高风险的期货里，一夜间化为乌有，连一个水泡儿也不见。简直是一场梦。
最简单的统计，让我们看到一个显豁的事实，三只领头羊中三分之二已从富豪行列中消失。这种现象标志着早期股市的终结。
速度：加速须有度
1992年元月，邓小平巡视中国南方，发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国股市由此翻开崭新一页，晨雾迷离的早期结束了，喷薄而出的朝阳宣告朗朗白昼的开始。
87岁高龄的小平同志语声亦是朗朗的，他说：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上海、深圳先试验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拿过来用。即使用错了也不要紧嘛，哪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事。
“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这句话确有所指。股票究竟姓“资”姓“社”此前和此后争论过多次，可以断定今后还会有争论。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具有不可忽视的惯性冲力。冲力甚至来自西方。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中国开设股市持质疑态度。其中一位断言，中国股市应推迟20年。以上说的都是来自理论方面的某种声音。
让我们再来看看实践方面的成效如何。三年以来， 即从1988 年到1990年，深圳最早上市的五家公司利润平均年增长97%，净资产增长1.3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地处深圳的市属国企三年中利润大幅滑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圳上市公司三年业绩，不仅同国企反差强烈，也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判断相形暗淡。“理论是灰色的，”歌德说，“而生活之树常青。”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某些做法同邓小平是一致的。面对马恩列斯的某些经典论述，对比中国革命的实情，毛泽东更看重后者，他的选择几乎毫不犹豫。
邓小平南巡讲话对股份制和股市明确表态，无异于在中国改革蓝图上正式地标出了新的符号：股市。景象为之一新的深、沪证券交易所频频迎接贵宾，前往视察的国家领导人相继而至，他们是江泽民、李鹏、邹家华等等。
国家体改委有关股份制改革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出台，并向新闻界透露，“上海深圳两市要有计划地逐步扩大上市企业数量，进一步开拓金融市场。”这是1992年2月。
2月底，“深南玻”B股上市，它标志着中国股市已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3月， 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表示要“扩大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和它的覆盖面，外地可以上市的股票，经批准以后，可以到深圳和上海上市。”
凡此种种，促使中国股市迅速升温。惊蛰之后是谷雨是小满，熏熏的暖风吹动出满眼的金黄和鲜绿。而上市公司犹如红杏枝头纷纷出墙。上海公开发行股票四批，这是1992年全年统计，推出新上市企业53家，总面值114.4亿元。深圳公开发行股票10家，总面值6.78亿元。 发展的态势十分喜人。年终统计，当年股票交易额大幅扩增，上交所为880.1亿元，深交所497.14亿元。
如果坚持认为数字必定是枯燥的，那么这未必不是一种片面，一种形而上学；当那位充满活力的老人亲手启动了股市这架敏感而庞大的机器，它便活力倍添，一个个不断递增的数字犹如抒情诗，读来令人振奋且含意深长。
1992年经营证券业务的中介机构比上年增加了一倍，达到100 多家。上交所与25座城市联通专线，开办异地委托业务。深交所也有16家异地会员开始进行异地委托业务。年末统计，上交所会员公司已达171 家，深交所有151家。这些中介机构的发展和扩大， 为使更多人参与证券投资提供了先决条件，也为两个交易所迈向全国性大市场筑下了坚实的基础。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的把握，过犹不及。速度也有“度”，股市发展中只讲“速”而不控制“度”，导致升温过热，以致出现了深圳的“8.10”股市风潮。事后总结原因不少，主要是两点：一是管理层为了平抑股价过度失真，一级市场不断推出新的股份公司，二级市场陆续接纳新股；二是随着投资意识觉醒，外围公众情绪高涨，不顾一切地杀入股市。据统计，当时深圳市民存款额高达40亿元，上海市民存款额约为400亿元，加上全国各地的游资， 这些已远远高出于深沪股市面值，供求悬殊以致造成股票认购券抢购风潮。
深圳市政府为减轻求大于供的压力，采取了限制性措施，就是：把每张中签表格1元价格提高为100元，同时规定每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10张抽签表。中签率为十分之一。于是来深圳的股民尽量多带身份证，便成为必要之举，那是广为收集的结果，并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有人甚至花钱雇人到农村收购身份证，成万上千的身份证把麻袋撑得满满的，成为抢购风潮中的一个奇观。更多的身份证通过邮局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汇到深圳来，犹如火力支援，枪支弹药昼夜不停地送往前线，为的是夺取这场股票战争的胜利。邮局简直变成了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补给线。那些天业务量若干倍猛增，弄得邮局不堪重负。一位邮局职员曾对记者诉说他的困惑，从他手中过的一个重达17.5公斤的身份证邮包，经过仔细计算，一公斤正好是800个身份证的重量，“你算算，”他说， “这一包邮件有多少个身份证？”
深圳全市临时开设了302个网点。规定10日开始出售，从7日上午政府宣布新股发行方案的当天开始排队，历经将近70小时（有的超过这个时间），整整三天三夜不敢轻易离开队伍。南方的酷热，阵雨的袭击，更糟糕的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睡觉，只能坐在小板凳上打瞌睡；可怜那些无人轮班顶替的人，即使病了，发着烧还要坚持。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0日上午，疲惫、萎靡、病痛一扫而光，蹲伏的长龙陡然直立起来，迎接发售。由于兴奋由于紧张由于怕发生任何意外而失去了自己苦苦坚守的那个位置，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挤紧了，每个人抱紧前面那个人，不分性别不管年龄不问贵贱，有人说那是没有性别的人们。“8.10”那天一百万股民失去了性别。阵雨来时抱得更紧，个个都是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姿态。这是股票历史上罕见的场面，它的插曲也因此空前绝后，据说一位先生同所有排队者一样抱着前面那个人，那是一位妙龄女郎，同样的道理女郎任其长久地抱着并且自己也抱着前面的人，那位先生的妻子在雨中爱意绵绵地为丈夫撑伞……“8.10”风潮直接导致了沪市“8.12”大崩盘，短短三天内，下跌了241.55点，跌幅为23%。损失最惨重的是资金实力小的散户及新组建的民间基金。被套牢的滋味无从言说，唯有痛哭流涕。绝望之余，有人竟然自杀，上演了西方股市中那些尽人皆知的悲剧。
“8.10”风潮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中国股市的第一次，但愿也是最后一次。其实类似的例子在国外屡见不鲜。它的美国版本则是1929年股灾。纽约街头购买股票的狂热绝不亚于60多年后的深圳。据说连出租车司机和擦皮鞋的孩童都加入了排队长龙。“羊群效应”不能说毫无来由，股指一路狂涨，高达452点。但好景不长，大崩盘从天而降， 一路狂跌长达三个年头，1932年跌到谷底仅仅只有58点。股民中不少人倾家荡产，甚至许多银行和公司都纷纷倒闭。
触目惊心的案例让我们油然想起许多股市中成功人物的忠告，不管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多么不同，所持理论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反复警告股市有风险。“风险”一词由中国文字来解释可以更形象一点，就是：跟风必有险。
美国华尔街著名投机商丹尼尔·德鲁打了一个比喻，“一个门外汉做投机生意，犹如试图在黑暗中驱赶一群黑羊。”
比起德鲁来，华尔街股市预言家格连威尔似乎更带忧患意识，他对股市的所有预测中，只报跌不报涨。对此他有精彩的解释：“股票市场服从地球引力定律，从地面拾级而上要用两个半钟头才能够到达纽约帝国大厦顶层，但如果你从顶层跳下来，八秒半钟就会到达地面。这个原理适用于股票市场。”
“郁金香现象”
经济学中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郁金香现象”，在我们谈论股市，尤其是它的暴涨暴跌，投机行为和盲目跟风时，回顾一下“郁金香现象”是有益的。
故事发生在1593年，一位维也纳的植物学教授来到荷兰的莱顿。这位教授应当受到荷兰永久的尊敬和纪念，因为他带来一种非常美丽的植物，特别是它的球茎，这就是以后成为荷兰国花的郁金香。郁金香栽培过程中易受到一种叫做“花叶病”的病毒侵袭，病毒使郁金香花瓣产生了一些对比非常鲜明的彩色或“火焰”，从而令当地人惊奇并立即大加垂青。谁会料到就是这种“花叶病”病毒造成的古怪球茎会成为投机商选中的理想目标呢？“一个球茎越古怪其价值就越高！”这种虚悬的价值标准使郁金香热迅速升温。
1636年，以往表面上看来一钱不值的郁金香球茎，竟然达到与一辆马车、几匹马等值的地步。1637年，一种“Switser ”的郁金香球茎价格在一个月里上涨了485%！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短短一年中郁金香总涨幅高达5900%！
这种疯狂的投机行为，在查尔斯·麦凯的经典著作《惊人的流行妄想回忆录》中有过形象的描写，他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郁金香热会永远持续下去。无论是高贵的王公贵族，还是一般的市民、农民、艺人、海员、脚夫、仆人，甚至烟囱清扫工和洗衣老妇都纷纷投身于郁金香热。此时连最愚钝迟缓的人都加入进来，体味一夜之间暴富的喜悦。”
但凡投机狂热行为都有着一样的规律，价格上扬使众多的投机者介入，长时间的居高不下又会使众多的投机者谨慎从事。此时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崩溃。
郁金香市场崩溃于一个偶然事件是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起因于一位船主丢失了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球茎，其价值为3000金币，约合现在3万至5万美元，船主的恐慌可以想见。那位顺手牵羊的外国水手对“郁金香热”一无所知，在一家餐厅，就着熏腓鱼把球茎吃了下去……他这一吃，犹如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引起“郁金香”市场全面大崩溃。因为谨慎的投机者很快开始反思郁金香究竟值多少钱，对它的价值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正如格连威尔的著名比喻，上帝国大厦顶层步行需2个多小时， 跳下来只要8秒半。郁金香跌价速度犹如雪崩， 连政府出面干预也无济于事，一星期后郁金香价格已经等同一只普通洋葱头了。
“郁金香现象”过去了400多年，遗憾的是， 作为一种现象它不断在不同历史时期被重演，20世纪股票市场上则演绎为英国的“南海气泡”、纽约的“黑色星期一”、印度的金融丑闻等等，这些事件性质各有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就是疯狂的投机和盲目跟风现象。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牢记了“郁金香现象”的深刻教训，中国股市发展才具备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健全心理作为它的基础。
中国证券界的先行人物，万国证券公司前总裁管金生当然是应该知道“郁金香现象”的，这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拿到法律硕士和商业硕士两顶帽子，又有在比利时国家银行工作过的光荣记录——这么一位通晓世界金融历史，同时又谙熟法律，包括它的著名案例分析的饱学之士，显然不至于忽略西方几乎尽人皆知的“郁金香现象”。然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在他操作当时中国头号证券公司“万国”时，他忘记了“郁金香现象”中的那个价值连城的球茎飞快地跌落成普通洋葱头价格的悲惨结尾，而管金生投机活动的跌落速度更快，几乎是一天之间，亏损高达20多亿元，创期货领域里投机亏损的最高纪录。这一天被称为黑色“3.27”事件。巨额的投机亏损引发了对当事人的调查，发现管金生曾受贿达29.4万元，已构成刑事犯罪。
客观说，管金生领导的这家当年最大的证券公司曾为中国早期股市做出过一定贡献。
比如1992年1月万国率先推出沪深两地股票交易无纸张、 无钞化运作。其方式为先办个人名册登记，然后在专柜存入未成交资金，次日电脑划入客户帐号自动计息，即使客户不能及时清算交割，存帐的资金照计不误。无纸无钞运作，不仅极大方便了股民，提高了交易所工作效率，而且它是同国际接轨、促使交易所操作现代化、规范化的重要一步。在万国带领下，中国股市无纸无钞化在不长的时间里全部完成。老股民大抵都知道以往股市交割手续繁琐缓慢，监督成本过高，并且由于无法通过无纸无钞达到联网，交易所营业部之间信息交流不畅，其间价差造就了投机，有人奔走于各交易所之间，“打的”就能捞钱。
股市中投机活动十分普遍，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理解，这是全社会共同关心并感到担忧的问题。应该说，投机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有它不可或缺的功能，这就是有助于发现价格，实现市场均衡，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全然没有投机活动，整个市场就会缺乏流动性。然而，只有当投机活动与投资活动结合在一起，实行良性互动时，它的作用才是积极的。而一旦投机活动在市场上占了支配地位，就必然导致“泡沫经济”的恶性生成。疯狂的投机活动则是非常有害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到的那样。怎样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督、制约机制，尽快促其规范化，这个问题在1992年突出地被提了出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年发生的“原野事件”。
原野事件曾经轰动一时。它的主要问题是4点：（1）股本投入不实；（2）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不真实的验资证明；（3）管理失调；（4 ）帐目混乱等等。问题相当严重。
1992年7月7日，《深圳特区报》发出原野股票暂时停牌的公告，社会舆论一时哗然。原野股东和其他股民受到强烈震动。这是中国股票市场出现的第一张停牌。公告中措辞谨慎地表明是“暂时”停牌。恐怕主要考虑的是防止出现更大波动，当时股民普遍缺乏风险意识，承受能力十分有限。原野问题暴露之初其实已经发出了信号。停牌前3个月， 即当年4月原野公司在财务清查中被监管。同一个月， 全面放开其它股票价格时，单独保持原野每天涨跌0.05元的限价，原野股的市场性、流通性由此越来越差。问题已经很明显。但有不少投资者竟在这种非常时期猛吃进原野股。当深圳市人民银行宣布审查原野公司后，竟有人不顾后果快速吃进原野股。蒙受损失之大不难想见。
再来说那个“临时停牌”，这“临时”不料竟长达两年，两度春去秋来，原野一片荒芜！两年后，问题得以廓清，原野改组，更名为世纪星源。
这里介绍一下被停牌公司面临的三种前景是有必要的。一是国家收购其股份；二是被兼并；三是宣告破产、倒闭。如果当年原野宣告破产、倒闭，股东和股民蒙受的损失将更惨重。思之而后怕！
原野被停牌，责任当然主要是在原野公司的管理者身上；但证券市场不完善，法规不健全，审批不负责任，当是市场管理者的责任；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不真实的验资证明和两次资产评估报告，则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国际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是非常严格的，不论动机如何，一律划归“欺诈”行为。会计师事务所将因此被取消注册资格或勒令停业。我们要同国际接轨，从原野暴露出的这些严重问题中，能够看到差距是多么大。而正是前进中的中国股市，冲击并推动了包括会计制度在内的系统环节发生深刻的变化。
反顾1992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似乎是多事之秋。这是中国股市发展期的开端，速度正在加快，问题不可避免。问题的出现，及其所引发的某些思考，为寻找解决之道，特别是制定有效的防范性措施，提供了一种历史条件。由此观之，该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成立是十分适时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由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兼主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由这个高层班底就能掂量出它的权威性。
国务院证券委下设由刘鸿儒任主席的中国证监会，负责股市的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的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步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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