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与卢梭思想、雅各宾主义和波拿巴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各论文,卢梭论文,宾主论文,小农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小农：卢梭思想、雅各宾主义和波拿巴主义共同的阶级基础。
评述几种理论是否同质，必须对这些理论的阶级基础进行比较，否则难于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波拿巴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为专政思想，但由于二者的阶级基础不同，质也不同。而对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复杂的阶级关系来说，其分析就尤为重要。
法国的小农通常指的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者有，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注：《马恩选集》，第4卷，第298页。）大革命前，法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84%，即总人口2700万中的2300万左右，其中小农又占农业人口的89%。（注：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1页。）小农尽管贫穷，但他们此时确为法国阶级关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小农饱受来自封建制度的剥削，故而痛恨封建制度；同时，他们也受到资产阶级的威胁，害怕资本会剥夺自己仅有的财产。小农的要求建立在保卫自己的财产不被消灭的基础上。
卢梭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小农的这一社会要求之中，他为占法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小农设计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方案。他认为：“奴役的关系，只是人们的互相信赖和使人们结合的种种互相需要形成的。因此，如果不先使一个人陷入不能摆脱另一个人而生活的状态，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8页。）毫无疑问，卢梭要的是无赤贫无豪富的小私有制。必须注意的是，卢梭对正在勃兴的资本主义也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它在加强不平等，他说：“不应当想象私有制是在工业造成的那些关系的范围之外产生的。”（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21页。）
雅各宾派的思想是卢梭思想的逻辑发展，这一点申先生已经论证得十分明确，本文在经济方面做些补充。雅各宾派的经济主张集中体现于罗伯斯比尔的两篇报告中，即1792年12月2日的《关于生活必需品》及1794年4月24日的《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报告。罗伯斯比尔与卢梭一样认定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但也同样不主张消灭私有制，而主张有节制的私有制，即小私有制。他说：“财产平等是一种空想。”（注：罗伯斯比尔：《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进而认为私有制不是一种天然权利，而是受生存权制约的社会权利，“财产权决不可能和生存权利发生抵触。”（注：罗伯斯比尔：《关于生活必需品》，选自《革命法制与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卢梭与罗伯斯比尔的小私有制主张与当时小农的要求一致。小农害怕私有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失去自己的地位与仅有的财产，但由于当时法国尚处在社会分化不明显阶段，任何小生产者均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大的财产所有者，尽管机会不多，小农也不愿放弃，所以只反对私有制的负面，而不主张完全平均。索布尔评论说：“农民的社会理想，同罗伯斯比尔派，雅各宾主义的激进派的社会理想一样，是一种自由的劳动、生产和交换的独立的小所有者的民主。”（注：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的土地问题》，选自《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卢梭与罗伯斯比尔派反映了这一要求，小农构成了二者思想的阶级基础。
波拿巴主义在法国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小农构成了它产生乃至上台的丰腴的阶级土壤。金重远先生认为，大革命（作者按：主要指雅各宾专政）壮大了早已存在的小农阶层，并使之上升为阶级。（注：金重远：《法国大革命和土地问题的解决》，选自《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从革命前至1802年，以诺尔省为例，“僧侣已无尺寸之地，贵族的占地从原有的22%下降到12%，而获利的资产阶级占有的土地从16%增加到28%，农民的土地则从30%猛增到42%以上。”（注：《法国革命史年鉴》，1975年，第4-5页；186-187页。）诺尔省土地占有状况在法国革命时是较典型的。到1804年，第一帝国颁布法典，废除了长子继承制，“确立了每个继承者之间同等分配遗产的权利，正如象某些人所指出的那样，这部法典象压碎机一样把土地压得更加零碎了。”（注：陈崇武、金晓常：《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主要特征》，选自《世界史论集》，上海市历史学会年会，1983年。）法典不仅保卫小农在革命中获得的土地，而且加速创造小农，小农的力量更加强大了。
如此众多的小农，其政治表现又如何呢？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注：《马恩选集》，第1卷，第693页。）他们由于自身的局限，崇尚高高在上的皇帝拿破仑，认为自己在革命中得到的土地正是皇帝的赏赐，而皇帝才是他们土地的真正保卫者，所以他们衷心拥护拿破仑，支持帝制。卢梭思想与波拿巴主义拥有共同的阶级基础，即小农，而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的实施又将二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法国特定的阶级与经济关系之下，波拿巴主义无疑成为卢梭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
二、雅各宾土地政策：卢梭思想与波拿巴主义联系的纽带
申先生认为，波拿巴主义在欧洲近代史上的出现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与法国不同的是，英德两国没有民主思想的实践也产生了克伦威尔、俾斯麦的波拿巴式专制政权；而大洋彼岸的美国虽进行了两次民主革命，却只推动了民主的进程。申先生进而肯定地认为：民主思想及其实践与专制独裁政权的出现没有任何关系。但申先生忽视了一点，即波拿巴主义在法国的阶级基础是小农，而这种小农正是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壮大了的，“大革命不是破坏了小生产，而是确认了小生产的基础。”（注：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的土地问题》，选自《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所以我们很难否认实践中的卢梭思想与波拿巴主义的关系。
卢梭思想及其实践的雅各宾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一方面是雅各宾专政的失败，这里不加论述；另一方面是社会由民主而走向了它的极端，即资产阶级军事独裁。事实上，雅各宾派的实践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集中的进程，在其统治后期，极端的经济统制开始放松，雅各宾主义者也发展了这一矛盾，并力求找到解决方法，只是热月政变中止了这种追求。雅各宾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卢梭的社会理想一样，都是“道德理想国”，结果也必然要“覆灭”。（注：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该书论述的就是卢梭思想的实践。）这种理想只能作为大革命深入的动力，而无法成为解决法国革命任务的最终方式，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在实践中总会让位给资产阶级的原则，他们所加重的小生产与近代工业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只能选择独裁去解决它。
波拿巴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小农，但有人认为波拿巴政权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政权，它不是主动地延续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而仅仅是利用小农，所以不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申先生则认为拿破仑上台伊始便镇压革命民主派，消除它的政治势力及影响，并且“正是体现卢梭思想的雅各宾主义被消除，才导致拿破仑军事独裁的建立。”（注：申晨星：《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选自《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申先生对“凡民主思想的实践一定会被专制独裁的结局所代替”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从不同角度否认卢梭思想及其实践雅各宾主义与波拿巴主义的联系。但他们忽视了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理论对实践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但理论与实践并不是同一的，实践不会为理论所束缚，他们更不会对理论亦步亦趋，只要对实践的发展有利，实践者往往做出理论所不能容纳的事。历史上镇压某一派人，但又沿用其思想政策的事屡见不鲜。拿破仑镇压革命民主派，但也被称为“马背上的罗伯斯比尔”，（注：李元明：“《拿破仑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他自己也说“卢梭！这是你的一位同胞和一位朋友……”，（注：曼弗列德：《拿破仑》，莫斯科1973年版，第37页。引自李元明《拿破仑评传》，第17页。）“有过一些好的雅各宾派。在有一段时间，凡是有志气的人必然会成为雅各宾派，我当时就是其中的一人。”（注：罗斯：《拿破仑一世传》上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9页。）拿破仑曾是卢梭的信徒和罗伯斯比尔的战友，只是由于形势的发展，才成为一个杀害雅各宾派的刽子手、一个独裁者。他也曾重用过雅各宾派出身的人，如富歇等人。所以凭派别间的互相屠杀来判定二者有无继承关系是不科学的。
第二，历史的客观性原则。史实才是历史评价的第一标准。资产阶级的波拿巴政权主动或被动地延续雅各宾的土地政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延续了。小农构成了卢梭思想、雅各宾主义与波拿巴主义共同的阶级基础，它们不能没有很大的一致性，乔治·勒费弗尔指出：“这两个时期的深刻一致性（作者按：指大革命与拿破仑帝国两个时期）”，“波拿巴和救国委员会在统治方法上存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点比人们通常所愿承认的要多得多。”（注：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页。）拿破仑掌权时，小农已是一片汪洋大海，如此众多的小农与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岂无关系？
第三，法国小农的性质。法国革命后的小农已不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动摇的宗法式的小农，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农，他们与美国的大农在本质上已无区别，只是由于法国小农的政治特性更多地保持了封建的小农意识，即需要专制。这样的小农与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同一的，他们可以为波拿巴这个资产阶级政权所容纳，并构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部分。
所以，至少在法国，卢梭思想、雅各宾主义与波拿巴主义的关系是扯不断的。
三、民主思想、波拿巴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
波拿巴主义风行于欧洲近代史，并不为怪，革命时，其深入的程度往往超过资产阶级的最初预想，在打倒了封建制度后，就面临着小生产者平均财产的要求，以及其他一些压力，有更为民主的，也有来自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往往采用独裁的形式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如英国。有的革命甚至一开始就将权力交于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手中而形成独裁的现象，如德国、日本。
英国没有民主思想的实践，却产生了克伦威尔的独裁政权，这不能成为二者在法国没有联系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历史分析应当重视阶段性的因果关系，还应注意长期性的发展规律。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内容都是土地关系的变革，但方式迥然不同，后果也各异。英国小农在革命前即呈衰落的趋势，而革命又加速了这一过程，它“加速了小生产的消亡：主要结果是资本主义农业的建立。”（注：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的土地问题》，选自《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克伦威尔独裁政权的产生不是小农作用的结果，但却因没有小农作为基础而不久便夭亡了。英国近代政治、经济史上，小农作用衰微。克伦威尔独裁与拿破仑独裁命运也有所区别，克伦威尔独裁几年间便土崩瓦解，但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却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申先生对此分析说：“在法国近代化进程中，小农长期占有居民的多数，并在政治上起到重大作用。波拿巴主义在法国近代史上反复重演，为时最久，表现最为典型，与这一阶级关系特点密切相联。”（注：申晨星：《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选自《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申先生对“凡民主思想的实践一定会被专制独裁的结局所代替”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诚如申先生所言，小农在第二帝国灭亡前，经常与保皇主义、教权主义一起充当反革命的角色。1848年的小农先后同几个先进阶级为敌，并在12月10日的选举中，“记起了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注：《马恩选集》，第4卷，第296页。）又一次将波拿巴主义推向历史前台。而这些小农，与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直接相联。
德国的俾斯麦政权也奉行波拿巴主义，它也没有经过民主革命，它的出现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惧怕民主思想实践的结果。但若凭此断定民主思想的实践与波拿巴主义没有关系，实际上犯了数理逻辑错误，误将充分条件当作必要条件了。
美国近代史上发生了两次民主革命，但每次民主革命的结局都是民主化加深，而非为独裁所代替。事实上，法、美资产阶级革命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方式与性质无异，但影响不同，原因有二。首先，美国西部有广阔的尚未开发的土地，《宅地法》的实施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大农庄式的农业发展道路，美国的农民与法国相比，应属大农，他们生产的手段也不同，政治态度也不同。法国则相反。其次，美国农民少有封建传统的束缚，思想先进，他们不能构成独裁的阶级基础。法国又相反。这说明，民主思想的实践结局也不一致，它会因历史的、自然的原因而结局各异。
讨论雅各宾主义与波拿巴主义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对雅各宾主义的评价降低。列宁自称是雅各宾主义的学生，但他在评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时毫不隐讳地说：“如果把它应用在广义上，那就是指资产阶级的客观历史任务的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能够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基础的消灭，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周期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871年才算完成（作者按：从1789年算起有80余年之久）。”（注：《列宁全集》，第16卷，第197页。）这一缓慢进程正是雅各宾派创造与壮大一直主宰着。
卢梭思想、雅各宾主义与波拿巴主义在法国产生及延续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但并不是每一次民主思想的实践都会带来独裁，必须具体分析才会得出科学的结论。
（后记 申晨星先生是我读硕士时的导师。在先生讲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史专题”时，我曾表示过本文的观点，当时并不系统。至我写作硕士论文时，先生鼓励我将这个观点写入论文之中，并表示应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后来将硕士论文的有关部分进行整理，遂成此文，当此发表之际谨表对申先生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