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显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显传》是法显唯一的著作，写成于法显归国后不久。法显的事迹今天能为人所知，绝大部分亦依赖于此书。但此书的价值，不仅限于记述了法显个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最早以实地的经历，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记载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也包括部分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一部杰作。与它同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有类似法显的经历，或者写有类似的书，《法显传》因此有它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本文拟就一百多年来《法显传》研究史做简要的回顾和考察，在某些问题上，也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一、19世纪以前
义熙八年(412)法显在青州长广郡牢山即今天青岛的崂山登陆，第二年到达当时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在建康，法显写成记载自己求法经历的《法显传》，时间大约是在义熙十二年(416)。
《法显传》写成后，似乎一时流传颇广。这在稍后编成的佛经经录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注：如果把《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的《佛游天竺记》看作与今本《法显传》是一部书，最早记载《法显传》的经录就是《出三藏记集》。其后隋法经《众经目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历代经录都有记录。“正史”中最早记载《法显传》的是《隋书》的《经籍志》。而最早引用到《法显传》的书，却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成书，距《法显传》的成书相差不过一百年左右。）流传的范围，虽然主要是在佛教徒中，但并不仅限于佛教徒。就佛教方面而言，当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高潮时期，《法显传》是法显印度旅程的亲身记载，既为中国人增加了有关印度和印度佛教的知识，也正好可以作为其他打算西行的求法僧的参考。如果讲到对《法显传》的研究，佛教徒之外的学者则似乎做得还多一些。现在知道的，最早的一位应该是北魏的郦道元。郦道元撰写《水经注》，广采群书作为资料，其中有不少是佛教徒的著作，《法显传》在其中。《河水注》中引用到《法显传》有20多处，大多与北印度有关。史称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法显传》当时大概也可以算是“奇书”之一。（注：对《水经注》的研究，清代以来，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参与其间的，大多是些大学问家，例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杨守敬、王国维等。这种情形几乎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有关北印度一节，也就是与《法显传》相关的部分，却不是大家注意的重点。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本书是以《水经注》中记载的北印度作为研究内容，即意大利学者L.Petech 的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1950年作为《罗马东方学丛书》(Serie Orientale Roma)的第2种，在罗马出版。其中与《法显传》有关的部分，值得我们注意。）
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样，《法显传》也收入了清代编成的《四库全书》中，归入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收入释家著作很少，地理类只有这两种。
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的《法显传》称作《佛国记》。两个书名，早已存在，可以互通。《四库全书总目》有馆臣撰写的“提要”，代表了19世纪也包括此前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对《法显传》一书整体的看法或者说研究水平：
《佛国记》一卷，内府藏本。宋释法显撰。杜佑《通典》引此文。又作法明。盖中宗讳显，唐人以明字代之，故原注有“国讳改焉”四字也。显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还到京，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是书。胡震亨刻入《秘册（汇？）函》中，从旧题曰《佛国记》，而震亨附跋，以为当名《法显传》，今考郦道元《水经注》引此书，所云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以下八十九字，又引恒水上流有一国，以下二百七十六字，皆曰《法显传》，则震亨之说似为有据。然《隋志》杂传类中载《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不著撰人。地理类载《佛国记》一卷，注曰：沙门释法显撰。一书两收，三名互见，则不必定改《法显传》也。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又于阗即今和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然六朝旧笈，流传颇久，其叙述古雅，亦非后来行记所及。存广异闻，亦无不可也。（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一，史部地理类四“外纪”，第630页，中华书局，1981年。）
实事求是地讲，馆臣们写的这段提要，对《法显传》撰者姓名的辨正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的考订，都做得不错，大致也都到位。但讲到于阗一地的的情况，就完全外行。于阗即和阗，曾经是西域道上佛教最为盛行的地方。于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这句话，暴露出当时的馆臣们对边疆或者说域外历史的浑然无知。接下来馆臣们又以当时刚编成的书《钦定西域图志》为依据：“《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这就更使人为馆臣们惟“钦定”是从的态度感到悲哀。至于对“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的批评，也有些勉强。看得出来，馆臣们实际上不太明白这里讲的“中国”和“边地”究竟是什么意思。
同样的情形其实不限于此。《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在《佛国记》之后，收入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馆臣们为《大唐西域记》撰写的“提要”正好以《佛国记》作比较：
昔宋法显作《佛国记》，其文颇略《唐书·西域列传》较为详核。此书所序诸国，又多《唐书》所不载。史所录者，朝贡之邦，此所记者，经行之地也。……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而举其地以实之。晁公武《读书志》称，玄奘至天竺求佛书，因记其所历诸国。凡风俗之宜，衣服之制，幅员之广隘，物产之丰啬，悉举其梗概，盖未详检是书，姑据名为说也。我皇上开辟天西，咸归版籍，《钦定西域图志》，征实传信，凡前代传闻之误，一一厘正。此书侈陈灵异，犹不足稽，然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明者。姑录存之，备参考焉。（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一，史部地理类四“外纪”，第630页，中华书局，1981年。）
这与讲到《法显传》的态度并无二致。馆臣们不知天下变化的大势，而只以“钦定”为真理，其气度完全不可与魏晋南北朝时相比，遑论汉唐！
四库全书编撰时间大致在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的十年之间(1772-1795)。在此之后不到一百年，《西域记》也包括《法显传》等书的价值却被当时西方以及在印度与中亚活动的西方考古学家所认识到，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标志之一，就是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这几种书西文的翻译。
二、19世纪
在欧洲，最早注意到《法显传》，并将它翻译成法文的应该是法国学者Abel Rémusat。Rémusat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汉学教授，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有广泛的兴趣，后来在法国形成气候的汉学及中亚研究的学术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开始的。Rémusat翻译的法文本《法显传》。我没见过，国内似乎也很难找到。只知道这个译本曾经过增补，1836年在巴黎出版。（注：见James Legge,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Oxford,1886,p.xii所引Revu,complécé,et augment é,d' éclaircissements nouveaux par MM.Klaproth et Landresse,Paris,1836。）
《法显传》在欧洲的第二个西文译本是Samuel Beal翻译的英文本，题目是Travels of Fa-hsian and Sung-yun: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400 A.D.and 518 A.D.)。1869年在伦敦出版。Beal原是一位英国传教士，清代来华。他翻译过好几种书，其中《大唐西域记》最为著名。他后来对《法显传》的这段翻译，又做过修改，放在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前面。（注：S.Beal,Si-Yu-KI: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Truener's OrientalSeries,London,1884。）现在看来，Beal的翻译质量并不太高，研究也很一般。但Beal的译本，与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一样，在英语世界是最早的译本，所以直到今天，在西方及印度仍不时还有人提到并引用。
在Beal之后，又有一位英国学者做过翻译《法显传》的工作，这就是剑桥大学的Herbert A.Giles。Giles翻译的《法显传》，题目是The Travels of Fa-hsien(399-414 A.D.)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1877年出版于剑桥。（注：章巽《法显传校注》“校注说明”中所举Giles译本，出版的时间是1923年，不完全准确。大概章先生见到的是重印本。）Giles原是英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外交官，任满后到剑桥做教授，是剑桥大学汉学研究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50年代制定的汉语拼音被广泛接受以前，西方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拼写汉语的规则，是所谓的威妥玛式拼音。这套拼音有两位设计者，其中之一就是A.Giles。
这个时候，欧洲的学者一致对《法显传》发生兴趣，并非偶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学者，为了研究印度和中亚的历史、考古、地理以及宗教诸多问题，多方面地搜集资料。他们突然发现，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原来有这样丰富细致、详实明确的记载，如获至宝。因此，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和翻译这些著作。这些著作中，包括《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一批中国求法僧的书。我们只要看这些书先后在欧洲被翻译出版的历史，就可以明白这点。《大唐西域记》由Beal译出后，不久又出现第二个英文译本，这就是由T.Watters翻译并详加注释的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对《法显传》，Watters其实也很有兴趣。他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法显传》的翻译。（注：Fa-hsie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ts,China Review,1879,1880。）Watters最早也是英国驻华的外交官，曾经做过驻宜昌的领事。（注：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A.D.629-645),edited after author's death by T.W.Rhys Davids and S.W.Buswell,2 vols.,London.1904-1905,reprinted,Delhi,1961.）
在翻译和研究求法僧著作“热”的形势下，又有了《法显传》的第三个英文译本，这就是James Legge翻译的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A.D.399-414)，1886年在牛津出版。（注：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1995年曾惠赠我Giles这部书最早的印本。周先生仙逝，遽而已经两年，睹物思情，回想先生在世时奖掖鼓励之恩，不禁重增感念！）Legge的翻译，比起他的先行者而言，已经比较讲究版本。他使用的底本，是当时在欧洲留学的年青日本僧人南条文雄提供给他的日本安永年间的一个重刻本，这个重刻本的底本是高丽藏本。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学术界，提到和用得最多的，是Legge的这个译本。
一个遗憾的事实是，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在《法显传》研究方面，除了上面讲到的《四库全书》馆臣们撰写的那一篇提要以外，几乎没有可以值得一提的东西，甚至连关心这部书的人也极少。
三、20世纪至今
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外来各方面的刺激与清代朴学传统相结合，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也渐渐形成风气。与《法显传》有关的，民国初年有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卷七《节录晋释法显佛国记》与丁谦的《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注：李光廷书未见，转引自章巽《法显传校注》。丁谦书收入浙江图书馆丛书，为第二集。）再后有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注：商务印书馆，1934年。我的印象，此书在50年代似乎重印过。）中国学者的工作往往显示出自己的优长，逐渐成为研究《法显传》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也在《法显传》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最主要的著作是足立喜六1935年在东京出版的《考证法显传》。1940年再版时改称《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の研究》。（注：东京：法藏馆，1935年，1940年。足立喜六的书的第一版，有何健民、张小柳合译的中文本，书名《法显传考证》，上海：国立编译馆，1937年。）足立喜六清末曾经在中国西安做过教习，后来回到日本做教授。他对唐代的历史兴趣最大，著作中与《考证法显传》相关或相类似的还有《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及《唐代长安史迹の考证》。（注：《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上下册，东京：法藏馆，1942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侍》，东京：岩波书店，1942年；《唐代长安史迹の考证》，2卷，东京：东洋文库，1933年，1983年重印。）其中最后一种，最近国内有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他以北宋元丰三年(1080)福州东禅寺的刻本和北宋政和二年(1112)福州开元寺的刻本为底本，而以日本石山寺写本以及高丽藏本共5种作为参照，在文字上稍有校正，同时对书中的内容做了详细的考证注解，并附以地图多幅。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的形式，在日本学者这类的研究中很典型。
足立的书出版后得到不少称赞，北京大学的汤用彤先生写过一篇很好的书评。（注：《评考证法显传》，收入汤用彤《往日杂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26-30页；又收入《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36-39页。）汤用彤对书中的一些地方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对北宋本与高丽本之间的异同，主张“版本之善否，不能全依年代断定”；对法显在崂山登陆后南下的行迹以及标点方面的错误。这方面的问题，在足立的其它几种书里其实也有不少。
50年代，中国学者对《法显传》的研究，可以举出贺昌群1956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一书。贺书不完全是研究《法显传》，而是结合古代西域交通讲法显的西行，同时带有普及历史知识的性质。贺昌群之后，在中国大陆对于法显，虽然有时偶尔有一两篇文章还能讲到一些，但真正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很难见到。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贺昌群的书出版的前一年，即1955年，北京的文学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南宋绍兴二年(1132)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的《法显传》刻本。日本学者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南宋刻本，并使用到他们的研究中。
二战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法显传》的兴趣仍然不减，并不时有新著问世。这些著作中可以提到的有长泽和俊1970年出版的《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本法显传校注》。（注：东京，雄山阁，1970年。）所谓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本，即上面所说的福州开元寺本。长泽把这个本子与上面讲到的北京图书馆藏南宋本相对照，同时再加上高丽藏本和石山寺本，有日文的翻译，并加以解说，内容上比足立喜六的书要新。
在《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本法显传校注》出版后不久，长泽和俊还出版过《法显传·宋云行纪》一书。（注：《东洋文库》一九四，东京：平凡社，1971年。）不过这部书我自己没见过，估计内容包括对《法显传》的翻译和注释，再加上《洛阳伽蓝记》卷五中有关北魏宋云西行的一节。
1980年，日本奈良天理大学的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编集委员会出版了《西域求法高僧传集》，书中影印了在天理图书馆收藏的与中国西域求法僧有关的几种日本古抄本，包括《法显传》、《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以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其中《法显传》有两个抄本，一个抄成于日本长宽二年(1164)，一个抄成于镰昌初期（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为《法显传》的研究提供一些新材料。
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和经济建设重新开始走上正轨，学术研究也逐步得到恢复。就研究《法显传》而言，1985年是一个转折。这一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季羡林等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也出版了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章巽教授完成的《法显传校注》。两部书性质上十分接近，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工作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而且很快取得了值得称赞的成绩。
章巽先生的《法显传校注》，就版本源流的考证、文字的校订各个方面而言，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国内外有关《法显传》的研究著作中，我以为是做得最好的。
章巽的校注本，以思溪圆觉本为底本，使用了11种古刻本和抄本以及支那内学院1932年刊刻的一个校本作为对照，同时还参考了几种与《法显传》有关的“音义”以及《水经·河水注》中的相关材料。就使用底本和校本的数量而言，这是最多的。但书中的工作并不止于此，章先生对各个刻本和抄本之间的关系，也做了很好的对比、分析和梳理，基本上把《法显传》自宋以来刊刻的情况弄清楚了。文字上的校对和考订，章先生也做得很认真。
章巽的书不足之处是史地方面的考证显得旧一些，原因主要是80年代初这方面国内能够见到和利用的资料有限。现在条件应该说大有改善，但也还不够。（注：这个问题，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其实也存在，只是情况稍好一些。）此外，书中有的地方，还可以补充或商榷。例如第55页讲到摩头罗国一段，各本的文字有一些不同，章巽本作：
众僧大会说法。说法已，供养舍利弗塔，种种香华，通夜然灯。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罗门时诣佛求出家。大目连、大迦叶亦如是。诸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以阿难请世尊听女人出家故。诸沙弥多供养罗云。阿毗昙师者，供养阿毗昙。律师者，供养律。年年一供养，各自有日。摩诃衍人则供养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现世音等。
其中“使彼人作舍利弗”一句，章巽书中的校记说，《高丽藏》本此处作“使伎乐人作舍利弗”。这里的“彼人”，在上下文中虽然不能说不通，但比较勉强，而作“伎乐人”则是对的。因为这指的是演佛戏。20世纪最初十年，德国人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Sariputra prakarana)，卷末标明作者是“金眼之子马鸣”。（注：H.Lüders,Das φàriputraprakaraōa,ein Drama des A÷vaghoùa,SPAW 1911,388-411。）这是现存最早的印度戏剧的剧本。马鸣是印度佛教史上的大师，也是诗人、戏剧家，活动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一、二世纪。法显到达摩头罗国时，遇上佛教大会，“伎乐人作舍利弗”，演的是不是就是马鸣的《舍利弗传》，我们不敢肯定，但说法显见到的是佛戏，应该没有问题。法显的这一段话，对我们今天了解古代印度佛教戏剧的历史，其实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资料。这一点，似乎从来还没有人指出过。与《法显传》有关，章巽在80年代还发表过一两篇论文，其中的内容后来都包括在他的《法显传校注》书中。
在章巽之后，据说中国佛教协会的李荣熙先生80年代曾经用英文翻译过《法显传》，但我没有见到。（注：估计是在美国加州Berkeley的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出版的一套翻译性质的丛书中。但我见到的这套丛书的已出书目中，没有《法显传》。）此外，90年代，祖国大陆和台湾省都出版过几种有关《法显传》的书，有一定的学术性。（注：例如郭鹏的《佛国记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吴玉贵释译的《佛国记》，高雄：佛光出版社，1996；以及袁维学的《灵鹫山：东晋高僧法显传奇》，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与《法显传》有关，也是最新的一部书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桑山正进与高田时雄主持编成的《法显传索引》。最初作为人文科学研究所下属的“东洋学文献中心”编印的《索引丛刊》的第二册，在1994年出版，当时只是赠送流通。2001年，《法显传索引》与《洛阳伽蓝记索引》、《释迦方志索引》一起，合编成《西域行记索引丛刊》的第三种，由京都的松香堂正式出版。加上此前已经出版的《大唐西域记索引》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索引》，形成一个索引系列。
日本学者在研究中重视文献、重视编纂工具书的传统，在这几种《索引》上又一次体现出来。几种书都是所谓的“一字索引”，即从索引中可以查到任何一个字的出处及上下文。桑山正进与高田时雄编成的这部《法显传索引》，基本上以章巽的校注本为底本。这也可以说是对章巽本的一个评价。桑山正进从1991年到1996年主持过一个“研究班”，研究的题目是：“《法显传》研究：五世纪的中亚和印度”，研究班的成员不限于京都大学或京都地区。《法显传索引》就是这个研究班研究中的“副产品”。读书班的主产品，即他们研究《法显传》的著作，目前似乎还未出版。不过桑山正进等已经出版过几种类似或相关的研究著作。（注：例如桑山正进主持的关于《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研究。或许他们关于《法显传》的研究著作不久就会正式出版。）
这里附带提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出版的一本与《法显传》有关的书。这就是连云山的《谁先到达美洲》，书的副标题是：“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1580年兼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年”。这部书1992年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的标题，加上1992年正是国际上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年，似乎有过一点轰动效应。作者在书中的主要论点是，法显在从斯里兰卡乘船东归，中途曾经到达的“耶婆提”，不是一般认为的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而是美洲。作者做这样的论断，很富有想象力，也很能增加中国人的自豪感，但书中没有提出任何新材料，所做的证明很难说服人。书出版后，学术界有学者写过书评，明确表示不同的意见。（注：书评作者薛克翘，书评发表在1993年出版的《南亚研究》上。）其实，书中说“耶婆提”不是爪哇，而是美洲，纯属猜想。此前早已有人提出过，无法证明，因此很难被学术界接受。当然更谈不上是什么新的发现。
最近，《南亚研究》刊登了薛克翘《关于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一文，文中讲到他在印度见到的1918年出版，2001年再版的一种《法显传》印地语译本以及2000年在尼泊尔出版的一种尼泊尔文的译本。（注：《南亚研究》2003年第1期，第58至60页。）这使我们知道的《法显传》的外文译本又增加了两种，尤其是这两种译本所使用的语言一种是印度的现代语言，一种是法显曾经访问过的国家的语言。与欧洲和日本语的译本相比，《法显传》的印地语和尼泊尔语译本在印度和尼泊尔出版，应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维也纳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几年前也完成了一部研究《法显传》的著作，其中包括用德语翻译的《法显传》全文。这部书据说近期内将要出版。
四、结语：三点建议
我们可以做的事还是有的。例如《法显传》中对今天新疆境内的和阗佛教的记载，《法显传》讲到的笈多王朝时期的印度佛教，《法显传》中一些不同于一般的译名，都还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应该追踪新的发现，包括新的文献和新的考古成果，对《法显传》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做新的探索。我们应该把这些新的进展和研究成果与《法显传》的研究结合起来。对《法显传》的研究，不能就《法显传》而研究《法显传》，而应该把视野和范围尽量放宽，文献、语言、历史、地理、考古、佛教各个方面的内容都纳入进来，这样才能做得比较深入而有新意。这是我对法显和《法显传》研究建议的第一点。
我的第二点建议是，对法显的研究，不仅应该包括他的生平，他的求法经历，还应该包括他回国后翻译的经典，这样才能全面了解他对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贡献。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过去做得不多。法显翻译的佛经，虽然数量不算多，但其中有的是当时和后来在中国佛教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经典，例如《大般泥洹经》和《摩诃僧祇律》。即使是一些篇幅不大的经典，如一卷本的《杂藏经》，其中也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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