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巴尔干民族主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尔干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初以来，巴尔干半岛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间接或直接同民族主义有关。尽管民族主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不是巴尔干特有的现象，但它是20世纪巴尔干历史的一个特点和不稳定因素。本文力图在回顾这个时期巴尔干国家历史进程的同时，揭示民族主义在国家生活中，在战争和邻国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对巴尔干国家历史发展的影响。
民族主义在形成民族国家过程中的进步性和消极性
巴尔干民族主义是在19世纪中期产生的，它是在同欧洲中央集权大国的斗争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到本世纪初为止，巴尔干国家曾遭到三个强大帝国的统治。14世纪下半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入侵巴尔干半岛。这个军事封建帝国奴役巴尔干各国人民长达5个多世纪。19世纪中期，奥匈帝国建立后， 逐步将触角伸到巴尔干半岛的西北部地区；15世纪兴盛起来的俄罗斯帝国，也一直在巴尔干争夺势力范围。这些帝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土耳其、奥地利和俄罗斯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统治着这些国家和地区，而其他民族却遭受着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这就决定了被压迫民族迟早要奋起反抗压迫民族，以争取自己的民族解放。
这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策，在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中全面兴起。在整个19世纪，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两种主要趋向：“一方面，奥斯曼封建主义解体，奥斯曼帝国削弱和衰落，欧洲列强之间争夺奥斯曼‘遗产’的斗争加剧；另一方面，巴尔干各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和建立巴尔干独立的民族国家。”（注：克·曼切夫和瓦·比斯特里茨基：《保加利亚和它的邻国——1931—1939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Кр.Манчев，В.Бистрицки，България и нейните съседи），索非亚， 科学与艺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这个时期，大多数巴尔干国家都建立了各自的民族国家和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实现统一，创建了民族国家；阿尔巴尼亚人直到1912年才宣告国家独立，但有大部分居民生活在邻国；而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马其顿人则未能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其时，民族主义作为一面战斗旗帜，鼓舞了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志。它把人们同祖国、语言、传统，共同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起着积极的作用，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
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时，巴尔干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领土欲望日趋强烈。霸权主义思想使他们纷纷怀念和留恋中世纪的辉煌，妄图在巴尔干建立强大的国家。于是，他们对邻国提出了所谓的“历史权利”，要求获得更多的领土和居民。希腊幻想恢复拜占廷帝国的疆界，实现“大希腊”思想；塞尔维亚向往昔日杜尚王国时期的“大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竭力要再建横跨东西半岛的“大保加利亚”。就是小小的阿尔巴尼亚、黑山和马其顿也都做着“大阿尔巴尼亚”、“大黑山”和“大马其顿”的美梦（注：有关巴尔干大民族主义的计划详见基里尔·内舍夫：《文明在巴尔干的碰撞》（Кнрил Нешев， Балк анскнят сбльсък нацивилизациите），索非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7页。）。
应当指出，上述类似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巴尔干半岛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在相对较小的近8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7000多万人口（注：根据最新统计，巴尔干半岛10个国家的面积为154.6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1.3亿。其中，土耳其最大（面积78万平方公里，人口6690万）； 依次为罗马尼亚（23.7万平方公里，2320万人）；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10.2万平方公里，1064万人）；希腊（13.1万平方公里， 1047万人）；保加利亚（11万平方公里，843万人）；克罗地亚（5.6 万平方公里，469万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5.1万平方公里， 452万人）；阿尔巴尼亚（2.8万平方公里，333万人）；马其顿（2.5 万平方公里，203万人）；斯洛文尼亚（2万平方公里，197万人）。 土耳其因只有3%的领土位于巴尔干，故它的面积和人口未全部计算在内。 资料（除马其顿外）引自国际研究所编：《大国政策中的巴尔干》（Балканите Вполитиката на големите държави），索非亚，“英特拉”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而且，东西方文化和宗教在这里交汇。所以，巴尔干国家的历史、地缘政治和经济、宗教和文化，以及历史传统都呈多样化，存在很大差异。该地区历史地形成了众多的民族和少数民族，人口混居严重，犬牙交错，提出凡是同族居民居住的地区就要包括进“母国”是行不通的。最终会导致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又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暴露出它的消极性和反动性。
战争是民族沙文主义的恶性膨胀
历史上，巴尔干国家都想充当地区大国，就民族和领土问题长期争吵，彼此之间的仇恨多于信任，对立多于睦邻，分裂多于联合。 近100年来，巴尔干已经发生了7场战争。它们是：1912—1913年塞尔维亚、 黑山、希腊和保加利亚结盟， 联合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巴尔干战争； 1913年塞尔维亚、黑山、希腊和罗马尼亚一起反对保加利亚挑起的“同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从这里引燃；巴尔干国家分别站在不同的营垒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19—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希腊爆发的多年内战和最近几年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下简称波黑）内战。这里还不包括希土争夺塞浦路斯的战争和最近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
这些战争加深了巴尔干国家之间的裂痕和敌视。它们彼此在残杀中消耗精力，却很少取得谅解和相互帮助。引发多次战争的一个共同原因，是一些巴尔干国家的民族问题没有得到公正解决，执行了错误的少数民族政策。巴尔干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这种民族主义鼓吹本民族的利益高于其他民族，煽动民族仇恨，主张用武力去征服和瓜分其他弱小民族。
的确，到19世纪末，绝大多数巴尔干国家的人民已先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直到20世纪初，巴尔干半岛上的很大一部分领土，包括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波黑、色雷斯、克里特、爱琴海诸岛屿等，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管辖之下。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民，迫切要求摆脱土耳其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或成立独立国家，或获得自治，或同已经独立的“母国”合并。
这时，那些已获得民族独立的巴尔干国家不但不去帮助其他尚未独立的国家或地区，反而盘算着如何扩大自己的国界，去分割那些国家或地区。那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巴尔干资产阶级政府为了拓宽国内市场，急需向外扩张，夺取新的土地，联合自己的“同胞”。于是，瓜分土耳其帝国的巴尔干属地，争夺上述地区的居民，就成了它们的主要目标。
因此，巴尔干民族主义在1912—1918年的三次战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1913年5月17日，签订巴尔干战争后的伦敦和约， 土耳其宣布交出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全部领土。它的西部边界将从爱琴海的埃内兹龟缩到黑海的米迪亚。由于阿尔巴尼亚1912年11月宣告独立，巴尔干同盟国的矛盾集中到瓜分马其顿领土上。一个月后，它们之间立刻爆发了抢夺新领土的战争，史称“巴尔干同盟战争”。
经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属地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5国分割了，而马其顿被希、塞、 保三国彻底瓜分。
战争实现了巴尔干君主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利益和民族宿愿，但未能解决巴尔干复杂的民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由于分脏不匀，战争反而助长了巴尔干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和扩张主义野心，加剧了当时业已形成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对该地区的争夺和角逐。巴尔干国家在“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口号的掩盖下，分别站在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保、土站在德国、奥匈和意大利三国同盟一边；塞、希、罗倒向由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巴尔干成为一场新战争的策源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1870年以来的欧洲均势，开始在这个古老的大陆划分新的政治地图。同样，巴尔干国家的领土和人口出现大变动。多数巴尔干国家扩大了版图，增加了人口。1918年12月1日， 一个崭新的国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诞生。它是在奥匈帝国崩溃的废墟上成立的，包括前奥匈的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等地。 再加上塞尔维亚和黑山， 这个王国的面积达24.8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罗马尼亚收回了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和巴纳特的一部分，新增面积11.2万平方公里，人口600万； 希腊得到西色雷斯地区，面积8712平方公里，人口23万。
这样，一战后巴尔干正式形成为6个国家。它们是：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起称南斯拉夫王国）和土耳其。下面的表一和表二集中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至巴黎和会后巴尔干国家的领土和居民变动情况：（注：两表资料来源：克·曼切夫和瓦·比斯特里茨基：《保加利亚和它的邻国——1931—1939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第20页。）
一、面积（大约千平方公里）
表一 面积（大约千平方公里）
年代 183218551913 1919
1
2
3 4
阿尔巴尼亚 — — 28.5 27.5
保 加 利亚 — 96.3114.4 103.1
希 腊48.964.6120.1 127.3
罗 马 尼亚 —130.2137.9 194.9
塞 尔 维亚24.448.3 87.0
—
黑 山 4.5 9.0 14.2
—
南 斯 拉夫 — —— 248.0
欧洲土耳其526.0 180.0 29.0 27.0
表二 人口（大约百万）
1 2 34
阿尔巴尼亚— —0.8
0.8
保加利亚 — 3 4.5
5.1
希腊 0.6 2.1
5.0
5.4
罗马尼亚 2.0 4.9
7.3 15.9
塞尔维亚 0.6 2.0
4.5
—
黑山
?
?0.4
—
南斯拉夫
— — — 12.0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战后巴尔干最大的国家土耳其失去了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巴尔干土地，即由1832年的52.6万平方公里和巴尔干战争前的18万平方公里降至仅2.7万平方公里。所以， 面积最大的巴尔干国家已经是罗马尼亚，其次为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而按人口多寡，其排列顺序也跟领土面积基本一致。
这里，我们看到，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国界不是根据历史和民族原则划分的，而是按照欧洲大国制订的国际条约确定的。因而，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在民族问题方面，“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或未公正解决的问题”。它们反映了大国“自私自利和霸权主义的目的”，并成为“新的矛盾、霸权主义欲望和仇视的根源”（注：克·曼切夫：《巴尔干的民族问题》（Кр.Манчев，Националният въпрос на Балканите），索非亚，“兰斯”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压迫少数民族是大民族主义的顽强表现
一战后，资本主义在巴尔干国家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都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暂时缓和了因居民增加而尖锐的土地问题。
同时，巴尔干国家在解决难民问题和移民问题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几十万保加利亚人从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查来到保加利亚，被土耳其驱赶的100多万希腊人从小亚细亚涌入希腊， 几十万土耳其人从巴尔干各地流向安纳托利亚。这是20年代中期保罗、保希、保土、罗土、希土之间因领土变动而签订交换居民协定的结果。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历史的、经济的和血缘的种种原因，无法完成“交换”居民的任务，因为这不像遣返“战俘”。所以，巴尔干的少数民族问题没有因此举而得到解决，相反，却成为这些国家的“纷争之源”。
一战后，巴尔干资本主义统治的主要形式是君主代议制。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1928年以后的阿尔巴尼亚和1935年起的希腊，都属于这种政治体制。在土耳其，则实行共和制。无论管理形式如何，每个巴尔干国家的执政者在民族问题上几乎都采用了同一种政策和手段以维持其统治，那就是对外鼓吹大民族主义，对内镇压少数民族。
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作为民族主义最反动形式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在巴尔干也有一定的土壤。1923年和1934年的保加利亚、1925—1926年和1935—1936年的希腊、1928年的阿尔巴尼亚、1929—1931年和1938年的南斯拉夫、1938年的罗马尼亚，都出现过军事政变和君主独裁。于是，在巴尔干历史上产生了有争议的不同名称和概念：法西斯独裁、国王独裁、军事法西斯、君主法西斯，等等。有人认为这就是一种独特类型的巴尔干法西斯，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带有某种德、意法西斯成分的君主独裁。各种观点莫衷一是，迄今没有定论。
20年代末和30年代，被誉为“土耳其之父”的凯末尔曾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使土耳其免遭毁灭， 并走上民族独立和现代国家道路。 1931年，他提出土耳其建国6大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人民性、 国家主义、世俗化和革命性。其中，所谓“民族主义”，是强调在要求民族独立和提高民族地位时，应保持土耳其民族的特色和特征，并未提到土耳其境内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问题。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凯末尔的主体思想是民族主义”，而“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注：基·内舍夫：《文明在巴尔干的碰撞》，第34页。）。根据凯末尔主义，所有生活在土耳其境内的人都是土耳其人，强调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和单一民族文化。实际上，这还是土耳其大民族主义，即“泛土耳其主义”（又称“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尔干国家分属两种社会制度和两个对立的阵营。原社会主义国家保、罗、阿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活动（阿于1961年停止参加上述两组织的活动），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运动，而希、土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土耳其仅为联系国）。
然而，巴尔干国家无论具有何种社会制度或参加哪个国际组织，它们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或不执行关于保护少数民族国际法和文件的规定，害怕出现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问题。最常见的情况有：（1）普遍存在民族同化政策。历史上， 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被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当局强制同化，如今半岛上的穆斯林和吉卜赛人等非斯拉夫人又遭到住在国主体民族的同化；（2 ）通过移民或交换居民，甚至种族清洗，以实现单一民族国家。如前面提到的20年代巴尔干国家之间迁居人口。仅保土之间最近110年来， 就有120—130万土耳其族人从保加利亚移居到了土耳其（注：斯·米哈伊洛夫：《保加利亚的复兴过程》（Ст.Михайлов， Възрожденският процес в България）， 索非亚1992年版，第69页。）。近几年在前南斯拉夫地区这种清洗和移民尤为显著；（3）直接采取武力手段解决少数民族地位问题， 像塞浦路斯危机、波黑内战和库尔德人问题等。
由于历史的原因，巴尔干的少数民族有两个基本类型：原土著居民和后来的移民。前者在一个主体民族国家里生活了几百年上千年，后者是战争或领土变更主动或被动移民的结果。巴尔干新兴国家从一战后成立起就有大量少数民族。例如，在罗马尼亚的1670多万居民中，25%为少数民族。几十万和上百万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处于国门之外，留在异国他乡。仅新成立的“南斯拉夫王国”就有约40万阿尔巴尼亚人和50万匈牙利人。更令人深思的是，有的少数民族，像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战前曾经是主体民族和统治者，在战后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失去主宰地位，反而遭到歧视和同化。这种位置的颠倒和报复心理，使巴尔干少数民族问题异常复杂。从地域分布上看，巴尔干的少数民族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局面。时至今日，几乎每个巴尔干国家都居住着不同宗教和文化的少数民族。
阿尔巴尼亚国内处于人口爆炸阶段。在北伊庇鲁斯有希腊族人问题，而大量阿族人又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科索沃和马其顿等地。
保加利亚不承认国内有土耳其和马其顿少数民族，认为他们都是“保加利亚人”，却要求居住在国外的保加利亚人享受少数民族待遇。
罗马尼亚长期以来主要面临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和德意志族人问题。
希腊需要解决穆斯林族和斯拉夫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希阿、希土之间的民族争议问题。
土耳其遇到最棘手的库尔德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它还竭力干涉巴尔干其他国家的穆斯林问题。
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等地少数民族问题复杂尖锐，尚未得到合理解决（注：关于巴尔干少数民族情况请参考：（1）兰科·佩特科维奇：《20 世纪的巴尔干：凡尔赛·雅尔塔·代顿》（Ранко Неткович，хх век на Балкану：Версаj，Jалта，Деjтон），
南联盟新闻出版署1996年版，第54—55页；（2）伊列娜·伊尔科娃： 《巴尔干的少数民族——国际法保护》（Ирена Илиева， Малцинствата на Балканите－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на защита），索非亚，“克罗诺斯”出版社1994 年版，第52—107页。）
另外，几乎所有的巴尔干国家都存在穆斯林问题和吉卜赛人问题（注：据不同的统计资料， 一般认为生活在巴尔干国家的穆斯林约有600—700万人；吉卜赛人约有200—250万人。）。
少数民族问题同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密不可分。这样，巴尔干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既是世纪宿怨，又是当今冲突之源。可以说，每一个巴尔干国家都被这两个问题所困扰。巴尔干问题研究专家把这些矛盾和冲突归结为三种表现形式（注：详见1995年5月29—30 日索非亚国际讨论会论文集《防止东南欧的军事冲突》（Предотвратяванена военни конфликти в ЮгоизточнаЕврона），索非亚1995年版，第17页。）：第一种，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冲突，如希、土关于塞浦路斯少数民族和爱琴海领土之争，保、土对少数民族地位的分歧等；第二种，每个巴尔干国家内部的冲突，如前南斯拉夫种族和宗教的争斗，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第三种，跨国界民族间的冲突，像马其顿同保加利亚和希腊关于马其顿少数民族的争论、匈牙利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关于匈族人地位问题、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和马其顿的阿族人问题等。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民族矛盾、领土纠纷和宗教争端经常犬牙交错，很难截然分开。
制造分裂是地方民族主义的惯用手法
二战后，狭隘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在巴尔干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实际上，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往往存在大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同时，也存在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
战后以来，巴尔干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大约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二战结束至50年代中期，这是各国共产党强调本国的民族政策要服从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阶段。这个时期巴尔干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政策的原则和苏联的经验来处理民族问题，特别是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方面，开始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承认战后和约裁定的边界现状，给予少数民族以平等权利。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这是民族政策的转折时期，鼓吹建立“社会主义新民族”，即单一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限制和同化政策，出现了民族摩擦和矛盾，甚至流血冲突。各国的民族主义高于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第三阶段，80年代末开始迄今，原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下台，民族主义在多党议会民主制条件下泛滥，人权问题在国际范围内被一些国家滥用。
历史进入到本世纪末，随着东欧剧变，各种公开的和潜在的民族矛盾在巴尔干开始激化。动荡的政治局势和深刻的经济危机为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的复活和存在提供了土壤。1992年，南斯拉夫在民族分裂主义的强烈冲击下解体，其他巴尔干国家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此伏彼起。由于南斯拉夫联邦崩溃，巴尔干由原来的6国变成了10个国家。 它们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联盟（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马其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以及希腊和土耳其的一小部分。鉴于塞浦路斯的地理位置和人种宗教同希土两国有密切联系，有人也把它列入巴尔干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几乎都成立了带有浓厚民族主义情绪和宗教色彩的政党。这些政党的倒向在总统选举和议会大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拉选票，这些国家新上台的政治领导人或多或少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讲话中，歪曲历史真相，煽动清算历史“老账”，给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蒙上阴影。有的人对过去已通过国际条约划定的最终边界提出异议，对世世代代同邻国和睦相处的少数民族进行挑拨，使二战结束以来相对平静的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之争又重新燃起。
这样，近年来民族主义恶浪和宗教狂热在巴尔干国家一浪高过一浪。最常见的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种，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以各种形式主张民族分离主义。这些国家有波黑、南联盟共和国、克罗地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第二种，一些国家的政治界和知识界站在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立场上，拿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进而提出要修改由国际条约确立的国界，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第三种，伊斯兰教渗入巴尔干，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在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出现了重新伊斯兰化现象；第四种，各种教派在国外的财政资助下全面进入巴尔干。这些教派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是法律严加禁止的（注：关于这四种情况，请参见《巴尔干安全——政治与军事问题》（Балканската сигурност－поли тически и военни проблеми），索非亚， “赫·鲍特夫”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6页。）。
特别是穆斯林族在巴尔干的崛起，引起巴尔干许多国家的严重不安和关注。人们认为，在该地区形成了一个从波黑—科索沃—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到土耳其的“伊斯兰弧形带”。土耳其站在“大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立场上，称在巴尔干半岛有160—260万土耳其人，有700万穆斯林。它试图把居住在科索沃、波黑、马其顿、 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穆斯林都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宣称要捍卫生活在昔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所有“受奴役”穆斯林的权利，强调只有土耳其才是巴尔干穆斯林的“祖国”，狂称它的疆界“东起中国长城西至亚得里亚海”。在土耳其个别领导人的怂恿下，近年来巴尔干穆斯林“抵制国家政权，进行恐怖活动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注：国际研究所编：《大国政策中的巴尔干》，第156页。）
同时，南联邦解体就是民族分裂主义恶性发作的结果。从60年代中期起，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等地的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就先后抬头。80年代，科索沃自治省阿族人的骚乱从未停止。90年代初，这种离心力达到顶峰，南斯拉夫像一艘超负荷的巨轮在民族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沉没。保加利亚一位研究巴尔干民族问题的专家指出：“南斯拉夫是在各民族、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想、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打击下陨落的。”（注：克·曼切夫：《巴尔干的民族问题》，第381页。）
目前，在巴尔干有两种民族主义倾向值得重视：一是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形式出现，从左的方面公开活动，并披上“民族利益”和民主的外衣；二是把宗教信仰同民族属性混为一谈，按宗教原则划分民族，从右的方面进行活动。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
民族主义的影响
长期以来，在产生和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时，有两股力量在经常起作用，即巴尔干国家内部的因素和巴尔干外部势力的因素。内部因素是指巴尔干国家内部的政党及其领袖和政府当局，以及巴尔干国家之间为一些港口、河流、山脉、边界地段、居民归属相互争吵，出现纠纷和冲突。它们无力自己解决问题，不得不寻求大国的保护和仲裁，而外来干涉又给民族安全和国家主权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外部势力主要是欧洲大国。我们看到，巴尔干国家的民族和领土问题是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条约确定的，而不是通过这些国家自己协商谈判解决的。欧洲大国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巴尔干进行政治交易，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而强制性条约又掩盖和压抑着领土和民族矛盾。大国的唯一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争夺霸权。历史上，巴尔干地区开始是拜占庭帝国称雄，随后是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奴役，接着奥匈帝国又统治巴尔干50年。俄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在巴尔干也都有各自的传统利益和代理人。因此，今天的巴尔干又成了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中心和它们利益冲突的“试验场”，甚至正在“美国化”。大国在巴尔干卷土重来，使巴尔干成为世纪之交时世界热点地区之一，其上空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本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都先后在巴尔干国家交替出现，但都维持的时间不长。唯有民族主义像一条黑线贯穿历史的始终，根深蒂固，影响深远。
当我们剥掉巴尔干形形色色民族主义的外壳后，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本质便暴露无遗。现实生活中民族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1）民族主义是各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宣传工具， 实现地区霸权的手段；（2）民族主义防碍巴尔干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善， 不利于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也不利于解决它们之间长期形成的少数民族问题；（3）民族主义造成民族隔阂和民族间的仇恨心理， 酿成同室操戈的流血冲突和战争，不利于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和稳定。
巴尔干是多民族混居地区，少数民族是客观存在。巴尔干国家要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就要在民族和领土问题上捐弃前嫌，增加相互信任，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尤其是加强地区经济和技术合作。
欧美大国应该放弃各自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制订解决巴尔干冲突的合理方案，采取公正的态度，真正推动该地区的和平进程。反对重新瓜分巴尔干。
只有这样，巴尔干才会“欧洲化”，避免重新“巴尔干化”。也只有这样，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巴尔干才会出现在新欧洲格局之中。21世纪的巴尔干，应该成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新巴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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