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市场化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色论文,经典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色经典”的普遍说法产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于21世纪之初。原先主要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隐含着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文艺作品，以及由此改编的影视剧。从语义指向上看，还应包括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后来，红色经典的语义范围逐渐扩大涉及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文学方面看，还包括了左翼文学、延安文学、进步作家的部分作品以及前苏联卫国战争的一些作品；从文艺角度看，还包括了“红色”的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文艺样式；从社会文化上看，还包括了“红色旅游”资源以及相关珍藏资料。“红色经典”实际上包括了两个语义，即“红色”与“经典”。经典，一般被解释成是人类文化中最优秀、最宝贵、具有超越道德伦理与审美价值、淡化了党派政治色彩且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结晶。红色，主要是指近现代民族革命特别是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体现着对红色政权生成、发展的“正史”的合法性的阐释。“红色经典”，就是以歌颂中国近现代民族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为主题，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至今仍有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艺术作品。
“红色经典”尽管从暂命名状态的一开始就颇受訾议，[1]（P13）但它终于在主流话语形态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共生共建的语境中得到了某种确认，成了目前文化市场中的一个非常活跃的元素。从20世纪末“红色经典”丛书的大量发行，到本世纪初“百年百种优秀图书”系列的隆重上市，从“红色经典”改编热引发的争论，到“红色经典”的回顾回忆（如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电影传奇”栏目等）带来的“红色情结”话题，莫不在体现着这样一种语义指向：“红色经典”已形成当下文化市场上的一道“红色风景线”。
“红色经典”市场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例如，文化市场上，有着领袖元帅人物以及劳模英雄人物图像的各类饰物已经炒作到了很高的价位，“红色”的老照片、老画报、老唱片、旧画册、旧期刊、旧版籍成了中老年人记忆的收藏，也为文化商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一些地方政府在革命传统教育的名义下，为了搞活当地经济，纷纷打造“红色旅游”的品牌。这其中，最具市场文化特色的就是“红色经典”的影视剧的改编了。
一些文化商人看准了这个“红色”商机，在抢先改编的同时，还推出了一些“拟红色经典”、“准红色经典”的版本。它们披上红色斗蓬，大摇大摆穿行过文化市场的“闹市”。与“红色经典”毫不搭界的《红色恋人》上演过后，而后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把人们拉回到“红色”时空里着实过了一把感情瘾。
细细爬梳，我们从“红色经典”热中可以触摸到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多元复杂的文化心理。
首先，它契合了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绪。这种说法似有老调新弹之嫌，但确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面对世象纷耘的现实世界，中老年人更喜欢用历史的宽容熨平岁月的皱纹，去回忆“提纯”和“过滤”了的人生，尽管时间老人留给他们的不全是温馨和从容，或者说还有着较多的伤痛。但他们毕竟拥有过那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拥有过青春的向往和生活的激情，他们曾用真诚拥抱过时代，用执着书写着信仰。当一切成为历史，回忆中的“人生”就成了苦乐年华中最有精神价值的内容。具体而言，中老年人怀旧的文化心理又有所不同，老年人是“留住历史”，留住负载过理想热情的历史记忆，留住“红色经典”所折射的沧桑岁月，历史的悖向性和或然性被遮蔽，一切变得简单明了，理性的批判立场在这里缺席；中年人是“改写历史”，他们虽有过“我不相信”的对历史生活的理性质疑，但也有过“理想使痛苦光辉”的精神漫游，红日、红旗、红领巾、红海洋、红花、原野、向日葵，曾组成他们鲜明的生命意象，他们告别了“造神时代”，却未曾告别“红色经典”编码的心灵史。恰如一些知青作家在反思上山下乡年代的荒唐和痛苦的同时又写出真诚的理想及独立的精神追求一样。对他们来说，历史并未走远，青春无怨无悔。
这种怀旧情绪如果从当下的社会文化心理来分析，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人们正处在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商业文化环境中，物欲横流，精神滑坡，价值失范，人性迷失，后现代文化思潮颠覆解构着传统文化的秩序，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多元文化的冲突和选择中，拿什么来拯救我们自己，拿什么来拯救社会的未来——孩子？“红色往事”资源自然成了一种重要的选择。
其次，它迎合了一些青少年寻求“陌生化”的好奇心理，青少年喜欢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陌生的阅读领域，不喜欢慢板的戏曲、传统的“经典”。于是他们在蹦迪、摇滚、探戈和流行时尚中一路走来，踏着青春的舞步，享受着亲和世俗的欢乐，在流光溢彩的生活中寻找着自我。当青春梦幻般的呐喊变得有些嘶哑单调时，蓦然回首，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圈子竟有些逼仄。于是把目光投向茫茫广宇，随着金庸笔下的人物踏遍了浩瀚的大漠、苍茫的草原、神秘的大理、深邃的岩洞；随着张恨水、张爱玲掀开粉色的帷幕，窥探着那放大了的、变形了的、酸涩的、伤感的、浪漫的、温馨的“金粉世家”的“啼笑姻缘”和市井细民的“倾城之恋”。他们也把目光投向“历史的天空”，在哈哈镜的凹凸中看到了帝王将相的蟒袍玉带、神气活现、宵衣旰食、山河易变；也看到了名士淑媛的萍踪侠影、书剑飘零、缠绵悱恻、软语香艳。还有的把郭敬明、韩寒等青春写手引为知已，穿过“三重门”来到“长安乱”的“幻城”，在“梦里花落知多少”的迷蒙伤感的气息中自悼青春，继而由自悼走向自恋。当这种“偏食症”吃坏了胃口时，好奇的目光寻找着新的“陌生化”的领域，对黄钟大吕的追寻竟与经传媒包装上市的“红色经典”不期而遇，故事的传奇性满足了感官的愉悦，人物的“成熟”、“成长”又与心理的期许暗合，（注：杨沫的《青春之歌》内容提要这样阐释：“小说中刻画的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一批栩栩如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道路，对当代青年亦不无启迪。”）“传统”从这里走向“现代”，传媒文化在这里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
青春文化心理体现着狂热迷乱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甚而对现成的社会文化秩序涌动着一种消解、反叛甚而毁弃的欲望，出走——革命——造反——打倒，曾经是战火和动乱中的青春的流行色，“红色经典”的政治话语可能使他们产生疏离感，但青春之歌的吟唱也会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找到精神的皈依。加上市场文化所谓“人性化”的切割、细化、时尚化，“红色经典”便有了一种“青春版”。
其三，它适应了主流文化的历史阐述。克罗奇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由现代人书写的，它是国家政权对某一社会过程作出的某种“规律性”“必然性”的“合法”解释。“红色经典”的生成和“红色政权”的成长有着紧密的关系，它是国家掌控的“合理”的文化资源。从40年代的《白毛女》《兄妹开荒》等歌剧、秧歌剧，到五六十年代的《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从文革前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到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包括曾蔓延于文革时期的《红太阳颂》一类的歌曲，虽历经修正、批判和否定，但却在种种理由的遮掩下被保留了下来。特别是“样板戏”，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曾作为“帮派文艺”、“三突出”的样板扮演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角色，[2]（P194）因而在文革结束后遭到了彻底否定。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不仅重新参与了大众文化的消费，被有保留地推向了文化的前台，而且也参与着主流文化的重建。其主要理由是，它是由几代艺术家精心锤炼，只不过是被江青等人剽窃为己有，并打上了“高大全”的“左”的印记。但它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有着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价值，而且在艺术范式上也有突破，如唱腔优美、音域宽广、虚实结合，古今相融等。[3]（P223～239）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革命样板戏”的文本与“历史语境”割裂了开来。如《红色娘子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电影，到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芭蕾舞剧，再到京剧，再到当下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几经沉浮，一脉相承，当芭蕾舞剧编创人员汇聚在40年后的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时，让人感觉到，人们不仅仅是重温往事，更重要的是在寻找一种“红色情结”的“精神家园”。
或许，《红岩》、《红旗谱》在诠释主流文化意志和形态上更为直观和“逼真”。《红岩》本来是亲历者写的回忆录，服从于用艺术形式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由亲历者和主流话语中心的一些作家共同完成了长篇小说《红岩》的“红色叙事”，成为“一部共产主义教育的教科书”、“一首共产党人的正气歌”、“黎明前的一首悲壮的史诗”。而后，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改编成歌剧《江姐》，近几年，又被改编成京剧《江姐》、舞剧《红梅赞》、电视剧《红岩》，又见报端披露了网络游戏版而遭质疑，“红色资源”正不断被纳入文化生产新的流程。《红旗谱》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连续剧，应当说是改编最成功的范例，崔嵬主演的同名电影选取了“反割头税胜利”的片断，用一种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的叙述风格，表达了农民革命从个人自发到阶级自觉，从而走向胜利的史学理念。2004年9月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利用长度、容量的优势，将《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铺叙成一个历史的谱系，在宏大叙事的追求中，阐释了“留下一代红旗谱，长歌豪迈恸四方”的革命经典化的主题。其中，有个场面颇有意味，冯贵堂带人包围了锁井镇村，严老奶奶死不瞑目，危急之中的朱老忠，用洪钟般的嗓音对严老奶奶说：“奶奶，俺知道，您是让俺虎子不服输，和冯老兰斗下去，您是让俺们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走，让咱们的大红旗永不褪色啊！”主流话语借助历史叙事及其民间神话色彩的细节浮现了出来，这也说明，主流文化在一定场域中仍然导引着文化的走向。
其四，“红色经典”它还满足了商业文化的经济效益。在文化市场多元化的状态中，最活跃最不容忽视的是商业文化，利益驱动使它在文化产品的制作配置和运营中不断放低姿态，走向民间，走向大众。它既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化大众”的启蒙立场保持着距离，也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众化”的工农兵立场。它解构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不断“躲避崇高”，从而对世俗化作出了让步，尽量满足了受众的好奇、猎艳、窥探、刺激的口味和心理，呈现出商业化的功利主义色彩。最明显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戏说和稀释历史，历史在这里成了虚拟的时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侠士伎优成了大众文化消费中的一道大菜，是制作者手中可以任意驱遣的道具，演绎着一出出刀光剑影、恩爱情仇的古装传奇。而且色香味一应俱全，满足了集体无意识中的善恶有报、贫富均衡、机缘平等的心理愉悦，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二是调侃现实，削平高度。人们挣脱了“精神乌托邦”的话语专制，开始拒绝神圣化的光环，拥抱世俗化的欢乐。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媚俗倾向，达官显贵、金钱美女、歌厅舞场、酒红灯绿成了叙事的视点，而国家、民族、理想、责任、良知则成了被揶谕的对象，现实主义精神价值被消解，被放逐，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琐屑平庸“一地鸡毛”的“烦恼人生”和灰色“风景”。
在人们开始对“戏说历史”、“调侃现实”感到单调厌倦时，文化商们突然发现了“红色经典”的空间。于是他们以娱乐为手段，以营利为目的，掀起了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热。在“现代意识”和“人性化”的名义下，“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了过多情感纠葛，强化爱情戏；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肆意扩大原作的容量。”[1]（P13）根据“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改编的登在《江南》2003年第一期文学杂志上的同名小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说在“人性化”的名义下，让地下联络员阿庆嫂与土匪司令胡传魁、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以及窝囊的阿庆构成了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多角恋，岂但是媚俗，简直是恶俗。因改编引起较大争议从而促使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4月下达了“不得任意改编红色经典”文件的是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主要英雄人物杨子荣与原著相比，增加了“匪气”和“桃色”，让他与“娃娃亲”槐花在剧中相遇，感情纠缠于槐花、槐花的丈夫“老北风”之间，试图以此突出“戏”份。连参谋长少剑波与小白鸽的纯洁而又朦胧的爱情也适应着商业化的需要，安排了一个“情敌”——且还是一个苏联红军军官，这哪里是战争“经典”，分明是20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张资平“三角恋”小说的翻版。
主流文化与商业文化，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上形成了合谋。它们都看到了“红色经典”隐性结构中的民间话语空间，比如苦难意识，救赎意识，传奇性，现代性。前者从“正典”的意义寻绎着历史发展的文化动因，后者则从“看点”、“卖点”开掘着利益增值的经济资源。“人性化”、“艺术性”也都是两种文化坚持的理由，尽管内在解释有所不同。例如《红旗谱》，它本身就是两家三代农民同一家两代地主之间进行的世代恩仇故事。朱老忠有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燕赵之风和江湖义气，具有民间文化色彩。叙述呈现着民间话语与政治话语的某种暖昧，“有一种会合与交换的现象……使用着共同的‘复仇’主题”。[4]（P116）而电视剧把这两种话语尽量糅合并加以放大，如前所述，朱老忠增加了粗豪的“胡子气”和“让咱们的大红旗永不褪色”的革命浩然正气。还有，原著中春兰姑娘将革命绣在胸前赶庙会的场面也被电视剧充分渲染，并增加了她陪伴运涛坐监，在运涛临刑前（后被“枪下留人”的一纸公文救下，这也是常见的民间叙事情景）发出了生生死死都是严家的人的呼喊。两种叙述方式在这里达成了一种默契。爱情的忠贞与革命的坚定构成了奇妙的艺术风格。陈思和曾谈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传奇小说的“五虎上将”模式，如《林海雪原》中的忠诚勇毅双全的少剑波，骁勇威猛谋略不足的刘勋苍，胆识过人、百战百胜的杨子荣，身怀绝技、粗俗诙谐的栾超家，忠厚老实、刻苦耐劳的“长腿”孙达得。（注：见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注释⑥：“‘五虎将’在《三国演义》里由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五个角色构成，以后在古典小说里多有这样五个角色的配置，甚至考虑到‘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在当代战争小说里，有些作家不自觉地运用了‘五虎将’人物关系的模式。”）综观近年来新改编的“红色经典”，如《红岩》、《苦菜花》、《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三家巷》、《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等，之所以受到市场青睐，就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有着文本叙述的民间话语空间。
“红色经典”所表述的历史，已“远去了鼓角的铮鸣”，消褪了“记忆的证明”；“红色经典”产生的年代，也已成了一个模糊的背影，一个时间的坐标。尽管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过“历史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但忘却却是人们医治伤痛的常用的良方。在“红色经典”里面，也写苦痛，也写惨烈，那种刀和枪的斗争、血与火的考验，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旗帜下，被赋予了可歌可泣的雄放色彩：如《保卫延安》，通篇充溢着革命浪漫激情和英雄主义；如《红岩》，我们听到的是江姐、许云峰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革命志士的壮语豪言；如《黎明的河边》，电闪雷鸣、暴雨怒涛为小陈一家的流血牺牲渲染了悲怆的氛围。但统而观之，这些作品，更多的是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国家民族、阶级利益的立场上去诠释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的，《中国青年报》所登的“红色经典与我同行”启事上说，这些“红色经典”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革命英雄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教科书，说它们对一代又一代人产生过巨大反响和深刻影响，是历史风云的真实记录，具有经典的价值意义。我们应当肯定，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在社会历史话语的空间，有着独特的思想认识价值，江姐等形象即使单从“道德人格”上来评判也是独具光彩的，是一个大写的人。但这类作品，往往对个体生命的追问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缺少深度思考，体现出一种泛主义化的漠视自我个体的特征，难以诉诸人们深层的审美体验。所以，当“燃情岁月”过后，时移世易，大众的阅读就会产生一种疏离感，有时反而不如前苏联作品如《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这里黎明静悄悄》以及《第四十一个》等更容易走进人们的内心世界。
2004年4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文件中说到“红色经典”改编的症结在于“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实际上这是主流文化在向商业文化争夺话语控制权，是一种文化策略上的调整，在扩大容量、争取观众、开发市场上并无二致。
当代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是可疑的，而且对“文学经典”的解释也各有不同。（注：关于“经典”的解释可参考陈思和说法。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P13）中说：“‘经’是指经书，‘典’是指典籍，指那种经得起历史上反复被人引用被人阐发的文化资源。所谓的‘经典’是指文化传统中最根本的意象。”另，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P13）中说：“其实，不管是哪个时代，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红色经典”更是一种历史表征和商业符号。它并没有完全剔除“左”的禁锢因子，它在话语转置中走向市场化，从而带给我们诸多的文化思考：“红色经典”真的成了新世纪的主要精神资源了么？它能激活市场是否能激活一种时代精神？靠什么来打造我们民族文化的现代品牌？靠什么来张扬一种现代理性意识？文化精英们在守望精神高地时能否“真诚到永远”，“永远有多远”（铁凝小说题目）？对此，我们在困惑中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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