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侗族文化的女性思维偏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侗族论文,思维论文,女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1)01-0035-04
对于侗族文化的特点，笔者曾把它比喻为“月亮文化”。（注：廖开顺，石佳能.侗族“月亮文化”的语言诠释[J].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4,(5).）几位侗胞学者又把它概括为不具扩张色彩，宁静的“绿色文化”。（注：择均，年浩曦.侗族民间文化审美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27.）其实，又可以把它喻为一种具有女性思维偏向的文化。对于“女性思维偏向”的特点，刘长林先生在《中国系统思维》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较早的主体意识和浓厚的情感因素；重视关系（包括人际关系）而超过实体；重视功能动态而超过形质；强调整体，尤其关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认为整体运动是一个圆圈；重视形象思维，善于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融会贯通；偏向综合而疏于分析；喜重平衡均势，强调调和统一；重视时间因素超过空间因素；长于直觉思维和内心体验，弱于抽象形式的逻辑推理。（注：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78.）这些概括可以包涵侗族文化的整体特点，但是在侗族自然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土壤及侗族的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侗族文化特有的鲜明个性。
一、侗族“女性文化”产生的三维空间
任何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悠久古老，又自成体系，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它的产生、衍变、丰富和发展，都是在一个三维空间中完成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社会土壤。三者相辅相成，组成一个民族相对稳定的文化发展空间。（注：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0.）侗族文化创生和发展的三维空间有这样的特点：
（一）自然环境的封闭性
侗族主要聚居的祖国西南隅黔湘桂毗邻地区，多崇山峻岭，雪峰山、苗岭支岭、武陵山、佛顶山、九万大山、雷公山蜿蜒境内，形成天然屏障。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使人比较重视时间意识，而少空间意识，这正是女性思维偏向的特点之一。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夜郎”国地理位置也在侗族区域内。有侗族学者认为“侗族古族王国抑或是‘夜郎国’之一族”。（注：择均，年浩曦.侗族民间文化审美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11.）这里，我们且不去考证侗族古族是否建立过部落王国以及是否是夜郎这个部落王国的一族。我们仅仅从流传盛广的“夜郎自大”这个说法中，就可以看出，古夜郎人是比较忽视空间意识的。汉使者来到夜郎，夜郎人不知有汉（自我空间以外的强大汉帝国空间）才发出“汉孰与我大”这种朴实而愚昧的发问。流传中的“夜郎自大”被附加了许多贬义，当作无知与虚妄、骄傲的代名词，其实夜郎人的本色是真实的，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空间意识是很容易被窒息的。再者，从整个中华文化来看，也是具有重视时间忽视空间的女性思维偏向的。据《尚书·禹贡》记载中国的版图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溯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元明清后奠定的中国区域，北部是广漠无垠的草原，东北部是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和北极冰原。长城内外则历来是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发生战争与融合的区域，过了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则人迹罕至。中国的西南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中国的南方虽然与东南亚山水相连，但古代未予开发，交通阻隔，热带丛林瘴病盛行，地旷人稀，被视为化外之地。中国虽然有东部两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但因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在中原黄河、长江纵深带，海运仅只限于近海，并未向远洋开发，在空间意识上与西方民族不同。如，古希腊文化发展源于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入该地域的雅利安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从很早就开始向本土以外的空间拓展疆域。侗族生活在中国腹地西南，在半封闭的中国地理环境中，属于地理环境全封闭式的山地民族，“足不出户”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夜郎自大”即空间意识淡薄的心态，是其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因素。
（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土壤
侗族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河流与山溪纵横，是农耕文化滋生的天然环境。侗族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部分地区农业已经比较发达，以种植水稻为主，养殖业、林业也比较发达。农耕文化需要定居，孕育了浓厚的故土观念和家园意识，养成了“静”的文化特性。农耕文化心理显然是重时间而轻空间的。正如《帝王世纪·击壤之歌》所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间中，“男耕女织”地度过周而复始、漫长而稳定的岁月。侗族社会有耕有织，唐宋以来，侗族妇女就以织锦而闻名，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说：“侗蛮有织白緂，白质文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宋史·西南溪侗诸蛮上》）。到了清代，侗锦更加闻名于世，及至民国初年在重庆的手工业展览会上，侗锦还获得过银质奖牌。这不仅说明侗族经济文化是典型的男耕女织，还说明女性在侗族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这显然是有别于攻取型的游牧文化。游牧民族被称为“马背民族”，他们受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的影响，生活方式是“朝山阴，暮山阳”，以四海为家，并且要不断地寻找生存与发展的地方，因而性格也骁勇善战。如果把游牧民族喻为阳刚的、直露的、外向的、具有冒险精神的“男性”性格的话，那么，农耕民族则是阴柔的、含蓄的，内向、爱好和平与宁静的“女性”性格。侗族则是女性性格偏向的农耕“民族”中的一个典型分支。
（三）侗族的社会结构培育了女性文化
侗族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氏族、部落社会时期，直至现代仍然保留原始氏族社会遗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女性崇拜。侗族是一个崇拜女神的民族，尤其崇拜女始祖“萨岁”。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把原始神话中虚幻、阔远的女始祖历史化，演化成传说中的英雄俾奔、杏尼、孟婆等，发展成新的神话。侗族女神的一面是阳刚化，在对萨岁的祭祀活动中，隐含着太阳神崇拜。圣尼、圣婆等在传说中也都是具有阳刚之气的侗族古代英雄。但是，侗族的女神崇拜还有更重要的“阴柔”的一面。女神作为侗族的保护神，具有慈爱、温馨、宽厚等多种女性特征，类似进入了中国的佛教中的女菩萨观世音。我们可以从祭祀耶歌中感受这一女性特征：如：
迎接圣母进歌堂／圣母走进歌堂我们心不谎／圣母走进歌堂我们心安定／圣母给村寨带来幸福和吉祥／伴随圣母进歌堂／圣母白天打扮像位美姑娘／圣母夜晚打扮像位龙王女／圣母降临村村寨寨乐洋洋。（注：择均，年浩曦.侗族民间文化审美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43.）
女神的容貌与举止，是美丽端庄的，整个祭祀的气氛也是祥和、温馨、愉悦的。祭祀萨岁女神是侗族最久远、最普遍的宗教仪式活动，它在侗族宗教文化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它对侗族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侗族女性文化的源头之一。
2.侗族“补拉”文化对女性文化的作用。“补拉”组织是侗族父系氏族社会组织的次生形态。它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或数十户，或上百户组成一个“补拉”，“补拉”的成员被认为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因而崇敬一个久远的共同的祖先。“补拉”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补拉”内部关系。包括调解内部纠纷，集体协助处理家庭婚葬等公共事宜，维护“补拉”的公共利益和成员的利益等。实质上是强调了组织的整体性，维护着“补拉”这个大家庭的团结、协调。其中体现着女性文化的协调、整体的观念。
二、侗族“女性”文化特点
（一）重视生命，热爱大自然的“绿色文化”观
现代人所说的“绿色文化”，是指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化。认为人类需要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和谐共进，达到人类可持续的目的。现代绿色文化包括持续农业、生态工程，无污染绿色食品和绿色包装、绿色交通等。是从现代生态学、经济学的角度去认识的“绿色”的。而侗族的绿色文化，则是一种古朴的、重视自身生命，也重视自然环境的文化。它表现在：
1.热爱大自然。侗族经过了长途的迁徙，他们向往美好的环境，便于生存和躲避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这一心态反映在迁徙歌中。流传在从江县高增寨的《侗族祖先那里来》记载了岭南黄峒起义后侗族祖先的迁徙：“船只行到黄金、龙岸，那里有仙境一般的村寨。祖先准备在那里扎寨，强人船口尾追来……我们祖先被逼实无奈，连夜登船往上开……”“仙境一般的村寨”是侗族人民最向往的生存环境，他们终于在山青水绿的黔湘桂边区定居下来。侗族多是依山傍水聚居，山清水秀，自然环境非常优美。他们注重保护自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约款法》中，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作出了非常严厉的处罚规定。不过更多的是倡导架桥铺路的社会公德。侗族人民普遍有这种良好的公共道德习惯。侗族人民还注重美化自然环境，侗族山区凉亭多，风雨桥和鼓楼多，它们是深山绿色海洋中的人工点缀，构成了自然环境与人工建筑相得益彰的美丽画图。
2.“鱼文化”与“鸟文化”显示了侗族热爱生命的价值观。鱼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走进侗乡，鱼的标志随处可见。鱼的寓意是繁殖。闻一多先生说：“为什么用鱼来象征配偶呢？这除了它的繁殖功能，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大家都知道，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惟一目的，这在我国古代的礼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不必赘述。种族的繁殖既如此被重视，而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注：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134.）侗族古歌中唱道：“子孙后代像鱼群，红红绿绿出出进进多又多……”在中国半坡彩陶上，鱼又是女阴的象征。在贵州黎平、从江、榕江一带侗族地区，鼓楼中央的橡板上还绘有一个“太极图”。（注：择均，年浩曦.侗族民间文化审美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53.）是两鱼的抽象形态，表示两鱼相交可以化成万物，是侗族生殖崇拜的文化密码。侗族的鸟文化体现在民俗养鸟中。在湖南通道一带的侗族，家家户户养画眉鸟，甚至下田上山也不忘记“提笼架鸟”。侗族的“提笼架鸟”与城市人的提笼架鸟有根本的区别。城市人“提笼架鸟”，人是主体，鸟是客体——玩物。而侗族是把自己与鸟都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共同生存在同一环境中来热爱的。这种自然观表现在侗族民间音乐的代表作品“大歌”中。“大歌”的精华是“蝉歌”。蝉歌低声部如山泉叮咚，高声部似鸟唱蝉鸣，是大自然天籁之音最完美的艺术表现。如果没有对大自然的热爱，没有对深山鸟音那种主客观融为一体的体会，乃至庄周梦蝶一般的物我两相忘，是不可能创造出如此美妙的音乐作品的，侗族“大歌”1986年10月在巴黎艺术节演出时轰动艺术之都，它把侗族人民心中的大自然之音推向了世界。
3.侗歌情歌显示了侗族青年男女蓬勃的生命力。情歌是侗歌的主要部分之一。如果说人有理性生命和感性生命这两个生命的话，侗歌情歌是感性生命最热烈的奔放。它集中体现在每年清明过后的第一个戊日盛行的“大雾梁”歌会。这一天春光明媚，春风荡漾，鸟语花香。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成千上万的侗族青年男女聚集在大雾梁，尽情地谈情说爱。正如他们所唱的：“丁帕山哟穿上了绿锦袍，桃李花呵开遍了山坳坳，小伙子们的山歌嚷得更响，姑娘们的圆脸显得更美。”大雾梁情歌以最美丽的自然风景作背景，把人的生命炽热的激情表现得美不胜收，是人与大自然共同拥抱生命的放歌，是侗族绿色文化的歌唱。
（二）喜欢宁静，向往团圆的“月亮文化”观
在中国，“月亮”有很多文化的象征义。主要有这样几点：1.女性和母亲世界的象征。这是月亮最基本的象征义。《礼记·祭器》曰：“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吕氏春秋·精通》云：“月，群阴之本。”《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月者，阴之精地之理也。”在中国文化中，月亮一直是温馨的象征，是女性的象征，儿童歌谣千百年唱着：“月亮婆婆”，奔月的是女性嫦娥。月中有兔、有蟾蜍，王充《论衡·顺鼓》云：“月中之兽，兔蟾蜍也”。兔和蟾蜍都是繁殖快的动物，增添了月亮的“阴性”成分。2.宁静的象征。在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父亲是与太阳神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父系社会迟于母系社会产生，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便充满了强烈的对立、冲突、矛盾、掠夺、战争和杀戮。此时，母系社会虽然已经逝去了，但女性文化并没有消失，人们怀念女性主宰世界时的和谐与宁静，寻找母亲成为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母亲是与故乡，与和谐、温馨、宁静，与团圆联系在一起的。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仅仅是怀念故乡，而是对宁静、温馨的精神世界的向往。在禅宗的诗中常常用月来喻心，唐代诗僧寒山诗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全唐诗》卷二十九）。苏轼《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也是对“月亮”世界的向往，要摆脱仕途的羁绊。3.团圆的象征。中国人有浓厚的家园意识。八月十五月亮最圆，家人要在圆月下团圆。团圆，心才宁静。
侗族是一个喜欢月亮的民族。在侗族，许多文化事象与月亮有关。青年人谈情说爱叫“行歌坐月”，集体游乡做客叫“月也”，晚上恋爱叫“凉月”。月地，是侗族青年男女心目中最美好的场景。在侗族神话中，王素是侗寨心地最好的一个小伙子，他为侗胞做了说不尽的好事，他死后，乡亲们为了永远纪念他，把他葬在月亮上，王素成为侗族人民心目中的月神。老人们教育小孩也常说“要学天上的月亮做盏灯”。侗族对月亮的喜爱，与这个民族追求宁静有关。侗族经过长途与长期的迁徙，惟有宁静，他们才能生息、繁衍。随着迁徙后生存环境的和谐，侗族追求的宁静，已经上升为一种宇宙观。这种宁静是康定斯基说的“人间的、自我满足的宁静，这种宁静具有一种庄重的、超自然的无穷奥秘”；“在这种宁静中，人们再也不想更多的东西，也不能想更多的东西（歌德语）”。（注：择均，年浩曦.侗族民间文化审美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26.）侗族的宁静心态，也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审美取向上，使侗族的文化具有“禅意”的审美特征。侗族的“木叶歌、笛子歌、‘大歌’以‘自然无为’为美，讲究‘心头’与大自然的融洽、和谐”。（注：择均，年浩曦.侗族民间文化审美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26.）特别是“行歌坐月”中，把心头的歌撒向明月和星空，男女美好的情愫与皎洁的明月融为一体，是最富“月亮”文化底蕴的文化事象。因为月色能够移动人的心灵世界，使人生变得婉约、通脱、淡泊，是《诗经》中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要实现月亮所象征的宁静、美好的境界，又必须有团圆，有女性般的温馨这一先决条件。男女青年月下的追求首先就是团圆，农耕文化“男耕女织”也是团圆。没有女性的温馨，母亲的怀抱，故土的守望不能叫团圆。侗族又是最看重故乡，最崇拜女性，最讲究整体和谐的民族。他们共同构成侗族的“月亮文化”。
诚然，侗族与其他古老民族一样，也曾有过太阳神崇拜。至今，在祭祀“萨岁”的仪式中仍然遗存着种种太阳崇拜的痕迹。但正如中国神话普遍没有留下明确而完整的太阳神之死的故事一样，侗族也没有关于由太阳崇拜向“月亮”文化转变的神话与传说。对于侗族如何由热烈的太阳崇拜转入以“月亮”崇拜为文化特征，我们只能从中国神话中蕴含的“阴阳相生相化”来理解。在先民的视野和思维中，每天有太阳的西沉，每年有秋后太阳的衰弱，但是，每天都有太阳西沉之后月亮的升起与中秋月的团圆。于是，既有“饯日于西”，也有“祭月于西”。如《礼记·祭义》中所记载的“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祭日于东，祭月于西”。（注：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6.）“日沉月来”，“阳去阴来”，“既有悲的一面，又有喜的一面，这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悲剧叙述程式的一个突出特点”，“‘祭月于西’的感情色彩不同于‘饯日于西’，后者为悲惨性的送往，前者为喜庆性的迎来”。（注：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6.）代表“阳”的太阳和代表“阴”的月亮是中国“阴阳相生相化”世界观的原型。侗族民间文化、文学中蕴含着朦胧的“阴阳相生相化”的思维，民间故事、琵琶叙事歌《阴阳歌》就是这一思维的集中反映。在《阴阳歌》中，人们用平淡的心情对待生与死、阴与阳的两界之隔。对人世间最不幸的中年失子、丧偶，一世单身等都以认可的心态处之，维护了心理的平衡。阴与月亮，与死亡是联系在一起的。保持着较多原始思维方式的侗族对生与死都认为是转化的，那么，人世间的一切还有什么不可以宁静对待呢？月亮既是太阳“死”去之后新的生命的出现，月亮它自己又是不断重生的，圆而缺，缺而圆（惟有月亮如此）。月宫中的兔、蟾蜍、砍不倒的桂花树、嫦娥偷服的不死的药，都寄寓着生命、不死、永恒。侗族神话中的英雄王素死后，被埋葬在月亮上而获得生命永恒的。崇尚“月亮”的侗族从月亮中看到了永恒，求得心的宁静。
三、“前喻文化”
“前喻文化”是一种老年文化，它外在的表现形式是晚辈必须向长辈学习。长辈要把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技能、生活方式、对生活的经验体会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等传喻给晚辈。这种传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而是有一套制度规范，晚辈完全处于老一辈的控制之下，并且只能沿着长辈的道路去生活，做长辈的肉体与精神的继承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前喻文化社会，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是前喻文化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前喻文化运用的是直觉思维，强调的是内心体验。它具有女性思维偏向。在哲学家那里，如孔子，他并不关心社会和人以外的自然现象，也没有任何典籍记载他有宇宙起源的思考。因而在他的思想中没有谈及人伦、社会或自然的因果规律性，没有决定论的发展观。他说的是人们应当做什么。孟子也是通过内向的直觉思维，感知、扩充人的“善”就可以知天。老子虽然有本体论，但是与西方的本体论也完全不同。他的“道”不可言，不可名，不可见，不可得，也不可用，只能去体验。所以，整个中国古代哲学都不注重通过形式逻辑的归纳和演绎，去认识客观世界以外的种种本质和规律，而是通过建立于经验现象的直觉思维寻求顿悟，去认识世界。在老百姓那里，虽然不像哲学家这样玄奥，但是，重体验，凭直觉思维去感知却是前喻文化的哲学内蕴。在长辈那里，经过的经验就是正确或不正确的，长辈把应该怎样做告诉子孙，并且不容许有任何的偏移。侗族社会是封闭、保守的，前喻文化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诸如，实行寨老制，由德高望重的寨老管理村寨，负责内外一切事务。凡寨老作出的决定，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生产活动中，许多农活要由“活路头”即某一活路的带头人带头实施，甚至要举行祭祀仪式并由“活路头”带头后，大家才能开始劳动。对“活路头”一般实行世袭制，更体现了传统性。再如婚姻制度，舅家具有很大的决定权。长期以来侗族实行姑表亲，姑家之女必须嫁给舅家为媳，如果年龄不适合，此家女外嫁，也必须征得舅家同意，并且在结婚时给舅家送礼。在集体生活中，任何一个“补拉”组织成员都必须绝对服从组织，谁离开了“补拉”，谁就会被人冷落，失去了“保障”，而“补拉”组织又是由年龄大辈分高的人领导着的，因而在侗族是老年控制着社会。
前喻文化对维护民族利益，保持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具有很大的保守性，把人们限制在“过去”“经验”轨迹中，把人的思维禁锢在狭小的“长辈”思维圈子里，妨碍了创新，影响了民族思维的发展，进而影响社会进步，这是需要进行文化更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收稿日期 200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