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视野中的行政学中层理论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中层论文,视野论文,行政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13)02-0046-04
恢复重建30年来，我国行政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形成了含有基础行政类、结构行政类、专业行政类、层级行政类、历史行政类、比较行政类、其他行政类等7类59门的庞大学科群和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实际应用方面，加强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执行力和公信力，帮助政府实施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重大作用；在社会影响方面，行政管理学已经成为公务员的必修课，其地位得到了社会科学界的认同和政府的确立[1]。但是，如同其它社会科学一样，中国行政学过去30年的发展，也充满了移植和加工的特点和性格。随着研究人员学术觉悟的提高和学术责任意识的增强，行政学界倡导原创行政理论和行政学本土化的呼声随之高涨。诚如张成福所指出的，“假如模仿和照抄也是一种国际化和学科早期发展的客观需要的话，这种行为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或公共行政学中国化的角度看，本土化则是中国公共行政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最大的挑战”[2]。然而，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是：在中国行政学已经深受西方话语浸染以及世界发展在总体上加速迈向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行政学界如何能够创生出“土生土长”的行政理论?能够在什么意义上实现行政学的本土化?美国功能经验主义大师、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 Merton)提出的“中层理论”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即在西方的元理论或元话语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构建中层理论以实现行政学的本土化，从而“缓解现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的外来理论与本土化之间的紧张”[3]。正如何艳玲所强调的，发展行政学中层理论，是应对“中国行政学如何在整个社会科学中获得其应有的学科地位，同时促进学科本身质的增长这一问题”的可行路径[4]。本文在分析中层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中层理论构建为中国行政学本土化可能路径”的观点，并指出构建行政学中层理论、实现行政学本土化的可行策略。
一、什么是中层理论
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一个理论体系内部包含着两个理论层面：一个是理论的核心部分，其中包括形而上的信念、元方法论等，它是不能为经验事实检验和证伪的；另一个是处于外围层次的中观理论，它面对的是特殊的经验和对象，但又是经过了概括和提升的观点、学说[5]。如果说前者可称为元话语或元理论，那么后者则可称为中层理论。可见，中层理论是以元理论为依托，对具体的经验事实和实践进行理论提升所创造出的理论形态，它介于抽象的综合性理论与具体的经验性命题之间，是一种脱离抽象层次而力图接近经验事实的功能论。
默顿指出，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大批涌现的微观而且必要的操作性假设，也不是一个包罗一切、用以解释所有我们可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自成体系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二者之间的理论”[6]；它“是处于下面两者之间的理论，一方面是在日常研究中大量发展了的微观的而又必要的研究假设，另一方面是发展统一理论的全面系统的努力，这种统一的理论可以解释‘所有’被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7]。默顿指出，中层理论研究的特点是：“(1)它主要用于指导经验研究，且根据这一理论是可以通过经验加以验证的。如社会流动理论、社会分层理论、角色冲突理论、参照群体理论，等等。(2)它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一般由几组有限的假定组成，且通过逻辑推导可以从这些假定中产生出能够接受经验调查证实的具体假设。(3)它可以融入到所谓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之中去，成为社会学思想体系的一部分。(4)它能区分出微观社会学问题与宏观社会学问题，从而划清微观与宏观问题的界限。(5)它承传了早期社会学家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建构策略，是经典理论研究工作的直接延续。(6)它没有认定自己可以对当今一切紧迫的实际问题提出理论解决的终极办法，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指明了未知的或需进一步研究的方面。”[8]
可见，默顿提出中层理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帕森斯早期社会学理论的宏大叙述过于空疏的毛病，同时也为了避免陷于零碎的不系统的经验主义的窠臼。在默顿看来，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系统的一般理论远离特定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已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而对于特定事件的详尽而系统的描述又缺乏整体的概括性，中层理论则介于两者之间”[9]。他认为：“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是一种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描述之间的理论。”[10]中层理论并不排斥宏观经典理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建构策略，而是针对宏观理论因普遍化、抽象化所产生的理想化和空洞化的弊端，旨在开辟被宏观理论所忽视的具体领域和研究方向，增强理论研究的应用性、适应性和指导性。而实现这一理论设想的策略则是，通过区分宏观理论问题和微观现实问题，建立针对经验调查的中层理论构想和假设，使这些构想和假设能够在具体的经验调查中得到证实。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层理论实际上是对宏观经典理论研究工作的延伸和补充[11]。中层理论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步骤：第一，对“有限范围”的划定，即圈划自己的研究领域；第二，“经验性调查”，即经验研究；第三，对“描述性材料有限的抽象”，即建构起具有明确界定的可操作化概念；第四，“价值设置”，即对经验与抽象层次进行衔接。由此可见，中层理论是概括出更为宏大理论所必不可少的步骤，它在空间层次上表现为“区域研究”，在抽象层面表现为“有限抽象”，在事物分层上表现为“中层组织”，在知识形态上表现为“地方性知识”[12]。“中层理论没有义务去论证宏观理论，宏观理论也不可能从中层理论直接找到论证。这样，无论心理基础、技术操作和学术形态，各种研究的自足性和自主性就有了坚实的基础。”[13]
二、行政学本土化为什么需要构建中层理论
恢复重建30年来，我国行政理论一直处于“引进、消化、吸收”阶段，没有达到“创新、重构”的高度；相当一部分行政学者扮演了西方行政学原理的“输入者”、“无意识思想家”的角色；行政学众多书籍中，多是西方的行政理论[14]，理论界处于“失语”状态；而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则使西方行政学理论在我国的运用出现了背景倒置的问题，即使是既有形成的行政学理论，对中国现实也缺少观照和解析，对中国行政实践缺乏解释力和预测力，不能独立地、成熟地指导中国行政实践。由此，行政学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15]。“在社会科学领域，本土化是一种以本国实际、以他国理论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如何将他国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与本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创立自己学术体系的活动过程。在社会科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以及他国理论在本土社会应用的问题上，它强调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16]。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提出，“行政学本土化，即是要求中国人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对于中国行政场域进行研究，并进行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建构的过程”[17]。就积极的层面来说，行政学本土化是行政理论体系之此在传统的建立；就消极的层面来看，行政学本土化是针对外来西方行政理论体系的反省与批判。可见，行政学本土化意指行政学研究要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实践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行政理论。根据前文对理论体系理论层面构成的阐述，行政学本土化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指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它是一套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其中的概念以及概念体系都是在本土研究中生成的；二是指借助他国的元理论或元话语，结合本国的实践生成的新的理论体系。
不论我们是否承认，行政学本土化都是以西方行政理论的既有存在为前提的，也即是说，以西方科学哲学及方法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行政学学科体系及研究方法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参照框架。我们可以用源自本土的经验在最深层面上修正它固有的偏见，可以从社会历史脉络的分野比照中超越其地域文化局限，但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绕过它去直面本土社会。同时，也没有人能够否认，当代中国行政学研究所使用的很多“大概念”都是来自西方学者，而且“由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受到西方话语逻辑范式的洗礼，它们已经成为我们从事学术创造活动时的‘前理解’，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和初始条件。今天的中国学者要想绕过西方的话语直接进行‘本土化’的思索和书写，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不可思议”[18]。这就意味着，在当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行政理论的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实现本土化，我们还需要借助西方行政学的话语体系来进行行政学研究，寄希望于行政学研究本土化在第二个层面的突破。据此，我们认为：在我国当前的行政学研究已经习惯了西方话语逻辑范式，且又无法在元话语上实现本土化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构建介于西方元理论和中国本土经验事实中间的中层理论，实现行政学研究本土化的第二个层面意义上的建构。以享誉国内外的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为例，他所依据的元话语就是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功能主义人类学。他根据对江村等地的实地考察，提出了关于乡土中国变迁的著名理论。这就是中层理论本土化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19]。总之，面对“西学”的强大攻势，我们采取简单的回避或排斥的态度都是不明智的选择，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持以批判主义的理性姿态，既不崇拜也不反对，以中性的态度直面它，立足于中国的本土实践创造出适合中国行政管理实践改善的中层理论来。而且，“中层理论层面的本土突破，不仅对理解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具有很大的意义，象征着中国学者摆脱殖民地文化的心态，开始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对本土的问题有能力做出创造性的反应，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学术话语也将提供一种新的建构和经验性证明”[20]。虽然在现阶段我们不能在元理论方面实现本土化，但是运用西方元理论构建我们自己的中层理论的过程，也是对西方元理论的一种新的诠释和解读过程，这样的经验积累多年后，我们就有可能对西方的元理论构成颠覆性的挑战，从而孕育和创生出新的中国的元理论。
目前，中国行政学界在中层理论层面的本土突破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一方面，行政学界对西方的元理论或元话语的学习和掌握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除了我们已有的学习西方的历史传统外，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大量的西方书籍被翻译引进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行政著作都可以在国内找到，就是当代西方行政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能够及时从国外传播到我国。国际间的交流和沟通日益便利和频繁，为中国行政学研究人员获取国外研究成果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证性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提供了上升为中层理论的经验性基础。但即便如此，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中层理论层面的本土化突破前景还是不容乐观。存在的阻力之一便是，中国行政理论与行政实践的疏离问题尽管已经讨论了许久，但却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善。行政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门解决公共问题的应用性、实践性学科。那种远离行政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往往只是在低水平层次上的重复，对于改善行政实践几乎没有意义和价值。我国相当的行政学研究成果都属于这个层次，而有创造性的行政理论一定是来源于实践的，这在行政思想史上已经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当前我国的行政理论研究脱离行政实践的事实，势必使元理论与本土实践相割裂，也就很难实现行政理论在中层理论层面上的本土化。因此，国内行政学界应集中一定的研究力量大力发展行政学中层理论，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建立一个包含综合理论、中层理论和经验理论的完整的行政学理论体系。中层理论既让抽象的行政理论更具有现实基础，又使经验研究有了理论的指导，也就是说，综合理论因为中层理论的存在，有可能具备更多的解释力，经验研究因为有中层理论的存在，可以直接地寻求理论的有力支持，而不是只从理论那里得到不着边际的指导。
三、如何构建行政学中层理论
如何把中层理论层面上本土化的突破变成一种自觉自为的行动，是行政学本土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针对中层理论构建的策略路线，默顿提倡从处理具体经验问题开始，创造一些适用概念问题、一些适合这些经验问题的有启发的小概念和小理论，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去寻求中层理论层面上的突破。麻宝斌、李广辉指出，可通过重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缩小研究范围、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批判地借鉴西方行政学理论和其它学科的理论成果等来发展中国行政学的中层理论[21]。我们认为，要使行政学中层理论层面的本土化突破成为一种自觉自为的行动，行政学研究人员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
1.强化本土问题意识和深入本土行政实践。外来理论是基于外域问题研究而创生出的理论，如果忽视对本土问题的关注和本土实践研究，那么借鉴来的理论也就没有了附着物。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传播异域行政理论的同时，也输入了异域问题意识，行政理论本土化程度不高，行政理论发展并没有相应地带来行政实践的改进。行政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本土问题意识缺乏现象以及对本土行政现实关注不够的现象是行政理论研究本土化的一大障碍。而且，如果忽视对本土行政现象和问题的深入研究，所借鉴来的行政学可能到中国之后就成为没有对象的理论。应该说，近年来行政学研究对我国公共改革的实践倾注了很大热情，“对政府职能配置的合理化、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人事制度改革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廉政制度、行政改革、行政法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广泛而有价值的研究”[22]。但为什么我们还说行政学研究缺乏实践性呢?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还缺乏对中国国情的充分认识，缺乏对中国公共行政现状的详细描述，缺乏对现实政府管理过程的充分理解。所以，多数的研究要么就事论事，要么拿外国的理论说中国的事儿。诚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所言：“从某一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的概念，不能够立即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合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把那特殊的场合加以研究后才可以确定”[23]。为此，行政学中层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其重要的前提基础就是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现实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详细的描述。这个描述必须是建立在真实的观察基础上的，不能是臆想的，也不能是粗糙的，必须有完整而细致的观察和理解。无论对行政学哪一领域进行研究，我们都应该扎根于中国行政管理的真实世界来开展研究。中国行政学中层理论建构的重点是发现中国问题，从中国具体的行政实践中认识现象，然后把得出结论进行逻辑有序地推理，找寻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规律和本质，这样才能逐渐形成和建立中国行政学知识自我生产和发展的机制[24]。
本土问题意识的缺失一方面是行政理论与实践长期疏离所致，另一方面是在当前的功利主义思想严重充斥到行政学界后，对于一些行政学研究人员来说，从事行政学研究成为了他们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工具，而忘记了行政学研究所应当承担的改善行政实践的社会责任。因此，行政学研究人员最重要的莫过于改变功利主宰的倾向，树立超功利的关怀。行政学者吴琼恩教授主张行政学研究应抱持“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或“内在报酬”(intrinsic reward)的态度研究行政问题，实是关键所在[25]。行政学研究人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有吃苦精神，不浮躁，不媚俗，扎扎实实地深入行政实践，以研究本土问题和改善本土行政实践为价值取向，提倡“从做中研究”。对于行政学研究人员来说，既有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促进学科发展的责任，更有面向行政实践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义务。中层理论的建设必须立足于行政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具体问题，行政学研究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科研成果发表、转载或者评奖，而应该考虑这些成果对行政发展和行政决策产生的实际效应。实践证明，没有对社会问题的深切把握、扎实调研，没有与实际工作者的广泛交流、密切合作，是无法发现真正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服务于社会需要的。当然，促使行政学研究者改变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传统“研究”模式，既需要研究人员自身转变心态和更新研究方法，也需要科研管理部门转变学术评价机制，更需要学界甚至整个社会的风气戒除形式主义的弊端，向实事求是的方向转变。
2.拓展国际化视野，且要以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和姿态对待西方的行政理论。国际行政科学学会总干事迈考尔·都盖特指出：国际化与本土化是行政科学发展的双维趋势[26]。本土化和国际化二者并不对立，前者属于本体论层面上的概念，指行政学研究要从自身的存在处境出发，对一切外来的文化要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吸纳；后者属于逻辑学层面上的概念，指行政学研究必须遵循全球学术界已经约定俗成的规范。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之间的交往交流日益增多，各个领域在相互对话的过程中势必形成一定的学术规范，行政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我们的行政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本国范围之内，自说自话，而要遵循国际学术规范和游戏规则，必须与世界各国之间展开积极的对话和交流。因此，行政学本土化“必须要有国际化的视野，没有国际化视野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本土化。中国行政学的本土化固然需要，但本土化与国际化应当是并行不悖的，要特别警惕拒斥国际化的本土化倾向。只有在国际化的视野下我国行政学的本土化才能真正提升档次，才能真正在世界行政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7]而且，“唯有在世界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土化，不仅可以由此重建知识本体，而且也将因此而走进世界学术圈，为多元的话语格局和平等的国际对话提供真正的契机”[28]。所以，在行政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要立足本土行政实践，采取以解决本土行政问题和改善本土行政实践的价值取向，而且还要有国际化视野，遵循国际学术规范构建知识本体，展开国际性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参与到国际平等对话交流的规范制订之中。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我们进行行政学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西方的行政理论，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西方行政理论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行政学研究的元话语或元理论。对于行政学研究人员来说，关键在于在面对西方的元理论时，既不能盲目轻信而全盘接受，也不能视为异类而坚决排斥，我们在认识到任何人类文化成果都具有某些“家族相似性”的同时，更要以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批判理性主义精神，敢于怀疑外来的行政理论及其衍生的方法论，善于运用自身特有的理论创新能力，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日常经验，对外来的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分疏和诠释，进行新的理性判断和价值选择[29]，从而对西方的行政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
3.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作为一种源于异质文化的西方行政学理论，一经传播到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文化冲突现象。西方行政学若想在中国行政文化中生根，就必须适应中国行政文化的特点，立足于中国的本土资源，才能有利于中国行政学的建构。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向现代行政文化转换中寻求中国现代文化的根，实际上是自觉寻求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而要接续中国行政文化之根，确保中国行政学的建构能够扎根于本土，就不能不把传统行政文化作为实现中国行政现代化的重要的本土资源，自觉利用传统，开展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工作。换言之，“行政学中国化”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的价值取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活动源远流长，思想丰富，且与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紧密，文献保存也较为完整，这是行政理论本土化的深厚历史土壤[30]。通过发掘传统资源中有利于中国现代行政发展的正面成分，无疑能为建构中国自己的行政学理论寻找到丰富的学理资源。因此，我们要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在依据西方元理论、立足中国本土实践和经验构建行政中层理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对西方的元理论进行重释，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力争使我们的本土文化价值得以在国内和国际上确认，最终实现行政学研究在元理论层面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