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欲望与毁灭——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的语义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伦斯论文,语义学论文,欲望论文,恋爱论文,女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7）06—0041—09
D.H.劳伦斯作为现代英国文学中广受关注的作家，他的诸多思想和形象表述引发学界从机械文明、性爱关系等多种角度对其作品展开了不断深入的研讨，然而细读劳伦斯最重要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揣摩一个对语言有着特殊敏感的作家在作品中引人注目的具有语义学分析和研讨价值的多重语义设置，描述这种带有语义冗余的叙述形式对小说主题和人物的揭示，特别是对作者的现代意识和思想意识的阐释，似乎能更为细微和精准地把握劳伦斯的创作和思想，而以往从这一研究角度出发的劳伦斯研究好像还不多见。
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1920）和《虹》（1915）代表了劳伦斯创作的最高成就，作者在探讨人与人关系的系列故事中，用诗意的笔触描述了他全部的哲学观念、社会梦想和对生命个体与两性关系的深入思考。劳伦斯的小说大量取材于他个人和家人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伴随作者生活的和生命的感悟进入了他对人类存在和人类之爱的永恒述说。这里，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劳伦斯作品中强烈的欲望表达，他的人物的创造欲、情欲和毁灭欲对劳伦斯的创作都是一个有标示意义的现象，而当这种欲望与“移动”这个语义学的术语在我们的视界中连成一线时，我们发现，劳伦斯所有对人类存在和人类之爱的质询，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都可以从“移动的欲望与毁灭”这一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反复呈现的语义描述中获得圆满的解释。
我们知道，依照A.J.格雷马斯的分析，移动“在叙述框架内被解释为欲望的形象表现”，说它“是主体所具有的欲之模态的叙述形式”。（格雷马斯，2005下册：151）而这种移动的描述之所以被语义学的分析所关切，是因为“通过在叙述句法层面上建立欲之模态亦即构成社会这个集体主体动元的欲之模态，……描写借助分析性介绍阐明了社会存在的构成，也就是它所包含的内容”。（格雷马斯，2005下册：154）有意味的是，根据我们的研究，《恋爱中的女人》中反复呈现的移动和毁灭的欲望，具有的就是这种意义。
《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几位主人公尽管都是个性飞扬，固执己见，为表达各自对国家、战争、婚姻、家庭、男女关系、男人与男人关系的看法争论不休，在五百多页的作品中从头吵到尾，但是对“移动”和“毁灭”这两个代表了劳伦斯作品存在理念的观念，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伯金这个被公认的劳伦斯式的人物在许多章节都明明白白地表示，“人应该浪迹天涯，而不是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我憎恶人类，我希望它被一扫而光”。（Lawrence:405,151）他的恋人厄休拉也总在说，“人的一生就是永恒的旅程”；“人会在死亡中修得正果”。（Lawrence:442,224）而另一对儿情侣杰拉尔德和古德伦更是移动欲与毁灭欲的身体力行者。作品说古德伦是一个生活中的流浪者，吸引她的是激情而漂泊的生活；同时，“一切可能性都让她着迷……包括死亡，因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死亡，（在她眼里就）没有什么具有可能性”。（Lawrence:528）杰拉尔德同样为移动的欲望和毁灭的欲望所主宰，他早年就向往着野性的自由，一生都被狂乱的、毁灭性的魔鬼所折磨，有时让他鬼迷心窍得像个疯子。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也只有“不停地走，直到一切完结”。（Lawrence:534）
我们发现，“移动”和“毁灭”的描摹在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的叙述语境中作为欲望的形象表述，也作为作者不安定的和愤世嫉俗的人生的形象说明，承担着诸多的叙事意义，它是小说藉此划分阶级和阶层、标示主人公理想生活状态和表达死亡激情的重要叙事选择，也是完成对现代主义文明和城市的逃离主题而使用的语义组织。
一
小说开篇，厄休拉、古德伦姐妹穿过贝尔多弗的街道，去参加当地最大矿主克里奇家的婚礼时，这种通过移动的空间转换而区分人群的描写就已经开始了。古德伦在路上看到要从小心提防着的老百姓当中穿过去，就要打退堂鼓，觉得“这儿都是那种人”。小说特意描写道：“他们大多是妇女，尽是些游手好闲的矿工们的妻子，一副心存戒备的下层人模样。”潜在的等级意识致使古德伦区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而对上等人家的出现则满怀着期许：她实实在在地打量着那些人，“她喜欢辨识各式各样的性格，认清他们的真实模样，给出他们各自的背景，在他们沿着通向教堂的小路从她眼前经过的这一会儿，给他们永远地定了位。……而克里奇家人一到，她便来了兴致，他们身上可是有些什么东西预先不那么好推断的。”（Lawrence:25—27）古德伦扮演的社会角色因她的艺术家的地位而与社会底层的人群形成了差异，而她对上流社会的期待也正是源于其社会位置上的等级意识。
与此相一致，本书塑造的那个文化界的大名人赫麦妮女士在婚礼上刚一亮相，立刻就用阶级的标尺把自己归入了精英阶层，知道不管在当地遇见谁，“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使不是高不可攀，至少也能打个平手。……没有人能够轻视她，也没有人能够嘲弄她，因为她位居一流，而那些反对她的人，则处处低于她，不管在地位、财富上，还是在思想发展和理解力这种高水平的交往上，都不能与她相比。”（Lawrence:29）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地位特殊的赫麦妮确实始终让自己牢牢地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她上前结识人，常常只是出于猎奇，似乎别人都是“参展的动物”。作为一个自视奇高的知性女子，赫麦妮不仅以财富地位，而且还特别以文明或是文化交流的地位区分出自己的上层阶级形象。我们关注这种重复性的区分人群和阶层的叙述，是因为在结构语义学的分析原则里，是可以“把重复过两遍的句子挑出来作为形式标记”的，因为“一切语义冗余皆有意义……特别是当这些冗余在自然语言中显现为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时，其意义更为昭然”。（格雷马斯，2005下册：148）
小说更为吸引我们注意的是这种阶级的意识在小说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所体现的相同叙述，特别是对依靠个体意愿的集合、人群的空间移动来组织的豪华聚会的叙述更是反复向读者传递着阶级和阶层的观念。《恋爱中的女人》中一个重要故事“水上聚会”的背景就是建立在阶级观念之上的。小说第14章浓抹重彩地渲染的厄休拉一家荣幸地前往本地富商克里奇家的水上聚会的移动描写中，下意识地泄露了许多阶层划分的意识。本章开篇，作品便交代杰拉尔德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并不喜欢这种聚会，但水上聚会已成了惯例，而且让他们的父亲中意，这是克里奇先生能把本地区人士召集在一起喜庆喜庆的唯一机会。两代人不同的取舍关乎的却是相同的阶级划分的问题：“他（克里奇）喜欢把快乐带给下属和没他富有的人。可他的孩子们却更喜欢与经济地位相当的人交往，讨厌底下人的谦卑样，那种感恩戴德，那种笨相。”（Lawrence:182）厄休拉、古德伦的父母亲面对富贵人家的恩赐式的邀请果然是一副笨相，打扮得怪里怪气，别别扭扭地在一双女儿的哄笑下挪向和他们的地位反差极大的高规格的盛会。这对儿老实巴交的父母特别在意在“公共场合”的“大马路”上的仪表，而马路上没有被邀请的老百姓都站在树篱旁，羡慕地望着那边的欢庆活动，像是一帮不被天堂接受的人。
与这种没有区别的混沌人群的聚会相对应的是书中高调描写的数次固定阶层的聚会，像肖特兰兹聚会、布雷达比聚会，这些精英聚会简直构成了有序描写的复合项，主人和客人带着主体意愿的集合都汇向共同的空间，营造了叙述层面上的总体感觉。描写在这里都极尽表现了主客的社会名望、社会位置和排场奢华，并且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有闲阶级的社会参与感，他们不断地高谈阔论，洋洋洒洒地讨论民族性问题、国家问题、知识的问题，与作者骨子里的乌托邦空想主义的承诺似乎如出一辙，牢牢地对中产阶级的小圈子作了文明和文化地位的圈定。
小说中这种标举等级观念的描写还来自作者设定的几处拥有私家车的乘车人与步行人（或是骑车人）之间的差异描写，而这些描写也是借助移动的欲望完成的。在描写伯金和厄休拉远足的那一章，有一个骑车过路的人，在经过这两个驾车出游的人旁边时，还专门瞟了瞟他们的汽车。小说中的另一处描写，那个志在必得的年轻矿主杰拉尔德随着卧车的移动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他的下属时，更是刻意彰显了阶级的对立：
傍晚，他看到几千个黑糊糊的矿工从矿井出来，个个嘴唇微红，歪七扭八的，川流不息地沿着公路涌动，他们所有的活动都服从于他的意志。在这贝尔多弗的星期五的晚上，他的车缓缓地穿过小集市，穿过购物的密密实实的人群，那些人都是领了一周的工资来花钱的。他们都是他的下属。他们丑陋、粗鲁，可他们是他的工具。他是机器的上帝。他们缓缓地自动给他的汽车让着路。（Lawrence:257）
当年，小汽车被视为美满生活的象征，是炫耀个人成就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在作者叙述的背景下，那些向着集市涌动的黑压压的矿工要不是来“大把大把”花钱的，要不就是来和“要好的聚聚”，他们移动的目的和上述的所有聚会一样都是寻求社会的和经济的交流。对杰拉尔德这个既让人羡慕又让人嫉恨的年轻矿主来说，他顺理成章地继承来的经济财富是划分他的中产阶级地位和主要社会价值的基础，这种阶级的定位具有一种权力和历史的流动感。而在本书成书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已经成名的劳伦斯有意无意地在他的小说描写中渲染上流社会的高雅生活方式，让他的移动描写带有鲜明的阶级划分的意识，并以此去阐明某种个体的和社会的存在本质是耐人寻味的。同时，我们知道，劳伦斯骨子里是坚持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信仰的作家，他在晚年写就的《诺丁汉矿乡杂记》（1929）一文中用饱含激情的文字赞美那些在黑暗的矿井中积蓄的男性力量，矿工们的直觉和本能意识。他说：“每当想起童年，我都觉得似乎总有一种内在黑暗的闪光，如同煤的乌亮光泽，我们就在那儿当中穿行并获得了自己真正的生命。”（劳伦斯25—29）也就是说，在劳伦斯的这种阶级的差异性描写中既有对阶级社会的构型，也有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地位的构型，小说中对上层阶级的多处讽刺描写，故事最终不给新型的产业家杰拉尔德更好的出路，代表的确实也是作者潜在的反抗，“小说反抗的或许是包括严格的阶级结构和民主政体主张的普遍的思想观念”。（Worthen:88）它渗透着作者知性和想象的品质以及作者意识形态上的复杂倾向。也正因为作者思想深处的复杂性，使叙述者对小说中这种充满阶级认同欲望的空间移动描写作了语义学上的聚合处理。第9章中，本想与老家的乡土生活保持一点儿距离的古德伦和一个叫帕尔默的朋友的行为就最有代表性。帕尔默是个科学家，有的是上等精良的机器。他对贝尔多弗的男人态度是两极分化的，从个人角度，他憎恶、鄙视他们，但作为一个群体，他又迷恋他们，就像机器让他着迷一样。他们两人就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两人都是位居一流的，在另一种意义上，两人又都绝对地附着这儿的人们，汇入了这些变形的矿工。而古德伦对下层矿工的着迷更有着生命的意义。
然而对古德伦来说，这种迷惑力是太强烈了，让她有些反感。她说不出为什么贝尔多弗与伦敦和南方这样绝然不同，为什么这里会带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让人觉得似乎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现在她明白了，这是一个有力度的世界，下层社会男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的黑暗之中。她听得出他们的声音里回响着黑暗的色情，昭示着强壮、危险的下层社会，那里是无知的，非人性的。他们的声音像上了油的机器一样沉重，那种色情也像是机械的，冰冷而严酷。
每天晚上她回家时都一样，她似乎都要穿过混乱的人潮，成千下层社会健壮的半机械的矿工汇成了这潮涌，它浸入人的大脑和心灵，唤起一种致命的欲望和致命的无情。（Lawrence:138）
当然，古德伦也会脱出身来旁观这一切，看看自己是怎样深陷其中的。然后她就会满腔怒火，又蔑视，又气。她觉得自己和其余人正在陷入人群之中，陷在那个黑暗的有迷惑力的乡下，所有人都贴得那么紧，这太可怕了。跟着，在接下来的第10章叙述者就让阶级的差异性意识统治了古德伦，杰拉尔德的贵族生活和气派鬼魂似地吸引着她，让她强烈地觉得，只有杰拉尔德“能让她从那个下层的、苍白而机械的矿工形成的深重的泥沼中逃脱出来”。（Lawrence:143）这或许是沉淀在作者血液里的对融合在工人阶级的“混沌”人群的本能逃逸（就像他的母亲逃避他的矿工父亲），它包含了宽泛和复杂的有关阶级划分、思想意识、生命本能和人的存在的探讨，也或许“劳伦斯对阶级平等不平等并无兴趣，他只是对设置讨论的修辞手法感兴趣”。（Marsh:133）
二
我们注意到，移动作为《恋爱中的女人》中欲望的形象表达，它还借助语义的含义隐喻地再现了特定社会生活的具体情景，让作品从对婚姻本质的思考进入了有关反社会和现代主义文明和城市的逃离主题。
《恋爱中的女人》写作于劳伦斯与弗丽达浪迹欧洲的旅居生活中，与弗丽达的情事和私奔似乎成为劳伦斯反抗社会的宣言，他后来的作品大多是对他这种反抗的隐喻。同时，欧洲之行中喷薄的生命力和血性，也使作者产生了对生命与婚姻关系的某种顿悟。小说中作家最为肯定的那对儿恋人伯金和厄休拉似乎就是通过出游和出走而结成了牢固的夫妻关系，而且进入了彼此生命的深处。伯金对生存和生活本质的思考别有意味，他对厄休拉的一番话，几乎完全印证了劳伦斯本人在那个年代的某些极端的感受：
“你想要转悠到哪儿去呢？”她问。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肯定要遇到你，然后肯定要出走，就只是往远处走。”
“可能上哪儿呢？”她焦急地问。“说到底，只有这么个世界，哪儿都远不到哪儿去。”
“可是，”他说。“我就愿意和你一起走，去不知道的地方。宁愿就只是去不知道的地方转悠，就是要去这不知道的地方。人愿意从世界的什么地方转悠出去，进入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地方。”（Lawrence:360）
“……人应该浪迹天涯，而不是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我不需要固定的地方。只要你有了一间屋子，什么都全了，你就想从那儿跑掉。……固定的环境专横得可怕，每件家具都是一块控制你的戒石。”（Lawrence:405）
构思《恋爱中的女人》的日子，是劳伦斯癫狂而忧愤的日子。从1915年开始，劳伦斯的精神趋于疯狂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作家和整个英国都受到了震动，身边的一切失败让劳伦斯陷入惶惶的绝望。劳伦斯的反战情绪和妻子的德国出身让他遭受当局的迫害；他的重要作品《虹》于1915年9月出版，11月即遭官方查禁；他与不少朋友交了恶，还和罗素公开论战，与妻子弗丽达也是口角不断；其间他本人还经常受到肺病的侵扰。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英国社会、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与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之间出现的断裂（这一点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有关杰拉尔德的章节里有着不同寻常的描写），工业化对劳伦斯赞美的以农村价值观为基础的乡镇生活的冲击，特别是大战带来的危机使劳伦斯萌发了对人类社会的莫名失望和憎恶，使他对公众和国家生活中的一切充满了强烈的敌意，他在许多散文和给友人的信件中都表达了小说中带有的这种绝望和消极的情绪。在《归乡愁思》中劳伦斯写道：“大战（指一次大战）之后，英国的尊严在全球大大折损了。……在外边你几乎很难碰上哪个英国人对他的故乡不深感焦虑、恶心甚至蔑视的”；“英国在我眼中的确是变软了，腐烂了。……那所谓的‘优越’就更是虚假到抽风的地步了。”（劳伦斯：13—15）这种感觉正像约翰·沃森教授对其作品所作的分析：“……《恋爱中的女人》作为他自己（劳伦斯）有意与社会相隔绝的一种回应和他个人‘挣扎’的记录……代表了他思想观念上对所处社会的憎恶。”（Worthen:104）这里，劳伦斯“要否定的是一种文化、一个国家或是（整个）社会”。（Worthen:88）
因而，逃逸似乎就是我们对《恋爱中的女人》后半部中大量设置的主人公“移动”欲望的语义学意义的最好解释。这就像厄休拉随伯金出走欧洲大陆，逃离了让他们倍感压抑的现实之后的轻松心情（这一点与劳伦斯和弗丽达当年的私奔颇为相像），当厄休拉终于在月黑风高的夜晚站在船尾，感受着海的律动，望着英格兰海岸闪烁着的孤寂细碎的灯光，就像在望着不知何处的海岸，她这才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从麻醉的沉睡中觉醒了。对此，伯金的解读更切合叙事者对故乡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都说虱子会从要死的人身上爬开，”伯金说着，眼睛里闪过一丝痛苦，“所以，我离开了英国。”（Lawrence:449）
几位主人公逃逸的欲望里夹杂的是文明的痛苦。那个志得意满的杰拉尔德早年同样也非常仇恨他的生活环境，在肖特兰兹，他总能听到机车的嘎拉嘎拉的声音和喷气声，但是他就没留心过这些，他的眼光转向了威利湖远处的乡村和林地。他根本无视黑色工业的大趋势对家园的冲击。在他眼里这世界真是一片荒原，而他骨子里向往的却是一种原始野性。这一点或许也能为他成年后短期伦敦生活的放荡不羁寻出可以解释的理由。然而对一个矿业巨子，一个最终通过完善组织的手段、一种运作精妙而和谐的机械装置完成了那种无可阻挡又残酷无情的开采目的的成功企业家来说，最终确实是现代机械文明扰乱了他理想的自由生活，逼得他身心俱裂，走上了疯狂移动的不归路。
《恋爱中的女人》中，与现代化形影相随的从来就没有英雄式的壮举，相反，它招致的是主人公所得价值的自毁，是无可救药的历史厄运。作品中，“叙述者使用了诸如‘不定形的’、……‘易碎的’、‘有魔力的’和‘废弃的’这样的词汇去创造他的视界，同时这些词汇也强化了对这个异己的、地狱似的世界的感知。”（Worthen:92）反城市、反现代化、抵抗现代工业世界的信息伴随着主人公的衰亡感在小说中聚合在一起，共同融入了死亡的主题：
……终于，他们进入了车站巨大的拱顶下，汇入了伦敦的可怕阴影中了。伯金缩成一团——他到伦敦了。
“你没觉得像是被打入地狱了？”伯金问道，他们坐在小小的疾驰着的车里，望着外面丑陋的大街。
“没有。”杰拉尔德笑着说。
“这是真正的死亡。”伯金说。（Lawrence:78）
杰拉尔德的女朋友古德伦也是反城市的认同者。可她就像出于生命的欲望去融入矿工的人流一样，大都市的风雅生活迎合的是她的消亡的意志，她死亡的本能。
古德伦讨厌这家咖啡馆，可总得回到这里，就像她熟悉的许多艺术家也得来这儿。她厌恶那里小里小器的气氛，那里的堕落、猜忌和艺术都是小里小器的。可是只要她在伦敦，她总会再次造访。她似乎必须要回到那个狭小的缓缓崩溃和消亡的漩涡中心，只是为了送去一瞥。（Lawrence:432）
而对杰拉尔德这个社会的幸运儿来说，他对生存的困惑和仇视是来自矿业改革所必需的管理方式与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之间的断裂。这种冲突的焦点似乎并不在经济范畴，而是社会一文化问题。按照小说的描述，杰拉尔德接管煤矿并不是为了钱，他根本不在意钱。他既不炫耀，也不奢华，也不在意社会地位，这些都不是最终目的。他要的是在与自然条件的斗争中彻底实现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个人主义的所有欲望。这也就是劳伦斯的批评者所注意到的，《恋爱中的女人》“让读者震惊的是劳伦斯自我意识中的肉体感知和自我感知”。（Hardy:39）可是小说描写的严苛的现代经济组织形式最终泯灭的恰恰又是恣意张扬的个性和人自由自在的心灵。其间描绘的杰拉尔德那种身不由己的生活，那种对自我的无视，真像作品中所描述的，“这个‘我’是旧话了，是死词儿”。（Lawrence:420）
随之而来的是痛失自我的杰拉尔德和伯金表达的与社会势不两立和咬牙切齿的仇恨。“我憎恶人类，我希望它被一扫而光。”（Lawrence:151）伯金对厄休拉如是说。这话与当年作家的消极情绪颇为吻合。1915年，劳伦斯的《虹》被官方指控并被下令禁售，这部优秀的作品被称为“令人生厌的阳物崇拜”，没有存在的权利。狂怒的劳伦斯致信友人说，这个该死、自私、可鄙、爬行的杂种世界，竟然不容纳一个人的作品，甚至还不允许他生存。而他要的是肉体上、灵魂上、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英国被他称作“可诅咒的地方”，“魔鬼的国度”，是个人人心里存有仇恨的地方，声称仇恨又必定会以种种方式发泄出来。显而易见，《恋爱中的女人》表达的绝非是对现代都市抱有怀旧情怀的一般反感，而是对现代化（工业主义）的彻底仇恨。游荡在城市文明与旷野乡村、知性与血性之间的两对年轻人，以他们对现存世界的逃离和背弃诠释着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工业荒原的批判。
我们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看到的杰拉尔德与伯金的愤世嫉俗泄露的就是这种仇恨，小说还特别指出杰拉尔德对既定秩序的反抗，是其兴致之所在，而那是毁灭性的反抗。对杰拉尔德这种把意志看成以征服世界为目的的人来说，他的欲望是无限度的，对古德伦的爱欲到了足足要掐死她的地步，要把她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对自由世界的探寻，也是以无限移动的欲望完成了对有限生命的终极挑战。在蒂罗尔那个四面环绕着陡峭山坡和悬崖峭壁的雪谷洼地，杰拉尔德——
他很虚弱，可是他不想停下来，只想走啊，走啊，直到尽头。永远不再停留，直到他走到尽头，这是他剩下的全部欲望。就这样，他漂呀，漂呀，毫无知觉，虚弱无力，不思不想，只要能继续不停地走下去。（Lawrence:533）
直到他的灵魂化作了碎片，沉入了永久的梦乡。这真应了伯金的话——“欲望是神圣的！”而在第28章，伯金那些所谓的艺术界的朋友们极尽讽刺引用的伯金的言论（书信），早就为欲望指出了最终的归宿——“每一个种族都有一个阶段……那时，毁灭的欲望会战胜其他所有的欲望。具体到个人，这种欲望就是最终的自我毁灭欲。”（Lawrence:435）
杰拉尔德性格中明显的情绪狂乱和精神分裂，那种径直滑向耗尽生命的死亡欲望是作者批判激情的形象表述，代表着深层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潜意识，它评判的是主人公赖以生存的社会构成。本来杰拉尔德是个有意志力和对现实的理解力的人，照古德伦的话说，他有从混乱中建立秩序的本事，能解决现代世界的工业主义问题，重新组织工业体系，还能超越原本是必然的结局。可他还是得服从于德行、正义与最终目标的需要。这无异于说，是“杰拉尔德作为体现某种秩序的个性象征和个性自毁性的矛盾性为小说的悲剧性质提供了解释”。（Holderness:214）从杰拉尔德绝对的个人主义到心甘情愿的主体的消亡（这种描写似乎对应了当代理论的热点），这其间承载了多少幻灭和绝望？这岂是疯狂的“移动”就能摆脱的？其实，作者早在小说开篇不久就预示了这种移动的结局：
——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这里人的关系就像摆好的一盘棋，人物也类似，国际象棋的女王、骑士、卒子，现今的和几百年前的一样，相同的人物在编排好的棋路中无数次地移动。但是这棋路尽人皆知，走法儿像疯子，把人耗得筋疲力尽。（Lawrence:119—120）
三
不难发现，我们对《恋爱中的女人》的分析总会与其语义描写相汇合，这是因为按照格雷马斯的说法，“意义的基本结构已经从整体上把各个语义域组织成系统。因此，由这一基本结构所定义的每一项内容便通过语义轴暗含了其他各项，而其他各项则在这结构体的下一层组建一个具有同构性质的结构体。”（格雷马斯，2005上册：143）语言学视野中的表达层（能指）与内容层（所指）之间具有相互蕴含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原本是可以预测的。
我们认为，《恋爱中的女人》的叙事显然是以欲望为语义轴，在叙事层面上主要人物的欲望作为发展叙事的语境义素，可分析出不同的义素成分，如四位主要人物共有的移动的欲望，以杰拉尔德和古德伦为代表的毁灭的欲望，以及伯金整合两性关系的欲望等等，这种种语境义素的汇集和衔接生成了叙事结构和主题，最终化作了内容的实体。关于这种描写特点，格雷马斯也有过准确的说明：这种“义素衔接方式向我们展示的……是绝大多数语义轴的特点——他们不过是各类文化、文明或各专业对世界所作的不同划分。所以……完全有理由把这种语言衔接称作‘内容的形式’，把统辖它们的语义轴称作‘内容的实体’。”（格雷马斯，1999：32—33）当然，这种内在的实体并不是外在于语言的心理或物理的实在，而是处于语义层面上的语言表现，一个或数个义素形象的重复出现就会进入文本的表征层面。比如《恋爱中的女人》中反复浮现的移动的欲望和毁灭的欲望的语境义素会在我们的视线下形成一种形式或称为语法标记的集合：
移动的欲望系列：
1.“人只要跃过底线，总能落到什么地方。”（古德伦，第1章）
2.他频繁挪动，似乎生活不固定。（伯金，第5章）
3.相同的人物在编排好的棋路中无数次地移动。（第8章）
4.她在小心地策划着出走，去尝试一种新生活。（古德伦，第17章）
5.他必须到那么吸引他的蛮荒地区去游历。（第17章）
6.通过不懈地重复运动，才能达到那种无可阻挡又残酷无情的目的。（第17章）
7.“人愿意从世界的什么地方转悠出去，进入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地方。”（伯金，第23章）
8.“人应该浪迹天涯，而不是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伯金，第26章）
9.“可是对一个普通的男人来说，他的生活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那和他结婚就是不可能的了。”（古德伦，第27章）
10.圣诞节要到了，他们四个人都准备开溜。……古德伦非常兴奋，她喜欢到处跑。（第28章）
11.人的一生就是永恒的旅程。（第29章）
12.只要他们是在往前走，她就满意。（厄休拉，第29章）
13.可是他不想停下来，只想走啊，走啊，直到尽头。……这是他剩下的全部欲望。（杰拉尔德，第30章）
14.他只想继续走，只要能继续走，能挪动，保持走着，这就是全部……（杰拉尔德，第30章）
毁灭的欲望系列：
1.“你必须先要学会死，然后才能得到生。”（伯金，第3章）
2.谈话间在积聚着一种强大的势头，一种强大的毁灭性的力量。（第8章）
3.“……那就要它们来吧——死亡、凶杀、折磨、猛烈的毁灭……我憎恶人类，我希望它被一扫而光。”（伯金，第11章）
4.“如果这是世界末日，那我们就属于这末日……”（伯金，第14章）
5.“我的确愿意经历它，我的确愿意经历死亡的过程。”（伯金，第14章）
6.“我真的想从这种生命状态走向死亡，这比生命本身更重要。”（伯金，第14章）
7.人会在死亡中修得正果。（厄休拉，第15章）
8.生命里没有任何可以期待的，在所有国家和民族中都一样。唯一的窗口是死亡。（厄休拉，第15章）
9.死亡是多么美丽，多么崇高，多么完美！期待死亡是多么美好！（厄休拉，第15章）
10.对既定秩序的反抗，是其兴致之所在，那是毁灭性的反抗。（杰拉尔德，第17章）
11.杰拉尔德一进入企业，毁灭的震动就席卷了旧的体制。他一生都被狂乱的、毁灭性的魔鬼所折磨，有时让他鬼迷心窍得像个疯子。（第17章）
12.这是毁灭的重要一步，是无秩序状态的重要起始阶段，是机械的原则替代了有机的原则，是有机目标和有机整体的毁灭……（第17章）
13.不知怎地，他想要这种死亡，甚至要促成它。……他要通过死亡获得成功。（杰拉尔德，第24章）
14.她似乎必须要回到那个狭小的缓缓崩溃和消亡的漩涡中心，只是为了送去一瞥。（古德伦，第28章）
15.“那时，毁灭的欲望会战胜其他所有的欲望。具体到个人，这种欲望就是最终的自我毁灭欲。”（伯金，第28章）
16.“对亲昵的反应只为了毁灭……只在毁灭之火中燃烧，在被彻底燃尽的希望中徘徊。”（伯金，第28章）
17.他看到了那个一端堵死了的山谷，那条上苍下雪峰覆盖着的巨大的死路。这儿没有出路。可怕的寂静、冷酷和迷人的雪白暮色缠住了他……（杰拉尔德，第29章）
18.他撕开了她的隐私，她真正的生命，他会像毁掉花蕾一样地毁掉她，把她撕裂，把她毁灭。（古德伦，第30章）
19.他只有一个忍不住的盲目欲望，就是杀死她。（杰拉尔德，第30章）
从话语层面上提取的这两类语境义素就是构成《恋爱中的女人》语义核心的基本成分。在具体的文字文本中，一个或数个语境义素的重复显现，就使文本具有了连续不变的语义层，一个语言表征的结构和意义的整体。这在《恋爱中的女人》中，两对主人公移动的欲望和毁灭的欲望就是这样的同质的语义层，就是这样的符号集的所指整体。这也对应了西方学者所言：“对堕落之人类和迫近毁灭之灾的堕落之世界的主题的形象化描述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是相当显眼的。”（Marsh:26）而这一论断也刚好符合马泰·卡林内斯库所描述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特征——那就是“大量运用现代衰朽的修辞（‘颓废’和‘堕落’属于其关键语汇）”。（马泰·卡林内斯库：345）
我们不厌其烦地对这种形象化的主题作语义学概念上的析取，关注的是在剧烈动荡的20世纪的最初一二十年，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具有浓厚符号学意味的小说中表达的与特定社会形态势不两立的姿态，是作者藉助于语义描写对相关知识群体的生存和精神现状的精细阐释，特别是从作品中提取的众多真实细节所渲染出的社会幻象所达到的意识形态的强烈效果。
可悲的是，小说作者始终知道，主人公逃离文明社会的努力，他们疯狂的移动，原本就不会有新的出路。面对这种命定的乌托邦式的移动和毁灭欲望，茫然无措之下，古德伦小姐在小说的尾部用英文和德文在内心的反复发问一语中的——“问题就在这儿——去哪儿？去哪里？哪里呢？多可爱的字眼啊！她永远都不想回答。让这个字眼永远被奏响吧。”（Lawrence: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