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今日之辉煌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又是人类迈向新的文明必要的阶梯。悠悠岁月，尽管图书馆历经千秋沦桑，然而我国图书馆学的形成与大踏步前进皆发生在20世纪。
今天，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已取得辉煌成就。
——图书馆星罗棋布。到1996年，我国已发展各种类型图书馆25万多个[1]（其中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2615个，高校图书馆1080个，科研系统中型以上图书馆8000多个），基本上构成一个类型比较齐全，覆盖面比较广阔的图书馆网，藏书达到30亿册，从业人员近百万。
——教育科研鲜花盛开。我国已有图书馆学（或称图书情报、信息管理等）院校系专业近60个（包括台湾6个），成人教育机构近30个，业余教育机构近20个，中等教育机构25个，还成立了研究所。形成中等（职高、中专）、高等（大专、本科）、研究生（1964年开始设硕士点，1990年开始设博士点）层次不同，专业与业余形式多种，正规教育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的，各具特色的教育科研机构，培养出大批专业人员和业务骨干。
——学术团体健全扩大。中国图书馆学会（1956年12月成立筹备委员会，1978年10月成立筹备工作小组，1979年正式成立）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1964年成立，1978年恢复活动）在拨乱反正后领导、组织、协调先后建立的其下属各行业、系统、地方相关分支机构积极开展图书馆学、情报学方面的学术活动。最近统计，图书馆学会已有全国会员10500人[2]。
——专业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我国创办的图书馆学（含情报学等）刊物逾300种（据李钟履统计，截止1949年有42种[3]；又据孟广均统计，1949年以来创办的专业刊物超过270种），到1993年底，大陆仍有94种图书馆学（含情报学等）刊物94种[4]，台湾有38种[5]，成为图书馆学主要研究园地。
——图书馆学研究作者群日益壮大。本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参与研究的论译文作者约10000人（据李钟履统计，到1949年10月就有作者2157人[3]，据南京图书馆统计，1949年10月到1980年底又有作者5056人[6]，1981～1989年又有论文30100篇[7]），发表的图书馆学论文超过70000篇。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之庞大，取得成果之丰硕，都是空前的。
2 百年的奋斗
我们竖看历史，图书馆学的某些知识与活动可以追溯到距今3500多年前的甲骨文时代，然而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我国出现尚不足百年，她的发展约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图书馆学形成（清末～20年代中期）
“图书”这一名词早在汉代就已采用，但“图书馆”作为新名词在我国出现则是19世纪末。从1897年北京通艺学堂首先使用“图书馆”这一明确概念制订章程，到1905年湖南长沙正式出现“湖南图书馆”，宣告我国近代图书馆诞生，这是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伴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在国内通用起来。1909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以连载形式发表“图书馆”一文。1917年6月16日浚明在《交通日报》发表译文“图书馆学序论”。1923年，戴志骞分别在北京高师的《教育丛刊》与《新教育》上发表“图书馆学术讲稿”、“图书馆学简说”；杨昭悊著《图书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书局出版《图书馆学研究号》。
1920年3月，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机构。同年8月，北京高师为各省立及学校图书馆员开设图书馆学讲习班，沈祖荣、戴志骞、李大钊、李贻燕、程时煃等讲授各门课程。进行图书馆学教育，为开展图书馆学研究准备了队伍。
1924年，北京、浙江、河南、上海、天津及南京等地纷纷成立地方性图书馆协会，次年（1925年）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行业性学术团体由基层到全国性，又向基层扩展，促进了图书馆学研究与事业发展。
1924年8月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后不久，就创办了该会会刊；1925年6月上海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和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相继创刊；诞生了第一批我国图书馆学专业学术刊物。我国早期图书馆学研究的作者群在这些刊物上汇集。
可见，直至本世纪2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所应具备的各种条件才在我国齐备，并得到社会公认，标志着它的形成。
第二阶段：成长时期 （20年代中期～70年代）
如果说图书馆学的形成是以“质”的变化为反映，那么，图书馆学的成长主要通过“量”的变化来反映。
（一）从论文数量看。文献资料建设、文献分类与文献编目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世纪前80年发表图书馆学论文14126篇[3,6]，而这三方面就有5065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35.9%[8-10]，它们的分布、嬗变是图书馆学发展的“寒暑表”。按每10年为阶段，1900年至1989年图书分编与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的论译文统计分布情况（见表1）显示：
(1)论译文数量呈上升总趋势，反映研究力度增大；
(2)各年代中论译文数量分布不平衡，反映研究工作的艰辛坎坷；
(3)图书分编方面论译文在30年代和50年代数量较多，反映它们曾是图书分编研究兴盛年代；
(4)微观分析30年代和50年代文献资源建设论译文的分布，动态曲线图显示一个共同特点——后期发表的论译文量都明显减少。恰恰反映出学术研究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学术研究只能退居次要地位[10]；
(5)文献资源建设论译文在50年代似较少，实际上是，新中国诞生后百废俱兴，私人藏书家纷纷向国家献书，恢复建立了大批图书馆。文物局图书馆处调查，1951年全国有图书馆391个〔国家（区）立的5个，省（市）立的37个，县（市）立的30个，私立的44个，大学的132个，机关的99个，工会的44个〕，到1956年底全国图书馆（室）发展到213445个〔文化部系统公共图书馆375个，文化馆图书室2332个；工会系统的17486个；农村的182960个；教育部系统（师范学校和中小学）的10000个；高教部系统的225个；中国科学院系统的67个〕[11]，发展之迅速略见一斑。但频繁的政治运动冲击了学术研究，50年代后期更为严重。
(6)60年代和70年代的论译文数量亦少（分别占50年代的39-49%），主要是1966～1976年的浩劫，学术研究万马齐喑，图书馆学也处于停滞状态。
（二）从类目设置看。分类法中的类目设置应根据文献的实际情况，故类目是文献的晴雨表。
(1)“文献标、引与编目”的嬗变。
1954年《人大法》初稿中将“分类与编目”作为“图书管理的同一个子类目”。1957年《人大法》第3版在“分类与编目”类名下增加了注释：“图书馆分类法、著录条例、著者号码、书标、标题法、主题表、笔名表、目录排列法、编目字体等入此。”
1958年《科图法》正式出版，“分类”、“编目”、“目录制度”分别用2～3级共设19个正式类目，没有采用《人大法》第3版中的“书标”、“编目字体”等，将“标题法”和“主题表”归入“主题目录”。先组式的分类法中类目变动，反映了某些原设类文献少，甚至没有，只好撤销；某些类文献量大，需扩展。
1959年李钟履将“分类”部分设4个类目，附4个类目；“编目”部分设13个类目，附3个类目[3]。但其编目部分所附“目录学”（包括版本学、校勘学等）等在后来的分类法中归入“图书学”与“目录学”等。
1980年《中国法》第2版在“图书分类、主题与编目”类中再分出“图书分类”、“主题”、“编目”、“图书馆目录的使用”4个下位类，共设14个类目。又设了“图书学”（版本、校勘等为其下位类）、“目录学”等与“图书分类、主题与编目”为同位类。
1982年南京图书馆则在《中图法》第2版基础上对这部分类目进行改设，扩展为28个类目[6]。
1990年《中图法》第3版在“文献标引与编目”类名下分5级，设44个类目。
1993年南京图书馆对类目划分更详细，共设83个这方面的类目[7]。
(2)“文献资源建设”的嬗变。
1953年《人大法》对“文献资源建设”仅设3个相关类目。
1959年李钟履虽沿用《人大法》的3个类目，但另有附录（相当于下位类）7个[3]。
1982年南京图书馆在“图书采访和藏书组织”类下设8个次级与再次级类[6]。
1990年《中图法》第3版在“藏书建设和藏书组织”中设5个专指类，并有较详细的类目注释（约有13个可扩展的子类）。
1993年南京图书馆设了8个次级类，同时在它们之下（除个别外）又设专指度更高的16～35个小类[7]。
文献量之众寡决定了类目设置专指度的高低。文献资源建设、文献标引、文献编目的下位类目一再扩展，专指度不断提高，既反映了这些方面研究论著的增多，又说明了作者研究的深入。
（三）从概念的嬗变看。
“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念是沿着：图书→藏书→图书管理→藏书建设和藏书组织→文献资源建设演化而来的。
“文献标引”的概念是沿着：分类→图书分类→图书分类与图书主题→文献分类与主题→文献标引演化而来的。
“文献编目”的概念是沿着：目录→图书编目→图书馆目录→文献编目演化而来的。
这些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嬗变，反映了人们通过不断的探索研究，对它们的认识由比较模糊到逐渐准确，由比较抽象到逐渐具体，由比较狭小到逐渐广阔的动态变化，研究领域的扩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阶段：鼎盛时期（80年代）
本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曾出现2个兴盛时期——30年代和50年代
20年代后期图书馆学术机构纷纷成立，专业学术刊物创办，促进了30年代图书馆学的兴盛。
(1)1930年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科独立为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安徽省立图书馆创办了为期6个月的图书馆专修班，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立图书馆学教学机构并于次年开设图书馆学课程。
(2)成立地方图书馆协会热潮方兴未艾，江西、四川、安徽等省及一些地县在1935年前成立。
(3)《二十四年度全国公私立图书馆概况》统计，1935年各类图书馆达4032个（其中学校的1963个，公共的1255个，机关的173个，私立的20个，流通的37个，专门的11个）。
(4)专业学术刊物新增《辽宁省立图书馆馆刊》、《学风》、《学文》、《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读书月刊》、《广东省立图书馆馆刊》、《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河南图书馆馆刊》、《广东国民大学图书馆馆刊》、《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图书馆副刊》（设在《大公报》上）、《图书季刊》、《江西图书馆馆刊》、《大厦图书馆报》、《图书展望》、《学觚》、《广州学报》（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办）等近20种。
(5)出版一批专业书籍，如裘开明《中国图书编目法》，宋景祁《中国图书馆界人名录》，杜定友《汉字形位排检法》，《图书管理学》，《图书馆学》、《杜氏著者号码表》，《杜氏图书分类法》，杨家骆《图书年鉴》，何多源《图书编目法》，何日章、袁涌进《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姚名达《目录学》，刘国钓《图书馆学要旨》，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黄星辉《普通图书编目法》，金敏甫《图书编目学》等。
(6)论文分类统计。30年代发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论文360篇，占1900～1949年此类论文总数（681篇）的52.86%发表“文献分类与文献编目”方面论文496篇，占1900～1949年此类论文总数（768篇）的64.58%。
新中国成立，百废俱兴，尤其是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并随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氛围，再次促进图书馆学发展，造成50年代的兴盛。
(1)1949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即正式招收2年制新生；1953年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调整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1955年改为学制3年。
(2)1956年成立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备委员会（由于种种原因，延至1979年才正式成立）。
(3)专业学术刊物《文物参考资料》、《浙江图书馆通讯》、《广西图书馆简讯》、《图书馆管理员参考资料》、《图书馆工作》、《江西图书馆通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图书馆学通讯》、《科学情报工作》、《广东图书馆通讯》等10条种创办。
(4)《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及《人大法》、《科图法》等一批新分类法问世，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了修订；大量翻译了苏联图书馆著作，例如《苏联图书馆事业概况》、《图书馆学教学大纲》、《列宁论图书馆工作》（有多种译本）、《苏联大众图书馆工作》、《俄文图书著者号码表》、《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概况》、《图书馆技术》、《图书馆藏书建设》、《苏联工会图书馆工作教材》、《克鲁普斯卡娅论儿童阅读辅导》等；国内学者也出版了著作，如杜定友《新图书馆手册》，刘国钧《可爱的中国书》、《图书怎样分类》、《图书馆目录》，王重民《普遍目录学》，吕绍虞《普遍目录学》。
(5)论文分类统计。50年代发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论文156篇，占1950～1979年此类论文总数（281篇）的55.52%；发表“文献分类与文献编目”方面论文261篇，占1950～1979年此类论文总数（507篇）的51.48%。
80年代的图书馆学研究发展得益于十年浩劫结束，拨乱反正，科学春天回复。此阶段图书馆学进入了本世纪鼎盛时期，从深度与广度上看远远超过了30年代与50年代。
(1)我国现有近60所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机构，绝大部分成立于80年代，尤其是1984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升格为图书情报学院。
(2)中国图书馆学会1981年恢复在IFLA合法席位，到1990年底，已有会员8631人。
(3)《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索引：1981～1989》引用的117种专业刊物看，绝大部分创刊于80年代。
(4)著作由非正式出版转而正式出版，数量多，质量提高，“文献资源建设”方面有《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图书采访学》、《藏书建设》、《藏书建设基础知识问答》、《文献收集》、《图书馆藏书》、《图书馆藏书建设》、《藏书建设译文集》、《图书馆藏书的卫生与修复》、《图书选择法》、《藏书组织学概要》、《国际出版物交换手册》、《美国文献资源建设》、《图书馆藏书剔除》等20余种专著、译著、论文集、教材[10]；“文献编目”也有《图书馆目录学》、《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图例手册》、《图书馆目录》、《〈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简介》、《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连续出版物）ISBD(S)》、《图书馆编目基础知识问答》、《西文图书编目标准化与自动化研讨会会议录》、《文献著录总则概要》、《〈普通图书著录规则〉例释》、《北京图书馆西、俄文图书编目条例》、《中国机读编目格式》、《中国机读编目格式：附录》、《〈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例释》、《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发展史研究》《西文文献著录条例》、《新编图书馆目录》、《西文图书编目与分类》、《科技文献编目》、《中文文献编目》、《国际图书馆联合会ISBD(M)专著出版物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等20余种。
(5)论文数量骤增，仅1981-1989年的9年间就发表30100余篇，是1949-1980年的3.4倍，甚至是1900-1980年的2.13倍。
(6)论文质量。卢子博认为：“人们的研究已不再停留在工作总结、工作方法的研究层次上，研究领域已大大拓宽”，“在学科内涵上也有所深化。研究工作已开始注重运用辩证唯物论原理；注意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我国国情出发；注重引进其他学科的知识，寻找其他学科与本学科的契合点；注重借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中有益的部分，为我所用，并注意继承和发展我国文化传统中好的东西”[7]。
第四阶段：变革时期（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正面临着新一轮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文化是未来社会经济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对知识的控制将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同时，我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由传统农业向工业化社会转轨，双重转轨同时进行，必然要打破以往的平衡，触及社会方方面面。只有因势利导，通过调整、变革，建立新的平衡、协调，才能在新层次上顺畅发展。图书馆学概莫能外，正经历着变革时期的“阵痛”。
(1)学科名称变幻频繁。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本是同根生，到80年代虽“分道扬镳”，却又“藕断丝连”，对“情报”、“图书情报”、“文献情报”、“信息”等不断翻炒，真是斩不断，理还乱。1984年图书情报学院的升格，1985年文献情报中心的改称，随后改称图书情报学系之风刚吹过，90年代又起改称信息管理系之浪，反映出浮燥的、急于求成的心态。
(2)对图书馆事业实际投放减少。一个国家的文献资源是该国知识储备和科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该国对人类知识、信息的积累和存取水平。今天，获取已有成果的主要途径仍然是充分占有文献（包括电子、网上文献），检索、阅读文献的活动依然伴随科研工作始终[12]。对专家学者从事科研工作调查，90%的信息靠从书刊中获得。美国科学基金会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在美国，科学技术资源是由280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所积累的知识以及每年约1.5万部科学著作、4500种学术期刊、4500种非学术期刊和数千份技术报告所代表”[13]。实际投入减少，尤其造成国外文献收藏由80年代中期开始由缓转到下滑。获资金保障重点单位国外书刊引进下滑率平均达到61.3%和71.8%（其中北京图书馆占48%与45%，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占70%与82%，中国科技信息所刊占86%，北京大学图书馆占66%与74%）。即使不考虑重复购买因素（实际大量存在），它们每年引进文献总和，只有图书32600种，占世界图书出版总量13%（应引进20-25%）；期刊8100种，占世界期刊出版总量的4%（应引进15-20%）。全国公共图书馆1995年入藏新书仅557万册，相当1990年60%，1984年1/3。显然进入建国以来第二个文献资源贫乏期，其后果将比第一个（(1966-1976年）更严重，造成的严重损失若干年后会充分暴露出来[12-14-15]。国家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百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量由1980年（1.75个）→1985年（2.21个）→1990年（2.21个）→1995年（2.16个）在下滑[16]。
(3)研究队伍变化。精彩的外部世界，使部分图书馆学研究骨干趋之若骛；老专家相继退下，十年浩劫造成的人才“断层”正在显现，具有相当理论研究水平与实际操作的接班者不多。
(4)新技术的挑战。信息社会到来，一方面，大量信息如潮水般涌来，数量大，类型多，分布广，良莠不齐，既使人目不暇接，又稍纵即逝；另一方面，计算机、存储技术、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主体的网络化建设等在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势不可挡的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的出现向传统的图书馆挑战，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在扩展，在深化。
(5)局部与全局关系。信息是一个范围广泛的系统，图书馆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从传统的图书馆职能看，还是面向未来的图书馆活动，它都难以承担全部信息管理工作，实事求是地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专心致力于自己的研究领域。
(6)学科的变革。尽管图书馆学已有很大发展，但它仍不成熟，表现在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欠严密，技术手段欠先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欠强，当今，学科间的横向、汇合、交叉、渗透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明显趋势，图书馆学不变革就没有出路。
3 不懈的攀登者
图书馆的辉煌离不开图书馆学的发展与指导作用，而图书馆学的丰硕成果是成千上万图书馆学研究者辛勤汗水浇灌出的，通过他们亦可反映本世纪的图书馆学发展轨迹。
本世纪前50年（以下简称“前期”）有2157位作者参与图书馆学研究，发表论译文5358篇[3]，平均2.48篇／人；发表5篇以上论译文作者110人，约占此阶段作译者总数5.1%；发表10篇及其以上论译文者52人（见表2）；约占此阶段作译者总数2.4%，他们之中许多人正是图书馆学界公认的前辈学者。
1949年10月－1980年（以下简称“后期”）有5056位作译者参与图书馆学研究，发表论译文8770篇，平均1.73篇／人；发表5篇以上作译者183个，约占此阶段作译者总数3.6%；发表10篇及其以上作译者45人（见表3），约占此阶段作译者总数0.9%，其中不少现今仍活跃在图书馆学论坛上的专家。
作者群与论文情况的对比分析。
(1)“前期”平均有作译者43人／10年，发表论译文107.16篇／10年；“后期”平均有作译者169人／10年，发表现译文292.33篇／10年；“后期”出现的作译者是“前期”的3.9倍，论译文是“前期”的2.73倍。反映了参与图书馆学研究作译者和发表的论文量都明显增长。
(2)若将发表10篇及其以上者视为核心作者，“前期”平均10位／10年，“后期”15位／10年，反映每10年中核心作者增加了1/2。
(3)“后期”作译者人均发表论译文量要高于“后期”，这与频繁的政治运动，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1966-1976年的浩劫不无关系。
(4)“前期”论译文超过30篇的作译者有7位，超过50篇者有2位，更有杜定友超过百篇；“后期”论译文超过30篇者仅3位，最多的刘国钧才41篇。据近年《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馆》、《图书与情报工作》等刊物上作者介绍，目前我国有论译文超过100篇的有数十位，其中仅有几位是“后期”的核心作者。反映了图书馆学作者群今非昔比。
(5)从统计看，某些图书馆学专家的论译文少，有种种原因：早逝，李大钊1927年遇难，梁启超1929年病故；遗漏，李大钊1919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的演说辞》，1921年登载《晨报》上《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都没统计到；博学多才者，尽管梁启超、李大钊等对图书馆学的贡献是公认的（两岸大型重要专业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大辞典》等均为他们设专条目），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业绩更辉煌（论译文统计中梁启超仅8篇，李大钊却无）；统计中断，1949年前后，王云五、何日章、屈万里、刘崇仁、蒋复璁、蓝乾章等去台湾，袁同礼等去美国，按同一标准统计有困难；侧重点转移，后来如王云五从事出版事业，蒋复璁从事博物馆事业，屈万里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所所长、院士；跨不同阶段，如“前期”的核心作译者吕绍虞等11人（见表2）在“后期”论译文未达到10篇，蓝乾章一生有著作3部、论文130篇[5]，似主要为1949年后的成果；政治风波，1958-1959年刘国钧、杜定友、皮高品、徐家麟、卢震京等受到公开“批判”，学术研究凋零，十年浩劫，刊物停办，图书馆关闭、撤销，人员下放，“万马齐喑”；研究者年事高等等。
(6)我们也看到各界著名学者：于光远、王统照、戈宝权、贝时璋、史念海、向达、沈从文、沈尹默、启功、陈垣、周一良、周祖谟、周培源、林语堂、胡道静、胡愈之、张岱年、茅盾、郭沫若、秦牧、顾颉刚、夏丐尊、钱三强、钱学森、谭其骧、蔡尚思等为图书馆学研究大厦添砖加瓦，但他们更突出的成就在其他方面。
(7)绝大多数作者仅一两篇论译文，多数是初涉及图书馆学领域者，文章多就事论事。他们应当借助这良好的开端（尽管很肤浅），锲而不舍，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浅尝辄止，将前功尽弃。
(8)各阶段高产作译者中均有一些著名专家，尽管他们早已功成名就却笔耕不辍，早已超脱了功名利碌的世俗。论文量是作者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成熟的思想需要经历由实践到理论，由理论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提高认识要有大量的知识积累，才可能产生升华，实现由量变到质变飞跃。
(9)不同阶段核心作者中都有一批新人，并且他们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反映了人才辈出，各领风骚，这也是图书馆学研究兴旺发达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