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批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
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时，社会文化形态也由传统的农业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型；从价值体系上看，则由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模式，向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体系转化。对大众日常生活价值形态的肯定，对世俗欲望的肯定取代了过去对理性的崇尚和对理想的追求。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刺激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大众文化应运而生，迅速占领着中国的文化市场，使主流文化的正统地位岌岌可危，而一度傲气十足的精英文化也被挤到了冷寂的角落。
对于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的界定，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似乎还没有一个权威的，令各界人士都认可的定义，有人认为中国的大众文化不应与西方等同，在中国提大众文化，应该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坚持大众文化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涂途：《大众文化呼唤真正的大众化》，载《文艺报》1995年1月21日。）有人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语言范围内沿用大众文化这一概念，认为“它被界定为现代工业的产物，指的是现代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文化类型，是通过现代化的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从外延上讲……它们是现代印刷媒介等传递、承载，在大众消费社会流行的广告、流行音乐、流行舞蹈、电视、娱乐型电影、消闲报刊、书籍等等”（注：汪政：《立场的选择与阐释的加入》，载《上海文学》1998年1月。）；还有人把市民文化、商业文化、通俗文化、 流行文化等同于大众文化（注：比如《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 期曾发表署名吴查德的文章《对当代市民文化的检讨与批评》，认为那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生产和传播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以城市市民为主体，同时也以城市市民为客体，故称市民文化。）。
具体辨析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但作为行文的出发点，笔者必须亮明自己的基本态度。我之所以要提出“大众文化批评”这样一个概念并力图对其从理论上加以建构，是因为我所指称的大众文化在笔者眼中先天地具有了某种缺陷，具有了可批判性，它的致命弱点即是物质性的膨胀与精神的缺失。具体来说，它是指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以来，伴随着日渐繁荣的商业文化环境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消费性文化。它通过现代化的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具有高技术性、复制性，覆盖面大，同时又带有强烈的商业文化特征，以赢利为目的，追求时尚，强调娱乐，注重对低层次欲望和官能感受的满足，具有消费性、平面化、零散化等特征。
我想可以这样描述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从制作动机上，它不是创作主体为伸发个人意志、探索未知领域、拓展精神向度而进行的创作，而是以利益驱动、被市场控制的行为；从制作方式上，它不是个体精神激发下的灵感张扬与技艺展示，而是以科技促进的，以大规模协作拼凑、反复制作出的；从制作机理上，它追求时尚、制造和追随潮流，把深度平面化，以感官刺激为最高标准而不是追求对深度的发掘和对灵魂的探究；从产品形式上，它又具有图像性，具有文学艺术品的外观，以曲折的线条、缤纷的色彩、感人的样态去刺激受众的感官，而抽去了真正的文学艺术品的精神内质，也可以说，它以貌似美的形式侵犯着真正的美感。大众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四不像的奇异的混合物，它的哲学背景是20世纪以来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非理性因素的混合，它具有传统文化艺术的外在形态，在实质上却完全消解了真正的文化艺术品所具有的一切精神向度和内在美感。
大众文化被认为是一种后现代文化，詹姆逊曾这样描述：“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以及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相带等等。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者歌曲，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总之，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注：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大众文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而发展的，我国社会由于改革开放激发的生产力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商品市场空前活跃。伴随着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西方当代哲学观念、文化思潮也在冲击着我们的思想文化界。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众文化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繁殖。它疯狂奔跑，从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到西北边陲相对闭塞的乡镇，抢占着传统文化艺术的一切领地，侵犯着精神产品的神圣性。它撞入社会各阶层男女的怀中撒娇弄痴，让人受之心颤，却之不去，它搅得人们眼花耳痴甚至五迷三道，几乎夺去人们的全部情感和时间。
我并不认为“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是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却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的表征之一，是高科技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与普及。技术的进步必然促进大众传媒的进步，进而使文化借助传媒而大批量生产，大面积高速度传播。工业化是人类创造性的直接成果，是人类追求高质量生活的过程，是社会发展之必然。无论怎样超稳定的农业社会，最终都必然要走上这条道路（否则只有消亡），所以，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静谧、温馨、幽邃的田园诗时代将离我们越来越远，大众文化是必然要出现的，人类除了物质满足外，必然要追求感官愉悦和精神享受，技术的发展，除了为人类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外，当然不能放弃这另一部分需求，也可以说，人类的各种感官和精神都必然要借助技术的进步而取得多向度的扩张和多种实现的可能。工业生产的特点就是大批量、重复性、模式化，这正是技术的可贵之处，它在改变传统物质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必然会改变传统的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当然，技术在改变传统精神产品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将改变其内质。这无疑是一个悖论：现代社会，精神产品只有借助现代技术才能发展传播，而现代技术又可能将精神产品彻底变性，消解其精神性而使之变成一种软性物质，一种伪精神（请允许我使用这样一个词汇，我认为那种消弭了真正的精神内质，诸如想象性、无限性、超越性与个体性的文化产品便只能是一种伪精神产品或是虚物质）。我们今天还在这里讨论大众文化产品与真正的文化艺术产品的区别，也许若干年后，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艺术产品会逐渐消亡，完全被大众文化产品取代——那应该是一种真正大众的，每一个大众成员都充分个性化又具有整体共识的联合体。中国社会既然要迈向工业化，在文化领域就不可拒斥大众文化的出现。
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出现也有其合理性，有其无法否认的积极价值。大众文化产品常借助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往往轻松而浅显，这对于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中国大众来说是易于接受的形式，它的平民面孔使大众感到易于亲近，而那种平面散碎轻松愉快，相对于快节奏、日益紧张的生活是一种调剂，它对娱乐功能的强调舒展了人们的生命张力，那种肯定享乐、肯定现世利益、强化具体感受而拒绝超越、消解神圣、远离崇高的内质，对于被思想禁锢过久的中国人也是一种放松。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给广大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对各种政治理论包括革命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宣传都产生逆反心理，而大众文化关注现世生活，关注道德改良，注重文本的表层娱乐，对广大中国人来说，无疑起到了排泄情绪、调剂精神、丰富生活、平衡心态的作用。
大众文化使艺术平民化。它抹平了高雅文化的深度，使过去那些极端个人化的、神秘幽玄的、形而上的、非依靠丰富的知识、特殊的感悟和相当的时间才能领会的东西一下子变得人人能懂，可感可知、一触即明，它把艺术的象牙塔击得粉碎，成为人人能够享用的东西，它使审美又回到了生活，使粗粝的生活变得光滑，美与生活的距离缩短了。大众文化借助传媒起到了化大众的作用，使大众愉悦地接受了它的强制，逐渐地改变着自己。大众文化的高信息量可以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激发大众的想象力，扩大其知识面。马克思曾经预言，未来社会的人是按照美的原则生活的人，未来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审美文化，未来的生活秩序，必然是一种美的秩序，大众文化在其中是可能起到某种桥梁的作用的。
但是大众文化的消极性对国民精神与生活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大众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文化，是由利欲熏心的企业家为满足乐意付钱的顾客而粗制滥造的东西。既然它的制作动机是赢利，为了让顾客自觉地把兜里的钱掏出来，制造者就要迎合广大顾客的口味和心态，特别是要满足他们那些表层的低俗的感官欲望。因此大众文化产品在形式和内容上就不可能遵从艺术规律而只能服从市场规律。其实，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比较过真正的艺术与为获取利润而进行的文化生产的区别，认为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的表现。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艺术创作是一种生命的需要，要遵从艺术规律、精益求精，而大众文化生产的目的却是钱。
其次，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从人才、资金到作品本身都造成冲击。无庸讳言，当今中国社会还比较贫困，早日脱贫成了各阶层人众的基本愿望。大众文化由于其制作的产业化，成本相对较低而报偿却丰厚，在利益的驱动下，高雅文化的从业者很容易向大众文化靠拢。又如经典作品常常被大众文化制作者借用过去，保留其外壳而消解其经典性。近日还有论者从文学语言的变化分析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侵蚀，如平面化写作，作家拒绝文学中的深度模式而注重语言表面的操作，将情绪和心态模式化，将人对生存的复杂表达纳入到图式化和浅俗化的窠臼；又如作家们在影视形象的狂轰烂炸下自信心受到打击，逐渐丧失了以语言捕捉形象的能力，不得不违背确切性、以一总多的书面写作传统而滥用感觉（注：论政：《图象时代的狂欢》，载《文艺报》1999年1月14日。 ）。
第三，大众文化对接受者会造成消极的影响。由于大众文化产品的感官性、平面化、模式化，长此以往，会使接受者沉溺于感官享乐而忽略精神空间。平面化会导致思维的惰性，模式化造成欣赏心理的单一，对其它文化形式产生拒斥性。大众文化往往采用煽情手段，以高浓度的庸常情感给接受者以虚假的情感满足，久而久之使接受者情感麻木，只沉溺于作品营造的情感世界，关注作品中的人物纠葛而忽略身边客观世界的悲喜剧。
第四，大众文化对大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心智也会造成伤害。大众文化的图像性无异形象的教材，使之易于模仿，于是，青少年在劣质影视的教唆诱导下走上犯罪的道路屡见不鲜。这还是些表层的影响，其深度的伤害更不容忽视。大众文化的图像性使消费者对事物的形象一目了然，去掉了大众认识事物的障碍，但这些形象同时又成为单纯的形式、消解了意义，长此以往，接受者思考事物本质，追问意义的能力就会萎缩。消费者在接触大众文化时，一般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多为休闲解闷打发时间，这种随意浏览必然不会集中注意力。大众文化的消费环境如电视的观赏和流行读物的阅读大多为日常生活场合，观赏和阅读活动常常与生活行为同步进行，也无需集中精力，久而久之形成习惯，观赏者对其它事物也无法专注。大众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侵蚀，对青少年精力的掠夺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智力发育，使他们的思维也变得零散、游移、跳荡，思考力日见萎缩，难以进行艰苦的思想劳动，创造力也逐渐丧失。人类的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进步，思维的弱化，对人类的未来将贻害无穷。
第五，大众文化对社会也会造成消极影响，大众文化具有改变大众的强力，如果这种力量是积极的，便会使大众得到提高，而如果是消极的力量，将误导大众并进而给社会造成危害。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使覆盖率大，受众面广的大众传媒拥有了超常的力量。大量粗制滥造、文化含量低的产品对受众“狂轰滥炸”，不仅会降低受众的欣赏水平与分辨能力，而且有可能鼓励极权主义。大众传媒很容易控制大众，将大众引入由媒介营造出来的脱离现实甚至远离现实的虚伪的世界中，唯媒介传播的内容为真实，唯媒介传播的内容为真理。大众文化中传达出的带有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无中心、无深度、反理性、消解神圣等极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中找到同盟军，二者沆瀣一气，无异于一剂慢性毒药进一步毒害我们的国民精神，既可能使社会堕落，又可能煽动反社会情绪。
二、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批评
20世纪末叶，社会生活的日渐富裕使电视、电脑、VCD 等在家庭普及，使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自然地与传播媒介承载的大众文化相联，大众文化成了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嵌在一起的组成部分，几乎是须臾不可分了。拒绝大众文化已不可能，无视其存在更是行不通，那么，就任其发展、蔓延、良莠并存，任其抢占文化领域，侵蚀人的精神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一个不容乐观的现实是：中国社会千百年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的经济落后，社会贫穷，广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国民整体素质较低。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人口中完全文盲为18%，而在非18%中还有许多是半文盲，这个数字还有上升的趋势。现代人应具有的公民意识、法制意识、道德意识、自主意识和创新意识等在大多数国人中还远未形成，自我选择能力和自律性极差。中国大众素质的低下不仅表现在对大众文化产品不辨良莠，还表现在对感官欲望的狂热追求，对畸趣陋俗噬痂成癖的病态。中国人的人生观、幸福观也是消极的，所谓“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贪于享乐，好逸恶劳，这种种弊端都使他们极易接受大众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不仅毫无免疫力，反而会促使那些原本存在的消极因素迅猛繁殖膨胀。
中国大众文化从业人员的素质也不容乐观。由于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从业人员，一时间泥沙俱涌、鱼龙混杂，滥竽充数者不少，高素质人材在原有的社会格局中一般都占有较优越的位置无意变动，加之对大众文化先在的批判态度，也不屑从事，只有他们中那些有远见的活跃分子才较早加盟了大众传媒行业，但不能排除许多人是由利益驱使而进入这个行业。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凡利润丰厚的产业，必然招致一心逐利者趋从之，而这种唯利是图者很多是素质低下者，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垄断性使之获得了超常的利润，也使它的从业队伍异常混乱，甚整体素质与大众传媒在社会的位置极不相衬，低素质的从业者制造出的也只能是低水平、低层次的产品。
大众文化的接受者与从业人员双方向的低素质形成了恶性循环，从业人员习惯于在低要求、低水平状态下工作，消费者也习惯于接受低档次低质量的文化产品，以至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异常混乱，粗鄙与畸趣、色情、暴力、犬儒主义、金钱万能、享乐至上等大行其道，而那些被人类文化历史肯定的优秀传统，诸如人类的基本理性、崇高理想、道义、友谊、人的创新精神与追求精神以及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肯定，对生存意义的追问等都遭到了唾弃。
大众文化虽然是一种商业文化，其运作机制是利益驱动，但是，决不能把它看作纯粹物质性的商品。商品时代，有形的物质比无形的精神更值钱，精神也在物化，寻找着有形的寄托物。崇尚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被大大消解，他们所坚持的理念的确无法给大众带来现世的实惠与具体的好处。被世俗欲望所催逼的大众只顾疯狂地追逐现世的利益，满足于感官的表层愉悦而无心理睬那些形而上的追问。但是，这种对物质的追逐毕竟不能成为作为人的长久的唯一，人之为人正在于其有理性，在于精神的丰富性，单纯物质的富裕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种种社会癌症就是证明。今天，人文知识分子虽然被社会抛向了边缘，但是知识分子自己却不能自我放逐，不应放弃知识分子批判的历史使命。面对大众文化，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也必须将其纳入自我的视野，对其进行研究、批评。必须以人文精神向大众文化渗透、将其提升，拓展其精神向度，使其逐渐接受价值理性的制约，最终建立起大众文化生产的秩序。
对于“人文精神”，人们谈论得多了。笔者赞成这种说法：所谓人文精神，应当是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最高展现，它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由人类整个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的精神。人文精神不是一个单一的、凝固的、封闭的概念，有论者提出了人文精神的五个层面：一是科学层面，即对知识、科学、真理的重视与求索；二是道德层面，即对道德行为、道德修养、道德信念和道德人格的看重与追寻；三是价值原则层面，即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价值的渴望与呼唤；四是人本主义层面，即对人的关注、尊重和对人的主体性的祈盼与高扬；五为终极关怀层面，对生死信仰、幸福、生存意义和社会终极价值取向等问题的反思（注：见《人民日报》1997年10月11日载张俊严先生的文章。）。可以说，人文精神是人类理性在价值方面的显现，是汇聚于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
大众文化的一切弊端，其根本点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它蔑视人类的理性，将过往历史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统统消解其神圣，驱逐其灵魂。它一味追求感官刺激，榨干人类文化中的精神性水分，只保留其物质渣滓，它以瞬间的满足魅惑大众，引诱他们走上虚无。如前所述，大众文化固然有其积极价值，但如果不对其加以规范，如果不建立大众文化生产的秩序，它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就有可能向消极面转化，而那些弊端则会不断膨胀。
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并不是天敌。在西方世界，大众文化是科学民主走向成熟、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的产物。它虽然对传统的理性精神持消解态度，但也是对近代以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理性的反叛，它所传达的消解中心、无深度等后现代文化精神，也是西方社会在越来越严重的精神危机下的一种突围与寻求。所以从整体的客观的角度看，大众文化有其符合人文精神的本质精义——对人的关怀的一面。人文精神也并不拒绝科学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精神也必然要借助科技而得到多种实现的可能。大众文化也必然会与精英文化日渐靠近以至最终消除两者之间的界限，这不是一个谁取代谁的问题，而应是一个互相认识，互相借鉴、终至融合的过程，就像过去的贵族文学与民间文学。
坚持对大众文化进行批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以人文精神注入大众文化也是中国大众的需求。中华民族有自己的审美情感与审美趣味。刚刚从传统农业文化温情脉脉的襁褓中走出的中国民众渴望亲情，渴望友谊，崇尚理性，追求善美。挣脱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理念束缚的中国百姓，虽然对种种传统理念有必然的逆反心理，鄙夷、拒绝各种伪精神，但其心灵深处仍然肯定理性，渴望精神的崇高，不放弃对意义的追寻。事实证明，那些人文精神含量高的大众文化产品，必然受到中国大众的欢迎，像近两年一些优秀的反贪反腐电视剧中对正义的讴歌，商战作品中对人类进取心的肯定和对传统道义的维护，一些家庭伦理剧中对现代人伦关系与传统道德亲情的思考等。又如学者散文的走红，布老虎丛书等长篇小说的运作，从新写实小说开始到新生代作家的写作，都既蕴涵着创作主体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又借鉴了大众文化的一些形式，显露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融合的端倪。
三、大众文化批评的性质与功能
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维结构中，文化的本质功能即在于批判，在于对政治、经济的偏差的矫正。大众文化批评正是代表着文化行使批判使命的有效形式。人文知识分子因其良知、学识与人格精神，本能地固守着人类的价值理性，在肯定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的物质进步的同时，又时刻警惕着它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断以积极而有成效的活动去消除这种影响。人文知识分子的看家武器就是文化批判，其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亦是如此。大众文化只有进入人文知识分子视野，也就是说进入批评的视野，受到批评的关注并对其发言，才能真正获得文化地位，否则，大众文化就只能等同于单纯的娱乐、杂耍或单纯赢利的商品而不入流。
对大众文化产品批评活动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技术批评、商业批评与人文批评。作为一种高科技的伴生物，大众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成分是很高的，有些品种几乎完全是技术的组合，如电脑制作、录音工程等，要检讨一部大众文化产品的质量，离不开相应的技术批评（也许用技术分析，技术检测更准确），这类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大多由圈内专业人士从事。但对于技术与审美相结合的边缘问题，如影视剧的导演手法、电影蒙太奇的运用，音响、光线、色调的处理、某部小说的叙述方式，某部磁带的声频处理等，却可由大众文化批评家从事。同样，在市场批评中，既有营销人员的数据调查市场分析卖点考证，也有批评家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文化含量与大众消费心理、社会时尚与审美趣味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批评家甚至不拒绝扮演广告人的角色，理直气壮地替那些人文精神含量高的大众文化产品鼓吹。但大众文化批评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一种人文批评，大众文化批评的基本内核是人文精神。著名影评家钟惦棐曾说过：“影评的基本任务，是看电影在如何执行它的社会职能。”（注：《试论大众影评的质量问题》，载《中国电影时报》1985年10月21日。）这句话应该不仅仅针对影评，它实在是道出了大众文化批评的基本性质，即检测大众文化产品人文精神含量，张扬社会理性，维护人类道义，扩张精神向度、丰富大众心灵。
批评作为一种分析判断，要有相对衡定的价值标准，应该满足基本的理性指数、道德指数、审美指数与社会指数。但这并不意味着坚持精神价值的单一，把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搞成铁板一块。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在走向多元，人文精神并不是一些狭隘不变的规则，它是一种发展的历史范畴，是一个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增殖的体系。以人文精神为大众文化批评的基本内核，意味着批评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以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目的。它不是把大众的精神导向单一，更不是要否定人的感觉、情绪、欲望，恰恰是为了拓展大众的精神空间。批评是一种积极的活动。现代的批评意识不是制造霸权，唯我独尊，相反，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对话。开展大众文化批评，正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渗透融合的一个过程。精英在解读大众文化、提升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对传统精英文化反思，动摇传统理念的绝对性与封闭性，承认个性自由的多样性，拉近精英与大众的距离，使其有可能反诘自身对形而上的追问，防止其因远离人间烟火而走火入魔，走上理性极权主义的道路。批评的终极目的在于对意义的寻求。批评文章不仅能够拨动大众心弦，还可以开启大众心智。批评将人心之灯拨亮，让大众明白自己真正的需要，不沉溺于单纯的感官愉悦，不仅仅满足于消遣与娱乐，跃出物质的泥潭，获得精神的清明。
大众文化批评有三大功能，即调节功能、监督功能和建设功能。通过批评对大众文化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进行调节；对承载大众文化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监督；在大众文化内部制定审美规范，建立大众文化秩序。在这三项功能中，调节功能和监督功能是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它通过介绍、阐释、评价来满足社会对大众文化的需要，对监督社会环境的大众传媒进行反监督。而大众文化批评的本质功能，则在于大众文化自身的需要，在于通过对大众文化产品的研读、分析、评判，发现总结大众文化生产的规律，制定大众文化的美学规范，推出大众文化的经典，进而建立大众文化的秩序。
大众文化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一般有三个环节，即生产过程、产品、消费过程，也就是说有三方面：生产者、产品、消费者。“生产为消费创造外在对象的条件”，“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一般来说，流通部门在这三者之间起着物质的中介作用，但大众文化产品是否真正能够被消费者接受，圆满地实现其价值，还需要有意识中介。大众文化批评正是充当着这样一个意识中介，一方面，它可以调节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产品、消费者三方面的关系，使消费过程成为一个有机运转的完满过程，另一方面，它还能够调节大众文化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通过批评活动，以人文精神激活大众文化中的良性因子、扼制其消极因素，使之更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批评家首先是一个社会的代言人，他可以将社会与大众的呼声向生产者反馈。调节功能主要是通过对具体产品的研究分析实现的，这是大众文化批评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批评活动不仅是对对象的性质做出判断，通过解读和阐释，还可以揭示出对象外表掩盖下的内在复杂性，或以批评文字补充其不完整性，延展其不确定性，甚至可以开发出对象潜在的审美维度。
大众文化批评还体现出对大众传媒实行监督的功能。现代信息产业的发展，使承载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具有了超常的功能，因而也使之拥有了超常的权力，它可以发挥并扩张自身的媒介意志，轻而易举地将大众引入由媒介营造出来的脱离现实、远离现实的世界中，对社会造成潜在的危险。大众传媒的超级功能使现代人把监视环境的权力赋予了它，但是，谁来监督大众传媒呢？当然，为了保持社会的平衡，各级政府都会制定相应的法规，设立相应的机构来限制大众传媒的极权，而大众文化批评却可以通过职业批评家和大众中自发的批评者形成批评网络，通过舆论监督、道德监督，以社会的雷达探测器的功能成为社会法规的辅助和弥补，对大众传媒行使监督权力。
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则是目前我国的大众文化尚未形成自身的审美规范，缺乏籍以鉴定的标准。大众文化是伴随着现代传媒在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它那全新的生产方式和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动机，使它在形式和内涵上迥异于以往的高雅文化。有学者认为，20世纪末叶，美学正在发生着一场革命（注：见潘知常：《反美学》，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传统的审美规范对大众文化这样一个四不像显然是不适应了。经典美的超越性、它的纯净性、距离感正在消失。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已经指出：“往昔传统的文艺评价标准仍旧装备着我们的评论机构，但对于‘大众文化’的评价，这些标准已毫无指导意义，因为它们倾向于赞美艺术的永恒性，独特性以及持久的普遍价值。过去的美感是与社会道德标准相联系的——‘美即是真’，以及具有永恒魅力的真正的美。”（注：见托夫勒：《未来学家谈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 ～44页。）大众文化使传统美学的审美阈限、 艺术疆域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那么，它自身有些什么特质？它的疆域如何划分？它除了遵循商品化的交换原则、效益原则外，还应遵循哪些社会原则？以什么标准去衡定它、社会呼唤着大众文化的秩序，大众文化自身也急需建立审美规范。这一切，只有靠大众文化批评来完成。
现代社会不再是大一统的以群体为本位的金字塔式的社会，但也不是一个混乱无序、各自为本的社会，而是一个契约性的社会，个体之间各自割让一部分自我的局部利益，为共同利益达成共识，形成契约。有人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行为，商业的驱动力是利益，因此大众文化只遵循一个规范，这就是逐利，除此而外，无规可循，而批评活动总是先在地设定一些规范，因此批评与大众文化不相干，大众文化不可批评。殊不知，商业行为固然是要逐利的，但商业的基本精神即是契约精神，并非唯利是图。大众文化批评恰恰充当了契约执行的监察员，监察大众中的违规行为。大众文化批评是大众文化自身的需求，是社会大众的需求，也是中国国情的特殊需求。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人文知识分子永远不可推御其批评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