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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7）04—0115—06
说起上海与太平天国，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上海1843年开埠，太平天国尚在酝酿之中。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上海开埠不过10年。在这一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1860年，李秀成三次进攻上海，无功而返。太平天国一度占领了上海周边地区，却始终没有占领上海。
透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与太平天国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上海因为太平天国的兴起特别是定都南京、东征苏常、进攻上海而加速了城市繁荣和近代化的步伐；太平天国因为忽略了上海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未尽全力进攻上海、占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外武装势力积聚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太平天国最终失败有内外多种原因，就战略而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上海问题上的失误，导致中外武装势力以上海为依托并溯江而上，与湘军遥相呼应，对天京形成上下夹击之势，太平天国因此败亡。
一、太平天国兴起加速了上海的繁荣和近代化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震动上海。江苏地方官吏一再向英、美、法驻上海领事求援。实际上，列强当时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认为对太平天国如不加干涉，大清王朝有可能被推翻；而大清王朝一旦被推翻，《南京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将化为泡影。列强为防卫上海，曾经计划占领上海上游城市镇江。列强之所以选择镇江，是因为镇江对岸之扬州是运河与长江交界之地。占领镇江，既可防止太平军沿长江东向上海，也可防止太平军北上京畿。
英国公使文翰当时调集在中国的英国军舰云集上海，准备以武力对付太平天国。其时，清政府建江南大营于孝陵卫，防止太平军进攻东南；建江北大营于扬州，防止太平军北上。在对付太平天国的问题上，太平天国中外之敌的战略意图竟如此惊人的一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沿海五口通商城市在列强的干预下开始走向近代化，今天的珠江经济圈和上海经济圈即兴起于斯。中国沿海城市走向近代化，以上海最为直观和典型。上海走向近代化道路之初，太平天国爆发并定都于上海之侧，太平天国与上海近代化有没有关系呢？
1843年，英国率先在上海设立英租界，面积830亩。1848年，英国将租界扩充至2820亩。同年，美国设立美租界。法国于次年设立法租界，面积986亩。其时，英美法租界总面积不到4000亩。
1853年初，太平军挥师直逼东南重镇南京。9月，上海小刀会举事，引起地方官吏惊慌。列强见上海地方官吏自顾不暇，于是趁火打劫，在小刀会起义期间扩大租界。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以后，列强再次扩大租界。法国以镇压小刀会起义有功，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扩充租界138亩，连同原有面积986亩，合计1124亩。美国以同样的理由将美租界扩充至865亩，其后英美租界合并，称英美公共租界，并再度扩充，总面积达34333亩。法国不甘居后，将租界由1124亩猛增至13001亩，扩充11倍。
经过数度扩充，租界总面积达到47334亩，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的12倍。英美法租界总面积方圆约10公里，所以上海有“十里洋场”之称。
英美法租界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迅速扩充了面积并开始初步繁荣起来。上海租界的繁荣，主要得益于上海租界人口的猛烈增长。小刀会起义前，居住在上海租界内的华人仅500人；小刀会起义后，居住在上海租界内的华人猛增至20000余人，增长了40倍。李秀成进攻上海，当时上海租界内的侨民约1500人左右，而陆续逃亡至租界内的中国难民最高竟达50万之众。与小刀会起义前相比，上海租界人口增长了1000倍。富有的华人为租界提供了雄厚的资金，贫苦的华人则为租界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上海租界人口的猛烈增长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兴起。太平天国攻占长江中下游地区，引起官员、富绅和百姓大规模逃亡。当时东南之大，却烽火遍及，已经容不下老百姓一张平静的饭桌。这种大规模的逃亡发生了三次：
第一次是1853年初太平军攻占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区，导致这一地区的官员、富绅和百姓向苏南和浙江地区大规模逃亡。
第二次是1860年初，太平军进攻长江下游最富庶的苏南和浙江，引起该地区官员、富绅和百姓由苏南和浙江地区逃亡上海。例如两江总督何桂清率先由常州逃亡苏州，在苏州遭拒后，再逃亡上海，“继何之后，所有本省仍然活着的官员，似将陆续来到上海”[1]86，“苏省新署官僚，皆集上海城内”[2]546。
忠王李秀成进攻上海时，曾颁布安民告示，证实了当时的逃亡潮流。李秀成《布告》称：“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迁徙苏都，又由苏都移居上海。”[1]5
第三次是李秀成进攻上海，引起官员、富绅和百姓由上海及上海周围县城向上海租界逃亡。《北华捷报》报导：“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从苏州河北边涌入租界”[1]213，“希望跑到外国租界得到保护”[1]193。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扬州等地后，老百姓逃亡的轨迹竟如此地一致：首先向苏南、浙江逃亡，具体路线由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再由上海及上海周围县城向上海租界逃亡。避离兵锋，是老百姓逃亡的选择。上海因为有洋人而令人感到安全，上海的租界更因为是国中之“国”，更加令人感到安全。上海租界在极短的时间内人口急剧膨胀，原因即在此。
在逃亡的难民中，有不少浙江、苏南一带的官僚、富绅和地主，如钱鼎铭、杨坊等。难民逃亡的结果，浙江和苏南地区大量的游资由浙江、苏南而至上海，再由上海而至租界，最后在租界沉淀并积聚，上海弹丸之地成为“通省子女玉帛重器之所聚”[3]。
为了生存，华人在租界内置地建房、投资商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开始繁荣，租界也随之迅速地繁荣起来。“上海租界在刚结束的一年内所经过的改变是惊人的。每条大马路上都有高大的洋房兴建起来，中国行庄的数目也大有增长。这些表明租界的财富日益增长和重要性的迹象，可以从每天都有新行庄开张、新公司成立的情况而得到证实。所有这些新开张的行庄都是营业鼎盛，而所有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又都是完全依靠当地的财源筹集资本的。”[1]494
上海开埠以后，得西方风气之先，除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外，航运、贸易等也逐渐繁荣。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将像宁波、福州、厦门等沿海城市一样，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一步一步地进入近代化。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改变了上海发展的轨迹。太平天国战争使浙江、苏南一带的巨大财富和众多人口涌入上海，并主要在租界沉淀和集聚。
一个城市的繁荣，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充裕的资金，二是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上海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意外地获得了这两个条件，因此在开埠以后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迹，超越宁波、福州、厦门等沿海城市，迅速繁荣，迅速走向近代化。
二、太平天国忽略了上海的战略地位最终导致败亡
太平天国自武汉东下后，占一地丢一地，直到占领南京后方发现这种战略上的幼稚和错误。为了巩固天京，太平天国出重兵西征，重新占领南京至武汉之间那些丢弃的城市。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只派出了一支不到2万人的军队北伐，而北伐军队又奇怪地进军中原，并没有走运河这条北上的捷径。对于东征，虽然防守镇江的罗大纲等人有过一些设想，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却根本未予考虑，说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对于繁荣的东南社会经济和上海的战略地位完全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上海小刀会在1853年起义，显然是受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影响。小刀会9月7日占领上海，在尚未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刘丽川即宣布小刀会“隶属于太平王而受其指挥，且已与通款”[4]，刘丽川对驻沪领事反复宣称，小刀会受南京太平王指挥，太平官员不久来沪，政权将移交太平天国。刘丽川在宣布“隶属于太平王而受其指挥”的同时，上天王奏折，自称“未受职臣”，奏折末纪年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并献外国宝剑一柄。刘丽川上天王奏折一式两份，分别由水路和陆路送达。水路奏折中途为清军缴获，陆路是否送达不详。
从已经发现的太平天国资料看，太平天国似乎没有收到刘丽川奏折。但是，太平天国已经确切获悉上海爆发了起义。防守镇江的罗大纲曾向杨秀清报告：“探得上海另有一般人在彼已得城池，此一般人约三四千人在彼云云。”[5]625
有说太平天国曾经准备支援小刀会，拟1853年11月由罗大纲在仪征造小船600只驶上海，接应小刀会。当时罗大纲在镇江的守军不过2800人，最多不超过5000人，以如此薄弱的军队和600只小船幻想突破清军长江防线向上海进军，似无可能。此说确否，值得怀疑。[6]
1854年4月，刘丽川檄文表示，“知弟等请攻苏常，弟等在上海愿为内应”[5]625。杨秀清获悉檄文后，将檄文交罗大纲办理。此时，北伐军困于直隶，西征军屡屡受挫，太平天国根本无力开辟东征战场。1853年11月和次年8月，太平军先后两次以不多的兵力出兵东坝和高淳，图谋东进，抄江南大营后路，欲取苏州、无锡、常州，似乎有支援上海的战略意图。但从种种迹象看，这些举措可能是罗大纲所为，而不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战略意图。
小刀会频频向太平天国示好，而太平天国对小刀会却无动于衷。从文献资料看，太平天国与小刀会一直没有建立确切的联系。据一个英国人说，小刀会曾经收到太平天国两封信。这个人还说，太平天国将不进攻上海，“他们在镇江和南京的官员一再对我们说，他们的队伍将不开至上海”[7]。
太平天国与小刀会虽然没有联系，但是相互之间的支持作用却是不言而喻的。小刀会削弱了江南大营围攻南京的军事力量，而太平天国钳制江南大营，迫使清军主力无法援沪。
1860年，李秀成进攻上海，半途而废，固然有客观原因，更主要的是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说，李秀成当时连克嘉定、青浦，围攻松江，而此时曾国藩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由上游而下，威逼天京。李秀成说，“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捧诏到松江追我”[8]，在此情况下，李秀成被迫从上海撤退。
从主观上说，太平天国没有认识到上海的战略地位。其实，岂止是上海，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其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到现在还值得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后是北伐直接进至北京推翻清政府，还是东下南京，取得半壁江山以后再图大业？换句话说，起义以后的战略是分一步还是分两步。
研究者一直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的原战略计划是一步完成，即由桂林而长沙而武汉，再由武汉而河南进至北京。太平军之所以东下，是因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武汉发生分歧：洪秀全主张北上京师，杨秀清主张东下南京。在发生战略分歧的情况下，东王杨秀清最后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压制了洪秀全。
但是，我们从太平天国后期主政官员洪仁玕被捕后所供述的情况看，事实竞大相径庭。洪仁玕说：“前者吾天王于三十一岁即留须发，游幸天下，与予筹划大计，欲先定南京为开基根本，倚长江之势。握镇江之咽喉，控安庆之上游，先取南七省，次征川陕而东，则大事成矣。殊于癸丑定鼎后，并守镇江、安庆，未定南方即行扫北，似失机宜。”[9]469
洪仁玕此时已被捕，太平天国失败已成定局，此话似非谎言。如是事实，洪秀全在起义前就拟订了分两步走的战略，何来武汉分歧？洪秀全早就拟订以长江为界、以南京为根本、首先夺取半壁江山、再东图大业的战略。“欲先定南京为开基根本”，“并守镇江、安庆”，镇江以东至上海竞不在“开基根本”之列。
太平天国起义前，洪秀全不重视上海情有可原，因为上海名不见经传，只是在五口通商后才得以发展。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上海已经开始崛起，洪秀全为什么还不重视上海呢？这是因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墨守陈规，重长江上游，轻长江下游。在长江下游，重苏杭，轻上海。
天京后期数度被围。对于如何解京围的问题，洪仁玕曾经与李秀成议解围之策：“我天京南距云贵两粤，西距川陕，北至长城，俱约六七千里之遥，惟东至苏杭大海，不及千里，乘胜而下，一鼓可成，那时地广库丰，吾得买用火轮船二十个往来长江，上通荆楚，下通闽粤，发兵一支由江西进两湖，发兵一支由江北进荆襄，武昌得，则长江既为我天京之保障，南方可传檄而定矣。”[9]471 从太平天国后期的战略看，洪仁玕重视武昌，视为“天京之保障”。在此前提下，考虑东下，将太平天国势力范围扩大，“东至苏杭大海”，以稳定南方，但未提及上海。
李秀成进取苏常，所向披靡，惟上海县未下，是什么原因呢？洪仁玕被捕后，在席宝田军营及南昌两次亲书供词道出了原委：“惟忠王执遵吾之前议，进取苏常，然后分兵进取江之南北，两路直到湖北会归。议定奏主，果如所议。遂大破丹阳、常州、苏省各郡县。惟上海县未下，碍有洋行，恐伤和好。”[9]472“碍有洋行，恐伤和好”是一个原因，李秀成轻敌也是一个原因。洪仁玕说：“忠王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议，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9]472
太平天国未取得上海，最根本的原因是领导集团对上海的忽略。洪仁玕在南昌供：“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况江之北、河之南，自称为中州鱼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长远。”洪仁玕还说：“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9]485
从洪仁玕的供述看，“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表明太平天国的战略重点在湖北和安省。太平天国视“江南为尾”，而上海是尾之尾，对上海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完全没有重视。尽管洪仁玕对上海的战略地位没有足够认识，但是洪仁玕还是下令进攻上海周边的苏、杭，“那陈玉成打江北，李秀成打湖北、江西、苏、杭，都是我的计策。”[9]492
李秀成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浙两省，为什么未能攻下上海呢？洪仁玕说：“那上海本有夷人，伪忠王带了二千人想破上海，被夷人空城计败回。”李秀成进攻上海，居然只用兵2000人，真是不可思议。[9]488
当时中外武装力量驻扎于上海的军队有多少呢？中方的主力是江苏巡抚薛焕的部队，有标兵30000人。其次是上海县令刘郇膏兴办的团练，团练兴办于1860年5月，按亩出丁，具体人数不详，至少在万人以上。外方的主力是苏松太道吴煦聘华尔建立的洋枪队。洋枪队在1861年6月成立之初人数为100人，1862年2月扩至300人。华尔洋枪队人数不多，但装备精良，洋枪队先后装备炮舰、汽船16艘。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英法最终放弃中立立场，接受清政府“借师助剿”建议，由现役军官戈登接统常胜军，标志洋枪队从此成为英国政府的军队。此外，刁克德克在宁波组建常安军和定胜军，勒伯勒东组织了常捷军。
以上所计，驻扎上海的中外武装力量至少在40000人以上。拥有这样一支庞大武装的上海官绅还不放心，1861年11月18日派代表钱鼎铭到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曾、李最终同意救援江苏。
曾国藩为弥补湘军兵力的不足，提议创立淮勇。1862年1月3日，中外会防局成立。2月，李鸿章所募淮勇抵达安庆。4月6日，淮军乘英轮出发，8日抵沪，抵达上海的淮军共13营6500人。
抵达上海的淮军迅速走向近代化，这是因为淮军在上海除得风气之先外，还因为上海方面有力的经济支持。上海崛起，海关等各项收入，每月至少可以提供军饷白银10万两，成为清军当时的饷源重地。淮军抵达上海后，在不过两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淮军13营，每营有洋枪三四百支，每营有劈山炮队10队，每队有炮4尊，共有炮40尊。披上洋装的淮军，其1个营的火力相当于装备以前的2个营。淮军聘用外国教练训练军队，其有名可数者有白礼等24人。在进攻苏州前，淮军已拥有洋枪15000支。可以说，淮军是一支中国的“洋枪队”。
对于上海兵力部署的变化，作为太平天国当时最高统兵将领的李秀成不应当不知道。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六月，李秀成《谕上海四民》：“所有上海地方，本番决意统率天兵长驱直入，谅不难灭此朝食。”[2]4 李秀成决定攻克上海，那么，他对上海用兵为什么只有区区2000人呢？
原来李秀成认为，太平天国与洋人同拜上帝，同敬天父，不愿以兵戎相见。庚申十年七月十二日（1860年8月21日）李秀成致英美葡三国领事书，谴责列强“与妖兵订约，保卫上海县城”[2]9，“若我军有志来攻上海，犹如探囊取物，何城不下，何镇不克？惟本藩仍念及尔我共同崇奉耶稣，尔我关系之间，拥有共同之基础，信仰同一之教义。况本藩前来上海，只为订立条约，欲借通商贸易结成一致之关系，原非与尔等交战。”[2]10
李秀成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贴布告：“兹特严申军令，凡属外人财产，务须秋毫无犯。”[2]8 七月十四日（8月23日），李秀成给上海各国领事通告，再次重申“非欲与诸外国争吵或交战，而欲与各国议订通商条约”[2]11，“余今统率部下，将领如云，勇兵数万，本可不费吹灰之力，使上海蕞尔弹丸之地顷刻毁灭，惟我军抵沪，驻留城下，按兵不动，纯系出于尊重，顾念尔我双方之共同信仰。倘本藩心怀敌意，立即下令攻击，势将同室操戈，徒遭清妖之耻笑耳。”[2]12
太平军进攻上海前，曾经四次投书给上海媒体，表明太平天国的立场。太平军第一次投书说：“记者先生，我们也有洋人训练的军队，如同清军花钱购置武器那样，我们也备有欧洲制造的军火。”[2]22
太平军第三次投书，驳斥了所谓“洋兄弟”对太平军的诬蔑：“我要讨论一下你们对我们极端侮辱同时也是极端错误的诬蔑，那便是说，我们像是一群蝗虫，到处进行破坏，对于我们占据的每一个地方都加以蹂躏。这种诬蔑可以用你们所称为的归谬法加以驳斥。我军已经占有浙江同江苏两省大部分地区好几年，如果像你们所宣传的那样，当我们起初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便无缘无故地将全区加以破坏，并阻止这些地方人民从事耕种，那我们怎样能够生活下去呢？我们能从什么地方取得我们的军粮呢？又从什么地方获得税收呢？”[2]28
太平军投书再次指出，太平军已经占领了上海的周边地区，“金山卫、青浦、嘉定以及其他城镇，都一一为我军所克服。松江是惟一的例外。”[2]30 松江之所以成为惟一的例外，就是因为“洋兄弟”的缘故。
太平天国幻想在上帝的旗帜下，和平地占领上海，因为太平天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出海口。
太平天国为了“求富”与内外贸易的需要，曾经在南京设立天海关，在芜湖设立宁江关，在宁波设立天宁关（后改天平关）等，对过往船只照章征税。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太平天国在1861年攻占宁波后宣布“三个月内不收关税”[10]。
太平天国起义没有对列强的贸易产生影响，这一点可以从英国政府的报告里看出来。英国政府报告说：“去年（1863年）一年内，我国在长江沿岸的各个租界都已趋于繁荣，它们所受到的骚扰是无关重要的，……贸易并没有因为任何叛军队伍的出现而受到影响，而当外国人通过为叛军占据的地区时，他们的财产既没有遭到扣留，也没有受到损害。”[2]492
因为太平天国对“洋兄弟”的贸易采取保护态度，所以大军压境之下的上海，其贸易与航运非但没有萧条，却颇有点出人意外地蓬勃发展起来，上海海关收入大幅度增长。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计60377吨。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码头捐收入为51960两。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这些统计数字表明，上海这个口岸的贸易出现一种极其繁盛的景象，尽管上海周围地区尚陷于骚扰状态之中。”[2]476 从上述情况看，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放、平等互利、独立自主的，这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的情况恰成鲜明对照。
上海开埠前，其政治、经济、战略地位无法与杭州、苏州等城市相提并论。但是，上海开埠以后，上海无论其政治、经济或战略地位都迅速超过杭州、苏州等古老城市。在上海问题上，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一是太平天国忽略了上海的经济地位。上海日益增长的经济没有引起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重视。如上述，上海在1862年已从进口关税中获得收入3370114两，获得码头捐收入51960两。无论对于太平天国还是清政府，这都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力。战争的较量，说到底是双方财力的较量。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谁拥有上海，谁就拥有财力，拥有战争的主动权。
二是太平天国忽略了上海的战略地位。太平天国起义后，上海官绅一直视太平天国为劲敌，而太平天国却视上海为“弹丸之地”。洪仁玕说，长江犹如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在太平天国看来，上海显然是长蛇的尾之尾。太平天国的战略重点一直在蛇之头和蛇之中，虽三次进攻上海，但寄希望于共同的宗教信仰而未用重兵，如李秀成所说，“按兵不动，纯系出于尊重，顾念尔我双方之共同信仰”，最后被曾国藩围魏救赵之计破解，此后无力再攻。
中外会防局成立后，上海成为中外武装力量集聚的重要战略阵地。淮军在上海逐步实现了近代化，华尔的洋枪队则由团练性质的武装升格为政府武装。太平天国对手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太平天国军事上最后的失败不是因为“蛇之头”和“蛇之中”，恰恰因为“蛇之尾”。洪仁玕说：“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中外武装势力恰恰选择了“由下而上”的逆势，从不为太平天国重视的上海逆向开始发力，兵锋直指江浙。进攻南京的一支武装，由洋枪队打先锋，由淮军殿后，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直抵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城下。曾国藩的湘军由上而下，李鸿章的淮军由下而上，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处于上下夹击的被动地位，终于彻底失败，农民政权也因此而亡。
收稿日期：2007—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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