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产业关联与经济相互依赖性——基于AIIOT 2000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依赖性论文,实证论文,产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3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10]04-100115-0042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空间经济学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国际投入产出理论在区域内经济相互依赖性(economic interdependence)和产业关联研究领域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应用价值(Polenske，1995；Meng et al.，2006)。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sia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以下简称AIIOT)是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Isard，1951)发展而来①，由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以下简称IDE)和日本外贸振兴会(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JETRO)联合主持和组织各经济体相关研究机构共同编制的，自1975年以来按0、5年份发布新表②，应用调查/半调查研究方法得出非竞争性的产业交互贸易矩阵(Okamoto，Sano和Inomata，2005；Oosterhaven，Stelder和Inomata，2007)，在东亚区域内产业发展与演进、产业波及效果和产业关联效应及其分解等3个主要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Meng et al.，2006；Kuwamori和Okamoto，2007；Meng和Inomata，2009)。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产业结构演进过程遵循着配第—克拉克定律，即区域内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相对大幅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后趋稳，第三产业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Meng et al.，2006)。在此过程中，东亚各经济体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程度不断提高，美、日仍然是东亚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Kuwamori和Okamoto，2007)，中国通过其后向产业关联提供的巨大需求能力在促进区域产业融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Soofi，1996；Soofi和Moussavi，2004；李晓、张建平，2009)。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领域有效区分各经济体，尤其是中、日、美在区域产业关联和经济相互依赖性等方面的具体作用机制与范围。本文基于AIIOT 2000所介绍的3个基本模型——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力系数)、最终需求的产出效应和最终需求的增加值效应，系统地给出其具体应用和相关结论，并区分中、日、美三国在中间品市场和最终产品市场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东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在产业关联方面的特征与差异。
二、理论模型③
1.AIIOT的里昂惕夫逆阵
在AIIOT中，中间交易矩阵可以写成：
2.产业后向关联效应
后向产业关联是通过自身的需求与其他产业发生的联系，与前向产业关联、环向产业关联一起，基于产业间的供需联系构成了产业关联的3种基本形式。
对于后向产业关联，通过汇总B矩阵的列向量，可以得到：
3.最终需求的产出效应
的经济含义是经济体r的某一项最终需求(或是各项最终需求的汇总)对区域内所有经济体附加值的诱发效应。更进一步，通过替代v矩阵，可以将其他AIIOT 2000的表外信息(如
、就业等)作为外生变量引入AIIOT模型，分析最终需求项目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如环境问题、失业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所加入的表外信息通常与v的维度并不相同，因此，在合并计算前需要先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其与v在维度、计量单位和时期上保持一致(Oosterhaven和Stelder，2008)。
三、东亚后向产业关联效应
1.7部门后向产业关联效应
在AIIOT 2000的7部门数据体系下，根据公式(6)计算东亚10个经济体7大产业部门及产业结构整体的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力系数)，得到表1。
一方面，汇总情况(900)可以看出，2000年东亚区域内产业后向关联效应较大的国家是中国和新加坡，分别为1.2382和1.1036，美国和日本紧随其后，分别是0.9962和0.9934，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和菲律宾较小。其中，中、美、日通过产业需求对其他经济体产业发展发挥较为明显的拉动作用。中国各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都在1以上，003(制造业)和005(建筑业)更是高达1.4416和1.4928，中国无疑成为东亚各经济体产业发展重点依赖的国家，这同其日益成为区域内最为重要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紧密相关，也反映出中国重化工业的超强发展潜力、巨大的市场需求和较快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东亚各经济体产业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与之相比，美、日在1985-2000年间后向关联效应是趋于下降的(Meng et al.,2006)。另外，除006(贸易及交通运输业)和007(服务业)外，新加坡其他各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都在1以上，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其后向产业关联效应主要来自于东盟国家⑦。
另一方面，从分产业后向关联效应上来看，003(制造业)和005(建筑业)在区域内发挥的拉动作用远高于所有产业的平均水平，其中，制造业在东亚各经济体间的融合和渗透尤为广泛和深入。东亚产业融合和经贸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制造业，2000年制造业出口贸易占全部出口贸易比重为83.44％，而仅单纯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比重就贡献了区域内总出口贸易比重的2/3(Meng et al.,2006)⑧。002(采矿业)、006(贸易及交通运输业)和007(服务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普遍较低，当前东亚各经济体在采矿业和贸易及交通运输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比较有限，其产业关联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而由于体现在AIIOT 2000内东亚服务贸易数据的来源遗缺和统计局限(Oosterhaven,Stelder和Inomata,2007)，加上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程度在2000年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因此各经济体服务业后向产业关联效应表现得并不明显。
2.24部门后向产业关联效应
上述7部门模型对产业结构的分类比较笼统，我们可以根据公式(6)计算24部门的后向产业关联效应⑨，以便更清晰地辨别各经济体的优势产业并对其产业间影响力进行横向比较。其中，001～005是7部门分类下农林牧渔业的细分，分别代表稻谷、其他农产品、牲畜及家禽、林业、渔业等5个部门；006、007分别代表原油及天然气、其他采矿业，是对7部门下采矿业的细分；008～019是对制造业的细分，依次表示食品饮料及烟草(008)、纺织皮革及其他相关品(009)、木材及木制品(010)、纸浆纸制品及印刷品(011)、化学产品(012)、石化产品(013)、橡胶制品(014)、非金属制品(015)、金属制品(016)、机械(017)、交通运输设备(018)和其他制造业产品(019)；020代表电力燃气及水供应业；021代表建筑业；022代表交通及运输业；023代表服务业，024代表公共管理。
根据24部门的后向关联效应在各产业间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008(食品饮料及烟草)、009(纺织皮革及其他相关品)、017(机械)、018(交通运输设备)、019(其他制造业产品)、021(建筑业)在10个经济体内的系数均大于1；012(化学产品)、014(橡胶制品)、016(金属制品)的相应系数均在一国(印度尼西亚或泰国)外的其他经济体内高于1。以上后向产业关联效应比较大的部门通过需求拉动其他产业增加产出和供给，成为区域内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比，制造业(除010、011、013、015外)后向关联效应整体水平较高，这既与2000年之前发生在东亚区域内的几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有关——以制造业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在各经济体波浪式地不断向前推进发展(山泽逸平，2001)，也与各经济体竞相实施有利于工业化的产业促进政策有关——大量的出口加工区承接了区域内以FDI为载体的产业要素流动(Kuchiki，2007)，促进了区域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24部门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在东亚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均有超过半数产业部门的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大于1。其中，除中国和新加坡外，其他4个经济体后向产业关联效应主要强化在制造业领域。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各经济体产业影响力的差异和均衡程度，我们根据24部门系数绘制出雷达图(见图1)。
图1 东亚各经济体后向产业关联效应(24部门)
注：001～024分别代表了24个细分部门，090是24部门的汇总。
数据来源：IDE-JETRO，Asia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 2000，Table 2.3，2006，p.315.
观察24部门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力系数)所围成的面积(见图1)，可以比较各经济体对东亚产业发展的整体拉动作用。面积较大的有中国、新加坡、日本，美国、韩国、马来西亚次之，面积较小的有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东亚经济发展和产业增长主要有赖于区域内后向产业部门的增量需求拉动，中、新、马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而中、马又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经济容量较大的两个经济体，其产业结构调整与需求增加势必会带动其他经济体对自身的出口，促进本国产业关联尤其是后向产业关联效应的扩大。美、日产业结构比较成熟，产业部门间比例关系相对固定，产业发展需求所带来的后向关联效应也日趋稳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容量有限，况且工业化进程因内部政局和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常常受到牵制，其产业各部门的有效需求能力自然受到抑制。
雷达图也可直观地反映每个经济体内各产业影响力的均衡性，更进一步，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4部门影响力系数的变异系数/离散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可以得到：
可见，美国、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后向产业关联效应比较平均。有所区别的是，美国是由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并重，各产业发展趋于饱和；中国是因为各产业部门发展动力十足、齐头并进；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则是因为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都处于低位。另外，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后向产业关联效应的均衡性较差，主要是由于传统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下的相关部门对东亚发展的需求贡献不足，这又和其内部农业保护政策以及东亚服务业级差较大有一定的关系。
四、东亚最终需求的产出效应
1.7部门最终需求的产出效应
在AIIOT 2000的7部门数据体系下，根据公式(7)可以分别计算东亚10个经济体最终需求和欧盟进口(东亚输出部分)对其他经济体的产出诱发效应
⑩。这里的最终需求是指私人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产形成和存货的汇总，不再分项列出。其中，欧盟进口不区分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全部归为最终需求)。
首先，根据7部门的计算结果，按最终需求的产出诱发效应由高到低排列前五位的国家(地区)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韩国。比较美、日、中和欧盟的指数分布可以发现，目前，东亚区域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仍然以美、日为主，两国最终需求对东亚产出诱发额分别为16.92万亿美元和7.99万亿美元，远远高于中国的2.63万亿美元。可见，美、日的最终需求对东亚产业增长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而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尤其是在最终产品需求能力方面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强化(11)。另外，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台湾的最终需求对东亚产出诱发效应的水平较为接近，其中，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略高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但与美、日、中相比差距较为明显(12)。
其次，分产业部门来看，美、日、中最终需求拉动的制造业产出分别为4.17万亿美元、2.46万亿美元和1.28万亿美元，即使剔除各自对自身的贡献，也分别为0.53万亿美元、0.23万亿美元和0.14万亿美元，中国远低于美、日的水平；三国依次拉动全部农业产出额分别为0.22万亿美元、0.13万亿美元和0.28万亿美元；拉动全部服务业产出额分别为8.79万亿美元、3.29万亿美元和0.43万亿美元。可见，一方面，东亚制造业在2000年仍然是产业关联强度最高的领域，服务业略高于农业的水平；另一方面，与中国相比，美、日最终需求的产出诱发作用主要体现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13)。
再次，通过简单处理农业(001)、制造业(003)和服务业(007)的指数可以发现：东亚产业关联的服务业产出增量主要由美、日提供，而其他经济体的产业关联主要强化在制造业领域，这与现阶段的东亚产业分工格局是一致的；中、美、日、韩所接受的最终需求产出诱发效应要明显高于东南亚各国，前者的经济容量大、产业基础雄厚，经济产出受区域内最终需求力量的拉动作用大。其中，美、日的对外产业联系水平要高于中、韩(14)，中国产业开放程度和对外投入产出联系仍然有待加强。
2.24部门制造业最终需求的产出效应
我们仍根据公式(7)及24部门的划分方法，着重分析东亚各经济体在制造业(008～019)领域内最终需求的产出诱发效应(15)，以便更清晰地观察东亚制造业产业关联的现状与特征。
(1)最终需求产出诱发效应的贡献
在东亚制造业领域，美、日、中最终需求对制造业产出的诱发作用最为重要，其次为欧盟和韩国。美、日、中三国对区域内制造业的产出诱发额占诱发总额的84.41％，分别为4.21万亿美元、2.39万亿美元和1.26万亿美元；剔除最终需求对本国制造业的产出效应，美、日这一数额达到0.56万亿美元和0.23万亿美元，仍远高于中国的0.13万亿美元。东南亚国家最终需求对制造业产出的诱发效应远远低于美、日、中，各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比较微小，全部效应额均在0.1万亿美元以下。
从制造业各部门来看，东亚经济体最终需求对制造业的产出诱发作用集中在少数几个产业部门：008(食品饮料及烟草)、012(化学产品)、016(金属制品)、017(机械)、018(交通运输设备)。其中，美、日、中最终需求均对017部门的产出诱发额最高，分别为0.87万亿美元、0.59万亿美元和0.31万亿美元，机械制造业已成为东亚产业关联程度最高且诱发产出最大的产业部门。制造业内部的010(木材和木制品)、014(橡胶制品)和015(非金属制品)，所接受的最终需求诱发作用甚微。显然，在东亚制造业领域，最终需求的产出诱发效应的大小与产业深加工程度的高低有着密切的联系，精深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和产出诱发效应都要高于简单加工产业，为区域内各经济体贡献了更高的附加值和经济增长。另外，通过剔除中、日、美三国对本国产出诱发的份额可以发现，轻工业侧重于对内部的诱发，受外部最终需求的拉动作用较重化工业有较大的差距。
综上所述，一方面，美国和东北亚3个经济体是区域内制造业产出增加的主要拉动力量，东南亚国家与之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另一方面，美、日依然是东亚制造业发展的引擎，中国有必要在制造业领域改变现有的简单加工贸易模式，向深加工层面发展，以带动最终需求对其他经济体的诱发产出效应，提升在东亚产业分工链及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2)最终需求产出诱发效应的承接
美、日、中接受的最终需求对制造业的产出诱发额最高，其次是韩国和中国台湾。根据所计算的数据，美、日、中三国分别为4.54万亿美元、2.95万亿美元和1.62万亿美元，韩国和中国台湾分别为0.57万亿美元和0.32万亿美元。以上5个经济体剔除对自身的诱发额后，分别为0.89万亿美元、0.78万亿美元、0.49万亿美元、0.28万亿美元和0.22万亿美元。东南亚地区(3国)接受的产出诱发总额为0.58万亿美元，剔除自身对本经济体的产出诱发额后为0.37万亿美元。对比剔除本国诱发效应前后的数据，可见，东亚各经济体尤其是美、日、中三国的制造业产出仍主要源于本国最终需求的牵引，其产业增长的内部最终需求自足率均超过50％，而其他经济体则更多依赖于外部最终需求拉动。这说明，接受产出诱发额越高的经济体，内部工业基础越完善、制造业成熟度越高，产业发展的自足性越强，对自身的诱发作用越大，占总效应的比重越高。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市场的巨大需求仍然是东亚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最终产品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日本在东亚制造业产业关联和产出引致的作用不断削弱，东南亚国家的一些产业在过去20年间已经降低了对日本的依赖程度，但日本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依赖性并没有显著地减弱。中国在一些中低技术的制造业领域，不断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并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日益加深的产业关联中收益，但与美、日相比，中国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含量亦需进一步充实。
五、东亚最终需求的增加值效应
根据公式(10)计算各经济体最终需求和出口欧盟对各产业增加值的引致作用，如表2所示。
从最终需求引致增加值的施予方来看，美、日、中、韩分列前四位，分别诱发东亚增加值发生额为9.21万亿美元、4.32万亿美元、0.93万亿美元和0.44万亿美元，东南亚各国的相应规模偏小；从最终需求引致增加值的承接方来看，美、日、中、韩仍然位居前四，分别为9.78万亿美元、4.65万亿美元、1.16万亿美元和0.53万亿美元，中国台湾和印度尼西亚列其后，其他几个经济体居于末位。
为了更清楚地显示东亚10个经济体最终需求增加值效应的来源和去向，我们借鉴Kuwamori和Okamoto(2007)在研究东亚产业网络时所运用的后向关联效应图示法，以方框来表示各经济体自身最终需求所引致的增加值占该国全部增加值比重——自给率，以箭头表示所依赖的其他国家最终需求。当r国最终需求引致s国增加值发生占s国增加值的比重t＞10％时，以长虚线表示，箭头由s国指向r国；当5％＜t≤10％时，以实线表示；当1％＜t≤5％时，以短虚线表示；当t≤1％时，不表示。通过对表2计算并绘制图2如下：
图2 东亚最终需求的附加值效应指示图
注：根据表2数据计算并绘制。
如图2所示，各方框内数字代表各经济体自给部分所占比重。通过观察箭头的指向和线型可以发现，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是区域内通过提供最终需求拉动各经济体增加值发生的主要力量。通过对表2的相应计算可知，所有国家都有汇向美国的箭头，马来西亚由美国引致的增加值最大，占其全部增加值的11.11％，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和中国此比重也均超过5％，印度尼西亚和韩国这一比重分别为4.96％和4.66％，日本最低，为2.69％。日本是紧随美国之后(除欧盟外)对东亚增加值发生第二重要的经济体，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由日本最终需求引致的增加值占其全部增加值的8.50％、6.94％和5.11％，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台湾对其依赖性最大，上述所指比重达到3.39％，其次是马来西亚的2.46％、韩国的1.94％和新加坡的1.82％，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增加值依赖比重分别为0.59％和0.17％。除美、日、中三国之外，马来西亚增加值中的1.64％由韩国提供，1.25％由中国台湾提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相互提供2.51％和1.46％。
显然，虽然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此后美国在东亚的作用不降反升，其最终需求对东亚增加值仍然发挥着最大的引致作用。日本紧随美国居其次，中国虽然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仍然差距明显，尤其目前作为中间品市场提供者而不是最终产品提供者的地位，使其尚难以成为拉动区域增加值提升和东亚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当然，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提升、与区域内一些经济体在包括双边和多边FTA等经贸合作方面的巨大进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中国在诱发或引致区域产业产出增长和增加值提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关的进一步考察和推论需要等到IDE-JETRO推出2005年的AIIOT之后才能进行。
六、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从东亚后向产业关联效应来看，首先，中国和新加坡分列前两位，美国和日本次之，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和菲律宾排名靠后。其中，中国通过其巨大的中间产品需求增量为东亚区域产业发展提供着重要的拉动力量，新加坡的相应作用主要体现在东南亚地区。其次，东亚各经济体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后向产业关联效应都比较高，远大于所有产业的平均水平，制造业的不断融合与渗透是东亚产业关联最为重要的特征，而采矿业、贸易及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普遍较低。再次，在制造业内部，食品饮料及烟草、纺织皮革及相关品、化学产品、橡胶制品、金属制品、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和其他制造业产品的后向关联效应比较大，木制品、纸浆纸制品及印刷品、石化产业、非金属制品等制造业效应较小。最后，从地区分布来看，东北亚制造业后向产业关联整体水平远高于东南亚，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加工度和附加值较高的重化工业。其中，美国、中国、印度尼西亚的各制造业部门后向关联效应比较平均，泰国和日本次之，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均衡性则较差。
(2)从最终需求的产出诱发效应来看，首先，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韩国，东南亚国家的诱发效应比较低。东亚区域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仍然以美国和日本为主，远高于中国的水平，这尤其体现在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其次，在制造业领域，美国和东北亚3个经济体是东亚产出增加的主要拉动力量，其承接最终需求的制造业产品供给能力也同样突出。最后，接受产出诱发额越高的经济体对自身的诱发作用越大，占总效应的比重越高；经济体国内工业基础越完善、制造业成熟度越高，其产业发展的自足性越强。
(3)从最终需求的增加值引致效应来看，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是区域内通过提供最终需求拉动各经济体增加值发生的主要国家。经济容量和最终需求规模越大的经济体，增加值发生的对外依赖程度就越低，东北亚3个经济体增加值自足率明显高于东南亚各经济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低)，这亦表明其经济开放度和对外产业关联度较高。
注释：
①目前，国际/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主要包括区域间投入产出(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IRIO)模型(Isard，1951)和多区域投入产出(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MRIO)模型(Chenery，1953；Moses，1955)两种。IRIO模型与MRIO模型分别代表了非竞争型(non-competitive)进口和竞争型(competitive)进口两种类型，相应的两个重要应用分别是AIIOT和EUIIOT(欧洲国家间投入产出表)。
②日本IDE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亚洲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的研发和推广，并于1983年编制第一份亚洲多边投入产出表——AIIOT 1975。目前，最新发布的AIIOT为AIIOT 2000,AIIOT 2005尚在编制之中。关于AIIOT的编制方法和发展过程的介绍详见李晓、张建平(2009)的文章。
③3个基本模型的推导参见AIIOT 2000(IDE，2006，Volume 2.Data，pp.17-19)。
④I(印度尼西亚)、M(马来西亚)、P(菲律宾)、S(新加坡)、T(泰国)、C(中国)、N(中国台湾)、K(韩国)、J(日本)、U(美国)，下同。二战之后至今，美国在促进东亚经济发展和产业关联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故IDE从一开始就将美国纳入AIIOT的体系之中，参照其他9个经济体进行投入产出数据的分类和联结。
⑤影响力系数也称为Rasmussen指数(Rasmussen，1957)或扩散力系数(Meng et al.，2006)。由于研究目的的差异，按涵盖产业和经济体的范围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汇总方法(Kuwamori and Okamoto，2007)，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各自涵盖的B矩阵列数据范围方面的差异，但原理是一致的。
⑥当然，如果我们把转置之前的列产出向量(即原来的产出列向量)作为计算投入系数矩阵的依据，完全可以进行产业间前向关联效应和感应度系数的计算与研究，但由于目前AIIOT的编制从未提供过相应数据，而个人进行这一数据体系的加工和制作又难度较大，故此处从略。
⑦Meng和Inomata(2009)通过对1985年、1990年、1995年和2000年的AIIOT进行研究时发现，美、日和新加坡在吸纳东南亚国家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新加坡作为该地区出口目的地的地位日益强化。
⑧需要指出的是，与重化工业相比，制造业中的轻工业所发挥的后向产业关联效应更多地施加于各经济体国内产业。
⑨计算并绘制出来的东亚24部门后向产业关联效应数据表占用篇幅较大，此处未列出，读者若有需求，请向笔者索取。
⑩由于篇幅所限，计算汇编后的表格未列出，读者若有需求，请向笔者索取。
(11)1999-2007年，美、日在东亚吸收最终产品的总额趋于下降，中国则逐渐提高，但前两者尤其是美国所占比重仍然远远大于中国。
(12)东南亚地区拉动东亚产业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其目前在东亚事务协调(如东亚峰会和3个“10+1”对话机制)中的作用也只能更多地从政治层面予以解读。
(13)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低技术水平的电子/电器制造业领域的后向关联效应提高显著，但在以运输设备为代表的高技术水平制造业领域与美、日相比仍有明显差距(Kuwamori and Okamoto，2007)。
(14)美国和日本国内产业供给和产出对东亚最终需求的感应能力较其他经济体要大得多，但1985-2000年以来，其感应度(sensitivity degree)趋于下降，而中国与其差距不断趋于缩小(Meng and Inomata，2009)。
(15)由于篇幅所限，计算汇编后的表格未列出，读者若有需求，请向笔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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