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格斯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坦论文,政治学论文,温格论文,理性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可分为三大流派，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温格斯坦的制度政治学研究方法总体上属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同时他又试图把理性选择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文化研究方法等结合起来，运用于具体的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现象研究之中，这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制度的生成、维系与变迁
研究制度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研究既定制度的影响。但这种研究方法回避了制度为什么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社会或群体不能没有制度。另一种是把制度看成内生变量进行研究，并试图解释特定制度形成、演化、存续的原因。温格斯坦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这两方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所以他试图用理性选择模型来探讨这两个问题。
温格斯坦认为制度存在原因在于，团体常常需要制度帮助它们从合作中获取好处。在简单的现实环境中（如两个行为者的交易或博弈中），重复博弈的激励能够有效实施长期的社会合作。但在复杂的环境中，单靠重复博弈就不能维持长期的社会合作了。社会成员面对各种激励(incentive)问题，许多或所有个人可以从不合作中得到短期的好处，也可能由于对合作带来的利润份额不满意而不参加合作。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以至于单个或少数交易者不能承受，博弈者就没有遵守非正式规则的激励，合作就很难进行，出现一种每个博弈者的利益和团体利益最终都得不到最大化的困境。为了解决合作上的这种根本困境，理性的人设计出了制度约束行为。
由于理性人同时也是经济人，博弈者都谋求自己最大的利益。这样，制度设计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博弈过程。每个博弈者的利益社会经济地位又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如何能够在制度设计上达成一致呢？在这里，温格斯坦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可信性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即一个博弈者（个人、集团或国家）对自己的未来行动按照制度约束做出承诺对其他博弈者来说是可信的。如果要在同一制度框架下谋求各自的利益就必须承诺遵守制度。那么如何能保证博弈者的承诺是可信的呢？温格斯坦认为，只有每个博弈者有激励去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行为，而这种激励必须由制度向博弈者提供。但仅靠制度提供的行为激励还不足以维持行为者自我实施。因为如果行为者从违约得到的利益大大超过遵守契约的利益时，违约行为就会发生，而一个行为者的违约可能具有示范效应，导致其他行为者纷纷效尤，这样能提供激励和共同利益的制度就会失效。为了防止违约行为及其可能导致的制度失败，制度还必须对违约者进行惩罚，提高违约成本，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制度通过对行为者提供积极的激励(positive incentive)与消极的激励(negative incentive)即惩罚，就能保证行为者遵守制度，使其行为变得能自我实施，同时共同反对违约者，即使从短期来看这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必须这样做。而每个行为者的自我实施，也就意味着制度的自我实施。换言之，“当契约使所有人都得益，并认识到单方面违约，其他人也会违约，那么就会破坏契约时，这契约就能自我实施。”[1](P660-692)一旦这种能够自我实施的制度结构形成，就会达成一种稳定的内部自恰的均衡状态，温格斯坦将之称为“结构诱致均衡”(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
既然自我实施的制度是稳定的，那么制度变迁与断裂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温格斯坦和诺斯等人认为变迁可能来自外部环境的非人为诱致性因素，但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处境是导致变迁的主要因素。首先他们注意社会共享观念(share idea)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尽管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政治经济系统的完全的真实状况，但人类能构建精致的认知真实状况的观念。一个社会可能广为接受某种观念体系，也可能有不同的观念。支配性观念（即那些处于决策的政治经济精英的观念）随着时间的延续会形成明确的制度结构，即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的规范，它们可以决定经济和政治绩效。在任何时候，这种制度矩阵能够及时地强制性地严格限制精英寻求提升自身政治或经济地位的行为。结果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导致渐进变迁的路径依赖。但这种变迁持续发生（尽管变迁的速度取决于组织和企业家的竞争程度）会引起制度矩阵变化，修正对实际状况的认识，从而使政治企业家们在一个没有尽头的变迁过程中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2](P22)
不过，温格斯坦还认识到现实世界中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多变的，对环境的认知可能是不完整的或不准确的。博弈者对环境的不准确理解基本有两种，一种是不完全理解正在玩的游戏，另一种是错误理解了其他博弈者的策略。关键问题是，尽管博弈者不能准确理解所处环境，但这种不准确不是随意形成的。制约错误认知的途径是在既定制度均衡框架内发生的。这种制度均衡框架影响了错误认知的类型。具体说来就是，这个框架要求博弈者不能长时间观察均衡状态，来验证他们对游戏和其他博弈者策略的认识是否正确。尽管他们的认知可能是不完全或不准确的，但必须在这种均衡状态中协调一致。为了研究不准确认知现象及其可能导致的制度后果，温格斯坦提出了一个自我强化均衡(self-confirming equilibrium）的概念，它放弃了传统纳什均衡框架(Nash equilibrium framework)（注：纳什均衡的经济学定义是指这样一种均衡：每个博弈参与人都确信，在给定其他参与人战略决定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最优战略以回应对手的战略。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战略都是最优的。而讲解“纳什均衡”的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囚徒的困境”。）对所有博弈者对他们的策略环境拥有相同的共享的理解，而认为博弈者可能对博弈结构与其他博弈者的策略做出某些不准确的判断。但博弈者的误解并不是随意形成的，而是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即必须要与博弈路径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相一致。温格斯坦用自我强化均衡框架模拟争论的一些共有方面，即双方都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而对方的行为是不合理的。自我强化均衡限定了博弈者对其他人行为的认识是不准确的，可能选择超出均衡的路径。从这个角度来看，理性行为常常建立在一种与实事相违背的基础之上：某个人出于喜欢选择A带来的结果，而不喜欢选择B带来的结果，所以选择A，而不选择B。然而，这意味着这个人可能从不观察游戏中B行为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此外，当外部因素影响到博弈时，这个自我强化均衡框架中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现象。例如，如果外部冲击改变了博弈中的选择参数，博弈者可能会选择一个路径之外的行动，这至少对另一个博弈者来说是不可预料的。这极有可能引发博弈各方采取一系列非制度化行为，从而打破原有自我均衡制度框架。[3]
温格斯坦还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非连续性政治制度变迁中的关节点(critical junctures or points of dramatic,irreversible,and discontinuous change)问题。关节点是历史制度主义者分析制度变迁的一个概念，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当实质性的制度变迁发生时，就会由此产生某种‘关节点’，使得历史的发展走上了某种新的道路”。[4](P936-957)对此，温格斯坦的问题是“是什么机制支撑着临界点？为什么它们只是有时发生，为什么在特定时刻发生？”[1](P660-691)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温格斯坦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建立了一个“恐惧理性模型”(rationality of fear model)。[5](P261-301)这个模型认为存在一个既定的风险底线，当公民认为威胁达到或超过这一底线时，他们就会采取自卫行动，以免利益受损。其结论是：面临的威胁越大，采取自卫行动的可能底线就越低。如非常大的威胁（比如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生计），导致自卫行动的可能底线会很低。当公民对威胁的感知低于引起他们反应的可能性底线时，他们会继续遵守规则。假设某一事件的发生增加了威胁的可能性，人们就会突然背离这种体制，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
二、民主政治稳定的制度基础
对民主问题的既有研究忽视了民主政治对政府的约束是如何实施的、制度是如何发挥作用、支撑民主稳定性的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等问题。如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民主的路径，把政治文化当作一种政治范式，主要分析民主政治文化与有限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前提是几乎所有投票人都有一种特殊关于他们与政府关系的信念，这种信念将这种关系付诸实践。但温格斯坦尖锐地指出这种研究路径“忽视了支撑这种模糊假定的机制，没有看清公民的价值观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尽管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要限制政府，但他们的态度与认识不会自动变成现实。”[6](P176)他认为民主政体的稳定有赖于一种自我实施的均衡(self-enforcing equilibrium)，即所有行为者都有遵守规则的激励：公民或在野利益集团愿意通过撤销对那些违约的领导或集团的支持，以维护制度规则；政治官员出于自身利益，遵守制度规则，特别是不用其权力侵犯其反对者的意见，尊重民主政治对他们行为的约束。
要达成这种自我实施的制度均衡状态，关键问题是社会的合作。因为这种制度均衡要求公民在限制国家方面意见一致，共同协调行动，维护制度与对统治者的约束，但这种一致不能自动生成，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观念信仰相差很大，他们在适度限制政府问题上会存在显著的分歧。即便是所有公民都支持民主与选举，他们也可能在具体政策上存在不同意见。[7](P245-263)第二，国家（统治者）的权力过于强大，如果政府或领导人违犯了民主政治规则，单个公民或团体很难对其进行约束。有的公民或集团可能为了短期利益与统治者合作，而不是与其他人合作起来共同约束国家，统治者也会利用这一点，能够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而获得合法性，侵犯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和自由。所以，民主的稳定的关键就变成了是否能创制一种解决合作问题的主要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必须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必须对控制政府的政治决策的规则、公民的权利、政府行动的适当范围作出明确的安排；二是这种安排必须让公民知晓如何反对政治官员侵犯他们的权利；三是由于在一个支配性政治集团能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集团的情况下，一致性共享观念几乎不可能存在，所以这种安排必须是一种多个对立的精英集团之间的妥协与合作。这种安排要获得成功必须得到公民的广泛接受，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让他们面对潜在的侵犯时，能保护公民的反抗行动。[2](P25)这种方案见之于现实就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这种制度是能够自我实施的，因为它具有一种内部自恰性，即遵守制度符合所有行为者的利益。公民或集团可以监督国家政府（统治者），防止它用手中的权力侵害公民的权利自由，一旦发生也可以通过既有制度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权利，而不必诉诸暴力。最重要的是通过公民或集团之间的社会合作，依照制度撤销对违约的统治者的支持，使其下野。对于统治者来说，遵守现有制度，特别是那些约束其行为和权力的制度，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尽管违约可能更符合他们的短期利益，但这会导致失去政治权力。为了最大限度地掌握权力，执政就必须尽量谋求公民的支持，这就要求统治者尊重制度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而正是这些权利与自由约束着统治者不滥用权力。
在温格斯坦看来，政治的稳定不仅仅在于公民对统治者的制约，还在于统治精英内部的相互之间的制度化权力制衡。在分析美国内战以前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稳定时，温格斯坦指出联邦制度如何在美国存在这么多年，更明确地说，是什么使得联邦制度强制性地自我实施？“是制度使联邦政体得以实施和维持，在国家政府层面更是如此。例如，制衡原则是支撑联邦制的重要制度。制衡原则使美国不同的政治游说和政策偏好达成妥协，而制衡原则也是自我实施的，只要它还在起作用，每个地方政府就有权力防止改变它的企图。除了宪法，南北之间的地区力量平衡减少了北方人取消奴隶制的激励，从而为南北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激励。[8](P148-193)
三、现代国家兴衰的制度分析
从西方近现代民族国家成长的过程来看，政府的权力大小与国家的强弱并不成正比。表面上看，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国家的政府相对不受政治约束，使它有能力迅速而果断地行动。相比之下，有限政府国家反应慢，政策显得有些优柔寡断。但在温格斯坦看来这仅是表面的短时期的现象，从长时段考察，实行有限政府制度的国家有其自身优势，主要是因为它拥有一套能够自我实施的，能够做出并履行可信性承诺的政治制度。
欧洲特别是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充满血与火的暴力过程，战争在其中起了决定作用。战争使正常的国家财政税收已经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战争和军事革命的需要。举债能力成为统治者能否在短时期内聚集大量资源，赢得战争的关键。温格斯坦通过研究16-17世纪荷兰反抗西班牙的革命、18世纪英法对抗证明：在相同的情况下，财政能力强大的国家能支撑更大更长的战争，赤字财政是获胜的重要因素。“债务的好处在于能够使国家不单是通过税收获取更多的资源，这样国家通过扩大借债能力，超过对手，占据竞争优势。”[9](P16)但更为关键和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在统治者与出贷人之间建立一种能够维护借贷信用的制度，促进统治者与出借人之间相互得利，不致于使统治者用强权过度提取社会资源，而导致竭泽而渔，最后是两败俱伤的结局。对于这个问题，英法两国选择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英国，统治者与出借人在博弈中都作出让步，建立了宪政制度，[10]允许贷方废黜违约的统治者，从而更加限制了统治者行为。同时新的政治制度还保护产权，限制王权，统治者还债承诺变得可信了。这一能够建立可信性承诺的制度框架有两方面的优势：在国内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相当稳定的结局，出贷方能够任意加大对统治者的处罚，提高了统治者借贷信誉，使承诺的可信性制度化，这大大提高了投资公共债务的吸引力。作为权力的原动力，实行赤字财政满足未来的需求，使国家获取资源的能力远远超过其征税能力。它有能力兑现诺言，因此能够可靠地承担委托事务。二是国家有能力为保护产权和经济长期增长提供政治基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限制政治提取能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整体资源（注：温格斯坦：《现代增长制度的演进——宪法与承诺：17世纪英格兰治理公共选择制度的演进》，载道格拉斯·C·诺思，张五常等：《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Kenneth A.Schultz and Barry R.Weingast,Limited Government,Powerful States,in Randolph M.Siverson ed.,Strategic Politicians,Institutions,and Foreign Policy,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16:）。“光荣革命后，可信性承诺（即国家遵守契约的能力，契约是交换税收的一部分）制度化，英国的财富拥有者出乎意料地愿意为政府提供财政支持，部分原因是他们获得巨大保护，能够反对政府任意妄为。这是理解新国王威廉三世上台后，英国能够打败强大的法国的关键”。[11](P89-97)
法国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1661-1715)法国虽然也发生了制度创新，例如出借人组成合作团体约束国王，国王也获得了相当的信用，但是，法国的政治制度限制了其通过借债增加岁入的能力。法国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代议制会议与国王谈判并制衡国王。国王在借债方面仍有单方面的权力，借债并不需要债权人代表的允许，他单方面违约并不会导致他下台；整个债务管理十分混乱，出借人也不清楚国家能承担的义务有多大，不能确定自己投放的债款的前景；到18世纪法国国王想再增加新税已经相当困难，国家筹集新的资金的能力受到限制。[12](P3-42)更为严重的是法国在这期间的分割财政制度，尽管其总体税收水平不高，但其边际税收却很高。这导致应税部门的交易活动停滞，资源流向大量出于政治原因而享有免税特权的经济活动。专制君主则通过制定法律、建立冗肿的官僚机构来监管征税，制止逃税，这不但使财政制度陷入强制性却十分低效的困境中，而且还形成了僵化的产权制度，长期投资于应税部门的成本很高，使激励机制扭曲，经济增长受到破坏。[13](P31-55)英法在政治财政制度上的不同选择，决定了双方对抗中的胜败分殊。
通过以上的分析，温格斯坦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国家政治制度，因为国家政治制度为国内经济发展，实行可信的赤字财政，提取利用大量资源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基础。
四、经济增长中制度作用
传统经济理论只解释了联邦制度带来了市场经济的繁荣。温格斯坦认为这种思路把政府官员提供公共产品，保护市场认为是相当然的，并没有完全描述出联邦制度运作的特征，也没能回答政府官员为什么有动力以传统理论所描述的方式行事，政府如何承诺提供公共产品保护市场激励的问题。温格斯坦认为原因在于国家的政府结构。“经济体制面对着一个根本性两难问题：它不仅要靠政治体制明确和保护产权、契约，而且要靠政治体制保护市场免受政治侵犯”。[14]因此，繁荣的市场不仅需要一个设计适当的经济体制，还需要一个能够限制国家征用财产能力的可靠的政治基础。而限制国家权力可以从两个维度分析，一个是公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维度，另一个是代表国家权力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维度。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也可从这两个维度出发。
第一种途径是有限政府。“成功的长期经济绩效需要合适的激励，这些激励不仅针对经济当事人的而且针对政治当事人的”。[10](P160)有限政府的制度框架下政治官员出于自己的长远利益，有遵守民主制度对他们行为与权力的约束的激励。这保证了政府遵守其可信承诺，不会侵犯个人利益，而且还要按照宪法制度规定保护公民的产权与权利和自由，这样投资者就有进行持续投资的激励与条件。
第二种途径是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在温格斯坦看来它是一种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度，对提高经济绩效，促进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一般的联邦主义有两个特征：即至少有两个层次的政府统治同样的疆土和人民，每个层次的政府都有一定的自主权，以便各自自治，并在各自权力范围内行事；每个层次的自治都以制度化的方式使联邦主义的约束性得以自我实施。在此基础上，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联邦主义才是“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即地方政府对经济负有基本的规则责任；有一个得到保护的没有贸易壁垒的共同市场；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硬预算约束”(hard budget constraint)（注：Barry R.Weingast,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Vol.11,April,1995,p1-32.“硬预算约束”是指政府既不能制造发行货币，也没有无限借贷的渠道，地方政府必须基本依靠于他们自有的财源，而不能过多依靠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特别是不能进行旨在解救处于财政困境中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权力与责任，限制了中央政府经济方面的权力，推动了地方政府自治。中央职权是为国家提供，并监控地方政府不要破坏共同市场，这样来保护宏观经济体制的稳定。调控市场的权力则由地方政府掌握。
通过适当分散信息与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能建立积极激励以约束国家的掠夺行为，也能建立消极激励以减少“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带来的问题。适当分散信息与国家权力对获得可信性承诺的影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比国有企业运行得要好。中央政府不能可靠地承担起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强有力的激励的任务。当企业看起来运行良好时，它总是受到诱惑，减少对企业及其管理者的酬金。而且，国家通过掌握的银行信贷解救境况不佳的国有企业，这意味着硬预算约束的缺失。而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受到更好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激励。地方政府可以了解到中央政府所了解不致的信息，从而能够以可靠的方式（如隐形收入）抵制国家税收的掠夺。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它们不能控制中央银行，不能发行货币。这种银行控制信用，掌握企业信息的地方政府结构起到了硬预算约束的作用。
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体系中，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地方政府官员不适当干涉市场的行为起着惩罚和约束作用。政治竞争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如保护私有权、良好的社会环境、市场准入机制等，来吸引资本和劳动力。否则，生产要素就会流向其他地方。对流动税收资源的竞争阻止地方政府领导强行过度征税。在联邦主义体制内的管辖权竞争导致对地方政府的硬财政约束从内部成长起来。资源的跨地区流动提高了地方政府帮助不良企业或浪费公共开支的机会成本。如果其他情况相同，不断造成市场无效开支的地方政府将会发现它很难吸引流动的资源。这样，内生的竞争使对地方政府的约束硬化，改变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
温格斯坦用理性选择理论着重分析具体制度生成的内生和外生因素、内部维系与变迁机制，认为政治制度在这些政治现象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为了应对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他着重研究了文化观念因素在制度创新与变迁中的作用，认为文化研究方法与理性选择方法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注：Bobdrt H.Bates,Rui J.P.DE Figueiredo,JR.and Barry R.Weingast,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Rationality,Culture,and Transition,Politics and Society,Vol.26,No.4,December,1998,p603-642; Barry Weingast,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Ideas:Shared Belief Systems and State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olitics and Society Vol.23,1995,p449-464.）。他的这些努力都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微观因素往往在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但温格斯坦在建立博弈模型时忽略了许多微观因素，这可能影响到论证过程的完整性与结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