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衍生与金融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风险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盛行的资本主义展示了包括观念挑战、意志挑战、政治挑战在内的诸多挑战。接下来对于金融衍生世界分析的关键在于：通过金融自身的“二律背反”为金融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出口。金融衍生世界利用人为制造流动性为这种自相矛盾的关系提供出路，而这种流动性只会加深社会金融化与相互依赖性。金融衍生世界不仅仅表现为金融技术创新，而且还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核心因素。同时，金融将揭开三个谜底：在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金融统治意味着什么?由于历史因素各异，金融资本的流行对于政治背景不同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理解金融债务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含义? 一、金融统治意味着什么? 1.金融统治的生成 金融活动统治并殖民其他的社会生活空间，并且这种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稳固。金融统治整个世界所营造的当下金融世界是可以用数字来印证的。对金融资本所创造价值与工业资本所创造价值进行比较，是财富如何在各个部门进行分配的一个标准指示器。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活动所创造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工业资本所创造价值之和。至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金融利润所占社会总利润比值已经从二战后的7%上升到40%。同时，作为次贷危机的根源金融领域中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与市场流通债券的再证券化，同样是金融统治地位的指示器。这种不断增加的金融活动与金融对市场的霸权被称为“金融统治”。 金融统治相对于产品的实质性增加以及产品在实体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讲，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并且，这种金融“需求”正逐步统治其他资本行为。正如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所描述的：“产业资本是圣父，它生下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作为圣子，而货币资本则是圣灵。它们是三位，但在金融资本中却是一体的。”①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高级形态，从服务于生产到统治生产，造成金融资本自身功能的异化，并不断地体现在金融资本的掠食性。金融功能的掠食性体现为：“今天的金融财富越来越采取社会其余部分的债务形式。金融财富非但不能促进工业资本形成、公共设施投资、社会开支或者提供生活水平，它本身就是通过使工业企业、房地产、劳动以及政府负债来实现的——这样就能以利息、其他的金融收费以及‘资本’收益的形式来吮吸经济剩余。因此，这种模式的金融化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项上采取的是反财富的形式。”②对于金融资本的掠食性特质的解读不能仅着眼于金融统治空间的扩大。随着金融统治空间的扩大，更应着眼于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经济运转逻辑的转换上。 随着金融空间越来越大，经济活动轨迹的重心开始从一个环节转换到另一个环节，并且表现为工业产品向信贷、股权和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转换，而这只是金融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一部分。例如，“美国非金融企业拥有的金融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比率，20世纪60年代不足40%，到了2001年则飙升到约90%。以通用电气为例，2002年其属下的GE金融公司的总资产达到近5000亿美元，在通用电气中占85.15%”③。这并不是从工业生产转向金融资助如此简单的问题，而是信贷活动对劳动的延伸。作为结果，实体企业只能以减少工人工资与福利作为代价，来对金融资本增值进行价值补偿与资金“对冲”。 同时，金融自身形成一个流通框架，并利用这种“自循环”的流通框架重新整合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并且，个人信贷行为使曾经与市场相独立的安全空间(如家庭、学校、医疗、养老机构)同样陷入社会再生产的市场阴谋之中。金融自循环所营造的衍生世界不仅使消费活动、社会再生产活动金融化，而且使劳动者的劳动行为本身金融化，使整个社会金融化，并遵从其运行逻辑。 2.金融衍生的社会逻辑 金融衍生的社会逻辑对于资本实现自身补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衍生品不仅使地方产品市场服从于世界市场的波动，并且把劳动者置于潜在的风险之中。事实上，失业人口持续增加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正使用当前劳动力作为缓冲来抵御未来潜在的金融风险；不断增加的税负和收紧的信贷等。这使得工人由不情愿被雇佣转为期望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实际上，不断增加的利润率已经通过生产率提高得到提前兑现，同时使工人承担未来市场风险。由此可见，金融衍生品不仅能够“对冲”潜在的产出，而且认为这种未来的潜在产出在当前时间就能够实际兑现。 金融衍生活动的运转逻辑不仅发生于金融服务领域，而且延伸至社会生活领域。以社会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为例，需要社会服务的个人，其还款能力不断被评估、信贷资料不断被调整、信用等级不断被重新排序。过去，资源被分为公共资源与私人资源；而现在，在“资产支持证券”意识驱动下资源完全按照市场机制分配与交换，并且交换的每个主体在风险来临之前已经进入风险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化”并非与前期资本积累过程完全背离；相反，它只是原始资本积累过程的扩展与极化而已。同时，金融化活动通过各种金融组织与行业协会(如IMF、WTO)践踏其他社会空间的自主权和完整性，并穿越其地理边界来实现其所谓的“全球化”。 全球化似乎意味着世界的“同质化”与“扁平化”，其实并不然。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并不是某些经济组织所谓的利益均衡、机会均衡。这既是由于殖民主义、工业生产以及雇佣劳动的能量与功效远未消失殆尽引起的，也是由于金融衍生品自身不断独立成为价格和市场细微波动的“金融扩大器”。世界金融化不仅意味着金融活动蔓延，同时意味着社会化加剧、工人间相互依赖加剧以及更多的共同债务。 马克思对于世界金融化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企业追求资本积累行为正遍布全世界空间，并且这些空间安排被转换为这样一种进程——“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④。这些坚固的东西表面上融化为多重形式，实际上不过是当地政府保护权贵阶层免受过度市场化而蒙受损失的行为，其本质为金融资本与权力勾结所形成的“怪胎”。对于当下全世界的政府障碍与特权阶层的存在，我们可能会问：国家和阶级关系的社会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社会化将会产生对抗甚至社会解体危机，同时加深我们对于“金融统治”的理解。 也许对于金融统治的最有效分析来源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调。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市场规则作为当代权力模式，接受它们就意味着胜利，拒绝它们就意味着毁灭与死亡。撒切尔夫人宣称新自由主义是英国经济复苏所做的“别无选择”的方法。她利用货币政策大范围削减企业经济行为中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同时大规模实行国企私有化，并成为“小政府、大市场”政策的有力推行者。 由此可知，“私有化”与“放松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术语。对于“新自由主义方法”的挑战以及替代品的选择必须从对以上两者的解构与反驳入手。在大规模救助发生之后，金融衍生品应该发生效力。而实际上当“市场失灵”时，美国政府不得不把国库现金作为抵押品，其人为区分的“政体”和“自由经济”的边界马上变得不清晰。这时我们看到，政府并未远离市场。200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紧急经济稳定法》以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授予美国财政部7000亿美元金融额度，用于购买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或者为“问题资产”作担保，以稳定金融市场，同时授予7000亿美元资金股票购买权，并希望在不对资金所有权进行授权的前提下获得利润。尽管美国政府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获得160亿美元收益⑤，但这种法案远非一个大度的姿态。事实上，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已经在不同场合承诺通过削减税收来取代福利项目，以期寻求更多支持者。 3.金融衍生世界的“去中介化”趋势 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具有固定收益的养老金已经向“证券化”金融产品转变，从每年的有保证资金收入向资金的自我管理转变，并且从技术层面上衍生出各种金融产品投资组合，而金融产品微不足道的回报使得工人们不得不推迟退休时间而继续工作。目前在美国，曾经的公共产品(如健康、教育与经济适用房)同样被作为投资工具，甚至公民身份的授予权也被转换为贿赂的策略。金融衍生品理所当然地围绕在这些投资品周围，这不仅包括学生贷款“信用违约互换”和补充医疗保险的“证券化”，而且包括具有不同交易风险、不同信用分级的“抵押债务债券”。如果私有化是指政府制定特定政策，并且公众在政府干预之下参与市场活动，金融领域的私有化却并非通过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放松管制”实现，而是通过大量规则的制定来实现。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各种官方规则已经极度膨胀。 相较以往已有的交易规则，在金融世界中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成为金融产品，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被淘汰。在金融化初期，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监管并评估金融产品各个组成要素的潜在风险，而在金融化发展成熟期，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甚至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希望破除其投资权限，提出“去中介化”要求。去中介化核心在于取消投资权利的中央银行外部授权行为，并且可以直接合法代理金融产品。因此，许多金融机构借助去中介化出借资金并产生金融合约，或借助去中介化设计并出售股权与债券。 “去中介化”是资本社会化的一个金融术语，因为它意味着金融活动领域的空间“极化”障碍得以清除，向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放，并且使投资者处于更加复杂的金融规则与投资风险之下。鉴于这一点，私有化与放松管制可以更名为经济与政治的“去中介化”过程。引入风险运作机制与固定税收意味着富人可以通过政府充当媒介，利用减税或其他影响公共利益的决策来重新分配财富。事实上，政府放松监管并不是简单地脱离经济，而是为政治去中介化创造条件。政府利用该行政定位做出如何分配公共资源的政治决定。同时，政府决策同样可以作为经济发展方向的“指示器”，符合政策指向标就可以顺利运行，如私立学校、房屋产权、私人医疗保健等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社会布局使社会充满风险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阴霾。 4.金融衍生阶层的生成 尽管金融通过各种方式使资本社会化，但是它同样促进特定阶层的形成。二战后曾有人预言，专业管理阶层将作为一个阶层来终结所有阶层。在“知识经济”时代，美国政府将会建立培养新一代专业人员的公共教育基础设施，尽管在措施实施过程中会存在明显的种族与性别歧视，但这毕竟是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声称，那些有资格通过高等教育专业知识条款的人将会作为专业人员来掌控他们是否被雇佣，他们的职业同样可以保证其稳定的收入与职业地位。 事实上，尽管在金融化时代专业管理阶层的排序较之以往已经精确许多，而专业自主权却不断被压缩，并且终身职位逐渐消退，大批正式工人将转化为临时工。专业管理阶层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流动过程中，并充满“弹性”。他们在不同工作岗位与不同地点之间不断流动，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种身份与地位，可能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同时占据主要与附属地位，也可能在不同生产过程中占据一定工作地位。甚至，他可能在工业资本或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空间中同时从事工作。但专业管理阶层面临着由于技术更新或需求水平变化而产生的“数量弹性”、由于企业重组引起的技能再培训而产生的“功能弹性”、由于产品成本与市场需求变化而产生的“工资弹性”、由于产品需求的时间变化或季节变化引起的“时间弹性”等。 金融化世界的发展需要实体经济为其提供所需的剩余价值，否则扩张将无法持续。而劳动力的弹性工作机制能够为金融化扩张提供所需剩余价值。同时，新自由主义统治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通过放松金融管制与弹性劳动力管制为金融化发展提供方便，并以此为准则出台各种类似法案。 当类似此种法案通过的时候，即使一些金融服务机构也没有幸免被淘汰的厄运。有保障职业转化为风险职业仅仅是其中一种表现，不过这只是职业的不断社会化与工人不断无产阶级化的一部分。同时，金融法案对于专业管理阶层职业的价值评估要远大于对这个职业高尚度的考量。医生、律师以及金融从业人员现在都面临“垄断性法律知识”的挑战。以前这些法律法规都是自主被管理的，而现在却处于“失控”状态。职业阶层大众被金融统治下大量规范性法律所规制，个人为了生存而被迫接受现有金融体系法案，生命的价值与命运被置于极端风险的氛围中。 因此，专业知识人员的命运其实不是与其特定知识相衔接，而是更多地与越来越普遍的金融衍生协议相衔接。通过这些金融衍生协议衡量其工作与其创造价值的一致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融衍生协议内容其实就是使他们被“殖民化”成为可能的专业技术知识。专业技术知识同样会造成社会风险升级以及波及领域的扩大。金融衍生工具作为一个能够穿越这些专业技术知识自主权领域的关键手段，需要提前测算潜在风险与损失。但是，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不会突然成为一体，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而事情却按照证明其自身“价值”的预案产生，并根据其各自情况以特有属性来管理自身的感官。这些感官与金融衍生品特定行为规则以及价值增值方式相关。而金融衍生品根据自身情况给资本加上不同“杠杆”，并提出“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 二、金融资本的流行对于政治背景不同的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1.金融环境的现实生成路径与风险 从金融资本对全球的统治来看，金融环境似乎无处不在。并且，对于金融衍生世界而言，任何一点轻微的波动都能够产生巨大的集合效应。但是，一旦回归不同文化传统背景所营造的异质性社会，这种叙述很快变得不符合逻辑。事实上，传统本身就是一个蕴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积淀过程。尽管当代金融世界新事物层出不穷，但是任何新事物都包含着传统的连续体。新兴金融力量已经开启，但是传统社会形态却并未真正消失。尽管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无产阶级化”，但世界上仍有许多人按照自己的传统生存，而无视当今社会金融技术知识与金融资本代替传统权力与资本成为社会核心的事实。许多人包括已经被这个金融化世界所包围的人，在时代变革过程中做出改变的同时，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传统。 对于世界各地来说，资本循环过程是商品资本、生产资本、货币资本三形态在不同时空中的相互转化与相互体现的过程，而资本主义并不是机械地植入复杂的社会形态中，它总是受到当地政治传统、文化传统、个人心理、社会伦理的影响，作为资本高级形态的金融资本也不例外。马克思的辩证法抓住了资本流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认为社会历史存在特定的转换轨迹，以便在社会或政治革命中不至于崩溃。同时，历史是由现实环境中所收到的信息所造就的。而在金融资本占主导的积累过程中，“传统”作为历史障碍被人为遮蔽，劳动力同样被隐蔽，而其所创造剩余价值却单纯以数字符号来表达。货币的各项职能逐步趋于信用化、符号化、证券化，成为“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⑥。金融衍生世界使财富的定义与衡量机制发生改变，进而与现实商品或货币相脱离而“独立”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交易与循环；另一方面，现实生产并未因金融衍生品交易而使“利润率”得以提高。当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被意识到时，生活在底层的工人同样受到影响，这无疑是“次贷危机”的动态演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不断飙升的房价使人们认为“担保债务凭证”与“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几乎无任何风险，并且可以借助房价的攀升而进一步抵押房产来获得现金，这样就造成潜在借款人被不断发掘，而当房地产价格低迷时，市场却被无情关闭。金融衍生工具面对此种情境并不会就此“悬崖勒马”。相反，它只会在不同时空范围内进行不间断的金融创新，从而造成新的风险。 2.金融衍生世界的时空风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技术的不断更新，财富创造的地理空间意识逐渐被淡化，而财富与技术的关联性却逐步加深。同时，由于时空关联性，财富创造的时间性与空间性交织在一起。尽管时间指向财富创造的不均衡性，但是由于时间的压缩即为对空间的消灭，财富创造客观要求利用新技术打破物理空间对财富创造的束缚，释放金融资本全球流通寻求增值的本能。在金融化世界中，金融衍生品作为财富增值与风险管理的核心技术，其风险差异规律能够通过经济“连续性”与“改变”之间的转向得以表达。相对于传统工业社会的商品积聚而言，金融衍生世界是一种不同以往的财富增长新模式，从而使人们产生不同的时空心理体验。它以一个数字增加到另外一个数字来支撑经济增长，从而使资本周转速度加快，空间障碍、时间障碍得以清除。 显然，当代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通过“线性进步”和“校准”时间来衡量。如果线性时间被视为作为稳定标识的“过去、现在、未来”刻度的“脉冲性”时间，那么金融衍生世界所打造的用于“支付未来、交换未来”的时间将是承诺未来一定比现在好的“约定时间”，这种时间具有“异时性”。事实证明，这种时间所刻画的未来不过是资本追求自身无限增值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认为，市场持续扩大将使人口趋之若鹜与繁荣普及。另外，用“削减赤字”来刺激经济的举措是人为制造未来普遍性需求的另一个“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承诺未来经济会持续繁荣，而未来的承诺必须以牺牲现在的债务作为代价。 金融衍生世界是针对当下来说外来可期的行为。如果想在竞争中领先，未来不存在绝对不同于现在的情况，但现在采取的行动是为了未来预期的结果出现。以美国为例，优先购买权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政策逻辑，无论这种举措是否适用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利率改变需求。这种改变是为了预防通货膨胀、失业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进行的准备。然而，这种“激进建构主义”行为被描述为一种表演，因为它仅仅是预防危机发生的风险干预因素。事实上，金融衍生世界不仅管理风险，同样也放大风险。美联储和联邦政府在寻求经济和政治安全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干涉行为存在诸多不良影响。当然，美联储与联邦政府所营造“政府决策模型”主要是从技术手段入手进行金融干涉。 3.金融衍生世界的技术危机 盖伦指出，技术的发达往往与人的更加非理性相一致，“无机自然的领域最容易把自己呈现给有条理的、理性的分析以及相关实验的实践。而生物学的领域和心灵的领域却无可比拟地更加非理性”⑦。在金融化世界里，技术理性统摄着人的意志，从而激发心灵欲望不断迸发的“浮士德”精神；工具理性通过赋予人的心灵以未来固定预期，它们在满足主体的基本形式需要的过程中进行“定量”分析。建立在复杂代数方程之上的建模行为，其逻辑预设在于想象未来由一系列离散的结果和没有意志的“独立变量”组成。然而，金融波动不仅创造更大的风险，同时也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如此多预测信号所造成的“集体效应”不仅放大不确定性，同时生成不透明性。与“政府决策模型”相比，金融衍生世界的技术逻辑假定人类行为可以置身其外，并且不依赖任何外在现象就可以预测未来。由于世界空间发展的不均匀性，“边缘地带”的利益要为“中心地带”做出牺牲。同时，金融衍生逻辑增加了时间的复杂性，在这个虚拟时空中“现在”与“未来”将做出长期而持久的碰撞。 事实上，未来并非完整的“地平线”，它在我们面前并不开放。金融衍生世界利用技术逻辑使未来可以被预测，并黏合许多持续时间。同时，金融衍生品在这个累积的时间中进行贸易，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推迟关闭时间。金融行为不仅巩固这些不同的时间框架，并提供商品交易活动的开始与结束时间，同时控制可以生成一个稳定收入来源的时间闸门。因此，金融衍生世界打破了各式生产单位的完整性并持续产生流动性，同时这种流动性取决于某物的潜在价值。“虽然潜在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但并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到其产品，相反是产品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⑧金融衍生品的种种特质不断拓展出各式金融空间与社会空间。 三、如何理解金融债务占统治地位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 1.全球非殖民化运动 非殖民化三个核心因素包括时空独立、物质生产活动独立与社会关系再生产活动独立，这构成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社会运动的核心内容。金融化世界的来临，使“地缘政治”轴心由荷兰转向英美，这同样造成两个巨大的内部变化：一是金融活动的爆发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毁灭性打击；二是与特定中产阶级相关的社会契约断裂。当代社会巨变与专业管理阶层的出现及其数量不断扩张有关，更与传统上对于“团结”与“自主权”理解的转变相关。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由凯恩斯和其支持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形成的国际金融秩序，无疑是为了通过单一的主权货币——美元——来重新建构全球金融殖民化。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为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金融化冲突结束提供了依据，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和欧元使美元霸权不可持续，但同样无法控制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 社会关系的金融表达通过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与金融的“去中心化”活动实现。同时，近40年来政治景观的评估方式也因金融化世界的来临发生明显变化。这种情形并非殖民地彻头彻尾的失败以及被新自由主义国家所掌控。相反，金融衍生逻辑能够提供一个更加平衡的评估机制。领土、劳动、社会再生产的非殖民化时代似乎已经结束。然而，殖民主义的主张却永远不会消失，继续以它的方式表达，只不过从早期的特征明显变为缺乏清晰的评定和估值标准。 如果有证据表明政治视野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消失，那么留给我们的同样是金融衍生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却作为一个技术性分析术语来对待。金融衍生世界对于非殖民化运动回应，目的在于使我们重估一个情形：对于社会环境的政治回应来说，何谓分裂，何谓破坏统一，何谓需求不足，对金融衍生品所产生政治价值进行评估的组成因素有哪些将对“金融债务”提出新的看法。 2.金融债务 作为与金融活动相关的债务，金融债务的总额和规模受到了公众的关注。在美国，学生金融债务达到1万亿美元，这甚至超过了信用卡债务，从而引起了全国范围债务抵制运动，并且呼吁国会减免债务。债务延期偿付的想法是由卡斯特罗和其他“所谓的”债务国(包含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令人疑惑的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却要求其他各国公众为发展、退休、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数据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做出牺牲，而这些牺牲却以资本积累的额外津贴形式出现。 在许多方面，摆脱债务束缚已经成为债务国家摆脱贫困的路径。事实上，发薪日贷款、小额贷款、信贷分析已经成为大型金融服务业扩张的一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对公共道德主义援助行为提出批评，鼓吹自己的道德主张，认为适度让利给投资者这种经营方式对于追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来说是更高尚的经济形态。大型跨国公司更是通过制定债务分类法则来限制小型公司，以期取得大部分社会利益。那些支持小额信贷的人大概由1.5亿个小型企业组成，这可能已经达到了他们的负债极限。 3.金融衍生世界的所谓“盈余” 作为社会逻辑体现的金融衍生品把注意力集中到债务，并可以明确区分债权人与债务人。金融救助体现了巨大的财富奇观。以美国为例，为了限制金融企业(特别是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企业)的高风险投资活动，同时解决广大民众丧失“抵押房产赎回权”的危机以及促进民间信贷，美国于2008年10月通过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并最终会成为相当于整个美国提供的14万亿美元税收基础。这种行为被认为对社会金融稳定具有必要性。然而，对这个巨大的财富转移交换条款的评定却并非如此，数起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有关的经济犯罪活动目前正在调查之中，其中包括内幕交易、洗钱、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所造成恶果将会对各种社会支出造成永久性财政紧缩。 同时，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正在进行的对于布什时代税收削减政策的争论，会把债务问题演变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些政治债务带来的问题备受关注：能够突然召集数万亿美元意味着什么?并且，对于官方从未承认的“社会盈余”同样值得公众思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风险指标，把社会生产负担从政府安全项目转移到个人。然而，广大民众对于当下经济形态产生一种新的困惑：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金融资本到底是什么?它能够产生什么效果?由于财富扩张行为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活动得以实现，如果财富扩张被种种理性制度与理性工具所遮蔽，下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否能得以避免?一方面，金融衍生品是社会生活的纯粹数字化、符号化产物，所有支出都可以被计算与预言，并具有合法性与可实施性。一旦财富聚集起来并且出现堆积如山的债务，再分配不平等问题就会出现。私人股权投资、对冲基金、自营交易等金融活动都可以释放流动性，这当然是对于债务拒绝的一种政治性解读。另一方面是大型金融公司拒绝贷款、拒绝投资与标志着受资本冲击的失业现象。现在不同的是，资本缺乏流动性却面临“社会盈余”的事实，并且这种盈余是经济再次运转起来的前提。事实上，“社会盈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它受特定的社会分配制度、财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等因素影响与制约。如果仅仅把“社会盈余”作为资本创造财富的唯一来源，财富的道德属性只能放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判断。在这种不合理制度规制下，这种不合理性将会被无限放大，“社会盈余”所支撑的金融盈余“幻象”将会持续存在。 对于金融衍生世界的反思，并非呼吁人类放弃金融价值观与金融衍生生活范式，而是引导大家进行形而上反思，通过反思达到从社会存在论视阈把握当下现实。面对金融衍生世界的技术危机与政治危机，只有立足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立场、观点与方法才能够深刻揭示危机根源，提出有效措施与防范机制来指导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对当下资本主义全球化出现的问题，首先，中国应该加强社会主义资本的支柱与引导作用。其次，使金融市场不断公开化，并通过国有资本与国有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中，让资本在社会主义阳光下最大化运行。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来解决所有问题”的逻辑，秉承“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论述的同时发挥政府宏观指导作用，从而做到尊重金融资本运动的个别规律，立足于中国国情之“铁的事实”，实现中国精神与中国金融资本的良性互动。最后，金融衍生工具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更要强调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最优化，把“原子式”个人的财富论上升到人民的财富论。 ①[德]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47页。 ②[美]赫德森：《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上)，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期。 ③张宇、蔡万焕：《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在新阶段的特点》，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35页。 ⑤《美国政府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获160亿美元收益》，网易财经：http://money.163.com/09/1224/14/5RA9P3FI00251LK6.html。 ⑥[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532页。 ⑦[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何兆武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转引自张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⑧参见张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标签：金融论文; 金融衍生品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