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本论文,楚辞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楚辞》评点所取底本是指评点所依附的载录《楚辞》作品的各种刻本和抄本。就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的大要而言，主要可以区分为《楚辞》旧注本与新注本两类，而两类之中，旧注本又占有绝对的比重。之所以将其纳入研究视野，不仅是因为它与评点密不可分，是研究《楚辞》评点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把握刊刻者对底本选择、处理时所遵循的价值观念，以及背后所隐藏的《楚辞》传播、接受的特定的社会背景。
一、《楚辞集注》是明代《楚辞》评点最主要的底本
旧注本主要包括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两种。由于洪兴祖《楚辞补注》在整个明代刊刻数量较少，《楚辞》评点少有以其为底本者。明代《楚辞》评点，以朱熹《楚辞集注》为底本者最多，其中包括陈深辑《诸子品节·屈子》、万历间刻《楚辞集注》(凡三种)、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沈云翔《楚辞集注评林》以及旧抄本《楚辞》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即使从整个明代《楚辞》刊刻的情况来看，《楚辞集注》的版本也最多，情况也最为复杂。据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崔富章先生《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两书著录情况看，整个明代所刊刻的《楚辞集注》的不同版本达二十五种①，这其中还没有将重印、覆刻的情况计算在内。而这期间《楚辞章句》、《楚辞补注》的不同版本数量则分别为十四种②和两种③。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于程朱理学在明代尤其是明中期以前所受到的尊崇地位。明代初期，朝廷出于对思想文化控制的需要，大力提倡孔孟之道与被奉为儒学正统的程朱理学，与之相适应，在科举方面则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考试皆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对于题目的诠释，则要完全以朱熹等人的注解为标准。对此，《明史》卷七十《选举志》有详细的记载：
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榖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只用陈澔《集说》。④
由初设科举时的程、朱注与古注疏并存，到永乐之后唯《四书五经大全》为准的，这就是明代科举制度的内在发展脉络，而在这其中，朱熹的地位可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今核《四书大全》，又名《四书集注大全》，该书《凡例》称：
《四书大全⑤》，朱子集注诸家之说，分行小书。凡《集成》、《辑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⑥
文中《集成》、《辑释》，分别指吴真子的《四书集成》和倪士毅的《四书辑释》。由《凡例》来看，《四书大全》所辑诸家之说，无论是《集成》、《辑释》所取者，还是两书遗漏、又新增入者，其作用均在于“发明经注”，也就是要使朱熹注文的含义更加明晰和透彻。《四书大全》这种以朱熹思想观念为依据裁取诸家论说的做法，无疑旨在树立其正统地位，从这个角度讲，《四书大全》实际上也就是对朱熹《四书集注》所作的进一步扩充而已。《五经大全》亦是如此。今核《五经大全》，其中包括《周易大全》二十四卷、《书经大全》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春秋大全》七十卷、《礼记大全》三十卷。其所据经注，亦均属朱学著作。如《周易大全》采用的是《伊川易传》和朱熹《易本传》；《书经大全》采用的是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采用的是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采用的是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采用的是陈澔《云庄礼记集说》。诸人之中，胡安国就教于程门，蔡沈是朱熹的学生，陈澔之父师饶鲁，饶鲁师黄幹，而黄幹又是朱熹的学生。由此可见，《五经大全》所据经注，无一不是朱学著作。⑦
通过官方的强制推崇与肯定，在明代前期就形成了朱学大为兴盛的局面，文人学者大多谨守于朱子传统，而少有超越者。《明史·儒林传·序论》云：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⑧
受此风气影响，朱熹《楚辞集注》这时也是如日中天，在《楚辞》学领域有着绝对的权威地位。据明代著名学者、曾任太子太傅兼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王鏊说，自从朱熹《楚辞集注》行世，人们就不再知道有王逸的《楚辞章句》，而他自己也只能从昭明《文选》中窥见其一二，无法找到《章句》全书。后来很幸运地得到一本，有人却说：“六经之学，至朱子而大明，汉、唐注疏，为之尽废，复何以是编为哉？”⑨朱熹《楚辞集注》在当时的地位，由此可以想见。
当时世人极力推崇朱熹《楚辞集注》的例子，如何乔新《楚辞集注序》云：
《三百篇》后，惟屈子之辞最为近古。……汉王逸尝为之《章句》，宋洪兴祖又为之《补注》，而晁无咎又取古今词赋之近《骚》者以续之。然王、洪之注，随文生义，未有能白作者之心。而晁氏之书，辨说纷拏，亦无所发于义理。朱子以豪杰之才、圣贤之学，当宋中叶，阨于权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当时士大夫希世媒进者，从而沮之排之，目为伪学，视子兰、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与二三门弟子讲道武夷，容与乎溪云山月之间。所以自处者，盖非屈子之所能及。……嗟夫，大儒者著述之旨，岂末学所能窥哉？然尝闻之，孔子之删《诗》、朱子之定《骚》，其意一也。⑩
何乔新的这种论调较具代表性，即通过贬抑前世诸家注，而使朱熹《集注》的地位得以凸显。非但如此，在他看来，就朱子所处环境而言，亦“不啻屈子之在楚”，朱子自处之道，则又“非屈子之所能及”，言下之意，朱子胜屈子者多矣。屈子是否“不及”朱熹，我们对此姑且不论，但这种论调所反映出的一个重要事实却值得我们注意，即朱熹的权威在当时是绝对的，以至于人们宁可去贬低屈原，也不愿去批评朱熹。基于这种认识，何乔新甚至将朱熹“定《骚》”与孔子“删《诗》”相提并论，在孔子被尊崇为圣人的时代，这无疑是最高的赞誉。(11)
类似持论又如张旭《重刊楚辞序》曰：
窃惟朱子因《离骚》以删定《楚辞》，与孔子之假《鲁史》以修《春秋》同一心也。(12)
再如李维祯曰：
采王、洪、晁三家为《集注》，又差择去取其所录，名《楚辞后语》，附以《辨证》者，朱子也。自朱子注行，而诸说俱左次矣。(13)
以上对于《楚辞集注》的极力推崇，对《楚辞》评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评点刊刻者之所以选择《楚辞集注》作为底本，也大多是认为《集注》取得了超越前世注本的成就。如万历间刊集评本《楚辞集注》(14)，卷首就仅附载了上引何乔新的《楚辞集注序》。又如蒋之翘校刊《七十二家评楚辞》，在所作《楚辞序》中认为：王逸《楚辞章句》与洪兴祖《楚辞补注》仅是详于训诂，于会意处则多所缺失，而唯有“紫阳朱子注，甚得所解”。(15)诸家注中，以《楚辞集注》为善，以之为底本，再配以名家评点，从而兼存众善于一本之中，这应该就是蒋之翘等人在底本选择时的初衷所在。平心而论，《楚辞集注》的确在疏通意旨方面有前世注本所无法超越的地方。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渐次退出主流舞台，而这时《楚辞集注》仍然能受到人们的肯定和接受，其中除之前权威地位的遗留影响外，就主要是其自身所具有的长处和优势了。
就作为评点所依附底本的《楚辞集注》的形态来看，其中万历年间刊《楚辞集注》(凡三种)、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沈云翔《楚辞集注评林》(16)等，都是以《楚辞集注》的足本作为底本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收录了《集注》的全部内容。在此基础上，有的评点本还有了一定的变化，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蒋本增益内容较多，如于卷首载司马迁《屈原传》、沈亚之《屈原外传》、李贽《屈原传赞》、苏轼《屈原庙赋》、颜延之《祭屈原文》、蒋之翘《哀屈原文》，以及李白、刘长卿、王叔承、何景明、蒋之翘、宋瑛、戴叔伦、邹维琏、杨维桢、蒋之华、陆钿等人所作《吊屈原诗》。又承《楚辞后语》增《楚辞》附览二卷，称：“汉本《楚辞》载《谏》、《怀》、《叹》、《思》四篇，朱子删之，谓其无病呻吟。是矣。奈读者罔闻其说，犹报遗珠之痛。予聊附之篇外，以备览云。”蒋氏就篇章折中于《章句》、《集注》，意存《楚辞》之旧，如从《楚辞》传播、接受的历史角度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17)
而陈深辑《诸子品节·屈子》与旧抄本《楚辞》的底本，则非《集注》足本。如在篇目上，前者仅收录了自《离骚》至《大招》等屈原、宋玉的作品；后者也只收录了自《离骚》至《招魂》等屈、宋两人的作品。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此二本正文中的注文也非全引，而是节录《集注》而成。这表明此二本之辑刊者在引入《集注》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一番择取与删节的工作。之所以如此，则应归于其作为选本的性质。如《诸子品节》共收录三十余家，篇目宏富，由于篇幅的限制，辑刊者对于所选各家的相关注文进行全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旧抄本《楚辞》更是如此，其本身选本兼抄本的双重性质，就决定了在注文的确定过程中，必然要对《楚辞集注》进行筛选与删节。就此二本所录《楚辞集注》的内容来看，其所择取者，多是相关注文中较为关键的部分。
二、《楚辞章句》是明中后期《楚辞》评点的主要底本
如前所述，由于官方的强制推崇和文人、学者的大力宣扬，朱学在明代初期很快就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朱熹《楚辞集注》也随之在《楚辞》学界具有了绝对的权威和地位。但这种状况至明代中叶便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这个时候，朱学虽仍然是官方之学，但随着心学的兴起及广泛传播，它已经逐渐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人们也开始对它进行反思和批评。如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陈献章，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粃糠者盖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游，然后益数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复长也。(18)
陈献章年轻时亦曾着力于科举，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后来师事当时著名的江西学者吴与弼，受其心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遂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里的“汩没”、“支离”云云，指的就是程朱理学，陈氏在这里主张要将之涤荡干净。
这种新的学术风气逐渐打破了人们对朱学的迷信与尊崇。具体表现在《楚辞》领域，就是人们在相关论述中已经对以往唯《楚辞集注》独尊的现象进行反思，并开始将视野转向长期被《集注》遮蔽的王逸《楚辞章句》，去试图努力恢复和挖掘它的价值所在。如前引王鏊对当时《楚辞章句》现状的描述，见于他为黄省曾校、高第刊《楚辞章句》所作的序中。在这篇序中，他对当时社会上占主流的“六经之学，至朱子而大明，汉唐注疏，为之尽废”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以此为基础，他又对王逸《楚辞章句》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和肯定：
余尝即二书而参阅之，逸之注，训诂为详；朱子始疏以《诗》之六义，援据博，义理精，诚有非逸之所及者。然予之懵也，若《天问》、《招魂》谲怪奇涩，读之多未晓析。及得是编，恍然若有开于余心。则逸也岂可谓无一日之长哉！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亦逸之所自许也。予因思之：朱子之注《楚辞》，岂尽朱子说哉。无亦因逸之注，参订而折衷之。逸之注，亦岂尽逸之说哉，无亦因诸家之说，会粹而成之。盖自淮南王安、班固、贾逵之属，转相传授，其来远矣。然则注疏之学，可尽废哉？若乃随世所尚，猥以不诵绝之，此自拘儒曲学之所为，非所望于博雅君子也。(19)
这种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章句》、《集注》两书，皆有其所长之处，且《章句》多存旧诂，《集注》亦对此多所因袭，这种“转相传授”、因袭承继的做法，正是注疏之学内在推演挺进的规律，若仅是“随世所尚”，即将《章句》遗弃，在王鏊看来，不过是“拘儒曲学”的做法而已。类似说法，还可见于申时行《重刊楚辞序》。其文云：
自汉以来，著述之士撷其英华，注释之家抉其微奥，代有作者。然班固、贾逵之书不复可考，而章句独称王逸，固自东京而已大行于世。迨考亭朱子校定其篇章，《七谏》、《九怀》而后并从删削，而逸注遂为筌蹄。然博雅之士，卒以存而不废也。……余惟六经厄于秦火，一线几绝，汉初诸儒补葺断烂，網罗放失，各以训诂颛门名家，能折角解颐，脍炙当时，而濂、洛、闗、闽之儒，始得寻其源流，阐绎其统绪，令微言大意，焕然复明，盖汉儒之功宏以远矣。逸之于《楚辞》，犹汉儒之于六经，可遂废乎？余谓说《诗》者，无以《风》《雅》之变荑稗《离骚》；读《楚辞》者，无以考亭之说骈枝逸注。两存而不遗可矣。故略陈其端，俟通经学古者择焉。(20)
王鏊在当时贵为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太子太傅兼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申时行地位亦极尊显，这篇《序》即作于其任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知制诰经筵总裁、国史会典予告之时，以两人的身份和地位，此论一出，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如果说王鏊、申时行两人还只是从古代注疏承继流传的角度，对《楚辞章句》予以肯定的话，那么吴琯对《章句》则有了更为具体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他甚至将王逸注《骚》与诸儒注《十三经》相提并论，大力褒赞。其文云：
古今之称善故者，自《十三经》之外，吾得三家焉。若王逸之于《楚辞》，郭象之于《庄子》、刘峻之于《世说》是也。人言子休注子玄，孝标胜临川，固当别论。而叔师则深得孟氏之旨矣。孟氏之言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逆者，有特而无待之谓也，斯不亦善故乎？《庄子》以理，《易》之变也；《世说》以事，《左史》之变也；《楚辞》以情，夫非《诗》之变也欤哉！《诗》之为教，宽厚温柔，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易以入。《楚辞》则不，其言鴂舌，其声蝉绵，其情蠖屈。所谓变也，非善故者，鲜不害矣。王氏一书，句为之离亦句为之释，粗而名象，精而几微，各有攸当。乃若一章之内，上下相临；数节之中，终初相应。彼其不能操其凡而撮其要哉？毋亦曰：楚人之情多怨而隐，楚人之辞牢愁而纶，至孤愤而流离，知音者自寻，修隙者难见。毋论当时待君心一悟，即千载而下，有能解此者，旦暮遇之，几
流之魂而肉鱼腹之骨矣。然则说《骚》者亦莫如说《诗》而得孟氏之旨者，孰如王氏乎？(21)
“楚人之情多怨而隐，楚人之辞牢愁而纶”，而《楚辞》者，“其言鴂舌”，“其情蠖屈”，其难解也在情理之中矣，对此《章句》皆能条分缕析，为之训说，“精而几微”，“各有攸当”，岂非“善诂”者欤？接下来吴琯又对《章句》和《集注》进行了比较观照，所论亦颇为精彩：
或曰：然则朱氏之说非欤？余谓不然。朱氏之说，由隐以之显，其说易入，其入也浅。王氏之说，由显以之隐，其说难入，其入也深。故读《骚》者，先王氏而不入，则以朱氏证之，入则深矣。(22)
据前引吴琯所论可知，诂训《楚辞》之难，难在能做到“不以文害辞”，准确地把握其“志”之所在。屈子之情深，故注家亦须入之深，方能得其正解，由此再来看吴琯此处关于王、朱二注的浅深之辨，其中所折射出的优劣价值观已是不言自明。
在这种学术风气影响下，人们对王逸《楚辞章句》就越发关注起来，相关的刊刻本也日益繁富了起来。据姜亮夫、崔富章二先生的著录情况来看，明代《楚辞章句》的刊刻时间多集中在万历年间，并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小高峰，集中出现了多种质量较高的版本。(23)在这种背景下，以《楚辞章句》为底本的评点本也随之应运而生，其中有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24)、凌毓枏校刊《楚辞》(25)、题焦竑辑《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屈子》(26)以及闵齐伋校刊《楚辞》(27)等。以上四种均刊刻于万历时期，似乎也向我们暗示《楚辞章句》在那个时期日渐繁兴的局面。
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问世于万历十四年(1586)，与前引吴琯作《序》的时间正好相同，(28)这对于我们了解冯本问世的背景，也可谓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参照。在该本卷首附录处，有“观妙斋重校楚辞章句议例”五则，其中对于选择《楚辞章句》为底本的原因，冯氏作了详细说明。我们不妨对此稍作分析，并从中理清该本与当时时代风气之间的内在联系。其“议例”云：
第一印古：《楚辞》先辈称王逸本最古，盖去楚未远，古文不甚流滥脱轶耳。后人人各以意撺易，若晦翁所次《九辩》诸章，固自玢豳，要非古人之旧矣。今一意存古，故断以王氏本为正。
第二铨故：《楚辞》解当汉孝武时，已令淮南王安通其义矣。惜乎言湮世远，今不复存。东汉王逸，汇其故为《章句》，盖其详哉！至宋洪兴祖、朱晦翁，俱有补注。总之不离王氏者居多。兹颛主王氏《章句》。洪、朱两家，间各有裨益处，为标其概于端，俾读者得以详考，亦无混王氏之旧焉。
第三遴篇：《楚辞》编于刘子政者十六卷，《章句》于王叔师者十七卷。至唐宋而下，互有编次。而《楚辞后语》，则朱子仍晁无咎氏之故云。今主《章句》，则仍《章句》，即莫赡《后语》不论矣。(29)(30)
由冯绍祖叙及的这三个方面来看，他选择《章句》作为底本，确实有着充分的理由：《楚辞》在流传过程中，后人对其肆意修改，故后世所成诸本，已多“非古人之旧”，言下之意，当时冯绍祖可以依托的最可靠的《楚辞》版本，就是王逸《楚辞章句》了；就文中注释而言，较早的刘安等诸家注均已散失无考，遗存下来的《楚辞》注本，亦属《章句》为最早，而后世洪兴祖、朱熹二家注，尽管影响甚大，但就其实质而言，在冯绍祖看来，也都是在《章句》的基础上增益而成的。基于这种认识，冯绍祖将《楚辞章句》作为评点本的底本加以刊刻，也即在情理之中了。
就诸本的外在形态来看，冯本以《楚辞章句》的足本为底本，又于卷首加载了《史记·屈原传》、“各家楚词书目”(31)。而其他三种中，《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屈子》的注文情况，与前述《诸子品节·屈子》及旧抄本《楚辞》中注文的处理方式类似，即其中所录注解，均是节录《楚辞章句》而成。凌毓枏、闵齐伋二本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它们均未收录《楚辞章句》的注文，其中凌毓枏本仅收录了王逸的大小序，闵齐伋本则只载录了王逸的各篇小序。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学术界对于它们的归属存在分歧。如姜亮夫先生将凌本归入《楚辞章句》一类，称：“全书除不录《章句》外，凡王逸本中所有大小叙附录皆具。与闵齐假本相近。”(32)又将闵本归入刘向辑本《楚辞》一类，称：“全书虽用王逸本，且录《九思》，然皆白文无章句。故入为刘向辑本。”(33)对于姜先生将闵本归入刘向辑本《楚辞》的做法，崔富章先生在著述中予以承袭。(34)与姜、崔不同，饶宗颐先生则将此本归入《楚辞集注》一类。(35)对此笔者以为，尽管二本均未录《楚辞章句》注文，但它们仍应归入《章句》一类。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二者在篇目次序与数量上，均与《楚辞章句》完全相同，这是二者属于《章句》系统最重要的证据；其二，二者虽都未录《楚辞章句》注文，但逐篇将王逸小序予以收录，则反映出它们实是以《楚辞章句》为据删减而成的；其三，二者都是在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影响下刊刻问世的。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二者在所录评点方面，对冯本均有较多的因袭，(36)这对于凌、闵二氏在底本选择上亦曾受到冯绍祖的影响来说，不失为一个有力的旁证。因此，就底本而言，凌、闵二本实际上不过是对《楚辞章句》简化之后的产物而已，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就是《楚辞章句》的某种变体。姜先生指出凌本“与闵齐伋本相近”，却将闵本置于刘向辑本《楚辞》一类，述其原因时称其“皆白文无章句”，由此推断，凌本亦皆白文，岂亦应并入刘向辑本？而饶先生将闵本归入《楚辞集注》一类，则更是不知所据为何，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闵本都与《楚辞集注》相去甚远。
明代《楚辞》评点以旧注为底本者，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即融合《章句》、《集注》相关注文于一本的情况，这主要有张凤翼《楚辞合纂》与题归有光辑《诸子汇函》之《玉虚子》、《鹿溪子》等。《楚辞合纂》在所录篇目上，也基本上是糅合王、朱二本而成的。(37)该本正文卷首题“汉王逸章句宋朱熹集注明张凤翼合纂”，(38)对于“合纂”之义，崔富章先生以为“综王逸、洪兴祖、朱熹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也”(39)。笔者考核后发现，张凤翼引录多而发挥较少。《诸子汇函》之《玉虚子》收录的是屈原的部分作品，包括《天问》、《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卜居》十一篇。《鹿溪子》则包括宋玉的《九辩》和《对楚王问》两篇。其中属于《楚辞》作品的文中注文，均是糅合王逸、朱熹两家注而成。具体来看，则以《楚辞集注》为主，对于相关文句，《集注》无注或缺失者，则由《章句》补入。(40)另外，笔者发现，该本所录王、朱二家注，都经过了汇辑者的一番改动。这种改动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对原注文进行删节；二是将原文中的多处注文经过适当调整后，重新合并为一处。《楚辞合纂》、《诸子汇函》这种融合《楚辞章句》、《楚辞集注》的做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时人认同王、朱二家注各有优长的观念。
三、作为明代《楚辞》评点底本的《楚辞》新注本
这里的《楚辞》新注本主要是相对于前世王逸、洪兴祖、朱熹三家注而言的，是指明末出现的针对以上三家注不足，重新对《楚辞》进行补充式释解的注本。与评点结合在一起的此类《楚辞》注本，主要有来钦之《楚辞述注》、潘三槐注《屈子》、陆时雍《楚辞疏》以及陆时雍疏、金兆清参评《楚辞榷》等。但需要指出的是，诸书中并非只有新注，其对于王、朱等旧注仍然有着较多的继承。因此，严格而言，它们实际上应该是新旧注文融合的一种《楚辞》注本形式，笔者在这里之所以称其为“新”，主要是相对于纯粹意义上的旧注本而言的。
来钦之《楚辞述注》在篇目的确定上以朱熹《楚辞集注》为据，但仅录前五卷屈原作品，对于后世续《骚》之作，来氏则认为“或本其志，或甚反其词，中情缱绻，旨趣幽深，非不尽善尽美，使之各自成书，亦无不可”(41)。关于“述注”之义，来氏解曰：“柳子厚曰’：‘参读《离骚》以致其幽’，由是言之，则凡为文者所不可忽也。然其词旨难明，语意杳冥，非藉解释，不能通晓。朱子之《集注》，其补俾于后人者多矣，钦之伏而诵之，间或裒多益寡，此固钦之述注之本义也。”(42)由此可见，来氏之“述注”，实以《集注》为据，再对其删节和增益。这正如其正文卷首题署所列：“汉宣城王逸章句”、“宋新安朱熹集注”、“明萧山来钦之述注”。(43)
潘三槐注《屈子》六卷(44)，仅收屈赋作品。正文各篇先白文，后接潘三槐注，再接“音释”。如“离骚经”原文后，接“离骚注”二十六条，注末又附以“离骚经音释”。对于潘注，崔富章先生以为，“其注屈原赋二十五篇，大抵综王、洪、朱之说，简明扼要，颇便诵读”。(45)洵为确论。
与二者相比，陆时雍《楚辞疏》则是明末出现的一部水平较高的《楚辞》注本，如时人唐世济称其“尽扫诸附会，独以《楚辞》还《楚辞》，间取旧诂，录其瑜，拂其违，踵其事，变其本，合论而分疏之，使作者幽墨纡轸奇瑰陆离之词，不必离朱睇而贾胡鉴，乃始较然”。(46)该本所录卷次、篇目数量均与《楚辞》旧注本不同。如其中对于篇目次序的安排，陆时雍就一反世人多承朱熹《楚辞集注》的做法，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对其进行排列：
《楚辞》次序，无所定凭，今所传朱晦翁本，首《离骚》，次《九歌》，次《天问》，次《九章》，次《远游》，次《卜居》，次《渔父》。以《九辩》、《招魂》、《大招》，则宋玉、景差所作，而缀之于后。余谓《九章》即《离骚》之疏，而《远游》者，自《离骚》中‘倚阊阖’、‘登扶桑’一意逗下，至《天问》、《九歌》、《卜居》、《渔父》，则原所杂著也。朱晦翁因《九章》中有《怀沙》一篇，乃原之卒局，而《悲回风》颠倒繁絮，以为临绝失次之音故耳。然奈何以《卜居》、《渔父》终也。”接着，陆时雍列出了自己的篇目排列表：“余今所次，首《离骚》，次《九章》，次《远游》，次《天问》，次《九歌》，次《卜居》，次《渔父》，次《九辩》，次《招魂》，次《大招》，觉其脉络相承，使观者一览而自得也。(47)
在此基础上，陆氏又增益《反离骚》、《惜誓》、《吊屈原赋》、《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诸篇，定为十九卷，这就构成了《楚辞疏》的正文部分。《楚辞》各篇，王逸、朱熹皆作有小序，对于这些小序，陆时雍颇有微词，认为“《离骚》诸篇小序，王叔师大都谬误，朱晦翁亦未全得也”，并由此逐条对二家小序之失进行指斥。对于王、朱二家注文，陆时雍亦多有批评，如称“王逸之注《离骚》，工拙虽殊，要皆自下语耳，于所注无与也”；称“《骚》人用意幽深，寄情微眇”，而朱注仅“于训诂有余”，其发明则未足。由此，陆氏方“为之抉隐通微”，以“使读者了知其意，世无懵衷”。(48)文中注疏之例，先于每篇下作小序，然后分段为解，注文先列“旧诂”，次接“陆时雍曰”。其中“旧诂”，是融合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及朱熹《楚辞集注》而成，非专主哪一家。于《天问》篇，他又取周拱辰《天问别注》之语，列次文下。(49)而《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反离骚》六篇，皆仅录旧注，陆氏注疏则较简略。(50)自《惜誓》以下诸篇，则更是只录白文，一概无注，究其因由，则源自陆氏对于汉代拟《骚》之作的轻视。因为在他看来，“倡楚者屈原，继其楚者，宋玉一人而已。景差且不逮，况其他乎？”而“自《惜誓》以下至于《九思》，取而附之者，非以其能楚也，以其欲学楚耳”。(51)就陆时雍疏解之语的具体内容来看，大抵钩玄提要，持论精辟，多能发人思致，示人以津逮。也正是因为如此，此本一出，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其后所出评点诸本中更是多有择取其注疏之语而为评语者。(52)而之后所出的陆时雍疏、金兆清参评《楚辞榷》，则不过是此本于后世的一种变体而已。
四、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的多样性及其成因
以上笔者对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就其总体情况来看，其表现形态是较为复杂的。
这种复杂局面的形成，应归因于其背后所隐藏的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如时代背景、学术风尚的影响，刊刻者个人价值、喜好的定位等。自汉代结集问世至明前中期相关评点本出现，《楚辞》传播已历经近一千四百年。(53)由于《楚辞》多载“楚音”、“楚物”、“楚地”，就当时世人而言，对于《楚辞》的阅读、理解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加上流传年代久远，因而明代大多数《楚辞》评点本的刊刻者，在正文中都附载了注文。同时，由于在《楚辞》评点产生之前，关于《楚辞》注疏已成为《楚辞》学中较为重要的一脉，并且出现了如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注本，因而明代《楚辞》评点从一开始，就与这些经典注本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以经典注本为底本的趋势一直贯穿于《楚辞》评点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明代《楚辞》评点底本形态的主要方面。除此之外，受王阳明“心学”思潮的影响，明中叶以后的学术氛围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这反映在《楚辞》研究领域，多样化的风气日渐明显，与此同时，意在弥补前世经典注本不足的《楚辞》新注本也随之出现，而这其中有的就与评点结合在一起。
明代《楚辞》底本与《楚辞》总评、眉批、旁批、卷(篇)末评等诸种评点形式结合在一起，呈现出繁富、多样性，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阅读需求，同时，校刻精审、水平较高的《楚辞》底本，对于评点的传播与普及而言，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收稿日期］2011－01－12
注释：
①参见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6—53页；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6—65页。
②参见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12—19页；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第19—27页。
③参见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32—34页；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第39—40页。
④⑧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3—1694、7222页。
⑤原文作“《四书大书》”，误。见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21页。此本系影印《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本亦误。
⑥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见《孔子文化大全》，第21页。
⑦此段内容，多参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11页。
⑨王鏊：《重刊王逸注楚辞序》，见黄省曾校，高第刊：《楚辞章句》，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本。
⑩何乔新：《楚辞集注序》，见吴原明刊：《楚辞集注》，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
(11)以上参见李中华、朱炳祥：《楚辞学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年，第139—140页。
(12)张旭：《重刊楚辞序》，见沈圻刊：《楚辞集注》，明正德十四年(1519)刻本。
(13)李维祯：《楚辞集注序》，见柏芝挺刊：《楚辞集注》，明万历间刻本。
(14)此本刊者不详，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15)蒋之翘：《楚辞序》，见《七十二家评楚辞》，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
(16)沈云翔刊：《楚辞集注评林》，明崇祯十年(1637)吴郡八咏楼刻本。
(17)对此，《郘亭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有不同意见：“蒋楚穉刻朱子此书，并《辨证》、《后语》附焉。可谓足本。但不应于《后语》六卷后，增入明人骚体为七八卷。又朱子所删之《九怀》、《九思》四篇，《附览》并退出别编。使不与本书相乱，即无妨矣。”
(18)陈献章：《龙冈书院记》，见《陈白沙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王鏊：《重刊王逸注楚辞序》，见黄省曾校，高第刊：《楚辞章句》，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本。
(20)申时行：《重刊楚辞序》，见朱燮元、朱一龙刊：《楚辞章句》，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刻本。
(21)(22)吴琯：《重梓楚辞序》，见俞初刊：《楚辞章句》，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
(23)参见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15—18页；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第23—27页。
(24)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
(25)凌毓枏校刊：《楚辞》，万历二十八年(1600)朱墨套印本。
(26)题焦竑辑：《二十九子品汇释评》，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
(27)闵齐伋校刊：《楚辞》，万历四十八年(1620)套印本。
(28)吴琯《重梓楚辞序》末题“万历丙戌新都吴琯撰”，“万历丙戌”为万历十四年。
(29)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
(30)冯绍祖“重校楚辞章句议例”共计五则，除此三则外，还有“核评”、“译响”二则。
(31)包括王逸《楚词》十七卷，《楚词释文》，洪氏《补注楚辞》与《考异》，晁氏《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八人通九十六首》，林应辰《龙冈楚辞说》，周紫芝《楚辞赘说》，朱熹《楚辞集注》十一种。姜亮夫先生著录无《八人通九十六首》，见《楚辞书目五种》，第15页。
(32)(33)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17、5页。
(34)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第10页。
(35)饶宗颐：《楚辞书录》，《选堂丛书》，香港：香港东南出版社，1956年，第10页。
(36)对于凌本和冯本之间的承继关系，可参见拙文《明代〈楚辞〉评点叙录(一)》，载《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
(37)《楚辞合纂》共十卷，其目录为：卷一《离骚经》；卷二《九歌》、《天问》；卷三《九章》；卷四《远游》、《卜居》、《渔父》；卷五《九辩》、《招魂》；卷六《大招》、《惜誓》、《吊屈原》、《反离骚》；卷七《招隐士》、《七谏》；卷八《哀时命》、《九怀》；卷九《九叹》；卷十《九思》。其中《吊屈原》来自《楚辞集注》，同时张凤翼又以《反离骚》替换了《楚辞集注》中的《服赋》，除此两篇之外的其余篇目则全同《楚辞章句》。
(38)张凤翼：《楚辞合纂》，明末刻本。
(39)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第80页。
(40)《玉虚子》、《鹿溪子》中亦有洪兴祖注文，但经笔者考核后发现，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先由朱熹引入其《楚辞集注》，后又由《诸子汇函》汇辑者从《集注》中转引而来。
(41)(42)来钦之：《楚辞序》，《楚辞述注》，明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
(43)来钦之《楚辞述注》，原刻于明崇祯十一年，后世又有据此重刻者，重刻本卷端题署则有所改动，如清康熙三十年重印本题“汉宣城王逸章句”、“宋新安朱熹集注”，“明萧山黄象彝、象玉、象霖同校”。
(44)潘三槐注：《屈子》六卷，明末写刻本。
(45)崔富章：《楚辞五种续编》，第106页。
(46)唐世济：《楚辞疏序》，《楚辞疏》，明天启间缉柳斋刻本。
(47)(48)陆时雍：《楚辞条例》，《楚辞疏》，明天启间缉柳斋刻本。
(49)《楚辞疏》卷首“楚辞姓氏”中有“别注”一项，下列周拱辰。周拱辰，字孟侯，桐乡人，岁贡生。性嗜《骚》，与陆时雍交善，陆时雍刊《楚辞疏》，周拱辰作有《楚辞叙》。其著作有《圣雨斋集》八卷、《离骚草木史》十卷等。
(50)关于此六篇，陆时雍所论之精义，皆见其《读楚辞语》中，故此处从略。
(51)陆时雍：《读楚辞语》，《楚辞疏》，明天启间缉柳斋刻本。
(52)《楚辞疏》之后，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张凤翼《楚辞合纂》、来钦之《楚辞述注》、潘三槐《屈子》等评点本，基本上都收录了陆时雍语，其中有些就是从其注疏语中择选出来的。
(53)关于《楚辞》的结集问题，汤炳正先生以为应分为五个时期：《离骚》、《九辩》为第一组，纂辑时间在先秦，“纂辑者或即为宋玉”，此为屈、宋合集之始；《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为第二组，增辑时间在西汉武帝时，“增辑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辈，或即为淮南王刘安本人”；《招魂》、《九怀》、《七谏》、《九叹》为第三组，增辑时间在西汉元帝、成帝之时，“增辑者即为刘向”；《哀时命》、《惜誓》、《大招》为第四组，增辑时间在班固之后、王逸之前，“增辑者已不可考”；《九思》为第五组，增辑时间在东汉顺帝时，增辑者为王逸，所成本即今世流传的《楚辞章句》十七卷。见汤炳正：《〈楚辞〉成书之探索》，见《屈赋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85—109页。今即以王逸书成之时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