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品德结构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探析论文,品德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孔子的品德结构，就其总体形式而论，包括内在的个体结构和外在的关系结构。分析孔子品德的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以及构成品德结构的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得出四点启示：第一，健全的心理机制是品德完善的重要条件；第二，完美的品德是体现在各种伦理关系中的诸种美德的平衡统一；第三，研究品德问题应采用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第四，当代中国的品德目标应是“仁德”与“智德”的统一。
[关键词] 孔子 品德内在结构 品德外在结构
品德结构是指构成品德的诸要素以及由这些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长期以来，人们对品德结构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孔子的品德结构，就其总体形式而论，包括内在的个体结构和外在的关系结构。前者属于品德的主观方面，后者属于品德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方面；前者表明个体的道德意识能力，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这是品德形成的前提；后者是品德主体在与外界发生关系时道德意识在道德行为中的展现。如果说前者着重于个体的正心、诚意、修身，那么后者则是个体在齐家、治国、平天下时的具体德行。这诸种因素的有机组合便是孔子品德结构的整体模式。
在孔子的品德结构中，“仁”居其核心，“仁”是“仁心”，体现在品德内在的心理成份知、情、意中。其他具体品德都是“仁心”的层层外推，于家是“孝悌”，于国是“忠信”，于民是“泛爱众”，于世是“温、良、恭、俭、让、刚、毅、直、勇、敬”。这些品德又都通过言、行、貌体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内在的结构是动机系统，那么外在的结构则是行为系统。
孔子品德的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的统一，亦即动机系统与行为系统的统一，这种统一即构成了孔子所倡导的最高境界——中庸。“中庸”是孔子品德结构的总纲，贯穿于整个品德结构之中，是孔子所极为推崇的至德，又是完善品德的至道。
一
孔子品德结构的核心是“仁”，“仁”是一切品德的源泉和归宿。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 〕人的品德源于内在的“仁心”，每一表现于外的具体品德都是“仁”的自然流露和表现。朱熹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2〕“仁在内， 公在外”〔3〕。“仁”的精神体现在个体的知、情、意中， 即构成孔子品德的内在结构。
知、情、意作为品德内在结构的组成部分，是彼此联系，互相渗透的。知，即道德理性，是品德形成的起点和最基本的心理机制，它使主体的品德修养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不仅指对自己的思想、言行随时反省、检查和解剖，而且还包括主体对社会道德理想或道德观念的认知和理性审查。因此品德也是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
在孔子的品德结构中，“知”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将“智”（知）和“仁”、“勇”一起并称为“三达德”。在孔子看来，“知”体现着个人对外在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的认识程度和水平。一个人对社会伦理关系、道德原则没有一定的认识，就很难具有高尚的品德。获“知”的途径是学习。孔子说：“弗学何以行？”学习的内容即是关于“礼”的知识。“不学礼，无以立”。只有具备了关于“礼”的知识，才能在行为中遵循“礼”。一个人不知“礼”，其行为有可能合乎“礼”，然而这样的品德还不具有理性特征，只有掌握“礼”的有关知识，其品德才具有理性特征，才有助于实行“仁”，所谓“知者利仁”。相反，在选择行为时如果不通过理性具备关于品德的种种知识，就会误入歧途，“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简；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贱；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4〕。 只有对美德的热烈向往而不实际地去学习，就不能真正理解美德的内涵，就会发生六种流蔽而远离美德。
具备了一定的道德理性，仅仅是品德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道德理性只有和道德情感结合起来，使外在于人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内化到人的性格中，使道德成为人生命自身的要求，成为人们感情世界的一部分，才可谓“成人”。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好之”、“乐之”的“之”字，指“道”、“礼”这些外在的道德规范而言。仅仅知道它们可贵，未必肯去追求；能好之，才能积极追求。但喜好它们而加以追求，自己犹与它们为二，有时也会因懈怠而与它们背离。只有到了“乐之”的境界，外在的道德规范才成为主体生命自身的一种追求，一种享受。一个人只有以仁德为快乐，才能成为孔子所要求的“仁人”。
孔子特别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他对诗教、乐教的重视上。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 在这里，孔子把诗和乐同礼并立，看作是造就一个仁人君子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孔子言“兴于诗”，具有陶冶情感的意义。君子修身以学诗始，由乐而成，“乐所以成性”。孔子对艺术的重视正是由于它可以陶冶情感，可以改变人的性情，感发人的心灵，从而使人自觉自愿地接受并实行仁道。
道德理性（知）和道德情感（情）交互作用，彼此渗透，促进了品德的发生发展。但是，仅仅具备了知和情，还不能形成稳定的品德结构。品德内在结构中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意”。道德品质的形成离不开道德意志的调节、支配和控制。孔子把道德意志看作是使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变得积极主动的条件与前提，没有善良的意志、动机，就不可能有善的行为。孔子曾说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人的行为要以善为起点，但这个善必须先由理性道德法则去发现，再由意志去接受，这样，一个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才能得以实现。
孔子看到了意志在品德结构中的重要性，因而十分强调道德意志的培养。他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要求学生正确对待生死富贵，持志守道，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经得起任何物欲的引诱和艰苦环境的磨练。
没有坚强的意志，就不能实现为学、修道所立的志向，就容易为外界的恶习所染。“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6 〕听到了义之所在，自己也知道应该怎么做是对的，但就是做不到；明明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可就是改不了，因为自己下不了决心，只好因循下去。所以孔子感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之？”〔7〕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坚强的道德意志；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障碍，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8〕。
由以上论述可知，孔子品德的内在结构是由知、情、意三要素构成的。这三要素并不是并列的，而是相互关联的。这种结构也不是因果关系，而是部分与部分以及部分与整体相互规定的动机关联结构。在这一结构中，知、情、意三者缺一不可。没有理性的道德行为是盲目的，失去意志和情感的道德行为是被迫的（无法进行道德评价的），短暂的和干燥乏味的。只有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构成平衡稳定的内在品德结构。
二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品德不仅是知、情、意三者相统一的“仁”的内在品格，而且要自觉地承担好诸多的社会角色。善的内在德性应当在外在的社会角色中得到具体体现。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9〕。如果说以“仁”为核心内容的知、情、 意的统一构成孔子品德的内在动机和系统的话，那么，在具体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具体品德则构成了孔子品德结构的外在行为系统。
孔子非常重视内在品格的外在表现，他的学生曾子对此作了发挥：“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10〕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是主体在社会交往（承担社会角色）中的外部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又是品德完善（远暴慢、近信、远鄙倍）的具体展现。对孔子品德结构的把握不能局限于言、行、貌这些个体的行为特征，如此，便把孔子丰富，深刻的品德论简单化了。孔子的品德并非抽象的、离开社会关系的个人习性，而更重要的是个体在各种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具体德行。一个人不仅要“行己有耻”，而且还要“使于四方”，做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11〕，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遵守不同的道德，正是这种外在的角色道德构成了孔子品德论的外在结构。
孔子以“爱人”释“仁”。“仁”作为全德之称，在内是“爱人”之心，表现于外则体现为含有多层次的“爱”的品德要求。以齐家始，层层外推，直至治国、平天下。
“爱人”在家庭中，表现为“爱亲”具体的品德是“孝悌”。“孝悌”作为家庭伦理关系中的品德构成孔子品德外在结构的第一层。“孝悌”的具体内容是：第一，父慈子孝。“孝”，指爱父母，是为人子者所应具备的品德。孔子在讲孝时不是专讲儿子对父母的单方面的“爱”，同时还提出了为人父者所应具备的品德——“慈”。孔子说：“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12〕第二，兄友弟悌。“悌”，是指爱兄长。在孔子品德论中，兄弟关系同样是双向的。孔子的“孝悌”，其实也就是“亲亲”。《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孝悌”这两种品德最为根本，最为重要，是“仁”心最直接的体现，这是合乎逻辑的。一个人如果不能爱其亲人，就不大可能去爱与他关系一般的人。
“孝悌”作为一种品德，和其他品德一样，有其内在的知、情、意的要求。首先要对自己作为家庭一员（或父，或子，或兄，或弟）的责任有所认识；其次在覆行义务时要重“敬”，重“色”，要求和颜悦色。孔子在回答子游问孝时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3〕表明孔子讲孝时非常强调发自内心情感。
家庭关系中的“孝悌”品德，发展、延伸、推到社会关系中，就是对君（国家）的“忠”和对朋友（他人）的“信”。这是孔子品德外在结构的第二个层次。
关于“忠”。孔子说：“臣事君以忠。”〔14〕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15〕忠是下级事奉上级的品德，特别是为臣者所应有的品德。其要求是：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为君效力。《学而》中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忠的特点在于一个“尽”字，办事尽力，死而后已，正如后儒所说：“尽己之谓忠”。但孔子讲“忠”还不象后来儒家所宣扬的那种绝对服从。他说：“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16〕君有不善言，当臣的随声附和，不敢争谏，其结果是导致亡国，更谈不上尽忠了。
关于信。信有二义：信任和信用。其内容是诚实不欺，是上下等级之间及朋友之间必备的品德。曾子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17〕孔子说：“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18〕信是维护朋友关系的重要品德，同时讲信用就可以上能谏君，下能使民，维护君王对人民的统治。“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19〕“信”德和“忠”德一起构成了们在政治生活和交往关系中必备的品德。
孔子的品德论还进一步提出了个体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和公共生活中所应具备的品德，构成了孔子品德外在结构的第三个层次。孔子的“仁德”，首先是“爱亲”，推及“忠君”，“友信”，最后是“泛爱众”。“爱亲”所涉及的是父子、兄弟关系。“忠君”是“孝”父的延伸，即所谓“移孝作忠。”朋友是兄弟关系的延伸，由“悌”及“信”。“泛爱众”所涉及的是氏族成员间的普遍关系。它要求爱氏族中的每一个成员，体现了族类的整体意识。因此“泛爱众”实际上是在涉及个体成员与氏族整体的伦理关系时所应具备的品德，本质上是对整个氏族或宗族的爱。这样，以“爱亲”为根基的“仁”德就获得了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即个体对氏族以至整个华夏民族利益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这是由“爱亲”而抵及“爱君”“爱友”而“爱众”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升华。
此外，孔子还提倡“俭、敬、廉、刚、毅、勇”等公共生活中必备的品德。这些公共生活中应当提倡的品德对我们今天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仍具有突出意义。
三
孔子品德的内外结构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呢？外在结构中的诸德又是怎样组合在同一结构系统中的呢？是通过“中庸”。从品德境界的角度来说，“中庸”是至德；从完善品德的角度来说，“中庸”是至道。因而，“中庸”在孔子的品德结构中，具有总纲的地位，贯穿整个品德结构。
首先，中庸是适度，是“义”。孔子品德结构中的诸德，都须以“中庸”为度。优秀的品德应当是“中立而不倚”〔20〕，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孔子说“过犹不及”，都足以败坏德性。比如，“勇”是孔子提倡的“三达德”之一，“仁者必有勇”〔21〕，是仁者必备的品德。但当子路问“君子尚勇乎”时，孔子却没有正面作答，而是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2〕这实际上又否定了“君子尚勇”，并给“勇”添加了个附加条件“义”，“义”才是君子所应崇尚的。因而孔子反复强调“徙义”的重要性。“主忠信，徙义，崇德也。”〔23〕义，即“宜也”，一个人完善品德的重要途径就在于使自己的行为合宜，把握好“度”。“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就是对中庸的极好解释。中庸不仅是要求行为中“无过无不及”，而且还要求在不同场合中做与自己角色相适宜的事，各种品德的具体场合不能混淆。
第二，中庸是“和”而不是“同”，是“适度”而不是折衷，是有原则的“谦让”，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是既要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而自己的中心还是独立而不移，并非不分时间、场合、条件，一味随和。孔子将“温”、“良”、“恭”、“让”和“刚”、“毅”、“直”、“勇”，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品德统一于同一品德结构中，就是借助“中庸”之道。
第三，中庸是稳定和权变的统一。孔子特别强调品德的稳定性特征。一个有德之人，应当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个人的德性不仅体现在他的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而应是体现在他的一系列的行为中，甚至体现在他的一生中，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所涉及的仅仅是他“做”了什么，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却标明的是他“是”什么。孔子强调品德的稳定性，但又不是将之绝对化、刻板化，要求应对具体境遇作分析，“中庸”这里又体现了稳定性和权变性的统一。任何有德之人，虽然要具有行为的一贯性、稳定性，但并不意味着道德准则在他身上得到全面遵循，对一些小的违反德性的行为孔子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宽容，即所谓“大德不偷闲，小德出入可也”。评价一个人的品德既不能根据一件好事评价为“有德”，同样，也不能因为一件坏事就评价为“缺德”。
第四，中庸是和谐。作为个体的人，其内在方面由知、情、意三部分组成，这三种成份的和谐相处，就是一个具备了内在品格的人；作为个体品格外在展现的言行举止在各种社会角色中各得其宜，就可谓一个完善的品德，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相反，内在的知、情、意发展不平衡，有“知”无“情”，有“情”无“意”，或外在的结构中有“孝”无“忠”，有“信”无“义”等等，或者内在的品格和外在的言行不统一，都表明一个人的品德不是和谐的，而是分裂的、不健全的。
透过孔子内外和谐的品德结构，我们可以看到，知、情、意统一的内在品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内在的我，而社会角色则可以看作是外在的我（展现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我），孔子将“仁”的内在品格与君、臣、父、子等社会角色的承担过程联系起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把理想的品德理解为内在的我与外在的我的统一。
四
以上所述，是孔子品德结构理论的基本脉络和轮廓。孔子的品德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孔子把品德看作是个体对外在的礼（道德规范）的自觉内化，洞见了“德性”之根本，揭示了健全的心理机制对品德的意义。孔子把西周建立的那套以“礼”为中心的外在社会制约理论转化为以“仁”为中心的内在制约机制。在品德内在结构中强调知、情、意的协调统一，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进行道德建设也不无启发。任何一种社会道德只有内化到个体理性、情感、意志和实际的行为过程中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现实道德。为此，品德的内在结构因素知、情、意之间是否协调，即心理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影响到品德的完善程度。孔子关于品德内在结构的思想，揭示了道德理性、道德情感的相互依存关系。没有理智的指导，品德修养可能误入歧图，而没有情感的渗透，道德要求就不会内化为心理需求，品德修养就会失去意义。个人进行道德修养，要将理性和情感协调起来。对道德要求既要“知之”，又要“好之”，进而达到“乐之”的境界，使之真正化为自身内在的需求，这样的品德，才是健全、完美的品德。
第二，孔子提出的诸种社会关系中诸种美德须平衡、协调统一的思想，表现了他对完美品德的深刻洞见，为我们揭示品德结构的全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长期以来，我们对品德结构的探讨，实质上是对品德的心理结构的探讨。品德作为一种个体道德现象，固然是为个人所独有。然而，孤立的个体既谈不上道德，其品德境界也无法体现。品德是在社会伦理关系中形成，并在社会伦理关系中得到外显的。孔子品德的外在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个品德完善的人，必须显示出多方面的美德，并且这些美德还不能被其他不良品德所抵销。一个对朋友诚信、生活节俭的人，如果他同时是懒惰的、不谦虚的，那么他也算不上具有完美的品德；完美的品德是能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任何关系中都恰当地履行自身的义务，是诸种美德的总称。
第三，孔子品德结构理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是，品德研究要注重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品德结构是由外在的社会关系中的行为系统和内在的心理意向系统共同作用而形成，各部分都以独特的作用保持这一结构的整体功能。内在的知、情、意的结合构成潜在的品格，表现在具体的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则是可感知的具体德行。品德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不断循环上升过程。影响品德形成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外部环境因素，又有内部知、情、意因素。因而对品德的研究要采用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第四，构成孔子品德结构的诸种德性，主要是以“仁”为中心、为出发点的处理人己关系方面的“仁德”，而对“智德”重视不够。今天我们建构中华民族的品德目标，应是“仁德”与“智德”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人。就孔子品德结构的形式而言，作为一种修养路径，它是完满通达的。而从构成其统一体的诸种品德来看，它以“仁”为“众德之名”和“公德之源”的层层外推的结构中，显然偏重于协调人际关系的“仁德”，而对“智德”重视不够。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品德理论方面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特别注重“智德”，然而，他的智德在内涵上与孔子的“智”却有很大差异。他的“智德”包含技艺、科学、实践的智慧、直觉理性以及直觉理性与科学知识统一而形成的智慧五个方面，并且把智德看作是最高层次的德性。正如孔子的品德论形成中国重“仁德”的伦理传统一样，亚里士多德的品德论影响了西方的伦理传统，形成重“理性”的特点。今天，我们建构中华民族的品德目标，应当发扬孔子提出的“仁德”，吸收西方的“智德”，使中华民族的品德目标既具有民族的根源动力，又具有现代化建设所必备的理性、智慧能力，把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新时期的品德培养目标。
注释：
〔1〕〔15〕〔17〕《论语·学而》。
〔2〕朱熹《论语集注》。
〔3〕《朱子语类》卷6。
〔4〕〔18〕〔22〕《论语·阳货》。
〔5〕〔10〕《论语·泰伯》
〔6〕《论语·述而》。
〔7〕〔11〕〔16〕《论语·子路》。
〔8〕《论语·里仁》。
〔9〕〔21〕《论语·宪问》。
〔12〕〔23〕《论语·颜渊》。
〔13〕《论语·为政》。
〔14〕《论语·八俏》。
〔19〕《论语·先进》。
〔20〕《礼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