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与超越——论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尔德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后期，英国作家、文艺批评家王尔德提出了与传统的模仿说截然相反的观点：生活模仿艺术。对王尔德这一离经叛道的观点，我们历来以“颠倒了艺术和现实的关系”为由予以全盘否定，这未免过于武断。我认为，出现在西方文论中的这样一个新奇观点颇有探讨的价值。王尔德为什么要提出“生活模仿艺术”？对此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问题。
一
1889年，王尔德在著名的文艺论文《谎言的衰朽》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生活模仿艺术。他说：“生活模仿艺术。生活事实上是镜子，而艺术却是现实。”[①]对这一颠覆传统的观点，王尔德是如何阐述的呢？首先，他从贬抑生活出发，否定生活对艺术创造的价值。王尔德认为，生活是不完美的、丑陋的，虚假的生活不值得艺术忠实地模仿。他说：“现实生活用影子欺骗我们，就像皮影戏演员用影子来欺骗我们一样。我们所认为的现实，总是给我们一种虚假的可靠感，事实上它是非常脆弱的，一不小心就会碰碎。”[②]不仅如此，生活还是艺术的大敌，“生活是腐蚀性很强的液体，它艺术的敌人，毁灭艺术之家。”[③]在否定生活的基础上，王尔德突出强调生活的模仿性。在他看来，艺术具有创造生活的本领，生活则具备天生的模仿本能，“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创造一个典型，而生活就去模仿他，在通俗的形式中复制它。”[④]王尔德举例说：男孩读了关于杰克·谢泼德或狄克·特尔平[⑤]的冒险故事后，便去水果摊行窃，或夜间闯进糖果店，甚至头戴黑面罩，手执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在郊区小道上扑向年老的绅士，使他们大惊失色。这种现象乃“生活之模仿本能的必然结果”。接着，王尔德列举诸多事例进一步论证生活对艺术的模仿：我们所知道的19世纪，大部分是巴尔扎克的创造；俄国的虚无主义乃是屠格涅夫的发明；有了哈姆莱特的“悲观主义”，才有现代的悲观思想；年轻人自杀是因为劳拉这样做过，他们死于自己的手下，是因为维特死于自己的手下。以上述现象为据，王尔德断言：“生活是艺术最好的学生，唯一的学生。”“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
为了使“生活模仿艺术”这一新奇难解的理论变得更为完整，王尔德进一步说明：自然不亚于生活，也是对艺术的一种模仿。他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阐明。第一，否弃自然。王尔德认为，自然单调乏味，既丑陋又不舒服，令人生厌。“假如自然是舒服的，人类就永远不会发明建筑。”他指出，人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克服自然，人回到自然，便失去了“自我”。以他自己为例，他就特别喜欢住在一个建筑精美，比例谐调的房子内，而不愿住在荒郊野外，喜欢室内生活而厌弃户外活动。他说：“我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很渺小，和在山坡上吃草的牛或在沟里开着的花没有多少分别。”[⑥]王尔德对自然的看法较之卢梭的观点可谓各走极端。对自然的否弃，使王尔德认为自然风景没有什么可供玩赏的价值，艺术不该模仿自然。在王尔德的创作中，我们就很难找到自然风光的描绘，自然的芬芳至多飘散在人工的花园。第二，艺术创造自然。王尔德不仅反对艺术以自然为蓝本，而且还宣称自然也是艺术创造的。他以伦敦之雾为例予以证明。他说：“大家都看到雾，这并不是因为空中有雾，而是因为诗人和画家早将雾的神秘可爱之处指点给我们看。几百年来，伦敦可能早已有雾，我敢说，确实有雾，可是没有人看见过，关于雾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在艺术发明雾以前，雾根本不存在。”[⑦]所以，“自然不是生育我们的伟大母亲，它是我们的创造物”。第三，自然具有模仿本能。王尔德认为，自然像生活一样，也具有“奇怪的模仿本能”，艺术创造出一种无比的、独一无二的景观后，自然就不断地重复这种景观。例如，人们在法国见到的那种苍白、颤抖的日光，加上它那奇怪的紫红色污渍和不安的紫色阴影，是艺术最新的想象，自然便将它再现得令人十分钦佩。至此，王尔德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自认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深信，自然模仿艺术，“一旦艺术更加多样化了，自然无疑也会更加多样化。”[⑧]
以上王尔德对生活模仿艺术观点的阐述确有振聋发聩之力，其意图绝非“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之言能概括的。我们不禁要问，在传统的模仿说主宰西方文论，自然主义文学方兴未艾的背景下，王尔德为什么振振有词地提出令人瞠目的“生活模仿艺术”之说？
二
任何思想观念的萌生，都离不开时代、社会的土壤。王尔德生活的19世纪，正是英国工业迅速发展的世纪，工业化的直接后果便是城市的迅速发展和千变万化。城市和工业化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文明，人们一方面难以摆脱这种文明，另一方面又感觉到缺少了些企么。在文化界，人们普遍感到的是美的丧失。王尔德的老师罗金并不否认工业的重要性，但他也不无痛心地指出：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工业而无艺术，只能是野蛮的社会。特别是19世纪末期，随着工商业的兴旺发达，“物质至上”、“唯利是图”之风弥漫英国社会，金钱原则更是把一切都变成了商品。艺术商品化的现象令一些富有才智的作家、艺术家大为不满。于是产生了一种苦闷、徨、悲观颓废的心理和在艺术上要求自卫的情绪，视艺术为摆脱平庸生活的避难所的观点风行一时。王尔德就这样说过：“在这动荡和纷乱的年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往何方呢？只能到古代意大利异教经典所说的Citta divina（圣城）的地方去，在那里一个人至少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纷扰与恐怖，逃避世俗的选择。”[⑨]对现实的极度失望与不满，使王尔德鄙弃现实，推崇艺术，试图以艺术之美来反抗庸俗的社会现实。从他的“生活模仿艺术”的主张，我们可以窥见隐含于其中的积极的主观愿望——他在一定程度上相信美的艺术可以间接地矫正人间的罪恶，可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某种值得效法的楷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艺术“为生活提供了一些美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生活就可以实现它的那种活动力。”可以说，“生活模仿艺术”是王尔德开出的一剂以美疗救世态病相的良方。
如果说王尔德张扬“生活模仿艺术”的旗帜，仅仅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那他只不过是一个愤世嫉俗者，而非真正的文学家。”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王尔德敏锐地看到了当时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为了维护文学艺术的独立性、纯洁性，建造美的艺术殿堂，他亮出“生活模仿艺术”的大旗，作为对现实主义，尤其是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反拨。19世纪欧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实主义小说，以严格模仿现实作为自己的艺术宗旨，这既同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有关，也同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联。就文艺领域内部而言，在浪漫主义激起的充满幻想的热情过去之后，人们开始转向一种新的倾向，要求冷静、客观地观察自然和现实生活。作为对自然和现实生活的一种新的艺术看法，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无疑是一种创造。但是，现实主义对真实的追求也往往变成禁锢作家的“牢狱”，就连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也未能摆脱其束缚。他注重静态的人物肖像描写和环境描写，为了细节的真实，他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作品情节屡遭打断，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受到损害。F·施莱格尔曾尖锐地指出：“现实主义艺术家等于是放弃了一个艺术家的生涯，转而去躺倒在自然脚下，受其束缚”。[⑩]对现实主义的这种弊端，王尔德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屠格涅夫赞赏的莎士比亚有关文艺反映自然、人生的名言，被王尔德视为“不幸的格言”、“陈词滥调”；在他看来，狄更斯的小说“力图唤起我们对经济执行法过程中的牺牲者的同情”，因而是“够令人沮丧的”；巴尔扎克对直接的环境发生兴趣，并把环境写进小说，莫泊桑“在小说中撕下生活聊以遮体的几块破布，让我们看到了令人作呕的疮疤和溃烂的伤口”，因而叫人扫兴。总而言之，”作为一种方法，现实主义是一种完全的失败”。(11)作为对现实主义的反拨，王尔德宣称“生活模仿艺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抽去了现实主义艺术之本——模仿现实。这虽有矫枉过正之弊，但对促使艺术摆脱现实的束缚却不无意义。
对“不要夸张，也不要强调，只要事实”的自然主义文学，王尔德更是反感。自然主义将实验方法引入小说创作，作家的理想主义激情因而失去了它激越人心的力量，美的艺术因追求事实失去光采，变得像葛雷硬的生活那样缺乏诗意。这一切使王尔德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事实不仅在历史中找到立足点，而且正在篡夺想象的领地，侵入到浪漫文学的王国中来。他们那种令人寒颤的触角无孔不入。他们正在使人类庸俗化。”(12)王匀德认为，艺术的目的“不是简单的真实，而是复杂的美”。自然主义将现实生活中的丑恶污秽逼真地再现于文学中，以纯客观的态度把生活中的一切细微末节精确而毫无遗漏地摄取下来，这必然使得“耽美”的王尔德对于这些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极度失望。这种深重的失望与他对于当时社会的虚伪、庸俗氛围的失望相搅拌，与他喜欢标新立异的个性相契合，便扭曲地表现为否弃生活，独尊艺术，以彻底背弃传统的美学主张阻止艺术变成干巴巴的事实记录。王尔德提出“生活模仿艺术”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在一个讲求科学、实际的年代，在一个以模仿生活为艺术宗旨的年代，王尔德把艺术奉为生活的范本，确实有着大无畏的反叛精神。
三
考察王尔德提出“生活模仿艺术”的原因，为我们对之予以正确评价奠定了基础。如果进一步从美学、哲学、心理学角度对王尔德的观点进行探讨，我们将更清楚地认识到它的意义与价值。
在西方美学史上，王尔德“生活模仿艺术”之说的挑战性和创新意识是引人注目的，它突破了传统的“艺术模仿生活”的单向模式，为人们考察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角度。长期以来，抱住艺术模仿生活、自然观点不放的理论家，不愿把注意力放到如何使艺术从生活、自然中解放出来这一根本问题上，一味强调“逼真”对艺术的重要性。绘画大僧克希斯（Zenxis）画出的葡萄如此生动逼真，以至飞鸟都飞过来啄食；布特耐尔（Buttner）的猴子从一个铜板雕刻中寻找昆虫，并把它送进嘴里。这些故事被一次次加以引用，借以说明逼真对艺术创作的意义。如果艺术家以维妙维肖地模仿现实为鹄的，那现实势必成为割断艺术美丽翅膀的刀子。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不能停留在模仿。施莱格尔·马赫指出：“个别的东西越是受现实的支配，艺术就会越快消失，最后变成历史的附庸。”(13)艺术家的职能是在现实行活中去发现美、创造美。而“美并不是经验现实的东西，它是现实的质料中蕴藏着的超现实、超自然的东西。没有超越的要求，艺术活动就失去了意义。”(14)理解了这些，我们就理解了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王尔德以惊骇俗的方式对拘泥于现实生活的艺术家敲响了警钟—挣脱现实的束缚，追求艺术之美。同时对生活和艺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活艺术化，艺术高于生活，实现对生活的超越，以成为生活之师。不看到这些而指责王尔德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未免片面武断。艺术创造源于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一部低劣的作品之所以低劣，不是因为它没有源于生活，恰恰是由于它没有高于生活。所以，对艺术家来说，比忠于现实、模仿现实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实。以此来观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之说，蕴含于其中的美学见解在当时是深刻独到的。
在王尔德看来，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乃是我们从无数艺术品中所体验过的那种世界。人只有体验到艺术之美，才能真正欣赏和谈论自然之美。而人都具有求新意欲，对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熟视无睹。人们时常所见的伦敦之雾原本不美，只是由于艺术家描绘了它，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它，它才成为一种美；在现实生活中，暴风雨不但不美，而且还可能给人带来灾祸，但由于艺术家表现了它，它也能给人以美感。这其中就有艺术的点化之功。司空见惯的东西不会给人以美感，只有从司空见惯的东西中创造性地发现某种新的东西，这时它才能给人以美感。求新意欲是人的创造欲望的反映，现实生活、自然现象只有在人的求新意欲的作用下才会成为美，只有在满足人的创造望后才会给人以美感。所以，王尔德说是生活模仿艺术而不是艺术模仿生活的时候，这种美学见解中所包含的哲理成分是显而易见的。艺术相对一般生活而言是一种创造，艺术家具有异常丰富和深刻的情感，具有极大的表现力和理解力，具有敏锐的发现典型的能力。如果我们不习惯于用艺术家的眼光看问题，那我们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很可能只是贫乏枯燥的一部分。著名哲学家伏尔泰的一段话可以作为王尔德“生活模仿艺术”的极好注解：“画家教导我们读解人的面部表情并对体形和姿势做出解释。诗人是我们理解人的喉舌，他们影响我们在爱情、婚姻和朋友中的生活方式。”(15)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生本来就有一种“以假当真”的天赋。在人们的心目中，真实的世界与艺术创造的想象的世界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遇到合适的时机，人们时常受想象世界的干扰，产生一种不自觉的心理误会。这种现象在作家中最为多见。巴尔扎克病重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皮安训医生为他治病，狄更斯为《董贝父子》中小董贝的死亡唏嘘不已，乃至写信向友人报丧。这类现象在广大读者身上也常常发生。他们明知想象的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乃子虚乌有，却仍然执迷不误，刻意模仿。一部《红楼梦》害杀了多少怨男痴女，一篇《少年维特之烦恼》使多少西方青年爱情受挫后举枪自杀，琼瑶的小说又使多少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陷入爱河不能自拔。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们，差不多都患有轻重不一的“堂吉诃德症”，(16)在“以假当真”的心理的支配下，往往不自觉地沉溺于艺术世界。从人类共有的这种心理现象来看，“生活模仿艺术”也是不言而喻的。
四
王尔德自信他的生活模仿艺术说“在艺术史上投下了一道崭新之光”。倘若我们仅以正统的“艺术模仿生活”之论为尺度来衡量，势必只注目于他与传统的背离，而忽视其对现实的反叛与超越意识，忽视他所强调的对写实的超越精神。在我们看来，“生活模仿艺术”不免偏激，但它代表了王尔德对艺术深刻独到的见解，是王尔德美学思想的核心，有必要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只是引玉之砖。不过，在探讨王尔德的理论时，请记住当代美学家赫伯特·曼纽什的提醒：“王尔德本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怪诞的，文如其人，……他的每一种合情合理的观点都似乎笼黑罩着一层怪异的光环，只有那些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并用一种同作者一样嬉笑怒骂，不拘一格的态度阅读他的文章的人，才能洞见其中的真谛。”(17)
注释：
①王尔德：《谎言的衰朽》，《唯美主义》P127，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下注出处与此相同者，只注页码）。
②王尔德：《作为批评家的艺术家》转引自赫伯特·曼纽什《怀疑论美学》P144—145，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转引自弗·恩·鲍戈斯洛夫等著《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一卷P29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 ⑦ ⑧ ⑨ (11) (12)《唯美主义》P128、P133、P135、P4、P122、P124。
⑤杰克·谢泼德和狄克·特尔平均为著名大盗，详见《唯美主义》P129，注释①②。
⑥转引自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P1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⑩ (13) (17)转引自《怀疑论美学》P191、P193、P142。
(14)刘小枫：《诗化哲学》P151，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5)李超杰：《理解生命》P9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16)参看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P54，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