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庐山论文,事件论文,林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毛主席“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就我所经历的情况，记忆可及者，谈一下。
1970年以前，我是处在被当做叛徒嫌疑暗中审查的。虽说是背靠背的审查，但我也能感觉到，总是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别别扭扭，例如市里的有些会议没让我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决定也不告诉我。虽然在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那个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我一方面思想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则泰然处之，相信党、相信人民总是会分清是非的。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着北京市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庐山开会。这种正常的通知，反倒使我有如获意外的感受，舒了口气，心中真有些激动。我记得同我一起去的，有吴忠、杨俊生、黄作珍、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聂元梓等。
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华北组的组长是李雪峰，我是副组长，其余的副组长还有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军队的郑维山。编在华北组的还有陈伯达、汪东兴等。
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两个内容，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毛主席会前又提出了讨论形势的问题，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关于战备问题的报告。
为了修改宪法，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主席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有一个小组，成员可能是康生、陈伯达、吴法宪、张春桥等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宪法中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就是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最早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来的。毛主席以后为此又打过招呼，提出过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一次是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次是在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之后，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认为“此议不妥”。汪东兴传达的时间是在林彪坚持提出设国家主席之前。
8月23日下午3点，毛主席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8月24日上午，政治局通知我们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反复听了两遍。
8月24日下午，华北组开第一次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这个会我没有参加。好像是林彪办公室通知让几个省、市分别整理出一份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北京市也在被通知之列。因为催得很急，要求限时送到，我对情况又不了解，市委秘书长黄作珍提出由几个人凑一凑，整理出一个材料来。于是，我和黄作珍，还有我们带到庐山去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夫，一起凑材料。
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
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
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
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
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
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
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我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
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
我问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
我更不明白这是指什么人了。
晚上11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
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
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
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全会的第6号简报。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经过一夜的沸沸扬扬，人们的发言都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部队同志的发言更激动更气愤。连陈毅同志也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极其活跃，到处串联，她找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联。
这时，一些工人中选出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也找我说，别人都表态了，他们也要发言表态。
我对这些同志说：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呢？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
这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了言，到处点火，气氛相当紧张。我还发现王洪文和上海组的人在到处探听消息。
8月25日，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我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8月25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华北组的会议改由我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委先后发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他们的发言，口径完全一致。
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李雪峰告诉我，会议立刻停止。我问他为什么要停止，李雪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详情以后再谈。李雪峰当场宣布会议停止。
在散会回来的路上，我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会议为什么停止了。
李雪峰说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的。
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你们河北为什么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们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
8月25日晚上，我正在看电影，周总理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谈话。
周总理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
周总理指示我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
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河北省几位同志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
周总理说：可能是关于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发表的社论上，毛主席删去了这个内容。我已经要北京查一下档案。对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会场上对他们进行反驳？
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
周总理说：不是很好讲的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讲？
周总理批评了我。
我向周总理提出小组会如何开下去的问题，周总理说，照原计划继续开。
我从周总理处回来，就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会上批评了聂元梓的非组织活动。
我们把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况，手写了一份情况简报，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政治局传阅了。我记得林彪还在简报上划了圈。后来出现了林彪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们写的这个简报有多大风险。
这时听到他们说反对毛主席的是张春桥，也是对着江青、康生等人的。
停止小组会后，政治局作了一个决定，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还决定收回6号简报。
开检讨会时，周总理、康生主持，各大组组长参加了。我不是组长，但周总理通知让我听他们检讨。陈伯达是第一个检讨的，吴法宪、李作鹏等也检讨了。陈伯达等人的检讨很不像样子。
汪东兴找李雪峰和我谈过一次，他说是毛主席让他找华北组的几个组长谈一谈的，他犯了错误，毛主席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还是他传达的，但在这次会上，他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见。汪东兴还在华北组检讨过一次。
汪东兴讲话的内容与陈伯达讲话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是听了陈的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一时愤激的发言，是被人利用了。后来调查，也没有发现他参与林彪集团的活动。
毛主席对汪东兴一直是保护的。汪东兴回北京后在机关检讨了几次后就不再检讨了。
8月31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这以后，宪法问题不讨论了，计划问题也不讨论了，大家都转到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讲了话，讲话着重强调了对干部进行路线教育、学习马列、团结等问题。周总理和康生也讲了话。周总理是部署批陈整风的工作，康生是从理论上分析“天才”论等问题。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我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
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
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主席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我记得谈话结束时，陈先瑞还高喊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毛主席继续坐火车回北京。我们是坐汽车回来的。
从庐山回来后很久，周总理把我找去，他把我写给他的信和那份批评聂元梓的简报交给我，他要我把它处理掉。我一回来就把这两个材料处理掉了。这时，我更意识到了这里边的问题，周总理想得周到。
1970年12月，召开了华北会议。召开华北会议，表明问题越趋严重了。华北会议好像是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主持的。会前，周总理找我们几个人谈话，他先谈了毛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然后要我、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检讨，揭批陈伯达。
我们几个人在会议上检讨了，华北组在庐山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6号简报，一个是跟着陈伯达起哄。吴忠等人也在华北会议上检讨了在庐山上的错误表态等问题。
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在唐山发表了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制造了一起大冤案。
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
周总理让我们去帮助李雪峰，我到京西宾馆去看了他，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次见李雪峰。
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他在北京市工作不到七十天，他的思想状态我知道一些，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有些问题上有对立情绪。
李雪峰后来被撤销了职务，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后来又被开除了党籍，整得很惨。郑维山也被免职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一个招待所见过李雪峰。后来，他的党籍也恢复了，先任政协委员，后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委员。
在华北会议前期，我主要是检讨了我被陈伯达的讲话所迷惑和在6号简报上签字等问题。因为我没有参加8月24日的小组会，我也没有在8月25日的小组会上表态，所以也检讨不到更多的问题。后来从抄李雪峰家的材料中发现了李雪峰写的一本庐山会议日志，他在日志上记叙了8月25日他与我在河北的几位同志发言一事上有不同意见。
纪登奎告诉我发现李雪峰的日志后，中央认为我和陈伯达、李雪峰这些人没有关系，也没有参加8月24日的小组会。这样，周总理找我谈话了，周总理批评我没有参加会议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字，他要我在大会上做一个发言，揭批陈伯达，要我不必再作检讨。
我对周总理说我很不清楚陈伯达的问题，只能根据中共中央准备发出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批判陈伯达，然后也还检讨一下我的错误。
再谈一下“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情况。
毛主席在每年的国庆节前出巡各地然后回北京是有规律的。1971年这一次南巡是经津浦路回来的，在途中到达济南时通知李德生、纪登奎、我和吴忠到丰台谈话。
1971年9月12日下午，我们在丰台上了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时，汪东兴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李德生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去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李德生汇报时，我们就看出毛主席显得很不耐烦。毛主席说霍查“他是左派，我是右派”。这样，李德生不再汇报了。
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很多，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去年庐山会议的问题；还讲了庐山会议后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以及华北会议问题。
毛主席讲过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后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过十次，张国焘搞分裂后，党内多次有人搞分裂，但都未能把党分裂了。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是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出简报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会议显然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称天才”。毛主席说：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未完结，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毛主席还问我们说，这第十次是不是路线的问题。
毛主席说他在陈伯达搞的论天才的材料上加批语，在济南军区、三十八军的报告和其他文件上加批语是甩石头；从中央和各大军区调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掺沙子；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是挖墙脚。
毛主席批评了把自己的老婆安排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做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完全可以听出是指向林彪的。
毛主席还点名批评了黄永胜。
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
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6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
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或是个反革命的行动这样一类的话，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
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
毛主席还询问了北京市批陈整风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汇报了一下。
毛主席反复地说：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是坐火车回北京的。我们坐汽车回北京，下车时，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们都感到很紧张。
从丰台回来后，我到吴忠家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吴忠交换了意见。我们讨论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还考虑是否把毛主席说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传达一下。我提出虽然毛主席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提陈伯达后边是谁已经很明白了，这样，是不是需要将毛主席的谈话先给市委常委或者市委书记们吹吹风，以免将来问题出来了，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怎么传达呢？毛主席终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啊！
我们俩人商量到后半夜1点多钟，也没有考虑好怎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我说，今天恐怕议不出来妥善办法了，明天再说吧。
回到家，我就吃了安眠药休息了。
可躺下不久，3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周总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我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就去了。
我到大会堂时，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刚散，我看见黄永胜等人都急匆匆上车走了。我碰见了纪登奎，就问他总理找我有什么事，纪登奎用手遥指着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说：你去找总理吧。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女，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的负责人还听不明白是谁飞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我听到周总理这样说，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周总理打完电话后告诉我，林彪外逃了，曾经对山海关机场做了一个决定，没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但林彪还是在山海关机场坐三叉戟飞机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飞去了，雷达跟踪飞机进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二百多公里处，飞机不见了。
我说：哎呀，怎么不把它打下来？
周总理说：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周总理对我说：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另外，还有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了，这架飞机是周宇驰等人乘坐的，方向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迫降它。你们要把北京市郊区各县民兵紧急动员起来，监视飞机的降落地点。周总理还说：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
我向周总理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来一起谈。
周总理同意了。由总理办公室的人立即打电话通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来开会。
在陈先瑞、吴忠还没来的当儿，周总理给我讲了一些情况。林彪逃走的迹象及山海关机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是林豆豆向驻北戴河8341部队报告的，林豆豆和她的爱人在一起。驻北戴河部队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北京，周总理让吴法宪给山海关机场打过电话，通知飞机调回，吴法宪打完电话后对周总理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飞不回来。
陈先瑞、吴忠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又讲了发生事件的情况，并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处于紧急备战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执行，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
我和吴忠商量后向周总理提出，卫戍区的杨俊生政委应该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周总理询问了杨俊生的情况，我们说杨是可靠的、可以信任的同志，他参加工作便于执行任务。周总理表示同意，指示北京紧急备战工作由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个人负责，除此之外，现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林彪外逃的消息。
随后，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也就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周总理。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我和吴忠回到卫戍区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把杨俊生找来，一起布置了任务。首先布置动员民兵监视天空，卫戍区准备好了一部分摩托部队，随时可以出发行动到飞机降落的地点。之后，我们派出卫戍区的部队封闭了北京的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共五个机场。我们命令部队进驻机场后，全部真枪实弹，对没有周总理的命令，强行起飞的飞机立即开枪、开高射炮；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起飞；第三要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同时加派部队看好油库。进入机场的部队在机场空军的配合下，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后来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很满意。
13日，直升机被迫降在怀柔县沙峪，当地民兵马上报告了县武装部，县武装部长报告了驻在那里的警卫三师，三师立即派部队包围了这个地区，对沙峪周围进行了严密戒严。上午10点，北京卫戍区办公室接到了警卫三师从怀柔渤海所打来的电话，报告说三师的七团和当地的民兵已经在怀柔沙峪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机，并包围了。
飞机在降落前，民兵们看到直升机在天上摇晃。后来知道，那是陈修文驾驶飞机在天空中兜圈子，陈修文与周宇驰进行了搏斗，他在抢周宇驰的手枪时，周宇驰开了枪，陈修文牺牲了。以后李伟信供称，陈修文、陈士印和周宇驰坐在前边，于新野、李伟信坐在后边。于新野在后边听到枪声，就慌里慌张向前边打了一枪，这一枪打到周宇驰的手腕上了。
陈士印把飞机降落下来后在直升机中躺下装死，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飞快跑下来。周宇驰一边走一边撕林彪的政变手令、林给黄永胜的信和安排黄、吴、李、邱去广州的飞机号码、人员表。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跑了一阵，意识到跑不了，就商量自杀。周宇驰说我先把你们两个人打死，然后我再自杀。于新野、李伟信说还是自己死吧。他们就在玉米地中，一个站在一垄上，各自开了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李伟信的枪是向天空放的，没有自杀。
卫戍区部队保护好现场，进行了仔细搜索。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9月13日当天，空军来了一支武装的小部队到现场，可能是空军的警卫部队，他们找到卫戍区的人，提出要把人、直升机和直升机上的一切物品都交给他们带回空军，这个部队说他们是奉了命令来的。
林彪叛逃后，中央派李德生处理空军问题，坐镇空军司令部。但我们未接到这个命令，这次来的又是武装部队，卫戍区要不要按他们提出的要求执行，吴忠与我进行了商量。当时，我们不了解武装部队的人是些什么人，我说：空军出的事情，这些东西再交给空军处理，很显然是不妥当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得到周总理的指示，人和东西我们不能交。我还说要告诉卫戍区戒严的部队，没有周总理的指示，无论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允许进入戒严区，更不允许取走任何物品。
后来，吴忠让人好好招待这个部队，但把这个武装部队的枪都收缴了。他们回去时把枪还给了他们，他们是在卫戍区的武装监视下离开的。这个情况及处置的办法，吴忠后来都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同意。
当天，把飞机上的物品和李伟信、陈士印都送到卫戍区了。地上被撕碎的纸片当天能找到的也都送来了。
我们看了拉来的物品，有一些中央文件，其中一部分是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方面的机密文件；有一些信件，包括有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信；有一个录音带；还有三万美元。
飞机上还有一些材料，我们都看不懂，这些材料写了一些类似“B-52”、“眼镜蛇”那样的暗语。
当天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571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
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9月13日，我们一天都没有睡觉。我、吴忠、杨俊生连夜听了录音、拼对已撕破了的信。录音机放出来的声音都是吱吱哇哇的，怎么听也听不出个名堂来。我和杨梭生对信，对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有个用红铅笔写的“林彪”两字的纸片，然后又对出来个“永胜”，这个“胜”字的“月”字边是第二天才从现场找回来的。周宇驰共撕碎了三张信纸。
晚上，周总理打来电话询问收缴了些什么东西。
我报告周总理说，录音，我们听不懂；信，我们也没有对出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我们不懂这方面的技术，工作很慢。
周总理指示：你告诉公安部，由他们派人解决。
公安部李震、于桑来了，经过公安部的技术处理，我们再听录音就很清楚了，信也经技术处理后很快就对出来了。李伟信交待：这个录音，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录音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
信拼对出来了，一件是林彪的那个政变手令；一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要他有事和王飞接洽。林彪的这个手令和给黄永胜的信在周宇驰的手里，周宇驰是否见过黄永胜，黄永胜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黄永胜后来矢口否认他知道这件事，拒不坦白。
另有一张纸也被对出来了，是林、叶、黄、吴、李、邱等人南下时乘坐飞机的安排表。后来知道，林彪曾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他们得知了毛主席南巡讲话后，曾阴谋在杭州、上海及主席返京途中谋害主席，由于主席警觉，提前回到北京。他们惶恐惊惧，不敢南去广州而仓皇叛国北逃，这一阴谋遂告破灭。
这些证据在林彪专案中都会找到。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登记起来，开出了一张清单。我和吴忠、杨俊生、于桑等人在清单上签字后，就报送中央了。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日常工作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中央指定我和吴忠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
9月14日，周总理打电话来，要求把整理出来的主要材料送给他。
过了一、两天，我和公安部商量，先把对出来的几件重要材料报送周总理。我记得一共报送了五件：第一件是林彪的手令；第二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第三件是“小舰队”的名单；第四件是南下飞机的号码、人员安排表；第五件是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刘兴元传达毛主席南巡时和他们的谈话，顾同舟还在信上表忠心，说他在继续观察情况，后来知道这封信是顾同舟派他的老婆送给林立果的。
《“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检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
《“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我们把五件材料报送周总理后，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议，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都参加了，也通知我列席了。我去时，就看见周总理拿着几份东西在看。然后，周总理拿出林彪给黄永胜的那封信让黄永胜看，黄永胜看完后很紧张，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没有说他是否看见过这封信。
周总理又拿出一个名单给吴法宪看。这时，吴法宪紧张了，手直哆嗦，他看完后说这些人都是空军的。这张信纸的下角上写了一个江字，吴法宪说这个名单的字迹是江腾蛟写的，他认识。周总理拿着名单很仔细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问，问他们的职务、家庭住址等情况。当时，我想总理为什么要给他们看这些材料呢，我担心这样会出问题。事实上，周总理走着很稳妥的步骤和作着很及时的调查，把重要情况都立即掌握起来，他们逃不出周总理的掌心。
以后，这些“小舰队”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大概有一个人没抓，他是人民日报社鲁瑛的弟弟，叫鲁珉。林立果他们商量让他驾驶飞机去炸桥，然后轰炸毛主席的专列，鲁珉接到“小舰队”的命令后，让他当医生的老婆用盐水把他的眼睛擦红肿了，进了医院，以此来应付林立果等人。
这些人被逮捕后，我们把他们的口供与李伟信的口供进行了对证，这样，我们才知道有一个“小舰队”，《“571工程”纪要》就是他们搞的，才看懂了这个《纪要》。“571”就是“武装起义”的谐音，“571工程”也就是要搞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
林立果他们在京有五个据点，西苑机场有两个，空军学院有一个，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有一个，沙河机场有一个。我去查看过西苑机场、空军学院和东交民巷的据点，吴忠对全部据点都查看了。林立果这些人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十分糜烂。据点是“小舰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们吃喝玩乐的地方。据点里有一些从日本进口的录音、录像器材，当时，我们都没见过这样先进的器材。还有很多录音带、录像带、唱片等东西，录像带里有一些是为林立果选“妃子”时一些被选上的人在小据点里的录像。还有一箱子被选“妃子”的照片。
13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38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卫戍区的兵力，原有的四个师加上新配的六个师，就有十个师了。我们感觉到责任很重，也很紧张，不知道要出什么事。经过研究，确定了重点防御区域，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一带，南达保定以北。在13日或14日，部队就进到了预定位置。15日，在卫戍区召开了作战会议，我和吴忠、杨俊生都到场，各个师的负责人全参加。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全力对付内外勾结的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
14日或15日，我们还给卫戍区开过一次会。“九一三”事件后，因为卫戍区要执行一些任务，当时强调保密，下边又不知道情况，执行任务时，遇到一些问题，也老有人问，很不好办。报经周总理同意，我们开了卫戍区的师以上的干部会议，我讲了一下林彪叛逃的情况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听到林彪叛逃了，都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林彪是副统帅啊！
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九一三”事件中，周总理的指示和卫戍区执行的一系列应急措施，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对外就是对着苏联的。象这样的重大部署，按常规必须向中央军委、各总部请示报告的。但是那时已不能按常规来办事了。我和吴忠做了分析，认为黄、吴、李、邱都是军委、总部的负责人，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们跟林彪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伙的。我们认为，对黄、吴、李、邱等人，中央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不等于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很特殊，我们商量后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必须确保卫戍区的部队置于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我们指示卫戍区的机关、部队对来自军委、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就是只接收来的电话、电报，但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布置的应变措施的情况。当时，卫戍区的副政委邹平光极尽职守，昼夜在作战室值班，保证了这一指示的落实。
9月16日，周总理告诉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我们提出了抗议，抗议我们的武装飞机进入他们的国境。这架飞机已在蒙古境内坠毁。
周总理指示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向蒙古方面道歉，说明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境内的，要求把死亡人员的尸体运回来。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坐的飞机坠毁了，由于我们已经道歉了，也没有再多为难我们，但他们不同意把尸体运回中国，提议就地安葬。周总理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发生争执会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议。尸体埋葬前，中国大使馆派人到现场察看和进行了拍照，尸体都烧焦了，认不出面目了。照片很快送回国内。周总理还让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去看过，叶群还能看得出来，她有长头发，林立果在腰上插着两支手枪也能看出来。
后来知道，林彪出逃时非常狼狈，连为林立果选好的对象张宁都没带上，林彪的侍卫长不跟林彪跑，从车里跳出来了，好像他还挨了一枪。林彪到飞机场后，把驾驶员潘景寅（空军一师长）等人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上了飞机。林彪慌慌张张，来不及从飞机扶梯上，而从到飞机驾驶舱的小爬梯上强登，林彪的帽子都丢在地上了，叶群还喊：快、快、快。飞机起飞时翅膀还碰了一下加油车，飞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飞的。最大的问题是飞机上的联络员没带上，没有联络员，通讯联络不上，飞机到了温都尔汗找不到乌兰巴托了，可能还有油也不够了，温都尔汗是一个草原，飞机被迫降了。
使馆的同志回来后说，飞机的翅膀在飞机降落时，折断了一个，以后飞机冲出了一千多米，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击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
开始，苏联没有发觉。后来听说苏联怀疑到有问题，就把死尸挖出来锯下头骨弄回苏联，林彪曾在苏联治过病，从他口腔的牙齿可以判明是否是林彪。当时，好像还甩出来一个空军什么人的证件。这样，苏联鉴定出死者就是林彪，传说勃列日涅夫连说：可惜呀，可惜！
有人怀疑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不是。我们没有打，蒙古方面也没有打。
周总理说，如果林彪不摔下来，可能要到苏联发表广播讲话。
林彪叛逃后，空气很紧张，还要保密。那时，街上贴有如“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大标语，我们提出清除一下，都不让动。
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等待黄永胜等人悔过自新，向党作出认真交待，但黄永胜他们什么都不坦白，他们住在西山，烧毁文件、搞串联、统一谈问题的口径。
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
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
我们研究了怎么逮捕黄永胜这些人的办法，周总理对我说，明天早上李先念同志要去越南访问，周总理去送，邱会作也去送，让我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
周总理说，另外再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是听毛主席的指示的传达，黄永胜等人来后，先跟他们谈话，然后再逮捕。
周总理让我回去同吴忠商量，由卫戍区落实逮捕、押送、关押地点等问题。
我们对卫戍区是这样布置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后，周总理和叶帅、纪登奎先与他们谈话，然后把他们带走。黄、吴、李分别由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关押地点安排在卫戍区的第三师。
布置好卫戍区的准备工作后，我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在场。我记得是在东大厅的小房子里边，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方桌旁。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飞机场送先念同志时，周总理镇定自然，谈笑风生。我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邱会作从机场回来后，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跟他先谈话，然后有人把他带走了。
通知黄永胜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他们过了半小时的时间都没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和我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叶帅问卫戍区有没有部队在黄永胜等人住地附近。
我打电话问了吴忠，然后向叶帅报告说，有一个团在附近。
叶帅说，如果他们不来，或者抵抗，就用硬办法把他们逮捕。
又过一段时间，黄永胜等人来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到福建厅去与他们谈话、宣布决定，周总理让我和吴忠等候在东大厅，招呼卫戍区的人。
周总理与他们的谈话谈了很久，我听到黄永胜在嚷嚷，说他们冤枉等等。
我们又等了很久，怕出意外，我让吴忠到会场上看一看情况，吴忠进去后又等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出来。黄永胜是第一个出来的，吴法宪好像是第二个，他们依次被带走了。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被带走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了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会议，会议由周总理、叶剑英主持。
周总理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我对周总理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怎么处理。当时，把这些人的枪、公文包都缴了，他们坐的汽车也都搜查了。
周总理说，卫戍区找一个地方，农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弄到那里去办学习班，让他们学习、揭发，不要让他们太紧张了，黄、吴、李、邱有问题，并不等于他们有问题。
我对周总理说，这个问题过去没考虑到，现在需要布置一下，我得去卫戍区一趟。
吴忠等卫戍区的负责人陪着黄永胜等人走了，卫戍区只留下邹副政委在，我向他作了布置。黄永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被拉到团河附近的一个农场去了，邹副政委亲自到农场去安排的，这个农场有一个连的部队。
这个问题解决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周总理通知让我回人民大会堂。我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交待让我守在电话机旁，了解黄永胜等人是否已押送到关押地点、到达后怎样安置等情况。当时，卫戍区从师里、团里专门调了一些干部去看管他们。
不久，这些人顺利到达关押地点的情况先后报告上来，我都立即报告了周总理，让他放下心。
这时我已有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眼睛熬得通红，脑子都发木了。
应该再补充一个情况，说明完全是林彪自绝于毛主席、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要到中国访问。之前，周总理要求组织二十万群众，从机场一直到天安门、国宾馆，进行夹道欢迎。我们发愁了，怕“小舰队”还有一些什么人漏网，进行破坏活动。我担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夹道欢迎会不安全，就提出只在飞机场欢迎的建议。周总理说，不行，还是要组织夹道欢迎。我意识到周总理的这一布置，是表示中国政局是稳定的。
我们就布置了，有组织地安排了人员，在主要的地点都安排了公安局、卫戍区的人员。
10月6日，外宾到北京时我们都到机场去接了，没有出现问题。塞拉西皇帝来后，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接见时，除我以外，肖劲光和你一起陪同参加接见。”
10月8日，毛主席接见塞拉西皇帝。我和肖劲光同志提前到达接见地点等候。外宾来访之前，我们进去见毛主席，发现他老人家满脸倦容。毛主席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他说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还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显然，关于林彪的事情，他到这时还没有撇下，甚至还困扰着他。
毛主席与我们正谈着，周总理陪着外宾来了。塞拉西皇帝很健谈，他讲一阵，毛主席只答复他两三句。谈了很久，周总理看毛主席太疲乏了，就对外宾说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具体再谈。这样，皇帝才告辞。
毛主席与我和肖劲光同志的谈话，再一次反映了毛主席对林彪“治病救人”的思想态度。
毛主席曾经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在两三年内得以结束。九大召开后，他对党和政府的重建问题予以重视，并作了一系列指示。整党建党活动中，虽然整个建党的方针不能说是正确的，但重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稳定了经济、政治、社会的局势；1970年3月，毛主席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要想解决政府重建的问题，但他又多次明确说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
九大时，林彪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同时，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这个集团，这时已经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他们篡党篡国阴谋活动的重要时机，他们妄图利用这一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以便在更多的领域内夺取权力。表面上看，是林彪一反一贯紧跟毛主席的做法，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叶群才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叶群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形成了另一个集团——江青集团（以后的“四人帮”）。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均由野心家组成，他们分别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因为在打倒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某些领导干部时有着共同的利益，曾经结成过短暂的联盟。互相勾结，相互利用，以排除异己，企图乘机夺权。但庐山会议前，林彪意识到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野心，又使得他们之间爆发了尖锐的冲突。在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及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就是企图借打击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阴谋篡党篡国。
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失败后，一再拒绝毛主席对他们的教育、批评和挽救，反而决心铤而走险。林彪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准备工作，1971年3月，《“571工程”纪要》制订完成，《纪要》提出准备策动反革命武装叛变，阴谋杀害毛主席。林彪反革命集团由此走上了历史上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所走过的自取灭亡的道路。
林彪的野心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以后，毛主席立即采取了措施，在庐山上就宣布对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进行审查。1970年9月毛主席从庐山回来时与我们的谈话，虽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已经是在教育我们对庐山的矛盾要进行更深的思考。从这以后，毛主席领导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由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1970年10月，毛主席分别在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上批示，严厉批评了吴、叶及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的成员。11月，中央成立了组织宣传组，组员中没有林彪集团的成员；同月，中央发出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高级干部“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12月，毛主席在中共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开会讨论解决“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使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的问题；同月，毛主席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四个伟大”是形式主义，讨嫌。1971年1月，毛主席指示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挖墙脚”。2月，毛主席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召开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4月，毛主席指示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由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掺沙子”；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在总结讲话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措施的贯彻执行，一方面意在提高广大高级干部识别问题的能力，教育、批评和挽救林彪集团的成员改正错误：另一方面也从实际出发，削弱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
林彪事件后，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的一系列讲话、批示，使我受教育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在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始终相信我们的人民、始终相信我们的党、始终相信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多次指挥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毛主席说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我们这个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分裂了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毛主席曾满怀信心地说：“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他说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不摘苹果，这样的部队有希望，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毛主席多次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调动军队会造反，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
1972年7月，毛主席在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自信地说：我们开了那个庐山会议，1970年8月23号一天，24号一天，25号半天。第三天下午，我就说不行了，不能干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
毛主席就是这样，在他老人家的一生中，对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缺点、错误、困难，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并相信我们的党只要依靠群众就会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有能力领导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进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够识破、战胜我党历史上从所未有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我想除了他老人家领导党、军队在几十年浴血奋战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外，还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着，我们的党、军队、国务院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党和军队，他所创建、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亿万人民，始终把毛主席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
（刘志男、朱元石协助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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