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潘国光上海传教活动与交游考
罗诗雅
[摘 要 ]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潘国光既是第一位常驻上海的传教士，也是康熙禁教前在上海传教时间最长的一位传教士。潘国光在上海传教期间，兴建大教堂，建立圣会，在崇明开教，主持中西结合式的徐光启葬礼，积极与当地的中国士大夫结交，使得天主教在上海广泛传播。研究潘国光在上海的传教活动，有助于更进一步了解明清之际天主教在不同地区的民间传教方式。
[关键词 ]耶稣会士；潘国光；上海；天主教；明末清初
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1607—1671年)，字用观[注] 潘国光的外文名写法不一，主要有Francesco Brancati、Francesco Brancati、François Brancati、François Brancati；“用观”取自《易经》观卦：“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个别史料记载其字为“用观”，如(清)叶梦珠的《阅世编》记为“潘用宾国光”，或有误，现存的潘国光著作和西文史料记载其字均为“用观”。 ，意大利人，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来华，不久即到上海[注]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0页。 。直至康熙三年(1664年)杨光先反教。在“康熙历狱”事件的影响下，潘国光被迫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受审，在上海传教几近30年。在广州逝世后遗体被运回上海，安葬在圣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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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国光被徐宗泽、方豪等学者视为上海天主教的奠基人。在潘国光到上海传教之前，虽然已有多位神父来过上海，但他们都没有在上海常驻，只是每年来沪“巡视作祭而已”[注] 徐宗泽：《上海老天主堂史要：为建堂后三百周年纪念》，载《慈音：上海教区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圣母始胎会会刊》，1940年第6卷第9期，第287页。 。明末清初“往来于杭州、嘉定、上海的神父，自郭居静以来，有龙华民、罗如望等十余人，但居上海最久，且为上海教会奠定坚实基础的实为潘国光”[注]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6页。 。潘国光是明清时期第一位常驻上海的传教士，也是此间在上海传教时间最长的一位传教士。他在上海兴建大型天主教堂，建立圣会，主持“中西结合”式的徐光启葬礼，使天主教风靡上海，教堂数目、教徒人数都居于全国首位。
一、建立上海第一座大教堂
潘国光建立了上海历史上第一座大教堂，至今尚存。潘国光到上海后，受洗人数比以前显著增多，“自一六〇八年，徐阁老请郭居静到上海来开教，二年之间，就付洗二百；后来教友的数目，年年有加增。在一六三九年，新教友有一一二四；一六四〇年有一二四〇；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八年共有三千”[注]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明末郭居静在上海虽然付洗了两百人，但“皆为文定公(即徐光启)亲自所预备而成就之者”[注] 徐宗泽：《上海老天主堂史要：为建堂后三百周年纪念》，载《慈音：上海教区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圣母始胎会会刊》，1940年第6卷第9期，第286页。 ，可见此时天主教的传播是以地方上层人士为主，因此入教人数增长不快，对教堂的需求也不大。而自1637年潘国光到上海传教后，入教人数开始有了明显的增长，说明此时的传教对象发生了变化，天主教在普通民众中广泛传播。
潘国光初抵上海时，只有徐光启宅旁的“九间楼”和位于南门外双园的天主教小堂。随着教徒人数激增，原有的教堂已不敷使用。1640年，在徐光启第四孙女玛尔第纳(Martina)的帮助下，潘国光购得其夫家潘氏原有的世春堂，改建为教堂，取名“敬一堂”，即今上海城内的老天主堂。世春堂为明代潘充庵所建。潘氏家族“奕叶簪缨，一时贵盛”，因此世春园的建造极尽奢华，“建第规模，甲于海上。面昭雕墙，宏开峻宇，重轩复道，几于朱邸。后楼悉以楠木为之；楼上皆施砖砌，登楼与平地无异，涂金染采，丹垩雕刻，极工作之巧”，潘国光“重加修葺，与旧日无异”。[注]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10《居第二》，来新夏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2页。潘国光的字为“用观”，非“用宾”。 可见敬一堂是中国庙宇式的天主堂。
潘国光是建立这类天主教圣会最积极的传教士。[注] [比]钟鸣旦：《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第121页。 他“先后规定各种善会，领各属信友分别组织成立。又为之厘订规章，俾共遵守。公复亲任指导监督之责，是以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行之数年，成效大著，冷淡信友化为热心，观望之外教，乃志决来归矣。”[注] 仲群：《潘国光传》，《圣教杂志》第26册，1934年第4期，线装书局2010年版，第272页。 “1650年前后，上海有79个圣母会和27个天主会；到1665年，上海有大约140个圣会，而整个中国有超过400个天主教圣会。”2[注] [比]钟鸣旦：《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第121页。 可见上海圣会数量之多，天主教在上海的兴盛。
敬一堂里除教堂外，还有教士的住院，住院里还设有石庭日晷、自鸣钟、观星台等天文仪器，“他在上海的传教活动教会人士耳熟能详，但为北京钦天监进行学术研究的同会所做的铺垫工作却鲜为人知”[注] 康志杰：《教士东来：长江流域的基督教》，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潘国光应通晓天文测算之学。顺治年间“通微教师汤若望荐部，给劄付测候东南躔度”[注] 《(康熙)上海县志》卷10《流寓》(查原文)，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61页。 ，潘国光奉命测量，“先生用心勤苦，每至秋高气爽，必至海上观步测量”，“十四年进京会测，验，复至海上”[注]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62页。 。1661年左右，潘国光还制作了拉丁文上海地图[注] Noёl Golvers(高华士), Jesuit Cartographers in China: Francesco Brancati, S. J., and the Map (1661) of Sungchiang Prefecture (Shanghai), Imago Mundi, Vol. 52, 2000, p. 35. 。绘制地图很可能就是汤若望安排给潘国光的任务，因为杨光先指控汤若望的罪状之一便是“遍及全国的传教士以测绘地图的方式反对国家”[注] [美]邓恩著：《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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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国光在上海建立教堂敬一堂的事迹被载入上海县志三次，崇祯十四年(1641年)松江府催官李瑞和、顺治十七年(1660年)上海知县涂贽、康熙十年(1671年)上海知县康文长均有记文，“以一处天主堂而得地方官三人为之记，又载入《县志》，在我国天主教文献中实为罕见，亦可见国光在上海教史上应有的地位”[注]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61页。
二、广泛建立宗教性浓厚的圣会组织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人数有限，随着教徒人数的不断增加，传教士已不足以为众多教徒服务，便组建了“会”。“会”这种组织方式在明末就已经产生，入清后又继续发展。明末的“会”，更倾向于慈善组织，宗教气氛并不浓厚。而到清初成为主流的“会”，“主要服务于宗教目的，成员们定期在教堂或者会堂集会，举行祈祷、圣礼和宗教教育”[注] [比]钟鸣旦：《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第121页。 。清初圣会的数量很多，但每个“会”的人数却不多。明末南京教案的发动者沈榷曾因天主教定期开展大规模的集会而怀疑传教士图谋不轨，深为忧虑[注] 沈□：《再参远夷疏》，载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卷1，宣道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所以将信众分散为小团体可以避免大规模聚集引起的怀疑[注] Nicolas Standaert(钟鸣旦),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2001, p. 458. ，而且小团体的形式也便于神父进行指导。
中西元素的融合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极有裨益。敬一堂外观和内部陈设都具有中国特色，堂中悬挂的耶稣基督像很可能是坐在宝座上的耶稣[注] 潘国光曾于1651年从意大利订购一副基督画像，准备运往上海，画中的耶稣坐在宝座上。我们不知道这幅画像是否到了上海，转引自[比]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赵殿红译，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堂内还挂有许多匾额，“据《敬一堂记》，堂中匾额，除思宗御赐‘钦褒天学’外，尚有尚书傅冠所题的‘道隆誉命’，御史宋大典所题的‘于穆正宗’，礼部尚书林欲揖、侍郎顾锡畴所题的‘功赞羲和’，盐科提举李瑞和所题的‘存养袛命’，松江知府方岳贡所题的‘日明曰旦’。以上俱属明代。1650年，复有苏松提督秦世桢题赠‘学正心诚’四字”[注] [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一册)，周士良译，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潘国光死后，敬一堂还挂有许母徐太夫人差人摹写的康熙“敬天”二字，“高一尺，制了两个极华美的框子，刻着五爪金龙，悬挂上海与松江天主堂中”[注] [比]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一位中国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甘第大传略》，徐允希译，台中光启出版社1965年版，第72页。 。教堂内挂满朝廷赐字和官员赠送的牌匾，表明天主教得到了朝廷和地方官府的认可与支持，成为上海天主教传播的一种政治保障。
苍茫海雾黄，簸荡天风黑。岛屿多奇形，鳞介不可识。
三、崇明开教
天主教在崇明的传播始自潘国光。“据传崇祯十一年名医徐启元在上海受洗，次年即邀潘神父至崇明开教，是为福音传入崇明之始。”[注]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55页。 徐启元[注] 有些学者谈及徐启元时，引用清人陈梦雷等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按高唐州志，徐启元，精于方脉，州当大乱之后，人多疠疫，用药立效，救人无算而不索谢，有司扁曰善回疫运”的记载。但此“徐启元”是山东高唐州人，而本文所提的徐启元是上海崇明人，所以这两个“徐启元”应非同一人。 是瀛洲(即崇明岛)名族，原本信佛，“天竺九华，行踪殆遍”[注] (清)沈若翰：《崇邑首奉天主圣教若望徐公讳启元暨配室亚纳范母诲守洁之墓》墓志铭，1702年，载周惠斌主编：《崇明历代碑文译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崇明县博物馆出版，2009年，第225页。 。后来他身上的毒疮发作，自己也无法医治。信天主教的好友王君甫劝告他放弃佛教，改信天主教。在王君甫的劝说下，徐启元挈同三位至亲到上海拜访潘国光。据载，潘国光游宝山城时遥望崇明一带，欲在崇明传教，回堂后便与费、李神父祈求天主赏赐开教，行“九日敬礼”，徐启元到来之日正好是“九日敬礼”的最后一日。[注] (清)陆丕诚、沈湘成、周南宾：《奉天学徐启元行实小记》，载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3册，方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5页；[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一册)，第253页。 在和潘国光等神父交谈几天后，徐启元一行四人领洗入教，成为崇明第一批天主教徒。[注]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189页。 徐启元受洗后，“方出堂门，痈疽悉拔，伤痕俱氓。抱疾而出，安享而归”[注] (清)陆丕诚(陆安多尼)，沈湘成(沈若翰)，周南宾(周路加)：《奉天学徐启元行实小记》，第1238页。 。
徐启元的到来和领洗后的情形都被描述得颇具神话色彩。不仅把徐启元的到来视为天主的预示，还把徐启元病的迅速治愈也视作天主的功劳，而这病极可能是潘国光治好的。潘国光或懂医术，他与其他传教士被遣至广州期间，曾计划“从广州秘密地逃回江南，凭借掌握的基本医学知识，装扮成医生，藏匿于江南省和浙江省接壤之处的沼泽地带”[注] ARSI,JS 162, f,136r. 转引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448页。 。
徐启元受洗后的第二年便邀请潘国光去崇明开教，“公留崇未久，而归化者亦殊不少。启元全家首先皈依；其戚友多人亦相继入教。岛民望风向化，弃邪归正者时有其人，至今称盛。”[注] 仲群：《潘国光传》，第268—269页。 但因为教士缺乏，潘国光并未常驻崇明，只是偶尔前去视察，崇明的教务主要由徐启元主持。
敬一堂建成后，上海城内便有了两座教堂。为适应中国的风俗，敬一堂主要敬拜耶稣，专为男教徒敬拜。旧堂主要敬拜圣母，故又名“圣母堂”，专为女教徒敬拜。明清易代，许多教堂被哄抢，但敬一堂没有遭到破坏，因为有汤若望的保护，“鼎革之际，官家邸第，大半残毁于兵，独西洋一脉，有汤道未若望主持于内，专征文武，往往反为之护教，旅馆不惟无恙，而规制视昔有加，亦斯第(即敬一堂)之幸也。”[注]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10《居第二》，第7页。 康熙末年天主教被禁后，敬一堂难逃厄运，雍正八年(1730年)敬一堂被官府没收，改建为关帝庙，乾隆十三年(1748年)于庙西设置申江书院(即后来的敬业书院)，观星台也废于乾隆年间。[注] 上海通社编：《旧上海史料汇编》(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29页。
不久崇明岛被郑成功占领，潘国光不敢贸然前往崇明视察教务，“由于郑成功把仓库设在崇明、通州，将船舰据守长江出口，崇明与上海间的任何来往，都视为有通敌的嫌疑，而教士比其他人更应小心”，而且郑芝龙属下的水手有澳门人或马尼拉人，其中大多数是教徒，“他们与马尼拉及台湾的西班牙籍多名我会士常有联系。以上的种种情况，使潘国光不能前赴崇明”。[注] [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77页。 即便在郑成功撤退后，清廷官吏仍认为“崇明居民与台湾郑氏及日本互通声气，凡来自崇明的，都有嫌疑。教士更为官厅所注目，自不能轻冒危险”[注] [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208页。 。郑成功退至福建后，1662年潘国光与鲁日满曾商定去援助崇明教徒，“鲁日满曾派一机警而又热心的传教先生来此，为二百人施行洗礼。”[注] [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208页。 但1664年的杨光先兴起的教难又中断了崇明的教务。1676年徐启元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新河镇、永宁沙建了一座教堂，但“以后被逐的教士能返回原地，但仍不能恢复原来的工作。”[注] [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77页。 可见，潘国光虽然推动了天主教在崇明的传播，但碍于当时战乱纷争的形势，崇明教务几度中断，并未取得很大的进展。
四、主持徐光启葬礼
徐光启是明末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之一，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奠基者，因此传教士对其葬礼非常重视，不仅是为了感激徐光启对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也希望藉此宣扬天主教，进一步扩大影响。“天主愿以文定的葬礼显扬教会，或更可说天主欲使这一伟大的教徒，在身后尚能宣传教会。”[注] [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一册)，第245页。
徐光启的葬礼由潘国光主持，“上海徐文定公卒于北京，时在1633年11月8日，1641年安葬于徐家汇，领葬而行隆重之追祭礼者公(即潘国光)也。”[注]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91页。 徐光启的灵柩运回上海后，在南门外徐家的桑园(双园)中停放了八年，当张献忠撤离江南后，徐光启之子徐骥便与潘国光商议徐光启葬礼之事，决定“遵照中国一般的礼制，并兼用天主教仪式”[注] [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一册)，第245页。 。葬礼办得极为隆重，整整持续了三天。高龙鞶对徐光启的葬礼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但其记载所依据的资料已难以考证，史式徽曾批评高龙鞶“对史学工作认识不足，核实不够，引证不确，又过度地滥用他本人的‘私人回忆’”，“活跃的想象力更造成了历史的失真”[注]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原序第1—2页。 。虽然高氏的记载可能存在失真，但至少反映了潘国光曾尝试对教徒的葬礼进行适应性改造，将天主教仪式融入于中国葬礼仪式中，通过仪式来促进教徒的宗教认同。
潘国光还为徐光启撰写了拉丁文墓志铭，大意是：“徐公保禄，中国文宗；弼附天子，弁冕臣工。笃信圣道，坚守至终；宣教播化，百世褒崇。唯我小会，痛失良从；作此片铭，永纪丰功。”[注] 梁家勉原编，李天纲增补：《增补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402页。 1903年，上海天主教教区和耶稣会为纪念徐光启入教三百周年立了大理石十字架。十字架基座南面左右各刻有铭文，左边的铭文即是1641年潘国光为徐光启撰写的拉丁文墓志铭。
五、潘国光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
潘国光在华传教期间，深受官员和士绅的敬重。他是徐光启孙女许母徐太夫人的神师，太夫人之子、曾任河南按察使的许缵曾尊其为“潘师”。[注]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80页。 中国士大夫笔下的潘国光形象正面，如李瑞和称赞潘国光“道风高峙，披面无繇……虬髯深目，炯炯有光。”[注] (明)李瑞和：《明松江府推官李瑞和记》，载(清)史彩修，叶映榴等纂：《(康熙)上海县志》卷7《天学附》，康熙二十二年刻本，转引自张先清，赵蕊娟编：《中国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辑要》，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3页。 又有赞曰：“先生之学广博，多才艺，勇力绝人。人有求教，随问随答，不凝不滞，如黄钟大吕，大叩大声，小击小音，无不中节而得其理。”[注] 《辩学》，手抄本，方豪藏本，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62页。 被誉为“江左三凤凰”之一的清初上海士人彭师度，曾为潘国光写过一首《赠西洋潘子》，诗中表达了对潘国光和“西洋国”的赞赏：
自2008年起，四川省开始开展高职单招考试．通过单独考试、单独录取的方式，选拔一些对某方面有特别爱好，愿意在某个专业、职业领域长远发展，且动手能力、实践能力较强的学生进入高职院校进一步学习．普高生和中职生均可参加高职单招考试，一旦被参加测试的高职院校录取的学生，无需再参加当年的高考．
白天明又苦笑了一下，他说：“苏石在城里没事，没啥大事，这是他叫我带回来给你的。”他指了指屋檐下的那旅行包，鼓鼓囊囊的。他又说：“我先走了，有什么事你问爸吧，刚才我都跟爸说了。”说着，白天明就跟小偷似的，拎起自己的包，折转屁股溜了。
渤澥浩无涯，其西更莫测。奔涛浴頺阳，天地黯无色。
至1664年为止，潘国光在上海建立的“圣会”有六种：耶稣苦会亦称苦难会，专为男子设立，规定教徒每逢星期五，相聚公拜“苦路”，共33个会团；天神会，专为儿童设立，传播天主教信仰，共40个会团；圣母会，专为女子设立，主要任务是督促慈善事业的进行，在精神和身体上对教徒施以眷顾，包括埋葬穷人，分发救济品，抚慰贫苦的人，共140个会团；圣类思会，专为学生设立；圣依纳爵会，专为文人设立，常与传教士共同译著宗教书籍；圣方济各会，专为讲说教义的人设立，是潘国光最心爱的圣会，会员承担了传教的主要工作，是潘国光传教的重要辅助人员。后三种会每会仅有一个会团。[注]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230—235页。 这些圣会“使各属男女善信，分别加入，居则互相砥砺规勉，勤修德业，出则讲授教理，身体力行，以化教外，辅铎曹之所不及”[注] 仲群：《潘国光传》，第272页。 ，不仅可以解决教徒自我教育、管理的问题，还可发挥归化教外人的作用。
汪洋十万里，乃有西洋国。此邦尚文物，制度殊整饬。
2) 当政策模糊性低、冲突程度高的情况下，选用政治性实行。 政策的参与者对于政策的目标明确，但是无法达成一致。 该模式的支配要素为“权力”，政策的参与者中，谁的权力大，谁就可以依靠权力要素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参与者，促使所有的政策参与者目标一致，实现政治性实行。
冶铸火攻巧，被服罽文织。君子尚耿介，小人鲜残贼。
大教绝淫凶，孝友达天德。瞻礼天官人，主持造化极。
于是，我们都沉默了。原来看似幸福，并不一定是真的幸福。我们都只是仰望着别人的幸福，拿自己的不开心的一面在跟别人比较。没钱时以为有钱才是幸福的，有了钱以为有权才是幸福的，钱和权都有了还终日抱怨活得不自在。田间劳作的羡慕车间工作的，车间工作的羡慕坐享空调办公室的，坐办公室的羡慕终日天南海北飞来飞去的。也不知这样羡慕来羡慕去，到底谁活得更好些？不想着别人也有不如你的地方，也许还在羡慕你的。
善习星家言，握算无漏刻。潘子渡海来，广教恒河亿。
精简俗易疲，弟子门荒塞。缁流糜金钱，玄宗匿浮慝。
此独勤且廉，不废人间力。其邦贾舶多，时渡中华域。
岁岁输黄金，云奉尊王勅。宁使道里艰，无滋西教熄。
潘子更聪敏，所遇无不克。尊经释圣言，勤厉无余刻。
设教上洋市，威仪更严翼。亦有贝锦谗，不损朱弦直。
娄山学派之学，不事著作，不主一家之言，他主张“折衷群言”，反对理学方面的门户之见，宗派之分，唯汇辑古今嘉言强行以教学者。 范鄗鼎认为，“从来理学不一人，学亦不一类”，“前圣后贤之论，互有发明，小有异者，不害其为大同，而非背驰不相入焉”。 他认为，“理学即是经济，经济即是文章。 外经济而言文章，则文章无用； 外理学而言经济，则经济无本”，试图将理学与“经济”统一起来。 徐世昌《清儒学案》云：“三晋理学最称敬轩、复元。 李氏实衍其绪，娄山祖、父皆游辛门，渊源既有所自，复能颛精壹意，讲学不倦，巍然为清代山右儒宗。 《理学备考》一书，亦夏峰《宗传》之亚也。”
吾昔童子时，是训亦是式。契阔三载余，河海更难即。
今兹奉仪型，豁然旷胸臆。老聃西出关，孔子乘桴亟。
大道洵更行，华夏皆有得。叹息古今人，摧心还淹抑。[注] (清)彭师度撰：《彭省庐先生文集七卷诗集十卷》诗集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9册，影印康熙六十一年彭士超隆略堂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26页。
此诗所描述的“西洋国”政治制度好，军事实力强，百姓品德高尚，天文历法水平高，堪称“理想国”。“设教上洋市，威仪更严翼。亦有贝锦谗，不损朱弦直”，指出上海的天主教极尽威严，虽有诬陷天主教的谗言，但不影响它发挥正面作用。“潘子更聪敏，所遇无不克。尊经释圣言，勤厉无余刻”，称赞潘国光聪敏、勤勉。虽然彭师度很可能是从教徒的角度[注] 刘耘华：《清代前中期东吴文人与西学(上)》，《基督教文化学刊》，2013年第1期，第136页。 来看待“西洋国”和潘国光，但也可看出潘国光符合中国文人眼中的君子形象，天主教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伦理道德建设和稳定华夏社会秩序。
与利玛窦(Matteo Ricci)等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一样，潘国光之所以能获得上海地区官绅的赏识，主要是因为他积极学习中国文化，而且来自意大利的潘国光“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对外国文化抱有宽容的态度，尽可能地适应与妥协”[注] 赵殿红：《明末清初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策略述论》，《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49页。 。耶稣会士入华后都会学习中文，潘国光曾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习中文的教材，陈纶绪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里发现过一本《四书章句集注》，书中有潘国光为标示其学习进程所做的笔记。潘国光在杭州学习古文期间，还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学习《论语》。[注] Albert Chan (陈纶绪),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pp. 9—11. 而且潘国光曾参与欧洲最早的《大学》《中庸》拉丁文译本内容的审定[注] 罗莹：《十七、十八世纪“四书”在欧洲的译介与出版》，《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第34—35页。 和《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修订工作[注] 罗莹：《〈中国哲学家孔子〉成书过程刍议》，《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27页。 ，还“将礼仪争论中所引中国经典译为拉丁文”[注]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235页。 ，可见他对“四书”和《论语》的内容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与士大夫交谈时才能对答如流。李瑞和还记载了一段他与潘国光的对话：“余叩以天主立教之意云何，则抗声而谈曰：儒家不曰畏天命乎？无主何由命；不曰敬天勤民乎？公有勤民之职者，自源及流，非敬天何以勤民！余悚然有异其言，始知西学与吾儒本天之义为一揆也。”[注] (明)李瑞和：《明松江府推官李瑞和记》，第3页。 潘国光将儒家的畏天命与信仰天主联系在一起，又将敬天主与勤民联系在一起，使李瑞和得出“始知西学与吾儒本天之义为一揆也”的认识，可看出潘国光致力于用中国经典来构建天主信仰的合理性。
现场导游词创作及讲解环节，要求选手从100个文化元素和15个团型中各抽取一个并结合，进行现场创作与讲解，考察的是选手的文化素养和创作导游词的能力。
此外，潘国光还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参与江南地区的反清复明斗争。弘光元年(1644年)，陈子龙和夏允彝在松江府起兵抗清，当地的大族都参加了，“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当满清入据上海时，国光曾协助义兵领袖之一潘复谋抗拒。”[注] 徐蔚南：《潘国光与老天主堂》，载上海通社编：《旧上海史料汇编》(上)，第229页。 潘复即敬一堂的原主人潘家的后裔，清兵入上海城前夕，潘复曾受南明政权委任镇守上海。潘国光还曾与喜怒无常的马逢知交好。马逢知，原名马进宝，群盗起家，顺治十三年任苏松常镇提督，“贪横僭侈，百姓殷实者械至，倒悬之，以醋灌其鼻，人不堪，无不罄其所有，死者无算，复广占民庐，纵兵四出劫掠”[注] (清)顾师轼编；顾思义订：《吴梅村先生年谱》卷4，《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9册，清光绪三年重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332页。 。潘国光“为徐氏计久远，时与马镇逢知交好，说以土山可以远眺，海寇或入，可以预备，议将园址助为演武场”[注]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10《居第二》，第246页。 ，徐氏家族所建的桃园虽被占用，但不致于被毁。
不料后来，妹娃得了一种怪病，满身燥热，又吐又拉，只三天，就瘦得皮包骨头了。陶医生到外地给人治病尚未回来，妹娃的母亲只好请当地另一位名医前来给女儿治病。这位名医是陶医生的朋友，诊治十分细心。可妹娃连服三剂药都未见效，肚子越拉越厉害，还屙起血来。母亲整天守护在床前，急得吃不下，睡不着，想起女儿的病就掉泪。
结 语
从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的角度看，潘国光推进了江南地区，尤其是上海天主教的传播。1659年来华的教士鲁日满认为，上海是松江府中最繁荣的传教区[注] [比]高华士著；赵殿红译：《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0页。 。罗马耶稣会总院档案库所藏1663年各省教徒人数统计表显示，当时中国教徒总人数是109900人，其中教徒人数最多的省份是陕西和南京，分别为24000人和54900人，可见南京省[注] “南京省”指的应是江南省，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改南直隶为江南省。 的教徒占了全国的一半。其中南京省内的入教人数又以上海为最，“南京600人，淮安600人，扬州800人，松江2000余人，上海40000余人，常熟10000余人，苏州300人，镇江300人，嘉定400人”[注] [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一册)，第456—457页。 。当时仅是县城的上海，教徒人数已居于全国首位。
潘国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他亲身经历了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动荡的岁月，参与了江南的反清复明斗争，是明清来华的传教士中为数不多参与过反清复明斗争的传教士之一。他在上海传教期间还参与翻译中国经典，为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图分类号 ]K29
作者简介 ：罗诗雅，嘉应学院图书馆，硕士 (广东梅州 514015)
(责任编辑：陈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