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主权国家的国际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权论文,化与论文,体制论文,国家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为“千年首脑会议”准备的题为《我联合国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报告中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是全世界经济角色和经济活动间的一个新环境、一个新连结物。……战后的多边体制使得新的全球化的出现、兴旺成为可能，而全球化又逐步使得这个体制的原有设计过时。简而言之，我们的战后的机构是为一个国家间的世界建造的，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的世界里。有效地适应这一转变，是世界领导人今天面对的核心的机构上的挑战。”安南的分析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归结到联合国这个主要作为政治机构而存在的国际组织必须改变，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全球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以及今日之世界和过去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过去是“国家间的世界”，今天是“全球的世界”。但安南在其报告的结束部分仍然说，“《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地提出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它们的重要性及其鼓舞人的能力一点也没有减少。”他认为他所概括的反映《宪章》精神的价值观，“所有国家都能同意”。这就是说，安南仍坚持《宪章》宗旨和原则，仍用国家一词，并且仍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怎样同他的“全球的世界”协调起来呢？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组织，“我联合国人民”是宪章开头几个字，难道联合国是人民组织，而不是主权国家组织？这些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对联合国实在是太重要了，本文拟就此有所论述，以说明我的看法，并试图廓清有关联合国问题上的一些混乱。
冷战结束、两极体制崩溃及联合国所反映的国际关系的变化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二战以后的国际格局是由战争结束前的雅尔塔协议规定的。简言之，就是两极格局，联合国就是这一格局的组织形式。如果我们以1990年10月3 日的两德统一和1991年12月24日俄罗斯继苏联为联合国成员国作为两极体制告终的标志，那么，由此上溯到1945年10月24日的45年间就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历史的两极体制阶段。当然实际的过程是不能以具体的某日作起讫的，这里用具体日期不过是为了提供一个大致的时间概念。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和由此导致的两极体制崩溃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可大致上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联合国会员国出现60年代非殖民化以来的第二次增长高潮。
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51个。到50年代末会员国增加到82个，即15年增加了31个，这是美苏两家在新会员国入会问题上突破一段时期的僵持局面后出现的情况，主要是接纳了东欧国家和亚洲新独立国家。60年代的10年间增加44个，会员国总数达到126个， 大部分是非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非洲新独立国家。这是一个高潮。90年代联合国会员国从159 个增加到188个，10年间增加29个，可说是第二次高潮， 新会员国大部分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派生出来的新国家。这应该说是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最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具有主权属性的独立国家增多。兹表列如上。
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从原东欧国家分裂出来的
爱沙尼亚 波斯尼亚
拉脱维亚 黑塞哥维纳
亚美尼亚 克罗地亚
阿塞拜疆 斯洛文尼亚
格鲁吉亚 捷克
哈萨克斯洛伐克
摩尔多瓦 马其顿
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原为创始会员国，1991年8月正式独立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因民族、宗教、内政等冲突的爆发而急剧增加。
从1948年开始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已有50余年的历史，它在两极体制下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作出了贡献。两个阵营核对抗的阴影笼罩着世界，需要一种机制控制冲突的扩大，介于《联合国宪章》第6 章和平解决争端与第7章强制性的军事干预之间的维持和平行动应运而生。 冷战期间，它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一种手段，随着两极对抗的终结，它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处理一国之内的民族、宗教、内政等冲突，成为冷战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行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实际上这类冲突大多是冷战期间掩盖起来的、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突出起来的矛盾的爆发。把90年代和90年代以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一对比，甲、根据联合国新闻部统计的1948—1998年的49起维和行动，90年代以前共18起，90年代达31起，为前40年的170 %多；乙、就性质而言，90年代以前基本上都是监督停火，少数也兼做人道援助工作；90年代以来任务越来越复杂，除监督停火、人道援助外，增加了与执行解决内部冲突协议有关的解除武装、储藏或销毁武器、帮助武装人员复员和恢复正常生活、协助举行选举、制止因种族、宗教、政治和性别原因而侵犯人权、培训和监督当地民事警察，以至于排除地雷等等；丙、维持和平行动的费用急剧增加。80年代后半期，联合国每年的维和费用一般为2 亿多美元，1991年以后猛增。1992年达到17.3亿美元，1993年更跃至36亿美元的高峰。其后逐步下降，1998年为10亿美元左右。
全球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严重冲击联合国促进发展的努力。
由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古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蒙古、匈牙利、越南九国组成的经济互助委员会，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而于1991年改名以致消亡，标志着全球市场的形成。余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也逐步纳入这个市场，从而使它真正具有了全球的规模。这一发展同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转变相结合，出现了以市场和信息技术为主要动力的资本主义新的全球化进程。面对这一形势，《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经受了严峻的挑战，必须重新考虑它的方向和做法。
甲、从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到促进国际经济合作。70年代特别联大呼吁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接着联大又通过国家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反映了南北对立情况下的发展中国家的要求。90年代联大则通过了国际经济合作宣言，1997年联大又特别就秘书长提出的《发展纲领》达成一致，强调互相依赖和伙伴关系。
乙、从官方发展援助到发展援助的所谓私有化。1980年工业国曾在联大保证，以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但平均来说，一直只达到0.3%左右。冷战后1992年到1995年下降了 14%，1996年仅及0.25%。 与此同时， 私营投资和贷款大大增加。1996年援助国外流资金3040亿美元，其中2380亿美元来自私营部门，来自官方的仅660 亿美元。私营投资集中在少数有利可图的国家，最贫穷的国家所得不足1%（1998 年版《联合国手册》130页）。1995 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就说，美国政府准备至少使对外援助总额的40 %实行私有化。
丙、从突出发展到突出贸易。这首先是冷战后美国的做法，进而影响到国际机构。美国官方发展援助现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是工业国中最低的，只有0.1%。 美国竭力宣扬贸易自由化对其经济增长的好处，如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美经济增长速度为七国集团中最高的，人均增长速度比七国集团的平均数高40%等等。在2000年6 月的联合国社会发展特别联大上，连法国也批评美国的“贸易，而不是援助”的战略。贸易和发展的关系已成为世贸组织的突出问题。
丁、世界规模的会议多而成果少。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也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联合国过去10年开了一系列世界规模的大会，如儿童、环境与发展、人权、人口与发展、社会发展、妇女大会等等。美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使这类会议不具有约束力，结果是声势很大，并无多大实效。这些会议引起人们对特定问题的关注，暴露全球化进程的消极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消解矛盾的作用。故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各有所得。
冷战后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能做的仅此而已。
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进一步扩大和加强
从联合国所反映的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可以看出主权国家国际体制不是遭到了削弱，而是得到了新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在前苏联和东欧，新的独立国家的出现，当然是这一新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战后新独立国家中爆发的民族、宗教、内政冲突，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建立或健全具有主权属性的独立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变更，同多民族的苏联国家解体相连，起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为了获得新的发展，必须首先争得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地位，过去苏联的国家体制是限制了这些民族地区的发展的。
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前，苏联能不断扩大；在战争中和战争结束后，苏联得以保持下来，并且能向东欧扩张，主要靠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红军。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利益矛盾的加大必然越来越削弱两者的力量和作用。80年代，在走上改变旧体制的道路之后，形势就迅速变化了，而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民族的离异。1991年1月立陶宛发生流血事件， 接着6个共和国抵制戈尔巴乔夫的邦联方案的公民投票，8月紧急委员会发动政变失败， 党和军队都失去了控制能力。1991年12月8 日叶利钦作为民选的俄罗斯总统和新当选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总统在白俄罗斯的森林里秘密集会，三人宣布苏联已不存在，戈尔巴乔夫12月25日辞去苏联总统，镰刀斧头红旗从克里姆林宫落下。据当时参加宣布苏联解散的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叔什克维奇说，这是为了求得和平过渡、避免当年夏季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发生的那种血腥内战的唯一出路；戈尔巴乔夫的邦联方案是换汤不换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解散苏联，给予各个共和国充分的主权才行（1998年5 月叔什克维奇对波兰《共和国》日报的谈话）。这正反映了主权国家机制未能得到正常发展的地方迟早要为伸张自己的权利开辟道路。
1991年夏季南斯拉夫开始解体，具体情况有别于苏联，性质却是类似的。它更清楚地说明用党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来维系民族关系，而不是把民族关系的调节真正转到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决难以持久，历史上的民族裂痕不可避免地会使这种统一瓦解。回想战后初期，认为意识形态一致可以导致政治统一的乐观情绪甚至使南斯拉夫的铁托要搞巴尔干联邦，即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也包括在内。今天的南斯拉夫连两个成员共和国也难以保全了。
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成为战后非殖民化过程的标志，但实际的非殖民化先此早已开始。一般来说，新独立的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建国”任务。凡殖民统治残酷，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殖民地，独立后的“建国”任务更为艰巨。战后的两极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障碍着这些国家的“建国”任务的正常进行，增添了许多使这一任务遭到扭曲的因素。西方国家要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来塑造它们，而社会主义阵营则要求它们走所谓“非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意识形态的分野，使得本来就未妥善解决的民族、宗教、领土的矛盾更加复杂化，造成长期的动乱。冷战后联合国处理的许多所谓“丧失能力的国家”（failedstates）的问题，也就是那些不能行使国家职能、不能行使主权的国家的问题，都是由此而来的。它们所反映的不是国家主权的淡化，而是国家主权的欠缺或不足。换言之，这些国家尚未完成建立主权国家的任务。
联合国维和行动之所以要超越传统的模式，负起所谓“缔造和平”的任务，正是适应了这样的一种需要。照《联合国手册》的说法，就是“不能只是用冲突的制止来衡量和平与安全。持久的和平还要求经济发展、社会正义、环境保护、民主化、裁军和尊重人权。和平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保障时才能持久。因此，在冲突过后，往往要求联合国系统执行缔造和平，即加强和巩固和平结构的行动。活动的领域包括军事安全、民事法律和秩序、人权、选举、地方行政、卫生、教育和建设。”（1998年版《联合国手册》77页）这就是说，要重建国家职能，要使受冲突之害的国家能恢复行使主权。
但是，正如冷战时期外来干涉的力量障碍了主权国家的发展一样，联合国的“缔造和平”，虽然属于“国家建设”的范围，仍取代不了实际的主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联合国维和行动从传统模式向冷战后的新模式发展，正是反映了冷战后主权国家国际体制扩大和加强的要求。新的模式至今尚未能定性定型，主要因为适应主权国家建立和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原则和措施尚待确立。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必然有助于主权国家国际体制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
冷战后主权国家国际体制面临的问题
作为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一种组织形式，联合国并不因冷战的结束而需要作根本性的改变。过去国际规模的热战一结束总要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冷战的结果虽然导致两极体制的崩溃，并不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机构。这是因为《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失效。正如安南秘书长所说，会员国是在重新肯定宪章的前提下，讨论了（冷战后）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全面纲领，采取了反对非正义和犯罪行为、保护人权与法治的新步骤，并且开始了使联合国能更好地执行国际社会赋予它的不同任务的组织改革。问题是如何使联合国适应两极体制崩溃后的新的国际形势。安南提到的纲领、步骤和改革，是适应新形势所作的努力，但问题仍然处于解决过程之中。
全球化与主权概念：
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继续扩大和加强，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同时发生的。于是， 主权概念是否要重新定义成为问题。1992年1月31 日安理会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首脑会议，根据会议的要求，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提出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呼吁会员国特别是5个常任理事国重新定义主权，以便加强联合国进行预防性外交、 建立和平、维持和平与冲突后缔造和平的能力，核心的一点是：“绝对的、排它性的主权时代已经过去，它的理论从来就与实际情况不符”（见《和平纲领》）。其后，新的一任秘书长安南也说，“国家主权，就其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正在重新定义，特别是靠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力量。国家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服务于它们的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同时，个人主权，我意指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它蕴含在联合国宪章和以后的国际条约里，已经因更新了的、不断扩大的个人权利的自觉而得到提高。今天，当我们阅读宪章时，我们更加意识到它的目的是保护每个人，而不是保护虐待他们的人。”（安南：《两个主权概念》，1999年9 月18日《经济学家》周刊）
全球化从几个方面对国家主权提出挑战：甲、所谓“无边界经济”，亦即资本的流动无视边界的阻隔，从而冲淡了传统的领土主权，以领土主权为屏障维护单方面的经济利益已越来越困难；乙、互联网的发展使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受到制约，国家已不能以绝对的权威控制信息的传播，干预国际间的交流；丙、由于互相依赖关系的不断加强，许多共同的问题的处理，如环境、疾病、恐怖活动等等，已不只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单个国家来承担，需要加大国际的权威；丁、一国领土内的动乱往往影响到临近国家，因而一国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如何，能否维持法律和秩序，已不能只视为一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这一切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这种现象早就开始了，今天随着新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不过是更加凸显出来而已。
问题是这一切毕竟还是在主权国家的国际体制内发生的。必须从与这一体制相联系的角度看新的发展趋势。在联合国范围内，这样做更加必要，因为联合国还是以这一体制为基础的。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两位秘书长声言要重新定义国家主权，联合国内并没有迫使国家主权必须重新定义的客观形势，相反地，一切仍然按照尊重主权的原则行事。以维和行动为例，参加维和的各国部队并不要求宣誓效忠联合国，自愿提供部队的国家政府都很认真地谈判参加的条件，对它们的部队保有最终的权威，要撤就撤，部队人员穿着本国的军服，只是戴蓝色贝雷帽，挂联合国徽号而已。如1994年的两起惨案，即波黑安全区和卢旺达的屠杀事件，前者安理会原要求提供35000人部队， 结果是花了一年时间只派出7600人； 后者安理会要求提供5500人，用了半年时间人才到齐， 事情已经发生了。关键在于调动部队的是主权国家政府，联合国无权过问。
美国国务院更是毫不含糊地说，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行动要直接支持美国的国家利益，参加维和的条件是：确有必要、任务明确；传统形式的维和必须是已经停火、有关方面都同意；强制性和平行动必须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确实受到威胁；有完成任务的人员、经费和相应训令；国际社会已经充分估计了不采取行动的政治、经济和人道后果；行动的期限和结束行动的标准已经确定。这就是美国响应加利“重新定义”主权以加强维和行动的具体步骤，它们不是重新定义而是更加明确地强化了美国的主权原则。作为主权国家，美国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在联合国范围内，其它主权会员国也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是宪章赋予它们的权利。美国是推进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它的行动表明全球化并没有真的改变了国家主权的内涵。
人道主义干涉：
1999年9月20 日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发言提出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他的论点引起争议，但他表示他欢迎争论，以便达成共识，使安理会能够为保卫我们共同的人类而采取行动。安南强调的原则是，联合国决不能听任大规模有系统的违反人权行为持续，应该有权进行干涉，即便那是一国的内政，因此，不能让主权成为在人权和人道危机问题上采取有效行动的障碍。当然，他认为确定干涉与否的权威机构是安全理事会。争论之点在于宪章第二章第七款的原则能否与人道主义干涉相协调，这条原则就是“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换言之，人道主义干涉算不算是干涉内政，如果算，二章七款的条文是否要改？
安南曾指出，在卢旺达事件上安理会一致不加干涉，而在波黑事件上安理会是分裂的。这就是说，两者都是主权会员国的行为，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为。问题在于安理会当时为什么这样难以采取行动，这个问题不解决，类似的事件今后还会发生。毕竟，联合国的任何行动都得由会员国采取，而会员国是各有自己的政策考虑的。如果在关系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都那么容易取得一致，世界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费用是靠会员国提供的。要搞人道主义干涉，费用自然也得由会员国出。这又是会员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因为拨款不但要国家领导人批准，而且有的国家还得议会审议通过。美国已经拖欠了联合国的会费，另外维和费用至去年底拖欠1.07亿美元，2000年3 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霍尔布鲁克在表示美国将支付9.26亿欠款时警告说，如果联合国不使支付制度更加公平，美国就不能为增加维和费用出钱。美国会费的比率是25%，美国要求减至22%。安南说同大国的军费相比维和费用微乎其微。但霍尔布鲁克说，2000年维和费用可能翻番，达20亿美元，明年还要增加，但联合国没有管理机构和财务制度支持这样的增长。美国会费比率一动，其它国家就得多出，它们不同意美国的要求，是情理之中的事。这就更说明每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轻易动用自己的国家资源来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所以，人道主义干涉不是说干就能干的，它要有具体的原则和措施。宪章原则如何体现，二章七款原则如何协调，也只有在这些具体原则和措施的讨论中，才能确定下来。如果会员国认为不可行，或者认为必须采用其它的办法来处理违反人道的冲突事件，它们完全有权这么做。秘书长是无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会员国的。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
要说最能体现冷战后联合国的变化的，应该首先看安理会的力量组合，也就是会员国在安理会中的力量分布。从60年代安理会会员国自10个增至15个以来，安理会一直没有变化。冷战结束，俄罗斯代替了苏联，两极对抗消失，是安理会最大的变化。其余4 个常任理事国照旧，10个非常任理事国也还是按照亚非5、拉美2、东欧1、西欧和其它2的比例由联大推选，两年一任。这完全是作为主权国家的会员国互相间的政治行动，基本上没有全球化的因素搀杂在内。也许冷战后改革安理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同全球化的发展不无关联。但这种关联也主要是因为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扩大和加强导致国际关系及其组织形式的联合国民主化要求的增大。联合国内主权国家的数量比之60年代增加了许多，安理会15个成员的代表性就变得相对不足，要求扩大安理会是有充分根据的。
1992年第47届大会以来，关于改革安理会的正式讨论已进行过多次，明显地反映了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复杂性并未因全球化的影响而有所减少，相反地，事情比之1945年只有51个创始会员国的旧金山会议难办得多。区别在于1945年是建立以主要战胜国为基础的维持和平的国际安全保障体系，现在则要适应188 个会员国的众多要求建立冷战后的尚在形成中的国际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结盟国家主张取消否决权， 拥有否决权的5常任理事国没有一个肯放弃。否决权可说是主权的极端表现。美国自己就坚决反对改变现有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但对是否给新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未作定论，建议连同安理会的扩大一并解决。但不少国家坚决反对给新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理由是那样一来安理会更难作决定，现在已有淡化否决权的趋势，再增加否决权自非善举。否决权是所谓“大国一致”的机制，它可能有违“主权平等”原则，但又是吸取了国际联盟的教训，实行大国间制衡的手段，在冷战时期无疑是起了作用的。没有它，就可能重复出现国联时大国退出的现象，或者又在战场上拔刀相向。冷战后，5 个常任理事国同时又是核大国的状况没有改变，用否决权作为诉诸核武装的一种替代，仍然是有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这需要用核不扩散条约作补充，且由历史证明是可行的。国际格局的稳定有赖于此。
安理会的改革有两条原则是被普遍接受的，即宪章第五章第23条关于选举安理会成员“充分斟酌联合国各会员国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及本组织其余各宗旨上之贡献”和“充分斟酌地域上之公匀分配”。这两条原则可以使冷战后的新情况在安理会得到表现，以提高安理会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还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安理会议事规则中增加使用否决权的条件，除原有规定的在程序问题上不得使用否决权以外，还可以加上别的限制。显然，这一切都涉及主权国家的主权行使，新的规定将为冷战后主权国家的国际体制增添新内容。
经济安全的保障：
所谓“重维和、轻发展”是冷战后联合国的一种趋势，引起非议，是可以理解的。发展问题已经提高到经济安全的水平，甚至有建立“经济安全理事会”之议。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保证全球范围的平衡发展和世界的经济安全，确实不容忽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在这方面似乎作为不大，主要依靠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大经济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
这三大机构或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或为同联合国建立关系的政府间机构，但决策过程与联合国不同。从全球化的组织表现来看，世贸组织可说最具代表性。它不仅是顺应全球化进程形成的，而且正在从组织上把全球化具体化。
从1995年起，世贸组织已经接纳了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蒙古、吉尔吉斯坦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就要进来；同克罗地亚、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的谈判已经完成；同亚美尼亚、立陶宛、摩尔多瓦的谈判进展很好。总之，这些前苏联、东欧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体（现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贸易体制。这一进程充分表明在主权国家国际体制内的全球化，决不是要把主权国家消融了，而是要把主权国家结合起来，以确立全球经济秩序。
但是，正因为是主权国家的结合，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的一面。市场作用的结果使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更成问题。世贸组织是以市场运作为基础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而市场的运作不可能做到收益的公平分配，这就不得不仰仗争端解决机制来协调摩擦，但贸易摩擦和矛盾决不可能被消除，一爆发起来就往往危及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迫使它们要用主权作屏障来保护自己。联合国在世界经济上的作用恐怕首先要着眼于此。它不可能取代三大经济机构，但应该从政治上考虑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不足，设法通过协调会员国的努力来保障会员国的经济安全，以防止市场运作的消极破坏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体制的全球化
以上所谈是要说明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扩大和加强与全球化进程在联合国组织中的表现。这里，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一下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究竟同全球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概括来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它必然要求民族国家体制的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民族国家同时出现的。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自然要求民族国家向全球发展，民族国家在国际法上的体现就是主权国家，冷战后联合国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扩大和加强，正是民族国家随全球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反映。（民族国家体制的全球化不仅反映在联合国会员国数量的增加上，也反映在过去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或受前苏联影响的国家更改国名、国徽、国旗上。）
一般认为，封建帝国的瓦解，多个政治实体即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了以贸易为基础的社会分工，打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早就说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经济、政治权力的某种统一为特征的，具体说，就是用政治、司法、军事手段进行超经济剥削。而民族国家的要义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民族疆界的范围内扫除封建分割状态，用资本剥削取代超经济剥削，实现市场的统一，并且为了保证这种统一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战后世界的一些主权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政治权威扭曲市场，市场机制得不到充分发展，使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成熟滞后，从而损害经济的成长。这些国家尽管在法律上是主权国家，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上都遭受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弊害。换言之，作为民族国家，它们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因而出现“丧失能力的国家”问题。民族国家不一定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它主要是指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民族集体的发展水平。例如有些国家包括苏联就包含明显的封建等级制残余，社会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尚没有转到民主和法治的轨道。这种现象妨碍了全球化进程，因而必须由全球化来改造。
因为资本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是自身的积累，是自身的不断扩大，所以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趋势，这种趋势似乎是同民族国家的存在不相容的。换言之，资本增殖过程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的职能减弱。可是，冷战后的形势发展证明这不是事实。原因就在于全球化首先是一种民族经济、民族国家的现象。作为全球化动力的资本尽管具有普遍化的性格，它的所有权基本上属于私人，因而具有民族的、国家的特点。现在还没有一种无所属的所谓全球资本。等到资本的私人占有消失时，人类社会就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了。今天，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因而也是全球化的基础。脱离社会制度单纯从高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关系国际化、一体化的发展来看全球化，就不免跟着外国舆论跑，一会儿把全球化吹得天花乱坠，一会儿又说它是双刃剑，永远掌握不到它的实质，自然也不懂得全球化同民族国家是什么关系，对国际形势也只能闭眼不看事实，自说自话。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同民族国家体制全球化的结合与矛盾，是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核心内容，它改变着国际格局，也改变着联合国内的力量组合。现分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全球化就是民族国家间的资本增殖竞争扩大到全球范围。
资本的不断增殖是通过资本从货币形式到生产形式到商品形式的循环实现的。由于商品销售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最终环节，民族国家就要开拓市场，促使世界市场形成，并且要用武力开拓、霸占、保持市场，推行殖民主义。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战后世界资本增殖的竞争逐步转到生产资本环节，即资本实际增殖的环节，它不只是要保证销售市场和原料场地，而且要寻求资本生产剩余价值最多最快的场所。战后恢复时期，这种场所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国之间提供的。70年代资本主义的“滞胀”危机之后，开始向全球扩张生产基地，从而推动世界格局变化。冷战结束，随着苏联东欧的变革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资本的全球化步子越来越快，适应这种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用全球化的概念来为它们进入新的阶段的资本增殖竞争服务。
作为生产资本全球化载体的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生产设施遍及全世界，但它们并不是无国籍的公司，它们是以国别公司的身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而且基本上都属于发达国家。全球化并没有把资本的民族特点取消。要区分美国资本和日本资本、俄罗斯资本和巴西资本，并不是难事。事实上，如果脱离美国、西欧国家、日本的跨国公司及其资本间的竞争，全球化也就不存在了。这些先进的民族国家，把它们资本增殖的竞争扩大到全球各地，这种竞争必然触及战后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弱点，促使一些国家从重建或完善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中寻求出路，而不是把民族国家消融。
全球化要求民族国家加强主权职能。
这是因为资本增殖的竞争全球化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更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1997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危机暴露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管理上的严重不足，反映了国家职能在对应全球化冲击中发挥得不够适当。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强调管制的权威和力量，从民族国家的发展水平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欠缺的是有效的民主和法治架构。所以，教训是这些领域的国家主权必须加强。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没有淡化主权国家的职能，而是要求改变国家行使主权的内涵和方式，意思是相同的。
2000年2月在曼谷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第10 届大会关于市场弊端的争论涉及政府的职能问题，虽然未能达成一致，但都感到对市场无情竞争带来的弊害，必须加以压制。77国集团第9届部长会议（ 1999年10月）曾特别为贸发会议准备了一个《曼谷共识》，其中说，“如今都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但是，严格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并不一定能实现发展的目标。各国应为制定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作出贡献。在国家层面上，政府应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纠正刺激生产、贸易和发展政策的缺陷，保证适当的、透明的法律和规则框架。”（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10届大会文件集）世界银行认为这样做不是限制市场作用，而是保证市场更好地发挥效能。显然，这是适应全球化的形势要求强化国家主权职能，也就是说更充分地发挥民族国家的作用。
联合国应致力于民族国家的重组和完善的协调工作。
作为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中心任务是维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随着两极体制的崩溃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重建和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冷战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内容。由于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解决它们当然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必然具有的内在矛盾的影响。全球化不仅没有消除资本的国别和它们之间的竞争，也没有消除国家之间的军事互相防范。用军事手段拓展领土，霸占殖民地，已不是保持军事优势的主要目标。军事力量是一些民族国家维持其资本对全球的统治地位的靠山，因而对其它民族国家不仅构成军事威胁，也构成经济威胁。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危机的不可避免，又使这种威胁不断变化。民族国家的重建和完善，就处于经常受干扰的境地。这种情况自然比之冷战时期防止国际冲突的扩大复杂得多。
但是，联合国必须明确民族国家重建和完善的任务性质。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强制性和平行动或人道主义干涉的任务，显然解决不了问题。从联合国作为主权国家国际组织来说，它应该支持这种重组和完善的进程，并应该排除有损于这一进程的外来干涉，尽可能为它提供合适的环境。这里要求的是会员国的协调行动，而不是互相掣肘。新的国际关系秩序，只能建立在得到健全发展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国际体制上。全球化为此提供了一个机遇，这个机遇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主要系于安理会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的明智决策。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超越冷战的任务不只是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而且要适应这种全球化调整社会上层建筑。联合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应在国际范围内推进这种调整。这才是21世纪联合国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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