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延安整风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风运动论文,延安论文,共产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4；D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4－0074－10
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党史上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举措。延安整风运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十分密切，但长期以来这一关系在国内外学术界却研究不多。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试作探讨。
一、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与延安整风运动的缘起
早在1924年6月至7月共产国际五大召开时，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实施新的斗争策略，克服各国党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加强各国党的建设，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大会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大会通过的《策略问题（提纲）》指出：“现阶段共产国际活动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据此，提纲把各国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归结为五项基本特征：（1）党应该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政党，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和工人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2）党应该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运用灵活的战术来对付敌人，而不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3）党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勇往直前，在一切场合，都应力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日期及早到来；（4）党应该是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纪律的，在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和集团存在；（5）党应该在资产阶级军队中进行经常的宣传和组织工作。① 这五条就是代表大会制定的各国支部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1925年2月，斯大林在同德共党员赫尔措格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各国共产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的十二项基本条件：（1）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和工会的免费附加品，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2）必须使党的领导人完全精通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3）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时，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条件的分析和考虑到本国的革命经验；（4）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导的正确性；（5）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6）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结合起来；（7）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结合起来；（8）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害怕批评，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9）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10）必须使党经常地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11）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12）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② 按照斯大林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项条件，就是要建设一个完全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是要以列宁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设各国的共产党。
为了贯彻斯大林提出的这十二项条件和共产国际五大精神，1925年3至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主要内容有八条：（1）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必要性；（2）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克服错误倾向；（3）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考虑各国的具体条件；（4）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使各党成为具有高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党；（5）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使党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6）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7）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使党拥有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8）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健全党内民主和纪律。③ 此后，共产国际、斯大林提出的上述布尔什维克化方针成为各国共产党的行动准则。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根据上述精神再次提出了共产国际要系统地帮助造就和培养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迅速地和独立地正确解决本国政治任务、策略任务以及帮助各国党进行思想斗争，反对政治敌人的要求④。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上述布尔什维克化方针要求精神，1940年3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请党的领导注意以下各点：首先，党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的原则（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困难的环境中进行斗争造成的）……第二，中国共产党对于考察干部和提拔他们进领导机关的问题也没有给予应有注意。组织干部的工作——调查、考察、提拔和教育等，各项都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过去有大量叛徒混入党的领导机关就说明，在选拔领导干部时没有保证必要的审查，警惕性也不够高。针对上述种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应当把下列各点列为党最重要的任务：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性，遵守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务必把经过考验的新干部特别是工人中的干部提拔起来担任领导工作，格外注意对他们进行培养和马列主义教育，让他们经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2）为了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宜设立干部部，由它去挑选、考察、提拔党的领导干部，然后经中央书记处或中央政治局批准。干部部长应由中央书记处的某位书记担任。3）鉴于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和选举领导机关，应该认真注意选拔经过考验的正派的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4）中央政治局应设立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来审查现有关于某些中央委员活动的材料。”⑤
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提出的延安整风运动及其后期的审干运动就顺理成章了。为此，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前夕，1940年3月，王明就将他的“左”倾机会主义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在延安重新出版，企图作为延安整风的指导思想和学习材料。
1942年11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历时88天（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的长篇专题报告，对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各国共产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的十二项基本条件，作了详尽的解释和阐发。毛泽东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21年的斗争，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要讲到化，什么叫“化”呢？“化”就是彻底得很，就是完全得很，完全的布尔什维克。拿这个标准来说，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现在我们还差，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接着毛泽东联系党的实际情况，对十二条逐条进行诠释、讲解：
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⑥，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
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一定要实行斯大林讲的这第二条，实行这第二条，使我们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
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
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尺度。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
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群众工作上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既反对冒险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
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
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
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么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对党员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包括整顿三风的思想斗争，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这样的性质，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同党对立起来组织派别反党，以至于走到反革命，则应当清洗出去，不能当党员，这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但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不能混同。
斯大林的第九条讲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指出：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
斯大林的第十条讲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指出：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
斯大林的第十一条讲党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是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
斯大林的第十二条讲党应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指出：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这次高干会议也算一次检查，会后要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政、整经济、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去检查。
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⑦
毛泽东依据斯大林、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所阐述的这些观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论述，也是对当时延安整风运动的具体指导。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高度肯定了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特别是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极其重要的指导地位，而且还详尽地阐明了上述方针和十二条对我们党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
这样，在共产国际、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特别是在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要求指导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推动下，延安整风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同时，根据共产国际、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的要求和共产国际1940年3月11日决议精神，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我们党还对中央领导机构和干部队伍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整顿和重大调整，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步调一致的干部队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特别是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不仅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指针，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对此，博古曾经说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就是布尔什维克化的路线⑧。邓小平也曾指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整风号召呢？”“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党的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特别是研究了党的现状之后，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使党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一致起来，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⑨
二、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与延安整风运动的背景
苏联哲学界发动的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缘起之一。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是由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的一个著名“谈话”引起的。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苏联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时，就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战线的形势和任务问题发表重要谈话。斯大林的谈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对学术领域形势的估计。斯大林对学术领域形势总的估计是：反对派“在哲学、自然科学和某些微妙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统治地位”。由于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所以斯大林集中谈的是哲学问题。他认为，“主要危险是机械论者”，“但是，对作为形式主义者的德波林分子要特别警惕。从我们理论战线斗争的角度来看，对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要特别注意”。斯大林在谈话中两次点了自然科学。他说，在自然科学领域，“鬼知道他们搞了些什么，写些关于魏斯曼主义之类的东西，而这一切又冒充为马克思主义”。“我们这里撰写的有关自然科学理论的作品有很多物活论的东西。《苏联大百科全书》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至少是一堆废话。因此，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批判任务。”
二是关于学术战线上的任务。斯大林认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重要任务是展开全面的批判。主要问题是进攻。向所有的方向，向没有进攻过的地方展开进攻”。斯大林提到要“严厉批判”的对象，除了党内一批哲学大家以外，还有当时在党内身居要职的布哈林、梁赞诺夫。
三是明确提出要把学术问题同党内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当参加会见的一位支部委员向斯大林提出，是否应当把理论领域的争论同党内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时，斯大林回答说：“可以而且应当联系起来，因为任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斯大林强调，研究唯物辩证法要同“面临的最重要的阶级斗争任务结合起来”，现在“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依据，并与此联系起来”。“如果使哲学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践——那算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一方面承认德波林学派并不曾提供“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根据”，但另一方面又给他们戴上“反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分子”、“孟什维克主义的唯心主义者”等致命的政治帽子。斯大林在短短3300多字的谈话中，竟给他所列举的批判对象戴上13顶不同的政治帽子。
四是提出进行“全面进攻”的方法。斯大林强调，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发动的“进攻”和“批判”，要全面、彻底和不惜一切手段。他说：“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起来的粪便全部翻腾和挖掘出来。应当把德波林派写的全部东西翻腾出来，摧毁一切错误的东西。”对于已经批判过的作家，如普列汉诺夫、尤什凯维奇等，要“重新把他们的作品翻腾出来”，对布哈林要“彻底翻腾”。他批评当时对德波林学术观点的批判“太软，不够劲”，把德波林学派的观点定性为“形式主义者——这个术语太轻，太学术性了，应当加强”；并指示在报刊上公开提出：“他们已经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斯大林在谈话中还对在哲学领域如何组织“进攻”力量，“进行战士般的意识形态斗争”，如何采取组织措施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⑩
斯大林谈话以后，苏联在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大批判，大批的知名学者和科学家被戴上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帽子。到了30年代后期，曾经受过和一批未曾受过批判的学者和科学家又被加上“人民的敌人”等各种罪名，遭到迫害。其中多数人包括斯大林在谈话中点名的哲学家，均被处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几乎所有的带头人都未幸免于难。
苏联30年代末以批判德波林学派为核心的在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领域的批判与清洗运动，无疑给当时紧跟苏联的中共在政治上以巨大的影响，并由此引发了40年代初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仅以毛泽东的有关讲话和博古等人在整风运动中发表的文章和有关自我批评的言行，就可以看出苏联对德波林学派批判，对中共延安整风运动发起和进程的影响。
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课时就指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11) 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1942年3月14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刊载了苏联德波林的《自我批评》一文。德波林承认：“我们的根本错误，如已被确认着在于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与孟什维克化唯心论的见解之根本的弱点——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相联系的。与之结合为最紧密的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局限于逻辑的方法论的批判。在大多数的场合，忽视了被批判的派别或思想潮流的社会的（阶级的）意义——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是最大的错误。我们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均只以逻辑领域界限内的批判为满足。无疑地，它已经是唯心论的倾向，犹如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之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论同样”。(12) 显然，苏联德波林及其学派，已成为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的公开靶子了。
曾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博古，在深入检讨自己思想上犯错误原因时，检查了共产国际对他的影响。他在检讨时指出：我过去是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习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13) 后来，他又在七大的发言中又说：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一方面由于自己小资产阶级出身，受过旧的教育，以后也未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没有在实际运动中锻炼过，到苏联后仍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态度去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即感到马列主义的精深博大，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受到德波林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二者一结合则成为教条主义。(14)
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也比较早地认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认识到王明等人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是德波林主义。他在听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之后，立即投入对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1941年9月，他撰写了《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1942年2月又撰写了《为打倒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而斗争》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这两篇文章着重揭露和批判王明等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表现及其思想根源，认为他们的思想及其领导方法是“德波林主义的再版”，而德波林主义最主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教条主义。这种学风在一个时期内部分地统治了苏联科学界思想界，无疑地给了中国思想界以及我党过去政治领导以重大的影响。王明等人的理论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只是口头上的马列主义，并且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做是马列主义正统派的唯一“宗派”，而对我党真正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代表毛泽东同志则称之为“狭隘经验主义者”，称之为“实行家不是理论家”。文章说，只要我们把1929年底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及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与五中全会以前及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比较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代表真正的彻底的马列主义的正是毛泽东而不是他们。王明等人这种变相的德波林主义的领导，由于它在党内多年的统治给予了党及革命莫大的损害，这是经历史证实了的无庸争辩的事实。文章还强调指出，清算德波林式的主观主义，不仅要在口头上、文字上反对德波林主义，而主要的是在行动上、工作上贯彻这一斗争。因此，“反对德波林式的主观主义斗争真正开展的关键，就在于党的各个部门工作，根据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作实际上的检查并彻底转变”。
张如心的文章在着重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同时，也一再坦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首先拿我个人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佐证。我在苏联的学习就是受了德波林派的强烈影响，回国之后，也曾经在出版界宣扬过德波林哲学思想”，“德波林的思想及其工作方法，使我犯了不少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教条主义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个人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全党同志，特别是思想战线的工作同志参考与警惕的！”张如心还认为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在上海出版的《哲学概论》一书“是德波林主义的产物”。有一次，他和中国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联系工作，在图书馆阅览室看到他写的《哲学概论》一书，他就立即在扉页上批写道：“这本书是教条主义的，以后再也不能看了”。(15)
由此可见，延安整风运动的发起、开展与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是密切相关的。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是延安整风运动发起、开展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导向。
三、对联共（布）、共产国际错误的清算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隐因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共产国际、联共（布）曾给中国革命以巨大的物资支援和政策指导。但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共产国际、联共（布）也曾出现过一系列重大错误与失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例如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退让，中共武装力量的缺乏与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共力量的轻视，土地革命的夭折与斯大林、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迁就，其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的出现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斯大林、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第三时期理论以及共产国际六大政策全方位“左”倾等，都对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出现，与斯大林、共产国际右倾指导及其“武装保卫苏联”等策略，也是紧密相联的。为此，作为深刻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教训、彻底清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彻底消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错误和抗战时期王明右倾错误的延安整风运动，就不可能不涉及斯大林、共产国际这一深层隐因。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它的来源是：（一）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二）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三）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16)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斯大林的思想作风对我党也是有影响的。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17) 在延安整风时，我们党只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并没有公开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上述错误，这除了考虑当时苏联及世界人民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斯大林正忙于组织指导反侵略战争等客观因素外，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1956年6月同外宾谈话时讲的那样：第一条，兄弟党领导人的错误让他自己先讲；第二条，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应该自己负责任，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右倾的错误呢？
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提出整风运动及其后期的审干运动就顺理成章了。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因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2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还很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多次发生右的和“左”的错误。其中，给革命事业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与任务，对端正党的思想路线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当时还来不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还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历次“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分析。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抗战开始后，党的队伍迅速壮大。经过4年的发展，在当时80万党员中新党员已达70多万。这些新党员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但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的影响。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虽然已经注意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党处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这种教育还显得相对薄弱。同时，为了落实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国化、中国化的历史任务，都迫切要求必须在全党开展一次以思想教育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种教育运动的目的，在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矛盾，改进党的作风，解决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亟待解决的课题。
从整风的形式上看，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党的高级干部整风，二是一般干部及普通党员的整风，其中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从整风的内容上看，整风运动的内容分三个层次进行：高级干部的整风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内容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以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作为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从整风运动的方针上看，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从整风运动的方法上看，就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着重强调自我批评。从整风运动过程上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为准备阶段，即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第二阶段（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为全党整风阶段；第三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从整风运动失误和纠正上看，主要是整风运动后期（1943年7月15日起）出现了由整风运动总学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审干过程中所掀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通过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10余天内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为了纠正错误，毛泽东亲自挂帅，在中央原有诸种决定基础上，7月30日再次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10月9日又指示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1944年春，有关领导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对受冤屈人员赔礼道歉。从整风运动的成果上看，整风运动的一个巨大成果，就是在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历史决议》（起草工作历时1年之久，前后七易其稿，毛泽东直接主持、修改定稿）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教训。《历史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首次评价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历史决议》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并总结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等。《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和党的七大的即将召开。从整风运动的意义上看，整风运动不仅使中共彻底摆脱党内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确立和巩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举措；而且还成功地解决了党内思想分歧和矛盾，促进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好了理论准备。
五、季米特洛夫来信与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
随着整风运动的不断深入，清算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所犯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所犯的右倾错误，即清算“王明路线”及其“教条宗派”（通常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为全党密切关注的焦点和整风成败的关键。对此，王明表示不服，要到共产国际打官司(18)。于是，王明将他的意见、不满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报告。1943年2月1日，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关于中共中央内部意见分歧的报告电（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王明认为，毛泽东实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他请求共产国际加以干预，以避免党的分裂。3日，季米特洛夫又收到毛泽东批评王明的电报。(19)
对此，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密电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其原有领导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他除规劝不要削弱与入侵者的斗争和偏离统一战线政策外，也指出延安整风中出现的问题：“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因此他们将党引向了分裂，从而开展反对他们的运动，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像周恩来、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使用）他们。使我不安的还有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党的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一些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因为像清除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党的正确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机构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指“抢救失足者运动”——笔者注）。这些方式只能造成互相猜疑，只能引起普通党员群众强烈不满和帮助敌人瓦解党……康生是以自己的行动在为这些奸细效劳。”(20)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答复道：我们没有削弱抗日战争，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改变；与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王明进行各种“反党活动”，已通报党的全体干部，但不想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在高级干部中批判王明使干部更加团结一致；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他上台的；康生是可靠的。(21) 1月7日，毛泽东又致电季米特洛夫，表示：“我衷心地感谢您对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毛泽东指出，处理与王明的关系是实行“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的政策”。(22) 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改的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问题，并对受害者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对错误主动承担责任。(23) 季米特洛夫的来电对制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平反冤假错案也起了一定作用。
1月19日，季米特洛夫向王明发出有关处理同毛泽东关系的信。3月7日，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的复电。王明表示，尽管他与毛个人之间还有分歧，但他对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支持“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他表示“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24)。季米特洛夫对调和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因此，中共七大仍选王明为中央委员。
延安整风运动，由于是贯彻落实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要求精神，由于是在共产国际七大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转变，尊重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决策的前提下开展的，加之苏联当时正忙于卫国战争，后来共产国际又自动解散，因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未能对其加以干预。后来季米特洛夫虽以个人身份劝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内部加强团结，批评“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及康生的过左的做法，但实际上却代表了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态度。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不仅表现了对中共的诚意，而且还是极为有益的。
这样，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整风运动“就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25)。“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入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26)
综上所述，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举措。这一举措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十分密切。今天，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特别是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实践意义。
注释：
①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29～3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5～37页。
③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第116～146页。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13页。
⑤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45～46页。
⑥ 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
⑦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2～414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211页；房成祥主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67～171页。
⑧ 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451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7页。
⑩ 《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哲学战线上的形势问题同斯大林的谈话》，现藏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0，卷宗24。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
(12)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75页。
(13) 李志英：《博古传》，第448页。
(14) 《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5) 转引自刘海藩、朱满良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名师》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03～305页。
(16)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39页。
(1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0～331页。
(19) 转引自栾景和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20) 转引自栾景和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311页。
(21) 转引自栾景和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311～312页。
(22) 转引自栾景和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312页。
(2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8页。
(24) 转引自栾景和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312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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