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战士、绅士与隐士
□许纪霖
从19 世纪中叶到20 世纪中叶，从曾国藩、梁漱溟、胡适、林语堂，到沈从文、巴金、史铁生、王小波，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怎样的代际更替？处在近代这样一个低沉与亢奋、忧患与通达、沮丧与自信错综交织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对命运如何抉择？
式中：初值Xn的取值范围为[-1,1]；Xn+1是系统输出；系统参数a取值范围是a≥2时,该混沌系统处于混沌状态,当a≥4时该系统达到满映射状态[4]。
安身立命，继而立国兴邦。著名历史学家许纪霖的《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凝结了作者三十年知识分子研究的心血，为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立传，从个体心态到时代史诗，剖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窥见现代中国的思想变迁——“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何谓大时代？鲁迅在《而已集》中有言，“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 世纪。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外部环境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自身内部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
问题导向教学（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又称循问教学，是指在教学中以小组讨论为形式、以问题为主线，教师采用一定方式引导学生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其教学目标是着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创新性思维等。它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模式，更是一种重要的教学理念。
百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亲手开启一个大时代的序幕，随即他们自身也被卷入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四民社会的解体动摇了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士”赖以存身的社会基础，古今中西之争迫使他们面临“道统”的断裂和再续，社会的剧烈变革和内心的各种冲突，不断拷问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促使他们做出自己的抉择，以在这个时代中安置自己的心灵或为理想的社会蓝图奔走呼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知识分子个体，由于个人生活经历和治学路径的差异，其抉择也出现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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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一书中解题道：“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
鲁迅少年失怙，家道中落，在成长期经历了世态炎凉，体验了人心黑暗，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这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创伤，以至于在多年后的文章中还忆起当铺先生的侮蔑，同时也为他革命和战斗型人格的形成埋下了因子。留学日本学医时，因看到日俄战争宣传片中中国国民对同胞罹难的冷漠麻木，深受刺激的鲁迅毅然决定弃医从文，从灵魂上拯救国人。
在我们的印象中，鲁迅向来文笔锐利言辞激烈，与人论战不知疲倦。但在他看似鲜明的性格与态度中，其实隐含着更深的复杂性。鲁迅以笔为戈，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国民性问题，对中国封建传统视之敝履。而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却遵从了母亲之命，娶裹着小脚的旧式妇女朱安为妻。即便鲁迅对其毫无感情，甚至后来与破除封建思想、与其自由恋爱的许广平同居、生子，也始终没有勇气违背母亲的意愿正式离婚再娶。可以说在个人的情感问题上，鲁迅还保留着些许传统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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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复杂之处源于他从传统中来又反传统的立场。他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对他所批判的传统之黑暗深植于自己的灵魂这一点非常清醒，因此他以刀笔解剖他人本质上更是在解剖自己，且更狠更透彻。他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为“过渡的一代”，任务是抗住黑暗的闸门，让年轻人能够过去，能够在摆脱传统的重负后重建一个光明的世界。
对于从传统中走来的一代人，私人性的生活经验，一方面会埋下对传统强力反叛的种子，另一方面也在情感上束缚了挣脱一切的自由。在新旧道德的转换之处，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是最为宝贵的。无论是否自知，每个人都不是黑白截然分明的，在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留在传统，是一种典型的境况。
从事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许纪霖以鲁迅、胡适、林语堂三位为范例，从他们在危难与变革并存之际的选择，让我们得以窥见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鲁迅历来都以一个战士的形象出现，身后更是被塑造成进步者、革命者的先驱，但他特立独行、一往无前的背后复杂的另一面，似乎被淡化了。而那一面，恰是更为真实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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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鲁迅是左翼精神领袖，那胡适便是温和的自由主义代表。五四运动后期，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分裂，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最终走向了不同营垒。然而，二者的童年经历却有相似之处。与鲁迅一样，胡适也是幼年丧父。他是在哥哥的帮助下，一路接受了完整的精英教育。留学美国后，受到了美式自由主义的熏陶，认为应该追求超越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世界利益与人类利益，为此应该怀有一种更加包容、自由、开放的态度。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为国内学界引入了西方现代学科的前沿思想，影响广泛，“但开风气不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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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也是反传统的。他归国后就以最早提倡文学革命而闻名。在他看来，中国问题的解决手段在于文化，而不是政治。政治上的主义和立场之争往往招致党同伐异、你死我活，有违包容之理想，并且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他不相信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可以从整体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与其相信指导革命的主义，不如关注眼前切实的问题。在方法上采取实验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逐步改善现实问题，而不奢望毕其功于一役。比起鲁迅的锋锐，说胡适是一位优雅包容的绅士，恰如其分。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中，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夫妻双双获奖大抓人们的眼球，而他们所倡导的实验方法也备受争议。《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中，他们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胡适最初声称要二十年不谈政治而专注于“文艺复兴”，但最终难敌现实的政治纠葛。胡适与蒋介石有较亲密的私交，蒋介石对他颇为尊重，但他在公开场合也不讳与蒋唱反调。胡适去世后，蒋介石赠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以说道尽了胡适身上的复杂与多元。
在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如果说鲁迅是最可佩的人，胡适是最可敬的人，那最可爱的人则非林语堂莫属。
林语堂一生都保持着一种天真性情。由于智力超群，他的治学之路非常轻松，中英双语俱佳。其著作向西方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哲学和中国人的智慧，一改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外宣大使。
在个人与时代的撕扯之中，林语堂的人生经历过两度转折。他从德国留学归来后，最初与鲁迅过从甚密，并和其统一阵线与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进行笔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临现实的危险，林语堂选择从战壕中撤出，做一个名士。所谓名士，出身正途，同时又具有某种反抗性。这种反抗是在一个安全区内，用幽默调侃、正话反说等方式讥讽现实，表达不满。而随着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加剧，感受到切身生命危险的林语堂最后索性“牢骚”也不发了，只是躲到自己的小天地中，寻找内心的自由与安宁，成了一个隐士。
现代人会批评其不问时事、只知独善其身的态度为犬儒。但设身处地地想，在当时的状况下，选择犬儒是否是一种错误？纵观林语堂的一生，尽管他有懦弱和胆怯，但始终能守得住底线，不讲违心的话，不逾越善恶的界限，在不完美的世道中，追求优雅的人生和自由的心灵，也可算作一种对黑暗的消极抵抗。
在纷杂跌宕的大时代中，不同个体的命运抉择，会受到诸多复杂条件的影响，最终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向问题，兜兜转转，始终脱不了夹杂着矛盾的因素。
鲁迅这一代人是陷于深刻挣扎中的一代。他曾因家庭重担甘做一名政府小吏，终究还是操起了“匕首和投枪”；他希冀唤醒沉睡的国民，又始终摆脱不了对现实的悲观态度。种种矛盾，塑造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他反感海归知识分子的做派，与本土知识分子的观念则更是不合。基本上他对任何阵营或派系都有一种深刻的反感，即使与他参与其中的左翼阵营，也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盖因有组织就难免有束缚和妥协。而鲁迅渴望挣脱这层枷锁。
个人经历决定了胡适和林语堂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与底层在情感上是隔膜的。而鲁迅则相反，他是既同情民众，又要唤醒民众。从立场上来看，这一差异代表着启蒙和革命两条道路的分歧。
从当下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发展走向来看，三者的选择恰可以形成一个转折的序列：少年不学鲁迅是没有血性，中年不学胡适是没有理性，而老年不学林语堂是没有灵性。
甲洛洛回答完，看了看大家，大家死沉着脸，他盘算了一会儿，最后暗自摸出一根烟，独自吞吐起来。大家看出他今天抽烟的样子极不自在，但也不确定什么地方不对劲，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烫伤的中指无法夹烟，他也正郁闷，今天这烟怎么拿都不自在。嗯！不发烟的决定是正确的，不然好像自己心虚了，再说也没必要在这样的场合里凸显自己啊。
译者：景芳
《贫穷的本质》
作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幼儿园课程实施是根本，没有课程实施，课程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园所应在现代课程观的指导下，在课程实施的框架下，根据幼儿特点和发展可能性，根据幼儿经历活动实施的基本理念，设计大、中、小班各年龄段的经历活动，并逐一渗透到每个班的一日活动计划中，保证经历活动真正落到实处，使经历活动设置常态化。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
活动按照品管圈的十大步骤进行,时间的规划上按照计划(P)占30%、实施(D)占40%、检查(C)占20%、处理(A)占10%进行详细的分配。每个步骤都有具体的负责人,大家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作者：孙歌
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
“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海子诗作《亚洲铜》里曾将自己的故土置身在“亚洲”这样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地理概念里。这同样引发另一重政治和文化上的疑问：在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亚洲是什么？谁的亚洲？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亚洲？寻找亚洲，更重要的是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约束，重新解释被单一化的历史。
《掉队的拉美》
作者：（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译者：郭金兴
如果那时有可以绘制路程的走路软件，你会发现两个人每天都沿着一条路不停地画折叠线，而这折叠线的上空都是愉快的、鸡毛蒜皮的话，比如那天坐地铁见到一个长相奇怪的人；朋友中谁谁多幽默、具有做段子手的潜质……
某拟建桥梁总长约1520m，横跨既有高速公路，处在2km曲线段上，和既有高速公路成45°的夹角。根据实际情况，设计采用组合梁的形式直接跨越既有高速公路。组合梁的长度与高度分别为82m、9m，相邻节段之间的距离为10m，中心距为6.7m，采用不设竖杆的结构形式，整体呈三角形，上、下弦杆分别采用钢筋混凝土与预应力钢筋混凝土；上、下弦杆的截面形式分别为矩形与槽型。道床板采用40～45cm厚钢筋砼板，梁顶、底部宽度分别为9.4m、7.8m，梁端板总厚为90～95cm，梁体立面如图1所示。现围绕本工程实际情况，对其组合梁施工关键技术做如下深入分析。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
拉美，一个图文里的异域风情之地。然而，它在经济表现上却是“永远的希望之星”，多次要腾飞，但奇迹终究可望不可即。那么，是什么限制了拉美？拉美停滞已超过三百年。智利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从殖民时期谈起，使用了庞大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史料，认为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拉美内部，比如产权、法治等领域的制度匮乏，以及市场保守主义的长期盛行，致使经济发展即便迎来工业化或城市化也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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