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白”式研究到“复调”式解读——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独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马克思哲学的首要问题，便是以什么样的解读方法，透析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历程，领会马克思哲学的丰富内涵。我认为，关键是要走出其“独白”式解读方法的局限，以“复调”式解读模式从新的视角进行全新的理论阐释。只有实现了解读方法的突破，才能更为真实地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历程，领会马克思哲学活生生的丰富内涵。
要理解这种新的解读方法，我们先得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说起。本文所用的“独白”与“复调”，都是对巴赫金小说理论中概念的转喻与借用。
1929年苏联小说理论家巴赫金出版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通过对陀氏小说结构的分析，巴赫金认为，陀氏以一种“复调小说”在小说史上揭开了一场小规模的“哥白尼式革命”。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概念是针对“独白型小说”概念提出来的。他的“复调”理论有两重含义：第一是指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性关系。巴赫金根据他对陀氏小说主人公与先前俄国和欧洲小说（特别是托尔斯泰小说）主人公加以比较，发现陀氏小说同先前小说有一个原则性区别，即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根本不同。在过去的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是独白型的，即在作者的构思中，“主人公具有客体性，是对象化的”〔1〕。 在小说的结构安排上，完全是按照作者的思想观念展开的，一切场景、心理活动、主人公话语都只是作者观念与视界的再现，主人公是作者无声的奴隶。巴赫金称这种小说是“独白型”小说。
巴赫金认为，陀氏的创举在于，他“建立了一个复调的世界和打破既定的、基本上是独白型（主调）的欧洲小说形式。”〔2 〕主人公在小说结构中对作者具有自由和独立性，主人公不再是作者话语的传声筒，而是和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在作品的结构中，主人公的话语具有特殊的独立性，它仿佛同作者的话语并行，并以特有的方式同作者的话语和其他主人公同样具有充分价值的声音结合在一起。”〔3〕这样， 在陀氏小说中，对于主人公他所注意的是“他作为对世界和对自己本身的一种特殊观点，即他作为一个人，对自己本身和周围现实所持的思想和评介立场。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对主人公来说是什么和主人公对自身来说是什么。”〔4〕这就是说，不是作者在介绍主人公，而是主人公在自我介绍， 是主人公将自己绽露出来，站在读者面前，主人公成为小说结构中活生生的主体，他和作者之间构成对话性交往关系。在这种平等关系的对话中，作者和主人公保持着永远的开放关系。对话中的主人公，处在独立性、内心自由、未完成性和未决定性之中，保持着作者和主人公之间对话的未完成性、开放性。
从作者和主人公之间的这种对话关系中，巴赫金引伸出“复调”理论的第二重含义，即主人公和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性关系。巴赫金认为，在陀氏小说中，“不是众多的性格和命运同属于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按照作者的统一意识一一展开，而恰恰是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及其各自的世界结合为某一事情的统一体。”〔5〕因此， “众多独立而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纷呈，由许多各有充分价值的声音（声部）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斯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6 〕众多声部在小说中共同在场，通过相互间的对话实现众多意识的融合、共鸣，以达到对事件（共同存在、相互作用）的理解与领悟。这种主体间的对话性交往，更能有力地打破独白型小说结构，更为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打破了单纯从作者出发来研究小说的“独白”式方法，强调小说结构本身的自我绽现功能，提出了小说结构中多重（复调）线索的相互作用，涉及到接受文本时读者、作者、主人公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不仅丰富了他的对话理论，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开阔的视野，而且同当代文论思潮具有可通约性，并且与哲学研究方法具有兼容性。当然，小说研究与哲学思考不能等同起来，巴赫金强调“复调”中各个声部的互不相容性，都不能直接套用到马克思哲学中。但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看到了小说结构的复杂性，认为从“复调”中可以达到对事件的共同理解，如果我们在转喻与借用的意义上，加以哲学的解读，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一些合理性内容，对于我们进行马克思哲学研究，倒具有方法论借鉴意义。首先，在对待马克思哲学文本上，我们是将马克思的文本纳入一种“独白”型解读视野中，去统摄马克思的文本呢？还是进行“复调”式解读，以求同文本之间保持开放的“对话”性？其次，在马克思思想变革中，马克思是局限于单线索的逻辑发展，还是众多理论主题的共同作用，形成一种融合性哲学视域？这两个问题实质上具有一致性，它们是彼此关联的。概括地说，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方法解读马克思？
在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社会发展被理解为具有严格因果关系的自组织过程，似乎一切问题只要纳入这个公式中，便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解决，马克思哲学变成了能够统摄一切的逻辑公式。在这种解读视野中，在形式上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但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说它是唯心主义，因为在这一发展公式中，是以一种逻辑先导性来统摄历史现实，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只是发展公式的证明材料，历史的发展实质上是处于无人身的理性怀抱之中，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不是从文本自身的自我绽现出发，而是变成了说明逻辑公式的依据。这种把马克思哲学变成逻辑公式的解读方法，借用巴赫金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独白”型研究思路。
鉴于传统教科书的缺陷，学界才提出要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梳理，进行新的阐释。非常遗憾的是，一些学者一开始就在提问方式上发生了偏差，他们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只是局限于教科书体系的具体内容，而对于传统教科书的解读方法却缺乏深层的思考。从内容上说，在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确忽视了“人”的作用，这些学者便从“人”出发，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新的阐释。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到实践唯物主义与主体性之争，再到“人学”与“类哲学”的提出，无不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于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中，除了抽象的人和自由、人的解放，便什么都没有了。这对传统教科书的内容是修正了，可在这种修正中，只是以反题的方式反拨了旧教科书体系，在对立的论述中，再次陷入传统的解读模式中，即以“人”的逻辑权力话语，对马克思哲学又一次进行了“独白”型研究。在这一点上，这些学者的视界与传统视界并无二致。
在这种“独白”型解读中，第一，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内在进程不见了，马克思的一切文本都置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从前至后，马克思思想都是科学的，看不到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区分。在论证马克思时，可以不加区别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0卷。 这是对马克思哲学的非历史性理解。第二，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丰富内容不见了，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都互不关联，单独存在，听不见马克思思想形成中多声部共鸣的和声。对马克思的肢解，带来马克思哲学的“脆弱性”，最终只是借用“人”作一番貌似坚深的表述。第三，由于对马克思的理解完全纳入了一种先验的逻辑中，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任何一环便都成为有目的的逻辑运演，马克思哲学最终被解读为完成了的哲学体系。任何理论一旦成为体系，它也就终结了。这就是说，当他们大谈特谈发展马克思哲学时，他们往往在不自觉地终结着马克思哲学。本是开放的马克思哲学，变成了故步自封的东西，当之被运用于现实时，便体现出超越于现实的逻辑强制力，陷入隐性唯心主义之中。
因此，研究马克思首先便是要放弃这种“独白”型解读方法。在国内的研究中，孙伯癸教授在解读马克思思想变革时，曾提出双重逻辑互动说，认为从人本主义出发的抽象逻辑与从唯物主义出发的现实逻辑的矛盾冲突，推动着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进行了理论分期（参阅孙伯癸：《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一条与传统教科书不同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张一兵教授提出了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三大逻辑难题（参阅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这些成果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但仅停留于哲学领域来研究哲学问题，还不能真正反映出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多重线索。因此还要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内在线索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本文借用“复调”一词，是想立足于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来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多重线索的相互作用，以及在这多视界的融合中，达到对社会生活的真实理解与批判。
每一位思想大师的思想形成过程，实质上是同类文明中各种思想的一次批判性对话，展示了大师们对过去思想的理解与发微。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位大师思想形成时期的文本比其成熟时期的著作更有意义。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真实地领略其思想形成中的多维视角、多种理论主题的共鸣与对话，每一位大师都是在这多视角的“对话”中，最终融合成自己的理论视域。比如黑格尔，如果不读古典经济学，不研究法国大革命，他的哲学也就很难具有如此的洞察力。同样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每一阶段都有多重线索在共同发生作用，只有理清了这多重线索的互动关系，才能真实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特质。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一般认为，马克思以唯物主义颠倒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因此对马克思思想发生作用的只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实际情况是，1843年夏天，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写下了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笔记，正是在历史学研究中，马克思才认识到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确证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原则，这两条线索同时发生作用，才构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不仅如此，马克思此时的理论重点在于，如何在新的理论基地上寻求哲学批判力，批判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而这一点又是借助于费尔巴哈人本异化史观而实现的。这种从人本主义出发的逻辑同唯物主义原则以及历史学的视界隐性地对立着，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在具体地分析问题时，又同时在发生作用，这是任何“独白”型解读方法所无法解读出来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在显性层面上，马克思的人学话语统摄了一切，但在这种人学话语背后，恰恰又是多重线索在共同发生作用。从文本结构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时常在变换着视角来论述问题。有时是从经济学出发的实证的描述；有时是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观进行的哲学批判；有时是黑格尔的逻辑在发生理论论证功能；有时又是从哲学共产主义视角对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只是对多重线索进行融合的一次尝试。如果看不到这多重线索的交织互动，而只是抓住显性层面的人本主义话语，并由此生发出一种“人学”、“类哲学”，恰恰是从前提上陷入了“独白”式解读模式中。
仅就马克思的哲学而言，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过程，实际上是多线索的逻辑转换与视界融合的过程。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马克思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地平线上；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必须能引申出分析现实时的批判性张力，并置于唯物主义前提上；而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使命感，马克思又必须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中，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只有这多重线索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才能真正地创立自己的哲学。这一点是通过1845年春天开始的哲学视域的格式塔转换实现的。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才真正实现了“复调”主题的视域融合，对一定历史境域中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构成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入口。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哲学视域的转换，并不是单纯地在哲学领域中完成的，而又是同他的历史学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特别是同他的经济学研究密不可分的，这就更加要求我们以“复调”式解读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列宁曾将马克思思想概括为三大来源（列宁是从主导线索来概括的。实际上，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更为复杂），说明他已意识到对马克思哲学必须进行多视角研究，但对三大来源的关系并没有作出有力的论述。我认为，就三大来源的理论关系来说，每一条理论线索都同其他线索相互缠绕、相互作用，共同推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只要其中一线索是非科学的，其他的思考线索也就或多或少地具有非科学性或不精确性。就经济学与哲学关系来说，过去通常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在他的哲学观点指导下形成的，而没有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哲学观点形成的影响，实际上，马克思如果不理解经济学，也就无法真正读懂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内涵，实现哲学的变革（这一点我将在近作《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五次批判》中加以说明）；同样，马克思哲学观点的非科学性，也会导致经济学研究的非科学性。就经济学、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言，立足于人本异化史观，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便只能是一种“应该”的逻辑推论，只有立足于社会物质生活，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才能证明共产主义的现实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途径。这多重线索共同“在场”，在相互作用的视域融合中，达到对现实生活的具体理解与批判。
这种“复调”线索在马克思思想中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以求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特定的社会生活情境。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这里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批判蒲鲁东从不变的经济法则分析现实的错误时指出：蒲鲁东“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7 〕什么是现代社会的联结？马克思认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8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联结”、“一定的”，是把一定的物质生活方式，理解为社会生活的联结纽带，构成社会发展的特定的历史情境。“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9 〕“一定的”就是暂时的、历史的，对于暂时的、历史的社会生活，我们便不能将之纳入永恒的逻辑公式中，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因为这只能是对这种暂时的社会生活做出合理性的辩护。而马克思认为，对于“一定的”的社会，就是要分析其为一定的特定情境，并从中引导出社会的自我批判。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他的新历史观做了经典表述。从一定的社会境域的本质规定中，任何为社会寻求永恒的根据都成为非法的，在这一点上，不管是传统教科书的思路，还是“人学”、“类哲学”，由于他们没有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复调”主题的互动、融合，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也就陷入非法性之中。
从一定情境中社会的联结出发，马克思对问题的思考体现出多视角、多维度的分析，这是马克思哲学中具有活力的一面。马克思哲学思考中的“复调”结构，看到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他在分析问题时，将问题置入社会生活的复杂结构中，从社会生活中各种关系的互动效应中，进行多视角的分析。比如他分析波拿巴政变时，既不像雨果仅对波拿巴进行尖刻的痛骂，也不像蒲鲁东仅从经济规律出发，把政变单纯理解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辩护，而是从当时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外交、阶级力量对比以及政党活动策略中进行整体分析，在各种视角的融合中实现了对波拿巴政变的科学分析，这一点如果立足于“独白”式的思路是不可能做到的。马克思哲学中的“复调”线索使他在分析一个问题时，看到其他问题的同期而至性，从一个线索中看到其他线索的共同在场性，把社会生活全面展现出来，进行总体的分析，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卢卡奇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对总体性的理解却又是“独白”式的，他从主、客体关系出发，并以主体作为统摄总体性的根据，实际上没有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构架。阿多尔诺又错误地将马克思的总体性等同于卢卡奇的总体性，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中的“复调”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他也误解了马克思哲学。
在马克思哲学的“复调”结构中，马克思一方面认识到现实生活的未完成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理论本身的未完成性，通过与现实生活的对话来扩展自己的视野。理论与生活都是未完成的，理论与生活共构为“在场”，在这样一种“对话”中，实现了理论与生活的共通性，保证了理论的开放性视野。我们讲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特征，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真正地得到理解。
研究马克思就要以“复调”式解读方法，揭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丰富内涵，体现马克思分析问题时的多维度、多视角的理论视野，扬弃旧的“独白”型解读思路。通过保证读者与文本间的距离，理清文本中的多重线索，重视文本的自我绽现功能，实现解读中的“对话”性交往。唯此，我们才能真正走出传统教科书体系，透析国内“实践人道主义”、“类哲学”、“人学”等同旧的解读模式的同质性。也只有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复调”线索，我们才能去批判分析卢卡奇的总体性，阿多尔诺的“力场”与“星丛”，哈贝马斯的“交往”范畴，布尔狄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海德格尔的“此在”理论，真正地沿着马克思开辟的方向，把我们的哲学研究引向当代。
注释：
〔1〕〔2〕〔3〕〔4〕〔5〕〔6〕《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4～5、57、3、3页。
〔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0、320 ～32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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