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有化到私有化：英俄两国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私有化浪潮是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影响广大、意义深远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它不仅发生在不同社会制度、也发生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里。80年代初，首先在英国由当时的撒切尔政府发动了一场私有化运动，从而揭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遍的私有化进程的序幕，仅1990—1992年，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出售额已达730亿美元。90 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在这些国家的崩溃，由转型国家掀起了又一轮私有化高潮。据世界银行统计，俄罗斯的75，000家小企业和14，000家大中型企业自1992年以来已被出售40%。俄罗斯产业工人已经在私营企业工作。 （注： Alan Miller,"Ideological Motivations of Privatization in Great Britain Versus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Affairs,Winter1997,no.2）近20年， 分别由英国、俄罗斯发端的私有化运动格外引人注目，就总体而言，推行私有化的国家都希望通过这场运动来促进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企业的活力，从而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但除此以外，其它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也在影响或左右着这场私有化运动。由于私有化的历史起点、发起动因、现实环境殊异，导致私有化的收效和代价大不相同，其中积累的经验和留下的教训都值得深入思考。
英国的国有化进程
19世纪，当英国发展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时候，也成为世界自由经济的先驱。英国政府私有工商业一贯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除了像邮政这类传统部门外，很少有国家运营的企业，私有经济在英国有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发展。但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战时的特殊环境迫使政府接管了一些与战争相关的产业，并发挥了政府统一管理、集中应对的优势，于是战后便有许多人提议加大私人产业国有化的力度。工党在1918年章程中宣布了实现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公有制使命。它认为，私有资本是政治经济权力的重要资源，而这个权力应当控制在民选政府手中，从而避免国民的政府被少数大的私人企业所操纵。工党还相信，政府的经济计划和经济调控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为英国公民创造更优越的生存条件，并且它把国有化看作英国通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还有的国有化支持者认为，国有经济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商品和更便宜的服务，而作为公共利益捍卫者的国有经济部门的雇员会比他们在私有经济部门的同行更有上进心和创造力，并且，国有化可以增进财富的平均分配，保障困难企业的岗位等等。于是在20年代至30年代，英国建立起了几家著名的国有公司，如英国广播公司，中央电力委员会、伦敦客运董事会和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等。但从总体规模上看，这一时期国有部门的建立还相当有限，直到1945年工党上台执政，才拉开了大规模国有化的序幕。
根据第一个国有化法案的条文，政府首先把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接着对民航、煤炭工业、电缆和电子工业、铁路、电力生产等相继国有化，到1979年，国有产业几乎在经济领域的各个门类都建立起来了，触及到每个英国人的生活。据统计，公共部门的产业占到经济领域整个投资的14%，国内生产总值10%，就业的8%，国有经济垄断了通讯、 能源、造船、钢铁及运输等部门。虽然仍有90%的经济活动在国有经济部门之外进行，但英国国有企业在能源、交通、通讯等重要经济部门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承担大量非盈利性的社会劳务活动，为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二战后的英国经济持续低迷，工党未能将其带出发展的困境，尤其是国有经济部门经营状况一直疲软乏力，致使公众对国有化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历史的对照显示出，国有经济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明显高于零售价格的上涨指数；1970年至1983年间，在国有产业部门中，每个工人的雇佣成本的上涨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生产力方面却没有相应的提高。例如在国有化的天然气产业中，每个雇工的雇佣成本上涨率高出全国水平38个百分点，而电力和通讯产业这个数字为18%。（注： AlanMiller,"Ideological Motivations ofPrivatization in
Great Britain Versus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Affairs,Winter1997,no.2）在国有部门，劳资关系模式也存在严重缺陷，它使工人和经理人员处于传统的对立地位，使工人有足够的权利以传统方式就工资和劳动条件进行谈判，而企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高成本、高价格、低生产力和资源无效使用成了国有经济的特征，到1979年，它们每年的借贷和流失的资金大约达到30亿英镑。另一方面消费者对国有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满意度持续下降。1981年由英国全国消费者委员会作的调查表明，消费者对不断不涨的物价和不断下滑的质量感到失望，比如在1984年英国电讯业尚未私有化之前，许多消费者不得不苦得两年才能轮到安装一部住宅电话，而乘客对英国航空公司的服务只能用“血腥恐怖”来形容。
大家认为，国有经济部门之所以表现拙劣，主要是由于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在追求目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政府首要关注的是社会和政治目标，因而它的决策并不总是服从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此外，国有企业的雇员容易产生惰性，因为他们知道企业有国家担保，企业的生存并不取决于其经营状况。
在英国，国有化运动主要得到了工党和工会的支持，尽管保守党成员在特定环境下也支持过这一做法，例如为防止大面积的失业，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而保持宇航工业的优势，当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1971年面临破产时，保守党许可了其国有化的方案等等。但是，英国国有化越是发展，企业亏损越是严重。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国有化多年后一直靠政府资助维持生计；另外，英国政府共向国有的航空工业投资15亿英镑。最后保守党在70年代晚期彻底放弃了国有化思想，在撒切尔首相的领导下，保守党发起了一场私有化运动，以此重新驱逐国家对市场的介入，在新的意义上回归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俄罗斯的国有化道路
俄罗斯的国有化道路要追溯到苏联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有化运动始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它与列宁对新社会经济制度的设想密不可分。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实践社会主义原则作了艰苦不懈的努力。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于是，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明确表示，在新社会中，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替代。与此一脉相承，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就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经济改造的纲领，包括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一般企业主辛迪加化，把各个辛迪加收归国有。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国家实行的第一批重大社会经济体制改造中果然包括了对银行及大工业的国有化，建立了工人监督及国民经济委员管理体系，并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掌握工业国有化的进程。
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签署生效，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喘息的时机，列宁立即抓住了这个“虽然是条件极其苛刻和极不稳定的和平”来发展国家的经济，根据当时的局势和任务，列宁提出要“停止一下”向资本主义的进攻。可惜接踵而来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使苏维埃国家在极端残酷恶劣的环境下采取了一系列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政策和临时措施。1918年6月，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 要求加速对大工业的国有化，还规定把一小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有。随着农村对富农的进攻和剥夺，1920年，最高经济委员会进一步规定把一切工业企业全部收归国有，1920年底国有化工业企业达到37200家， 即使非国有的特小型企业也必须完成国家订货。为此还建立了垂直的总局管理体制，总局实行“直接领导制”和“统收统支制”，企业必须执行总局指令，无偿上交自己的产品，作为交换，它们也按照相应指令得到原材料和其它企业的产品。
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不是一项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政策，一旦危机解除，这项政策的弊端就暴露了出来。列宁意识到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尝试已经失败了，于是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接下来的“新经济政策”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与实践上从苏维埃俄国的国情出发，实行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肯定了社会主义与私人经济相结合的方式，并恢复和发展了商品货币关系，使生产和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又进入了市场体系。1921年，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鼓励小工业企业和手工企业努力增加生产，实际上废除了过去对小企业国有的法令和决议：同年又颁布了对国有企业作重大改革的指令，首先放弃了总局管理体制，最高国民委员会不再管理全部工业企业，只管理一定数量的最重要、规模最大的企业，其余中小型企业均可租赁给合作社、联合体或私人，甚至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改革后，国家包管的企业只有4500家，在1923年的关于工业的决议中指出，既然已经转而采取了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就要给各个企业的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而不希望以行政手段来代替它。
“新经济政策”已显示出社会主义控制经济建设道路的可喜方向，但令人遗憾的是，列宁不久因病去世，接下来由斯大林接掌了国家领导权力。随着持续的党内斗争，围绕工业化道路和编制五年计划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以及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围困心理，新经济政策刚一起步就过早地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斯大林模式”——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以部门管理为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化。1936年苏联新宪法宣布，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而奠定了，这种所有制结构完全排斥了其它经济成分。从1932年中小私有企业被完全消灭起，到30年代中期与外资合营的企业也基本消失，国家以社会主义名义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绝大部分企业由中央直接管理，而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更加完备了。
国有化为苏联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它在10年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用50年和100年走过的发展路程作出过贡献，这段历史不容抹杀，但是纯粹的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很快耗尽了它曾发挥过的优势，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严重桎梏，虽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前苏联领导人也曾对斯大林模式作过枝节性的修补，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未有突破。首先是所有制问题，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始终坚持国家所有制具有无比优越性的观点，因而堵住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才迫不得已批准有限度地建立合作企业以及同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其次是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混为一谈，限制和妨碍了经营管理及组织机制的调整改革；再次，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仍存在市场经济，因而否定价值规律作用，将行政管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最有效手段。凡此种种，都使得苏联国有企业被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丧失了活力、积极性和竞争意识，结果国有企业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
比较分析
虽然英国与俄罗斯在本世纪初都经历了一次国有化历程，且取得过类似的成绩，也犯下过相似的错误，但它们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一、国有化的目的。英国国有化的初衷并未想改变国家制度或社会性质，而只是在寻求另一条处理市场与国家关系的途径，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的统一。即使工党在位期间，也仅仅认为国有化是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它和社会主义之间不能划等号。另一方面在苏联，国有化成为社会主义的标志，也是其终极目的，“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可能消灭。”所以，国有化实施越彻底、越纯粹，表明社会主义越真实、越优越，在国有化浪潮的背后隐着“一大二公三纯”的倾向和意识形态的驱动。
二、国有化的经济空间。英国的国有化实际上一直存在于混合经济体制之内，而其基础依然是市场，即使在国有化最盛行的时期，也不过是20%的经济部门实现了国有化，亦即是说，英国虽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国有化，但并没有放弃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自由的程度有了限制，政府选择了一些部门，采取了介入或干预的措施。而在前苏联，已不是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之争的问题，也不是国家干预的问题，而是国家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全面替代与全部包揽，私有企业市场均被悉数取消，有的只是国有企业、产品经济与行政计划。英国的国有化措施虽然出钱买回了原企业主的产权，但在经营管理方面几乎原封未动，企业内部在生产和财务上仍具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权，并作为独立的法人可与其它私人公司发生合同关系，所以英国实际上表现为政府间接控制公共企业。虽然英国政府也设立了中央统计局、全国工业生产咨询委员会等机构，但这些机构形同虚设，从未制定出一个像样的全国经济发展计划，甚至还起不到协调各部门生产的作用。而在苏联，建立起了一套自上而下、严密封闭的部门管理体制模式，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集中化、计划化、行政化经济，结果“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由中央调配”，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了需要强制执行的国家指令性计划，他们就怀疑自己是否还能生产出人民需要的产品。
三、国有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英国和苏联在国有化进程中都有过反复，但反复中，英国的国有化越来越呈松动的趋势，而苏联的国有化在几经反复之后，则更局限更受束缚了，这与国内政治格局甚为相关。英国实行两党政治，工党与保守党在治国理念上殊异，工党强调国家干预，保守党奉行自由放任，无论谁上台在野，都存在相互制约的因素，在国有化问题上，双方均有妥协，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有化问题逐渐朝着保守党的主张倾斜。1951年，保守党政府将一部分前任工党政府国有化后的钢铁工业进行私有化；1970年，保守党政府又出售了原属国有的旅行社、一个啤酒厂和一些酒吧；1977年，甚至是工党政府为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款也出售了一小部分石油业；最后由撒切尔首相发起的私有化运动就是这个松动过的必然结局。另一方面在苏联，实行国有化，实行公有制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而存在的，不仅有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而且还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它们相互影响、互为强化，最后把国有化固定在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之内。
英国的私有化进程
英国的私有化方案是世界上最早、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最大规模和最为广泛的私有化方案，从1984年到1991年，英国国有企业的出售几乎占到当时整个世界私有化资产的三分之一。英国私有化方案的初衷是缩减政府的规模和范围，分散所有权，提高私人企业效率，以及实现更为广泛的平等分配，给公众直接的利益等等，简言之，就是要创造一个繁荣的社会市场经济和一个最大限度自由的企业市场经济。
英国的私有化方案，其动机主要是基于对国有化经历的反思和历史上隐含的自由主义倾向。1974年，保守党领导人及其知名人士和有影响的私人智囊团把他们的主张概念化为新保守主义，撒切尔和她的同僚精心设计了他们的新右翼哲学理念，并在保守党中大力宣扬，以此来奠定思想基础，使私有化方案更具政治合理性和可行性。英国的私有即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的：1.政府过于臃肿；2.政客和政府官僚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所作出的决策和形成的政策要么有利于他们，要么有利于一小部分选民。他们的优先选择往往与企业管理者的优先选择相矛盾，并凌驾于后者之上，这必然导致对自由市场功能的扭曲，限制了由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社会福利；3.市场比政府能更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而私有化确能促进竞争，从而增强市场的作用；4.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消弱了个人的责任感、进取心和自助能力；5.私营工商业比国有的运作更经济高效，国有工商业不满足顾客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但由私有化带来竞争会促进选择的产生；6.在公众中广泛分配的私有产权最终将导致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自由，一个社会如果广泛拥有财产，则自由昌盛，如果财产高度集中于政府，则自由萎缩；7.政府及纳税人与工会及其领导人的关系应当终止。（注：Alan Miller,"Ideological Motivations of Privatization in GreatBritain Versus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Affairs,Winter1997,no.2）
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特别出售”阶级，政府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步伐较为稳健，平均每年出售额不足5亿英镑；第二阶段对大型公共垄断企业私有化； 第三阶段延续到梅杰政府时期，对大型公共服务公司私有化。十几年来，英国的私有化措施涉及到约50个行业，政府成功地出售了2／3的国有企业，但整个私有化进程是有步骤有计划的，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仍保持25%的控股权，为使国有股在市场上有较大的吸引力，国家事先对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调整改革，扭亏为盈后再实现私有化，政府还通过各种形式为私有化作宣传，转变公众意识。
一项对英国私有化方案的长期后果的评估显示，这个方案的绝大多数目标已经达到，尤其是政府的规模和范围有了缩减，企业管理决策中的政治干预降低，国内投资开始增长，私有化后的工商企业获利有较大幅度的攀升，新的税收资源涌现出来，一般公众以及私有化企业中的雇员的平等产权增加。这项评估同时表明，这场私有化运动最成功之处在于削弱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权，降低了财政赤字，提高了私有企业的效率和业绩，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完善的服务、更优的质量、更多的选择、更低的价格，以及更新的产品。英国的私有化方案不仅使私有部门受益，也使保存下来的国有企业提高了效益，因为企业生存的环境，它所面临的市场机遇和制约因素发生了变化，企业的经营目标也有了转变，所以即使没有所有权的转变也同样实现了效益的转变。
俄罗斯的私有化道路
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其遗产的最大继承者，从而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原有的体制与机制，在其经济成分中90%是国有经济，且以大中型企业居多，苏联国有企业经过几十年一贯制运行，其矛盾与弊端越来越尖锐、突出，过去也曾尝试过多种改革的办法，但均未奏效。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更急于解决这样一个大摊子，俄罗斯的私有化，首先是作为一项政治纲领提出来的，新上台的执政者，力图通过改变所有制结构来表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决裂，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更大的回旋余地。为此，1992年，俄罗斯政府全力推行经济私有化方案，政府批准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纲领、法规和条例，还设立了指导私有化进程的机构。与此同时，政府宣布了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即休克疗法，率先开放的是价格，结果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经济持续下滑。俄罗斯国有企业正是国家计划瓦解，财政援助无望，国内市场萧条，政坛政治混乱的情况下开始其私有化进程的。
俄罗斯私有化的目标：1.形成一个广泛的私有阶层；2.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3.用私有化收入对居民进行社会保护和发展社会性基础设施；4.促进财政稳定；5.创造竞争环境，打破经济中的垄断；6.吸引外国投资；7.为扩大私有化创造条件并建立组织机构。（注：李建民，“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及国有企业改革”，《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3期）但在领导这场私有化运动的关键人物看来， “私有化的目的是经过数年震荡之后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注：罗伊麦德韦杰夫，“丘拜斯和私有化支票”，《欧亚观察》，1998年第1 期）俄罗斯私有化可分为“大私有化”、“小私有化”两种方式，并采取了小私有化先行的作法。在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不仅充满了经济斗争，还渗透着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它远比英国私有化复杂、艰难。小私有化通过拍卖和内部竞价等方式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但矛盾、困难和问题的关键集中在如何实现大私有化上。
按照政府最初的规划要求，应在自1992年的3—5年内完成全部经济的私有化任务，但大私有化的实际进展严重滞缓。最初由盖达尔政府设计的大私有化方案意在原国有企业内部（包括职工和企业经理）一小部分金额，余下的一部分通过证券化的方式，一部分通过政府招标的形式分配给外部人，这个方案试图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并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则。但是此方案没考虑到原国有企业经理是一个有权势的利益集团，由于它威胁到他们几十年来在企业中树立的地位而遭到拒绝，结果盖达尔政府必须作出妥协，允许企业内部人购买企业51%的股份。尽管一部分国有产权被允许转让给内部职工，但是在私有化初期，居民个人无资本积累，加之严重的通货膨胀，个人实际上基本无购买力。接着政府又向每个公民无偿发放面额1万卢布的记名私有化证券，期以推动全国经济的广泛私有化，但是大部分居民在领取私有化证券后，要么购买消费品，要么廉价转让给他人，结果私有产权又基本集中于个别企业经理手中。俄罗斯的企业经理与西方市场经济中的股东在追求目标上是不同的，西方所有权人的经营动机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俄罗斯的企业经理却把保持在企业中的地位作为优先考虑。并且，对企业经理约束机制也处于真空状态——债务市场很不成熟，对个体股东来说分散投资或转移投资的成本过高，外部兼并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经理市场异常弱小，由企业经理操纵的董事会不可能履行自身的职责等等。一方面，企业经理不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但另一方面却不表明他们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他们往往以整个企业为代价为个人创造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腐败之风盛行，原国有企业在私有化后为一种既不象国营，又不象私营的“后国营企业”。 （注：
Michael McFaul,"The Allo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Russia:The First Round",Communist Studies,Vol.29,no.3,1996）
面对日益高涨的批评和不满，俄罗斯政府又宣布调整私有化方针，从1994年7月起进入“有偿私有化”阶段。 但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式尚不明朗，并未出现私人或国外资本购买国有股份的高潮，俄罗斯原先的国有大型企业经过几年的改制没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1996年，叶利钦总统不得不宣布改变以任何价格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东西方针，中止出售国有资产两个月，其后再处理国有大企业的资产，国家必须占有51%的股份。
从俄罗斯第一、二阶段的私有化进程来看，虽然私有化趋势不可逆转，但是较政府规划的目标相距甚远，而且包含了深刻的破坏性，如生产下滑，国有资产流失，腐败成风，失业增加，贫富分化，经济犯罪严重等等。据报道，私有化后国有财产的占有权大多转移到原有经济部门的高级官员和企业经理手中，他们可以任意支配企业的财产，但对它的财政状况不负责任。结果私有化收入只有5%上缴给国家财政，95 %的私有化计划收入不知去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俄罗斯500 家大企业实现私有化收入只有72亿美元。（注：“俄罗斯私有化：5%交财政，95 %不翼而飞”，《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7期）
比较分析
一、私有化目标。从新保守主义的教义和英国私有化纲领来看，英国私有化的目标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无论是缩减政府规模、重新配置国有企业产权，还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企业资本盈利最大化。总之，英国私有化意在改革一种经营方式，以使这种经营方式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企业或生产部门的现代化。为此，英国政府制定了较完备的私有化目标体系。而俄罗斯私有化首先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作为摧毁社会主义任务基础的重要举指。其私有化方案受到政治因素的牵制，由于它急于造就一个私有阶层，结果除一小部分人暴富之处，绝大多数公众没有从中受益，所以反私有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一些已私有化的企业又不得不重新国有化。
二、私有化的经济空间。英国是在一个发达的现代自由型市场经济中着手私有化的，那里有经验丰富的银行和信用制度；有可信赖的股票交易和市场，伦敦证券交易所就是资本市场的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之一；有可以通过规范手段挣来资本的个人和集团；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成熟的经理市场等等，所以英国的私有化能够得到外部市场的有效配合和有力推动，能够在一个较为有序的经济空间完成转轨，而俄罗斯没有与之可比拟的制度。俄罗斯以激进的休克疗法来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转轨，一夜之间，计划经济彻底瓦解了，而新制度又未形成，于是出现了无序和混乱。在这个国家没有经验丰富或可信赖的信贷机构，证券市场杂乱无章，据估计，成百上千的骗人的交易所骗走了俄罗斯60亿卢布的原国有财产。而且在经济崩溃的状况下，没有产权转换所需要的有效资金注入机制，那些手里捏着大笔钞票的个人或集团一般来路不明，结果私有化成了私人垄断对国家垄断的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在对待国家的作用问题上又犯下致命的错误，即国家全面退出经济领域，结果形成巨大的真空。英国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私有化，而俄罗斯仍然习惯以命令的办法来推行私有化。俄罗斯政府没有仔细考虑过大范围私有化所需的经济条件和基础环境，没有着眼于与之相配应的制度体系的形成，如贸易自由、简政放权、加强必备的预算约束等等，导致私有化后的企业能否生存成了另一个问题。
三、私有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内部协调使英国私有化遭受较小的阻力。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方案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她每走一步都相当谨慎，在她第一届任期内因惧怕可能的政治后果，出售的国有资产总额只有17.6亿英镑。在保守党取得议会优势、执政最为稳健的时候，这种顾虑才小多了，并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在俄罗斯，经济转型缺乏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1993年10月政局发生转折变化之前，社会政治一直处于危机状态，最为突出的是由于多党政治条件不成熟，多党体制没有最后形成，缺乏政治中心和权威，结果私有化被严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一些政客仅仅为表明原有体制彻底决裂的决心，而仓促地将过去的一切统统抛掉，不加区分地照搬别国的作法，有的想利用私有化带给公众的“利益”，如向每个俄罗斯公民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来使其抵制重新国有化或重回共产主义，所以俄罗斯私有化与其说是出于经济发展的目的，勿如说是在制造政治理由。此外，动荡的政治局势打击了国内外富豪投资的信心，使得“现金私有化”进展缓慢。
四、私有化的文化观念背景。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以资本的法权来确定“所有”的经济属性，以私有来保证商品市场关系所要的财产制度的排它性，所以早在为创建资本主义制度而奋斗的时期，英国人就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和观念，私有制对英国人来说决不陌生，更何况即使是在国有化运动期间，私有制仍是英国经济结构的主体。而俄罗斯实行全盘公有制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人们在公有制其决定的分配制度下劳动和生活，并形成了思维定势和习惯，极端缺乏私有观念及相关行为能力。事实上，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俄罗斯精神”就起源于农村公社，在公社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俄罗斯也未经历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封建农村公社解体后不久，就开始向以实现公有制为标志和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所以一般俄罗斯人对“公”而非“私”有着更多的情结。当“一边倒”的私有化浪潮将他们不由分说地席卷而入时，他们无所适从，成为私有化中失去最多、受损最严重的群体。如他们在领取私有化证券之后，因为不具备市场金融意识，也缺少必要的投资信息，结果大都用来购买消费品或廉价转让给他人，面值1万卢布的证券原以为可相当一辆，也许还是两辆伏尔加轿车的价值，而实际售价仅在200至几千卢布之间， 有的地方仅仅可用来购买一瓶伏特加酒。
总的来说，英国保守党政府实施的私有化方案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即使工党在90年代后期执政也明确表示不会改变这项政策。俄罗斯政府几经易主，私有化进程几经磨难，就连美国的一些资本主义卫道士都说，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试验失败了。叶利钦的支持率也由此直线下降。看来，20世纪末的这场私有化运动尚未止息，私有化究竟能带给国家和人民一些什么？它是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才更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对此的评价和期望脱离不了对历史与现状的多方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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