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的精神史诗形式(下)_神话论文

“离骚”的精神史诗形式(下)_神话论文

《离骚》的心灵史诗形态(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离骚论文,之二论文,史诗论文,形态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 神话隐喻性心理逻辑

就帝舜陈词的时空错综和精神恍惚中,诗人启动了通古今之变,进而究天人之际的心理逻辑通道。中国历史的邃古开端,就是与神话相对接、相混合的,即便帝舜、鲧、禹,也处在半是神话、半是历史的迷离状态。这就给中国诗史开端期的诗人提供了莫大方便,使之出入于历史和神话而无碍。朱熹《楚辞集注》说:“跪而敷衽,以陈如上之词于舜,而耿然自觉,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与天通,无所间隔,所以埃风忽起,而余遂乘龙跨凤以上征也。”《离骚》于此把心灵历程转换为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神话游行历程,堪称诗学绝笔。这种神话性心理逻辑的生成,乃是神话之风未息,而心理抒写技术臻至高明的时代产物。

既然诗人揽蕙掩涕,哀伤不遇明时,那么这种神话心理逻辑就推动超越自己的生存境遇,以“上征”的形式追求精神的自由: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得此中正。

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如果说,诗人的自然形态的精神家园存在于兰皋椒丘、荷衣莲裳之中,那么他的神话形态的精神家园,则存在于昆仑神话系统。《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河水出东北隅,……入禹所导积石山。”《淮南子·坠形训》又说:“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倾宫、旋宫、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总之,昆仑神话是洋溢着中华民族寻根意识的神话系统,它具有天地相通的双重性,既是帝之下都、百神所在,又是黄河之源,与大禹治水相关联。诗人朝发苍梧,夕至昆仑上的悬圃,走的是一条由帝舜到天帝、由历史到神话的寻根路程。昆仑的层次感乃是诗人的精神层次感,他已经到达悬圃,具有驱使风雨的灵通了,但尚未到达帝之所居,获得精神极点的大神通。从悬圃到帝居,存在着“路曼其脩远兮”的精神历程,他至今还停留在“灵琐”、即帝宫大门镂刻的花纹图案之前。

诗人是以不避艰辛的精神求索者自任的,他继续着绚丽多彩的神话隐喻性的精神求索历程: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各种神话因素在天马行空式的精神求索历程中,重新组合成新的神话。可以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马,可以在太阳上升的扶桑树上系结马缰绳,在黄昏之时,又不妨在昆仑西极处折下若木拂拭着太阳运行一日的扑扑风尘。诗人构思了一个太阳与人的新神话,既不是“夸父逐日”,也不是前面命令太阳御者羲和按节徐行,在时间意识的驱迫下,对急急下山的太阳难免有些隔膜。而是乘着神骏,与太阳结伴同行,在它沐浴和逗留之处,饮马、总辔、为之拂尘,逍遥自在,情同手足,充满着《山海经》记载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又记载“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的太阳与人之间的人伦亲情感。

新神话还在继续,但诗人与月神御者、风雷之神和鸾凤的关系,已不如太阳那样情同手足,而带点主人与扈从的意味了。月神御者望舒先行开路,大概在日夜兼程吧;风伯飞廉在后面奔走相随,是否要乘风而行,加快速度?鸾凤充当前卫,雷神准备行装,这番出行也够隆重了。何况又有旋风相聚相离,率领云霓来迎接呢。这番出行的“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的盛况,简直是天地间难得一遇的奇观。这种意兴淋漓的想象,造成了宏大声势与卑微结局的悖论,哪怕您叱咤风云,终不及平庸的帝阍倚天门一望。天路的蔽塞和精神探索的受挫,使诗人在神话世界中窥见人间世界的阴影,一样蔽美嫉妒,溷浊不堪。

也许和“道失求诸野”这个道理有些相通吧,诗人受帝阍冷遇,不启天门,便从天国返回地面,开始了折琼枝以求“下女”的精神历程。神话隐喻具有多义性,对其指涉不可刻舟求剑。前人多把这种精神历程比附楚国政治现实,或把昆仑悬圃之行说是求知于楚君,下女之求说是寻找可通君侧之人。其实,何尝不可以把前者说成是追求精神上的终极关怀,探索天地之道,后者是寻找理智情感上的相通相悦者?甚至约而言之,前者重在求真,后者重在求美。总之,神话隐的多义性所在,正是《离骚》经得起反复的再阅读的魅力之所在。

求女是前面已论述过的“两性喻”,但内涵已有根本性变异,不是指涉君臣关系,而是指涉与诗人相通相悦的美好心灵。它是诗人的心灵历程,在求高明之后的求沟通。“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阆风是昆仑上山名,白水是昆仑下水名,先登然后“将济”,这是告别昆仑下行的历程。下行时还要流泪反顾,感叹山上没有能理解自己的美好心灵。高丘之女是与下女相对而言的,因而这既是昆仑行的终结,又是求下女之行的起点。寻找美好心灵最要紧的是以心换心,因此在春宫“折琼枝以继佩”,用比香草更高贵的琼枝隐喻自己异常高洁的心,准备鲜活水灵、荣华未落之时赠给值得赠给的“下女”,即另一个美好的心灵。

所寻求的三个美女或属于神话传说,或属于历史,处于不同的时间空间,显然是以神话性心理逻辑对时空进行错综重组了。宓妃是洛水女神,“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在山野水滨自由自在,没有人间伦理的约束,但她恃美傲人、游乐无度,只好因她不知人间礼数而放弃了。知不知礼,是神与人之间的隔膜所在,不得已降低一个层次,寻求半神话、半历史的美女简狄。简狄是五帝之一的帝喾之妃,曾有“吞玄鸟卵生契”、即生殷人祖先的神话传说。派去做媒的自然应该是鸟类,但是鸩鸟居心叵测,斑鸠又轻佻多嘴,待找到凤凰做媒人的时候,恐怕帝喾已经捷足先登了。不得已再降低一个层次,追求历史上的“有虞之二姚”。二姚是夏王少康的妃子,这就需要改动一下历史,把时间提前半拍,趁少康还未成家的时候派出自己的媒人。但是人间礼法重重,媒人理屈词穷,靠他来传达心事是靠不住的。神话性心理逻辑穿透了和重组了时空,把美女区分为神话的,半神话、半历史的,以及历史的三种类型。诗人的追求虽然一再退而求其次,但都因礼法或疏或密,派出的媒人在品行、能力和环境方面不足以传达心曲,统告失败了。那枝从春宫折下的琼枝荣华未落,足以代表诗人的美好心灵,却献赠无门,只好任其枯萎。这就难怪诗人几乎重复了受帝阍冷遇、上天无门时的那种叹息:“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了。

如果说,昆仑行是诗人借奇丽的神话想象作一番精神逍遥游,那么求女行就是诗人把潜在的被压抑的性意识,转化为寻求精神上的知音者了。鲁迅的感觉很敏锐,他认为如此写求女行为是南北文化中礼制疏密不同所致:“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11〕帝喾、夏少康是古帝先王,从中原礼制眼光看来,留婚其妃子,乃是僭越蔑礼的行为。但在荆楚为代表的南方风俗文化看来,这些虽为大胆,却并无非分。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写宓妃早晨在洧盘洗头发,是用局部代全部的手法,折射了《尚书大传》之所谓“吴、越同俗,男女同川而浴”。至于男女交往,直到《后汉书》还记载,属于南蛮的“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后汉书·循吏列传》)。楚国华夏化的程度可能浅些,其风俗当在中原、骆越之间。朱熹《诗集传》注《汉广》一诗道:“江汉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可知楚地两性交往,较少礼教气味。《汉书·地理志》记载淮南王刘安所在国的性风俗,也相当自由:“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世说新语·任诞篇》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刘安以民女待游士,习气近乎名士,是否因读了《离骚》求下女之什,而别有会心,并与“民俗略同”的楚、吴、越风气混同用之?

以上是从地域文化角度考察《离骚》求下女的性意识,若从历代风俗变迁考之,这种求下女也是事出有因。《礼记·檀弓》郑玄注:孔夫子之子“伯鱼卒,其妻嫁于卫”。连圣人之媳尚可改嫁,何论其余?又《左传》成公十一年,鲁宣公的侄子“声伯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鲁惠公五世孙),(晋国)郤隼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沉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于施氏(约誓不复为之妇也)。”作为周孔礼制发祥国的鲁国贵族,尚可夺婚另配,生子后又可归还本夫,若不是本夫沉其二子,当是可以破镜重圆的。春秋鲁国贵族尚可如此处置婚姻,把历史年代前推一、二千年的帝喾和夏前期,欲婚简狄和留二姚一类事情,岂不也是可以设想的?如果我们不对神话隐喻作狭隘理解,那就可以理解到《离骚》求女幻想的丰富内涵——顺着神话性心理逻辑的余势,楚国诗人利用历史空间存在的可能性,借神话与历史间的著名美女,导泄被压抑的性意识,从而匪夷所思地创造了寻找相知相悦的美好心灵的隐喻形式。由知可知,新神话的创造,为《离骚》具备心灵史诗的品格,拓展了无比绚丽的思维空间和文化意义的含量。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2〕《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370页;372页。

〔3〕游国恩《楚辞概论》,《楚辞论文集》。

〔4〕参看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版,2—13页。

〔5〕闻一多《古典新义·离骚解诂》,古籍出版社1954年版, 下册293页。

〔6〕《左传》昭公十二年。

〔7〕《论语·子罕篇》和《阳货篇》, 又可参看洪兴祖《楚辞补注》。

〔8〕史正志《菊谱后序》,百川学海本《菊谱》。

〔9〕汪瑗《楚辞集解》;王邦采《离骚汇订》。

〔10〕赵执信《谈龙录》转述王士禛语。

〔11〕《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370页;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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