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保当汉代聚落的考古学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聚落论文,考古学论文,汉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代疆域辽阔，国力鼎盛，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在这段时期里人类遗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城址属于很重要的一类。根据已公布的材料来看，考古发现的两汉时期的城址数百座，遍布全国。包括京城、诸侯国都城、郡治县城、一般县城、边城、乡城等。（注：刘庆柱：《汉代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以往对于城址的研究相对来说仍然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都城、诸侯国都城等重点课题方面，忽视了一般城址的研究。边城作为中央政府对外政策的体现者，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近年来边城已经发现了近百座，但是对于边城的研究多仅限于考古调查，从整个城址与墓葬及其他遗迹所构成的聚落方面来综合研究的较少。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的发掘与钻探给边城这种军事聚落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注：王炜林、康兰英、孙周勇等：《神木大保当汉代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 《神木大保当汉代考古又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2月2日。 ）本文试图通过对神木县大保当汉代城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来考察汉代时我国北方边塞地区的生存环境、社会发展状况及民族关系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图一 大保当汉代城址位置示意图
一、大保当汉代居民的生存环境
神木县位于黄河中游长城沿线，东南临黄河，雄踞秦、晋、蒙三角地带的中心，素有“南卫关中，北屏河套，左扼晋阳之险，右持灵夏之冲”的美誉，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为塞上的军事重地。
八十年代全省文物普查时在位于明长城以北约20公里的神木县西南大保当镇附近发现了一个汉代城址，城址已被累年的流沙掩埋，地表上看不到任何城墙痕迹，但是筒瓦、板瓦、铺地砖等建筑材料及陶器残片遍地可寻。（图一）城址附近地势平缓，沙丘及现代居民点散布其间，流动及半固定性沙丘遍布，地表广植沙蒿、沙柳等固沙植被。野鸡河是其附近唯一一条河流，它自西向东流经城址中部，注入秃尾河，最后汇入黄河。近半个世纪以来，这条河已基本成了内流河，大部分的河床已经干涸裸露。
199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大保当城址附近清理了24座汉代墓葬，出土了50余块精美的画像石及陶器、铜器、漆器、骨器等大批器物，引起了考古界、历史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这批画像石的出土更为引人注目，它为研究汉代陕北乃至我国北方地区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的传统认识。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批墓葬与城址的关系并进行综合的聚落研究，1998年夏天对大保当汉代城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钻探与试掘，获取了一批重要资料，给我们进行综合的聚落研究提供了可能。（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管会：《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发掘简报》，待刊。）
根据当地群众讲，六、七十年代时他们尚可在地面上看到城墙，高约2.0米左右，墙面泛着白色，土质坚硬。由此可见， 城垣在城址废弃后所遭受的破坏并不严重，直至建国后保存仍然相当完好。后来随着居民点的增多和植被破坏的加剧，加上当地老乡修筑房屋时在城墙上取土等原因，使城墙渐渐被夷为平地并被风沙掩埋。
调查钻探表明，大保当汉代城址以野鸡河为界限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地势略高，地面缓坡状流动及半固定性沙丘遍布；南部地势较低，沙丘较少，土壤肥沃，是该地区主要的农作物种植区。城内南北两部分落差约2.0米左右。 野鸡河作为附近唯一一条河流是当时农畜业命脉与主要的生活水源。城址平面形状大致呈方形，由五支城垣组成。保存状况较好的有西面城垣和北面城垣，东面和南面城垣由于主要位于野鸡河南岸，地势较低，地下水位较高，保存状况较差。西面城垣在整个城址中保存情况最好，这可能与常年西北风带来的风沙所起到保护作用有关。我们根据地表遗物及钻探得知的地下残存的断断续续夯土并结合其他两面城垣来看，城址规模不大，城垣长度在300—400米之间。
在北面城垣内侧约80米处有一个大型建筑遗址，平面呈方形，由两条宽窄不等的夯土墙及一座房屋组成。东部被新建校舍压在下面，南部因破坏严重而范围不清。这个大型建筑群落的规模宏大，布局规整得当，气势宏伟，其墙体坚硬程度及厚度均不亚于城墙。根据它距城墙的距离、平面形状及规模，我们认为这处建筑遗迹应该就是城址的核心机构所在。其外围坚固的墙体与城垣一起组成双重防御体系，抵挡侵略，协助攻守。这种超过一般民用建筑规模的作法足以显现修建城垣时军事对抗的激烈程度。根据城址的规模及布局来看，它具有完备的防御体系，设计严密，军事功能完善，这与它是设置在北方边域的军事城堡的性质有关。这个城址就是大保当汉代居民的主要生活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城垣外侧约22米处钻探发现了一段壕沟，这段壕沟与西面城垣基本平行。壕沟里发现了九层堆积，黄沙与淤泥间隔分布。该壕沟是修筑城垣时取土形成的，它的发现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及气候状况提供了重要依据。护城壕沟内的层状堆积说明这个地区汉代时至少在东汉时已经盛行大规模的间歇期风沙，气候开始恶化，壕沟内的沙子就是若干年爆发一次的大风带来的。
根据试掘及钻探的情况来看，大保当汉代城址的文化堆积比较单纯，基本都是汉代的文化堆积。城址在废弃以后直至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有人居住。城址内外地层堆积基本一致，可以分为三层：一层是现代覆沙层；二层是城址废弃后的堆积；三层是城址使用时期的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遗物。地层中最下层就是城址在使用时期的堆积，第2 层为城址废弃后的自然因素如风沙造成的扰乱性堆积，第1 层是毛乌苏沙漠南侵带来的沙子堆积形成的。
大保当城址的聚居时代开始于城址的修筑时期，换句话说，大保当汉代城址的居民就是这里的最早生活者，这批居民可能来自于政府的招募或迁徙，正是他们组成了边城的主要人口结构。这些人集中居住在城里，城址外相当大的地域里应是荒芜人烟。我们在对城址外围调查时基本没有发现汉代遗存。因此，我们推测当时大保当汉代居民的生活空间相对狭小，人们对城址的依赖性很大，这可能不仅表现在人身安全上，还体现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因此，由这种在长城沿线零星分布的军事堡垒连接起来的北方边城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的人口分布状况，而这种状况也正适应了边塞地区军事对抗实际情况。
在对当时生态与自然环境考察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在城墙基础的处理过程在其底部铺垫黄沙土的做法，城墙的夯层与夯层之间也铺垫一层沙子。这种做法究竟是有意还是风沙吹拂造成仍待确定。如果是有意，那这种做法的目的功用如何，值得进一步探讨。如属自然原因造成，那么这能否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气候状况及自然环境呢？
从环境学的角度来说，榆林地区受西伯利亚极地冷气团不断南下的侵袭和大陆气团、副热带高压西升北抬的交替影响，气温偏高，天气炎热，风速较大，导致岩石风化加剧，沙土流动加速，沙漠的扩张也成为必然。从大保当汉代城址钻探及试掘的结果来看，汉代时这里的环境并非如《史记》中记载：“上郡与关中同俗……，畜牧为天下饶”的景象。我们在发掘过程中清理汉代文化堆积时发现，汉代的生活遗存里已经包含了大量的沙粒，墓葬的填土中含沙量也超过生土的含沙比例。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地原生土壤里沙粒较多，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壕沟内的堆积及城墙夯层之间的沙粒可能已经暴露出气候、植被状况逐步恶化的迹象。关于毛乌素沙漠南部的形成问题，历史地理学家多有论述。（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从红柳河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但其论证多以赫连勃勃在无定河畔修建统万城为论述根据，多系史书引证及逻辑推理。有学者认为夏州附近（即今陕西靖边、横山一带）沙漠的形成不可能在唐代以前。（注：史念海：《河山集》，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史书及现代志史关于榆林地区沙漠化起始年代的诸种说法值得商榷，（注：《榆林地区志》，三秦出版社，1994年。）大保当城址的发掘与钻探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考古遗存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及民族关系
大保当汉代城址地处榆林地区神木县，秦汉以来隶属西河、上郡治地。据《神木志·沿革卷》载：“县治按秦为上郡北境，又为九原郡，为新秦。”秦置上郡，上郡汉初以河水与代国太原为邻，元朔二年，恢复秦时规模，后来郡境扩大，元朔四年时置西河郡。大保当所在地域当为两汉西河郡辖域。
大保当汉城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汉代建于北方边陲的防御性的边城。这种为了屯兵和军事目的修建的城址在今天的内蒙古、宁夏、陕西、辽宁等地发现近百座。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些城址大都位于汉长城沿线，规模不大，形制复杂，个别既有瓮城、马面，又设内城。屯兵驻守，防御进攻是这类城址的主要作用，他们和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随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军事聚落是民族关系及国内形势的晴雨表。
大保当汉城大约始建于西汉中晚期，历经新莽，到东汉中期于战乱中遭弃。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汉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匈奴。早在秦汉之际匈奴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汉武帝即位以后，国家经济势力空前雄厚，对匈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打了十几次仗，互有胜负。在这个双方互有攻守的过程中，汉政府开始下诏募民屯边，建立了许多反击匈奴的军事基地。大保当城址大概就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兴建。
汉武帝反击匈奴取得胜利以后，北部边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开发。到元帝昭君出塞时已经基本结束了武装冲突，恢复了和亲的友好关系。汉匈两族人民之间交往加强，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这一点在大保当城址与墓葬出土的遗物中有明显的反映。大保当汉代城址及墓葬出土的陶器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地方特色正是汉匈民族关系在实物资料上的反映。大保当城址与墓葬常见的陶罐的特点是细颈、瘦腹、多饰有暗弦纹、近罐底部凿有一直径约1厘米的圆孔。 他们与内蒙古西沟畔匈奴12号墓出土的陶罐完全一致。（注：伊克昭盟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 ）而这种小口细颈瘦腹罐被认为是代表匈奴文化的典型器物，其近底部凿孔、肩部饰有暗弦纹的做法是匈奴器物的典型特征。（注：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内蒙古西沟畔 12号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汉晚期。所以墓葬与城址中见到的这批器物其时代也应该定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这也正符合史书上关于这段时期汉匈关系的记载。《汉书匈奴传》：“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三世之宁虽不可求，但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河、上郡一带出现了和平景象。
王莽时和亲关系瓦解，匈奴常常入侵长城以南，肆意骚扰掠夺。“北边复无宁岁”。（注：《后汉书·匈奴传》。）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汉，入居西河郡美稷县。南匈奴与汉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大量南匈奴归附汉庭，被就地安置在北方边塞郡县。据统计，在从建武二十五年（49年），至永和五年（140 年）南匈奴左部背叛率三千余骑侵袭西河郡的九十年间里，有数字可稽的南匈奴归附者达到五十六万人。但是北匈奴仍连年侵扰东汉边塞郡县，直至公元89年西遁。（注：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根据城址出土能代表年代的下限大五铢及减郭五铢来看，城址的废弃也应该在西河郡被侵袭的这段时期。在城址被毁坏的房屋及城墙附近发现箭头等武器，表明城址的破坏与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大保当汉代城址的考古遗存如实地记录了汉匈民族交往的历史过程。虽然南匈奴的归附并未使其在人口、生产方式、部落结构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汉族还是匈奴，他们的生存空间生活习惯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彼此互通有无，经济生活有了新的内容。
关于大保当汉代的社会活动及生产方式，在出土的画像石上有生动的表现。在这些画面中有表现车马出行的宏大场面，有表现舞乐百戏的娱乐场景，还刻绘有楼阁亭台等建筑设施。由画像所表现的内容可以看出，大保当虽然地处边塞，但社会生活内容仍然相当丰富，应该说这里的经济状况与精神生活和中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这些画像里最具特色的当属狩猎内容的画面。大保当第23号墓门楣下栏刻绘一副场面浩大的狩猎图象，并彩绘人物及动物。（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管会：《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 9期。）画面上出现三个猎手，头戴平巾帻，身着红色戎服，执弓持失，引弦欲发，旁有一只鹿惊遁回眸。整个画面动感十足，栩栩如生，形象的描述了当时社会上极其流行的贵族阶级纵情娱乐的狩猎场面。
《汉书·地理志》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备战，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由此看来，这种狩猎活动不仅仅是贵族官僚消遣的娱乐活动，对于存在于上郡西河一带的狩猎活动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更带有社会生产的性质。这是由上郡、西河一带的自然环境与经济方式决定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匈奴游牧文化的影响。《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转移”，形成了以射猎禽兽为业的游牧生活。在汉族比较先进的农业经济对匈奴社会的游牧经济产生影响的同时，匈奴游牧文化的特征也反映在汉代的聚落里。大保当汉代画像石中所见的狩猎场面应该说更加体现了汉匈两族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生产方式。
三、从考古遗存看汉代人的生死观及心理状况
在大保当城址外围的南部呈半包围状分布着五处汉墓群，分别是东部的画像石墓葬群、田家圪台墓葬群、木柱柱墚墓葬群、高羔兔墓葬群、敖包台墓葬群。现在基本可以确认这五处墓地就是城址内居民死后的聚葬地。它自西向东分布在一条宽约1000米、长约3500米的狭长地带，墓葬密集，排列整齐。
纵观整个墓葬分布区，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规律。从最西边的敖包台墓葬群到东边的画像石墓葬群，墓葬结构由土洞墓、砖室券顶发展到双室穹窿顶墓葬，墓葬规模逐渐升高，墓葬形制逐渐复杂，墓主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排除其间有各种历史原因造成的混乱。就其整体而言，墓地东南部死者的身份似乎应该高一些，可能多为官吏、武将等身份显赫者；中西部死者的身份似乎明显低一些，可能多为士兵及一般庶民百姓。墓葬区内的差异暗示着墓地里严格的等级制度存在。“谓死若生”的思想观念使人们坚信他们死后依然能够像活着的时候享有曾经拥有的一切。
根据我们对画像石墓葬群发掘和钻探的情况来看，这些墓葬多属于聚族而葬，画像内容相近，分布区域集中的墓葬墓向基本都一致，排列整齐而有规律。在双室或大型的单室砖墓里埋葬有多个个体，根据初步的人骨鉴定的结果来看，性别不同，年龄各异。他们应该属于非同时死亡的同一个家庭成员，死后同敛一处。他们的入葬不在同一时期。在有些墓葬的上面发现了享堂、宗祠一类的墓上建筑，其作用是供生者祭祀死者之用。这些规模较大的墓葬一般都有很长的斜坡墓道，并以画像石作成大门。为了祭祀及后面入葬的方便，墓道暂时不填封。若干年后其后世子孙才会完全用土封住墓道。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同穴聚族而葬的习俗带有很大的因袭性，对于有些形制复杂的墓葬来说其造型很可能建造时依据居住院落设计。
在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观是天人一体的阴阳五行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宇宙是由阴阳二气生成，包含着和谐统一的思想因素。这种思想极大的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思潮，潜移默化嵌固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并进而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生死观上亦是如此。
大保当汉代墓葬出土的画像石计有70余块，其内容概括起来可以分为狩猎、车马出行、农业、舞乐百戏、畜牧业、建筑、宗教神话和历史故事等几类题材。它们是当时的社会状况、经济生活、意识形态的缩影。在这几类题材中，以神话类题材最具代表性，它占据了画像内容的大部分空间，最直接的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生死的态度及心理状况，反映了这个迷信妖妄的时代特征及人们的精神状况。人们幻想通过炼丹服食、养生方术追求长生不老的境界，然而，人类毕竟无法抗拒自然规律，当追求失败时，只有转而寄希望于神仙灵兽。在画像石上大量出现的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等人物形象正反映了人们的这种要求。他们的形象雍穆和平，富有人性，其怪异的造型所营造的神秘主义氛围使生人对死的恐惧转化为对神仙的渴望与追求。神仙由此被赋予了人格，广泛的参与了人的生活，其所反映的社会场景因此也更加丰富而复杂。
另外，我们从大保当画像石墓墓葬结构中似乎也能够看出一些当时人们的心理。大型的多室墓墓顶多建造为穹隆式，墓室布局为方型。这正可能基于人们对生存空间天圆地方的蒙昧认识。墓顶造型以穹隆象征苍天，墓室以方形象征大地，天与地同在一个空间。个别墓葬的墓顶放置一块顶心石，上面彩绘日月及金乌蟾蜍。在顶心石上刻绘日月于同一画幅，象征日月同在，表达了死者追求轮回永生、生死不灭的美好愿望。它融合时间空间一体，昼夜无界，生死无异，表达了自战国特别是汉武以来人们对宇宙及生死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