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健[1]2012年在《“资源获取”时期WTO框架内贸易与环境协调问题研究——基于对“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的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迅速恶化,环境的国际保护性问题也日益严峻;但与此同时,全球的贸易自由化水平在GATT时期及后来的WTO时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基于此,人们开始反思自身贸易的发展模式,并将协调贸易与环境问题纳入进WTO体制未来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从探讨贸易与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入手,分析"中国原材料出口措施限制案"背后所反映的涉及WTO体制内贸易与环境协调问题的特殊之处,探寻WTO体制内涉及贸易与环境协调问题之争的方向性转变以及贸易与环境协调措施的不足,对在"资源获取"时期中国如何通过WTO机制解决自身所面临的贸易与环境协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崔丽丽[2]2012年在《全球视角下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是促进社会与经济持续发展、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贸易自由化战略被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认可和采纳,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更是标志着贸易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贸易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迅猛发展势必带来越来越多的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这些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上升为时代主题,也标志着国际社会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而伴随着1993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完成,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重视,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对贸易的反作用、全球环境保护与“搭便车”的关系、“污染天堂”假说、有害物品的贸易、环境标准对自由贸易的影响、南北国家之间的贸易与环境关系,以及解决越界及全球性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等等。这些研究为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政策协调提供了多层面、多领域的理论基础,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和基础。本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第一章为导论,说明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研究内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相关理论综述,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叁章针对多边贸易体制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展开论述,分析环境问题在GATT与WTO的演变,同时,具体阐述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达成的与环境相关的协议,并通过几个着名的案例来分析WTO处理贸易与环境争端的实践。第四章围绕自由贸易区如何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展开讨论,对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内贸易与环境同步发展的实践加以比较。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多边环境协议中的贸易限制措施,因为国际上签署的多边环境协议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贸易条款,旨在利用贸易限制措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第六章讨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环境协调问题,分析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现状以及南北国家之间就贸易与环境问题产生的各种矛盾,并深入探讨解决这一矛盾的对策。第七章围绕我国贸易与环境协调问题展开讨论,探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当如何协调国内的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进而实现对外贸易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或结论如下：第一,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错综复杂,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提升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处理环境保护问题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环境资源则是贸易自由化的根基,是后者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前提。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这也是对二者进行协调的依据和基础。第二,多边贸易体制以维护和促进多边贸易的发展为主要任务,同时也是实现环境保护的关键保证。以自由贸易为理论基础的WTO体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量,使自由贸易能够提高包括环境质量在内的人类福祉。尽管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WTO中存在严重分歧,但是长远来看,WTO能够充当协调贸易与环境冲突的重任,相关的环境措施也必将在WTO框架内取得合法地位。第叁,自由贸易区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欧盟的适当原则与比例原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与环境关系方面的举措,都为“绿化”WTO提供了样本。第四,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全球环境规则的制定,那么环境治理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参与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共同但有区别”这一关键原则的实施情况,以及技术转移、能力建设和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援助等。因此,贸易措施不应当作为实现多边环境协议目标的唯一政策工具,相反,贸易措施与积极的支持措施应当相辅相成,以求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第五,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既体现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又表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纷争,因此,贸易与环境问题极为错综复杂。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冲突和矛盾是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差悬殊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环保的最大障碍是贫穷与落后,其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是出口贸易,因此,在不破坏发展中国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应当给予其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以及资金与技术援助。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环境,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南北国家之间频繁出现的与环境问题相关的贸易争端不仅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也不利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焦点问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国际社会面临的艰巨任务。第六,我国需顺应绿色贸易潮流,在外贸与环保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一方面,盲目出口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环境壁垒。因此,深入探讨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国际环保大趋势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有利于我国构建对外贸易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以发展中国家视角下的贸易与环境协调为切入点,着重探讨在当今发达国家享有贸易和环境两个领域的话语权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应对在贸易与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困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二,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把贸易与环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理论、政策与措施、体制与法规等方面入手,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全面、深入、系统地分析了贸易与环境的协调问题,把零散的研究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第叁,以全新的视角分析国际环境协议中的贸易限制措施对国际贸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通过案例分析,指出一味诉诸于贸易制裁的措施并不利于国际环境协议的顺利贯彻执行。
丁明红[3]2006年在《WTO体制下贸易与环境政策之法律协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迅速恶化,环境的国际保护问题日益严峻;与此同时,全球的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拓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并进一步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在此前提下,人们开始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本文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基础,以WTO体制中的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协调问题为主题,探讨其相关的法律协调问题,以求厘清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WTO贸易与政策法律协调的现状和发展,为更好地将环境政策综合进WTO贸易政策体系,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事业提出学术建议,并进一步探讨我国的贸易与环境政策相协调的对策问题。将WTO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学术探讨,是本文的创新性内容。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了贸易与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和WTO体制中该问题的演变。第二章构建全文的理论基础,认为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协调WTO体制下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基本原则。本章通过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概念、理论基础的分析和总结,概括其法理内涵,并通过对该原则在国际法领域的发展和运用的分析,总结其在国际法领域的地位和意义,特别探讨由于其在WTO和国际环境法领域均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而对WTO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协调能够起到特殊的指导作用。第叁章总结分析现存的WTO体制下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过程中的法律问题,主要探讨了环境措施与绿色贸易壁垒、环境法规和标准的多边协调、单边环境措施和环境法规的域外效力和WTO与多边环境协定的贸易条款的法律兼容性等四方面的法律问题。第四章对现行的WTO体制下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的法律规则及其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这些规则是WTO贸易与环境政策法律协调的现实基础。第五章以与环境有关的GATT和WTO的案例为基础,分析GATT/WTO体制下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的法律实践中反映出来的基本理念和经验,着重关注
孙京莱, 田海霞[4]2016年在《贸易投资与环境协调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我国不同领域的企业蓬勃发展,各种类型集团大量涌现在市场中。企业和集团努力向国际化迈进,并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导力量。在此过程中,贸易投资与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引起众多企业家的重视。为了加大竞争力度,企业管理者加大对自身贸易的投资和管理,对企业内部的商品流通和社会贸易活动及其主体的管理进行改革,希望能够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同时对环境保护做出一定贡献。根据相关报道显示,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种各样的贸易投资管理已经流行于许多大小型企业中,它使集团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企业的发展不仅受到其内部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诸多外界环境的制约,譬如我们常见的环境保护问题仍无法得以解决,周围环境的协调与否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存亡。为了进一步探究环境问题对企业贸易投资管理等方面的影响程度,这篇文章对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希望能为企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帮助。
雷清[5]2008年在《环境保护与中国对外贸易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社会经济和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突出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促使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是经济发展中一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国际贸易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而环境保护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因此,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不能因为保护环境而放弃经济发展。要实现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证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这二者的协调发展。正确科学的环保贸易政策,会有力地促进国际贸易健康的发展。相反,则会造成不必要的限制和壁垒,从而限制经济发展。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对环境问题关注的焦点开始从国内问题转化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各种国际间的协定、条约也日益繁多。而中国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实现环境保护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际地位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平衡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必须消除因各国所采取的环境贸易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达到环境保护和对外贸易的协调发展。本文主要从国际贸易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角度,紧密结合我国生态环境和对外贸易的现状,在分析贸易与环境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关系的基础上,对我国外贸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我国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具有操作性的措施。
冉升[6]2012年在《区域贸易环境协调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既有促进又存在冲突，国际社会为了协调二者的关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WTO将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纳入其主要工作之一，并主要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来协调二者的冲突，但WTO贸易优先的价值取向限制了其协调的步伐；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在贸易与环境的协调上发展迅速，二者均已形成了协调的法律机制并取得了良好的协调效果。新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享受经贸利益的同时也遭遇了许多环境问题，加强区域内环境合作并构建贸易与环境协调的法律机制有利于促进自贸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章从贸易与环境的相互促进和冲突入手，通过考察WTO对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和WTO与区域协调的关系，揭示出区域协调所具有的优势，最后以区域协调的最新发展来表现了这一优势。第二章选取了区域协调中比较典型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进行介绍，从贸易与环境协调的历史发展入手，总结了它们各自的协调原则，并通过比较分析揭示出了这些原则在适用上的差别所在。第叁章介绍了欧盟通过征收碳税、统一产品标准、签订自愿环境协议等措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通过赋予多边环境协议（MEAs）优先适用地位、规定环境标准的等效承认等措施来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并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了这些规则的异同及优劣之处。第四章阐述了欧盟强制性的司法争端解决模式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商+仲裁”的准司法争端解决模式，并通过对争端解决的程序及效果进行分析的揭示出一个适合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一个区域性组织的重要意义所在。第五章详细阐述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与环境协调法律机制的构建。本章从自由贸易区贸易与环境协调的现状及最新进展入手，通过分析协调法律机制构建的可行性及不利条件，揭示出自贸区具备构建协调法律机制的条件，并就协调法律机制构建的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
杨桔[7]2007年在《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中的国际环境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环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已经有一些研究开始着手探讨环境与贸易二者之间的协调。考虑到当代环境问题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环境问题的国际化，许多环境污染并不局限在一国国境之内，也无法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同时，基于环境其公共物品的特性，国际合作成为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本文通过对当前各种国际环境合作的框架进行分析比较，重点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中的国际环境合作的效率，并通过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环境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方式的探讨，将前面的结论进一步加以应用．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如何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尤其是区域性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证明了在现有的国际环境合作框架中，“绿化”区域贸易协定的做法最为有效．首先，作者用博弈分析的方法证明了贸易伙伴与国际环境合作伙伴两种关系的交叉会改进国际环境合作的效率，即“贸易议题”与“环境议题”相关联的体系对于环境治理而言更为有效；其次，在此基础上，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证明：在当前所有的“贸易议题”和“环境议题”的关联合作体系中，又以“绿化”区域贸易协定的做法最为有效．第二部分主要将上述结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加以应用．首先，作者对中国和东盟的双边污染品跨境转移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分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证明了在CAFTA中进行国际环境合作的必要性，指出了中国在该区域开展国际环境合作的现实要求；然后，借鉴了同样作为“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区内环境治理合作上的成功经验，结合CAFTA的实际，针对如何在CAFTA框架中开展国际环境合作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用博弈方法研究了国际环境合作的效率；在国内同类研究中较早地关注到并初步研究了CAFTA的签定对中国的环境影响，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目前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研究．
李惠茹[8]2008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因素之一。在中国为尽快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发展目标和背景下,关注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作用,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就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围绕FDI是否存在跨境污染转移,发展中国家是否是“污染避难所”进行探讨,但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不同,使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从中国开放以来,就存在着FDI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只是中国对短缺资本的渴求,掩盖了其对生态环境的负影响。因此,需要以FDI适应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以及发展战略目标转变的要求为研究视角,全面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影响程度,争取最大限度降低FDI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提升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正面影响作用。同时,现阶段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国与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与环境相关的国家利益问题已越来越深化和扩大化,如何在国际环境关系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协调FDI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制度设计的空间。因此,要求不断审视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形成对FDI适应现实的系统性研究,不仅是本文的立意与研究视角,而且也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对FDI影响效应的研究。基于此,论文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分析,揭示FDI的生态环境效应,为探讨FDI与中国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解决跨境环境污染转移问题,促进中国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益参考。论文以对FDI生态环境效应的理论界定为基础,以探讨FDI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为核心,以FDI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等方面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为主线,从理论、现实和实证等多层面解析和揭示FDI形成的生态环境效应,并提出FDI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设想。基本研究思路是：(1)厘清FDI产生生态环境效应的依据,为研究FDI生态环境效应问题提供理论基础。(2)探寻FDI产生生态环境效应的途径,以及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理性假定,为进行FDI生态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奠定分析基础。(3)进一步从现实性分析和实证分析层面检验FDI与生态环境的基本关系。(4)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强调把跨境环境污染问题置于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构想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通过一定的制度性协约,规范FDI投资行为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而促进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具体而言,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及观点是：1.从理论层面对FDI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梳理和解析,明晰了FDI生态环境负效应与正效应的依据。分析表明由于国家之间环境保护强度不同,所形成的环境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使环境标准制定相对宽松的国家,容易吸引污染产业的跨境转移,从而成为“污染避难所”,或“污染的天堂”。同时,在发达国家国内环境保护日益强化的形势下,污染密集型产业就是率先安排进行对外投资的边际产业。而“波特假说”则强调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有充足的理由和空间,提高自身的环境标准。本文指出如果完全靠内资发展经济也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则外资的生态环境正效应就有其发挥的潜力与空间。2.探讨FDI生态环境效应的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理论基础。在明确FDI主要通过其投资规模、结构及技术等方面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基础上,界定了FDI的生态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认为在环境保护技术和生产结构不变的情况下,FDI规模的增加将使污染排放量增加,其生态环境的规模效应为负；FDI流动变化产生的结构性变动可能引致正负效应,如果投资结构更清洁或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时,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并且在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提高上,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一般大于规模效应。另外,论文对FDI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多种关系形式的假设,为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分析基础。3.对FDI生态环境效应进行现实性分析。通过分析中国实际利用FDI的现实状况,从不同投资主体、投资区域布局等多角度论述了FDI通过其规模、结构等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揭示了不同时期下的FDI规模及结构效应及其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了不同投资主体如美、日、欧和港、澳、台经济体的FDI对中国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差异,得出港、澳、台经济体对中国生态环境影响大于美、日、欧；以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界定为基础,着重分析了FDI投资结构的环境效应,反映出FDI具有偏好投资中国工业部门及工业部门中的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特征。以中国东、中、西部的划分为前提,分析了分布于不同地区的FDI投资规模与结构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体现了FDI主要集中于东部的现实,从而FDI的生态环境效应也体现东、中、西部这一梯度推移格局；同时,通过分析FDI对外贸易的生态环境效应,也反映了FDI的投资结构呈现由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向更高的产业结构转变的特征,从而以其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体现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4.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经验分析。首先是对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一是从全国层面分别对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二是从区域层面分别对东、中、西部的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关系表明,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区域角度,FDI是影响生态环境的成因之一,但是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次是对FDI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检验。一是从全国层面分别对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验证,二是从区域层面分别对东、中、西部的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验证。从FDI与生态环境趋势关系及其区域比较分析看,无论是从全国层面看还是从区域层面看,FDI与所分析的四个污染指标的趋势关系,几乎都具有“U型”特征。而且从各污染指标“U型”的转折点时间看,大都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相一致。近期的FDI与生态环境的变化关系还比较明显表现为FDI加剧了中国污染指标的上升趋势。5.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因素分析。依据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决定因素,对分析指标进行了选择。即分别选取外商直接投资额来反映FDI的规模效应；用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体现FDI的技术效应；用资本生产率表示生产方式；用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动；用污染物排放量与工业增加值之比反映环境保护程度、环保技术水平等。在分解反映FDI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及结构效应的前提下,运用指数体系因素分析法测定各影响因素对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排放量变动的影响方向与程度,以及引起的各污染指标增减变化量。6.构建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首先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以及解决跨国性环境问题的要求,作为引导FDI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现实背景。分析了环境问题国际化和环境问题的跨国性趋势,探讨了在此背景下中国提高环境保护程度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明晰了把构建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问题置于上述背景与现实下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的设想,一方面以完善国际性的跨国环境规制,作为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的基础,同时,强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跨境环境管理,形成和完善关于约束FDI投资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负影响效应的相关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以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作为促进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的条件。主要从建立与完善中国可持续发展制度、建立和推广清洁生产机制与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构建循环型经济社会运行体系、引导FDI发挥正效应的引资政策调整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基础性条件。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或拓展性研究表现为：通过对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和趋势关系的区域比较分析,得出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区域和行业上的差异,以及FDI与生态环境的曲线关系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特征的结论。在实证分析中建立了能够反映影响生态环境决定要素的指标体系。运用指数因素法分解了影响生态环境的各因素指标,并就各因素对生态环境污染指标的变动程度、变动方向及由此引起的变动量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FDI规模对中国工业污染变化的影响具有同向性、FDI技术效应对工业污染变化的影响具有逆向性特征的结论。同时,进行了包含5方面内容的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机制框架的设想。论文的立意是强调今后中国在利用外资上的态度决不能表现为饥不择食,要未雨绸缪的考虑引资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问题,使引进和利用FDI与提高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相适应,使利用FDI的规模和结构,都要以解决生态环境要素的稀缺性为中心,以提高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体系为目标,让FDI真正成为中国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力量。
王立和[9]2009年在《绿色贸易论—中国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经济贸易迅猛发展对环境产生了多层面影响,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已成为时代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是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及我国的发展绿色贸易有关对策探讨。第一章确立了绿色贸易的概念及内涵,包括贸易、环境、环境问题等的定义及相关内涵。第二章概括研究了发展绿色贸易的有关理论基础。第叁章重点阐释贸易与环境关系发展的基本进程、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对贸易的影响、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第四章着重分析中国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同时,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泰州市解决贸易中环境问题的一些对策措施。第五章着重以发展绿色贸易的条件和发展绿色贸易的理论两个纬度,从发展绿色贸易的必然性、影响绿色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等出发,提出了发展绿色贸易的基本原则。第六章着重从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叁个层面进行了针对性研究,提出了我国发展绿色贸易的相应对策。通过较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力求有所创新:第一,研究对象上,将国际贸易、国内贸易与环境关系置入一个整体进行考察,选择了与环境关系中一个典型区作为研究点,拓展了以往研究中主要以某一地域或国际贸易作为研究基点的界域。第二,研究内容上,比较系统地构建了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研究框架,系统研究了贸易与环境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明确提出了发展绿色贸易的几个基本原则和相关对策。
庄小文[10]2011年在《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评价及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一五”规划专门将“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作为六大发展战略之一加以重点突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十一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也把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正式列为国家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选题指南》中指出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构建低碳城市,以促进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城市化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和可持续的城市化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分析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对于提高整体环境质量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长叁角作为我国的发达地区,是城市化高速发展以及开放度较高的区域,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存在怎样的关系,是协调发展还是存在矛盾?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因此,为了使城市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本文以长叁角(16城市)为例,对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对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叁者相互作用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各指标的权重,并对长叁角(16城市)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了计算,根据协调发展度模型对16个城市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测算,依据测度结果将16个城市划分为4种发展类型,并且在评价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情景模拟,通过比较不同方案的优劣提出了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路径,为长叁角(16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资源获取”时期WTO框架内贸易与环境协调问题研究——基于对“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的思考[J]. 许健. 保定学院学报. 2012
[2]. 全球视角下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D]. 崔丽丽.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3]. WTO体制下贸易与环境政策之法律协调问题研究[D]. 丁明红. 厦门大学. 2006
[4]. 贸易投资与环境协调问题研究[J]. 孙京莱, 田海霞.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6
[5]. 环境保护与中国对外贸易协调发展问题研究[D]. 雷清. 西北大学. 2008
[6]. 区域贸易环境协调法律机制研究[D]. 冉升. 西南政法大学. 2012
[7]. 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中的国际环境合作研究[D]. 杨桔.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8].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研究[D]. 李惠茹. 河北大学. 2008
[9]. 绿色贸易论—中国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研究[D]. 王立和. 南京林业大学. 2009
[10]. 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评价及政策研究[D]. 庄小文. 南昌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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