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于亚太经济合作主要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我们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经济合作论文,亚太论文,对策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不久前访问了日本，与日本的一些著名经济学教授、学者和企业界代表进行了学术交流。这里仅就主导权、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与APCE前景三方面谈谈日本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一、亚太经济合作主导权方面的不同观点
主导权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核心问题。不论是EAEC，还是APEC的今后走向，都与此问题密切相关。1993年11月17日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西雅图会议和1994年11月15日在印尼茂物举行的第六届APEC部长会议，都向人们提出一个令人关心的课题，即在亚太经济合作中，存在不存在主导权问题。目前日本学术界、企业界对主导权有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七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加藤义喜和黑沃义孝教授提出来的，他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日本由于脚踏美国与亚洲两条船，不容易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日本承认，战后美国扶植了日本，对美国有依赖性，对美国虽然有不满想法，却不想与美国搞坏关系。亚洲的工作，日本也作得不好，它提出的政策，常常受到这些国家的抨击，对日本不信任。因此，日本想树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对别国政策作出反应，不是被动地处事。
第二种观点是指，主导权是向别国开放市场的程度，是河合正弘教授提出的，他指出，“日本在某些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相似，靠扩大对外出口。但日本市场不一定对外开放，有些大企业、大公司可以向别国开放。美国由于国内市场大，它的一些大企业可以向别国开放。这里说的主导权，指的就是把市场开放给其它国家，在此基础上，推行经济合作。例如，日本在东亚就谈不上起领导作用，美国在这里则有一定主导权。”
第三种观点是，“亚洲国家的主导权应该由亚洲国家来掌握。”代表人物为金森久雄会长，他说，“日本认为，亚洲的主导权与领导权应在亚洲国家之内，在这方面，美国在西雅图会议上的表现有点走偏了。韩国与中国起一定领导作用，这是很好的事情。欧洲起领导作用的是德国和法国，英国起的作用就比较小。在亚洲，经济实力突出的不象欧洲那样多。例如，中国、东盟也可以起一定领导作用。亚洲国家对日本有戒心，日本不适合站在前头，它有经济实力，在经济援助方面可以起一定推动作用，但不一定在亚洲地区起主导作用。”
第四种观点认为，美国向亚洲推广NAFTA，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环太平洋经济区，对此，亚洲国家极力反对。内藤哲夫在其发表的一篇题为“NAFTA及其对亚洲国家的影响”的文章中谈到，“在讨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对亚洲地区的影响时，对政治方面的考虑比对经济方面的考虑更多一些，尤其是美国正在寻求实现什么样的全球经济战略这个问题更重要。如果美国组建NAFTA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较大的经济区与欧洲共同体抗衡，那么NAFTA及其扩大的文本，即美洲自由贸易区，大概还不能同包括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内的扩大的欧洲共同体较量。这是因为扩大了的欧洲共同体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保证可获得横向一体化的较大利润。因此，很难想象美国的最大目标是反击欧共体。更有理由认为，美国打算建立一个包括亚洲在内的环太平洋经济区。也就是，包括NAFTA、EAEC、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更广泛的地区。可以有把握地说，美国正在试图夺取这一个大经济区的领导地位。”
经团联作为企业界的代表，也对美国利用NAFTA夺取亚太地区，尤其是亚洲领导地位的作法表示不满。齐滕仁先生说，“如果APEC在亚洲行不通，美国就会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向亚洲国家推广NAFTA。美国很可能这样作，但不一定行得通。以美国为中心，亚洲国家是不会赞成的。”
第五种观点强调，在目前的新形势下，亚太地区将逐渐形成三种占主导地位的力量结构，或称之为三极结构。本多促吉教授指出，“中国和东盟都是后发展中国家，它们属于同一类型；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日本的关系一向很密切，它们从日本得到不少设备，近年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购买力下降，工资成本上升，这些国家同日本正模索新的不同于过去的发展模式；美国想通过NAFTA的推广，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树立起的领导权。在新形势下，我认为亚太地区有三种主导力量，中国与东盟为一极，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与日本为另一极，美国同NAFTA属于第三极。这样，今后将在亚太地区形成三种力量态势。”
第六种观点表明，西雅图会议后，在亚太地区起领导作用的将是四大势力——美国、日本、中国和东盟，并将呈现出以美国为主导的平衡关系。江口雄茨郎教授对上述四种势力进行了具体分析。他在谈到美国的亚太战略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美国来说，与其说要想期望APEC取得具体成果，还不如说美国是要显示其在亚太领导地位的存在。现在，美国正以领导者身份自居，为构筑国际新秩序而进行奋斗。……冷战结束后，美国新领导开始强化重现亚太政策，并且为建立其霸权地位正在同亚洲国家就亚洲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展开着积极的外交活动。”他在分析日本时特别强调，“由于日本同亚洲在经济关系上不断地深化，亚洲地区对日本所抱有的期望以及文化方面所具有的共识，日本必将会逐渐加深向亚洲倾斜。”不言而喻，西雅图会议后，日本正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在亚洲力争占据主导地位。
江口雄茨郎在评价中国时说，“克林顿政府所以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迄今为止的对华政策，根本原因就在于12亿人口的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为了在亚太地区寻求振兴美国经济的路，美国就不能长期无视在亚洲牢固屹立着的强大的中国。”鉴于中国在亚洲地位的日益提高，江口教授指出，“日本自认为可以在亚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但现实情况则不然；起领导作用的不是日本，最有希望的可能是中国。”江口教授也阅述了东盟起的重要作用，“APEC能否取得成功，应该说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东盟国家。因为从亚太地区的稳定而言，掌握着调整日、美、中三国关系的主导权的是东盟国家。”
如何评价美、日、中、东盟之间的相互关系，江口雄茨郎指出，从美、日政治关系看，“美国认为，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在于日本比美国更需要它。美国援用日本在亚洲发挥的调整功能，利用APEC，努力确保美国在亚洲的盟主地位。”从美国在东亚的存在进行分析，“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极其重要。东盟将同日本和美国保持平衡关系。东盟和中国没有必要牺牲对美关系来谋求同日本接近。”就美、日、东盟经济关系而言，“中国和东盟今后将把外贸重心从日本转向美国方面，因为美国市场比起日本来既大而又深。”江口雄茨郎最后总结说，“在世界秩序的重建又明显的表现为以美国的指导力量来完成的今天，日本今后的使命将是，在日美关系更加密切、日中关系长期维持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同东盟国家的协调与平衡关系。”
第七种观点则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应采用日本型开发模式实行总体化开发方案，表面上最好不提日本起主导作用，实际上日本想在暗中争夺该地区的领导权。小野五郎发表的一篇题为“用日本模式开发西太平洋”的文章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小野五郎首先对西太平洋地区进行了界定，并提出开发这一地区的指导思想。他认为，西太平洋地区是指“从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开始，经过朝鲜半岛、中国沿海地区和越南到新加坡，甚至一直到印度洋这么一个西太平洋大型走廊地带。”日本对这一个大地区开发的指导思想，是用“日本型开发模式实行总体化开发方案。至于在具体作法上，日本应起的作用是不要总以‘指导者’身份出现，而是应该以不超出作‘一个参加者’，或只是‘一个提倡者’的身份行事。除直接与有关国家打交道外，对间接的有关国家（如美国）更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给人以霸权主义印象的言论与行动。”其次，小野五郎建议，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可以采用“由日美欧分担，共同合作的周边渗透的开发模式。”与越南进行合作，则不必采取俄罗斯的方式，“而应有计划分阶段地研究战后日本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验。”最后，小野五郎适露了日本开发模式之“天机”。他说，“美国正忙于全世界事务，尤其要关注中南美洲部分，面对这种形势，日本要想分担自己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自然就应该优先承担在地理上接近的西太平洋地区的开发任务。”既然美国把中南美洲作为其势力范围，欧共体决定组建欧洲经济图，那么处于西太平洋地区的日本，也只好把该地区视为自己的地盘，“优先承担”起对这个地区的领导责任。东亚乃是西太平洋地区腹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日本模式开发西太平洋地区，决非与“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即EAEC毫不相关。
二、对EAEC评价不一
东亚地区是东南亚与东北亚的总称。近些年来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合作，尤其是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开展得很活跃。在东南亚地区，80年代后期以广东、香港为主的华南经济圈、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增长三角”等次区域合作获得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近年东北亚的经济合作，如环黄海经济圈等，也有了较快发展。但总的说来，目前东亚地区只能以较低层次的合作形式为主，尚不能建立统一的经济区。日本对东亚地区合作各抒己见，特别在EAEC问题上更是看法不一。在评价EAEC方面，日本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对EAEC持否定意见，认为马哈蒂尔倡导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最终将导致排它性经济集团的出现。此观点以涂昭彦私内滕哲夫为代表。
涂昭彦从地区经济一体化理论角度对EAEC进行了剖析。他认为，EAEC追求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目标所要遵循的理论有两方面：市场原理和南北关系问题。“站在市场原理角度来观察，东亚地区一体化的难点，当然是文化、宗教、民族等存在多样性；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对国内政治生活的稳定性缺乏共同认识，即价值观不同。”也就是说，东亚各国经济政治的复杂性，说明EAEC设想有一定局限性。涂昭彦指出，东亚地区的南北关系问题主要要表现在“包括日美经济摩擦在内的日本经济的对外扩张和新兴工业化地区（主要是台湾和韩国）的经济膨胀。日本经济扩展引起了日美经济摩擦；作为日本对美出口间接渠道的台湾、韩国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日美经济摩擦。”即是说，美日经济摩擦的不断升级，也很难使EAEC获得成功。在综合分析市场原理和南北问题后，涂昭彦得出的结论是，在东亚，“地区主义的地位重新下降的可能性不仅存在，甚至是很大的。”他在这里所说的地区主义，分明指的是EAEC追求的东亚经济集团。既然地区主义的地位在重新下降，那么东亚就没有理由再成立排他性经济集团。
内滕哲夫也认为EAEC是个排他性的经济集团。其主要理由是，“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反对NAFTA的意图以及建立以亚洲为主导的经济区的类似想法，都会使亚太地区一分为二，并阻碍在全球相互依赖的情况下业已繁荣起来的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亚洲同美国之间贸易与投资的密切关系以及同样密切的安全关系，也使成立这种东亚经济集团是不明智的。”
小野沃纯则认为EAEC以地区合作为目标，不是排他性经济集团。他提出的观点的基本要点归结如下，即EAEC“不以实现集团化为宗旨；它与国际自由贸易体制不矛盾；对第三国的进口商品不设置不必要的障碍；是APEC的必要补充，等等。由此可见，EAEC设想并不是象有人所担心的那样，是狭隘的地区主义或排他主义的，而可以认为是对外开放的、温和的、以地区合作为目标的设想。”关日末夫也强调，以对外交涉和与对内调整为主的EAEC存在的必要性。他说，“建立EAEC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组织可成为对区外国家的交涉单位，还应该认识到，对区内利害关系的调整并非易事。首先要通过对区内各国的制度、商业行为的调整来减少对区外贸易的障碍。通过这个过程，EAEC的凝聚力将更加强。”
日本政府对EAEC的看法由不明朗到公开不赞成，可视为第三种观点。马哈蒂尔曾把EAEC寄托于日本身上，希望日本充当该论坛的盟主。由于日本政府把“日美合作置于优先地位，因而对EAEC设想既不表示赞成也不反对，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然而，近日来日本政府一返常态，公开表示不支持EAEC。1994年11月2日，日本外相河野相平在众议院发表演讲，公开表示不支持马哈蒂尔提出的EAEC设想。看来日本政府对EAEC态度上的重大转变，既有自身的原因，同时也与APEC的今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三、在APEC发展趋势上各抒己见
从1989年11月到现在的5年多期间，APEC已连续召开36届部长会议。对APEC的今后走向，日本有不同的主张，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APEC的制度性发展方面，浦野起央教授与日本世界经济研究会各执其词。浦野起央说，“60年代时期，亚太经济联合最早从民间合作为主。后来，随着该地区经济会作的发展，到80年代末，便出现了一定形式的APEC制度性合作。这是因为，亚太地区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如东盟、EAEC、NAFTA等，它们需要一个大的框架照应它们，这就是APEC。但亚太地区又必须保持开放性的地区一体化合作。70年代出现了货物流动，80年代出现了人口流动、信息的交流；90年代通过卫星播送，将把亚太经济合作推向新的起点。因此，APEC从外型看有制度性的一面，实际上今后会朝着非制度性的方面发展。”日本世界经济研究会的看法是，亚太一体化的发展方面将最终实现制度上的统一。但这种制度上的统一与欧美经济集团化有所不同。“亚太地区贸易、投资及宏观政策方面的定期协商，必然要求在该地区实现制度上的统一，其目的是为了保持继续增长，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能与欧共体和NAFTA抗衡的集团。”还认为，亚太实现制度上的统一包括下述内容：“(1)标准的形态是对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东盟和中国的增长起牵引作用。”(2)“消除东亚地区还存在的贸易与投资方面的许多障碍。”(3)“亚太地区一体化形态不能与原始的自由贸易地区相混同。”(4)“通过加强APEC的作用，使各成员国进行定期协商。”(5)“APECP部长会议对地区内的每项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经常性监督。”
综上可知，浦野起央对APEC的制度性发展并未充分肯定，只强调它在外表上有制度性的一面。相比之下，日本世界经济研究会所讲的“亚太实现制度上的统一”，实际上指的就是APEC的今后制度化发展方面。
（二）对APEC能否由部长会议升格为首脑会议，日本学者的看法有一定分歧。江口雄茨郎教授认为“升格”没有问题。他说，“克林顿总统在去年的西雅图会议上建议把APEC升格到首脑会议的水平。实际证明，APEC升格没有什么问题，它是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大趋势。”长谷川启之教授谈到，升格虽是大势所趋，“这次茂物会议肯定会讨论此问题，但升格这有不少障碍：东亚国家之间还未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中国、韩国等国家也未具体商量。日本由于政治原因，还一时顾不上升格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障碍之后，APEC才会升格。”加滕义喜教授则对升格不抱太大希望，他说，“APEC作为大的调节组织，起的作用很大，但APEC各国之间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美、日同东盟之间有矛盾，我对APEC升格不抱更多的期待。APEC对各地区组织起协调作用更为重要。”
（三）APEC今后朝着“开放性经济联合”方向发展，还是以内向型经济集团为其发展目标。大多数日本学者都主张，应在加强APEC的基础上，实现亚太开放性经济合作。著名经济学家山泽逸平教授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在“亚太经合组织是最好的地区联合形式”一文中，对此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山泽逸平首先回顾了80年代中后期全球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指明“地区一体化乃是当前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他又深入阐述了东亚地区不具备制度性经济联合条件，认为“华南经济区和以新加坡为核心的增长三角，不应视为是通过当事国政府之间的协定而形成制度上的联合，而应看作是市场进行运作的结果。”接着，他又运用引力模型计量方法，就亚太四种可替代的方案，即美日自由贸易区、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美国——台湾——韩国自由贸易区和西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对上述方案到2000年的贸易量作出计量分析。“结果是，前三种所谓扩大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情况，虽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但是，其代价是成本费用加大了。如实现西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东亚与大洋洲的经济联系必然进一步发展，但同美国市场的联系就会受到阻碍。而且，有可能导致形成北美、欧共体和西太平洋三极化的保护主义集团。”在分析上述四种可替代方案的弊端后，山泽逸平得出的结论是，“APEC正是‘开放性经济联合’概念相一致的、松散的地区联合形式。亚太地区各国今后的任务乃是按实行开放性经济联合的目标来扩充和加强APEC的作用。”河合正弘同意山泽逸平的主张，他认为日本今后在亚太可能采取四种模式：美日建立自由贸易区、组成包括美加在内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和维持亚太现有格局。他建议日本政府采用第二种模式，“APEC已为这种开放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模式确立了基本格局，可以说，实现此模式是最为可取的。”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日本学者指出今后APEC的发展将呈现出两种可能性：西岛章次说，“日本希望APEC今后会有很大发展，但发展方式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都有可能性。在APEC问题上，目前亚太各国已形成两派主张。一个是美国和韩国，他们希望APEC制定一个内向型的长远目标，日本期待造成一个松散的、开放性的APEC。”村上敦教授也持同样看法，“今后APEC发展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美国想通过APEC对太平洋地区施加影响，另一种是东盟提出EAEC对抗美国。日本站在交叉线上，它主张把APEC造成一个开放性的组织。”
四、几点看法与对策建议
以上分别介绍了日本在几个主要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接着扼要谈谈笔者的基本看法。在主导权问题方面，笔者认为，应给主导权下个较明确的定义。主导权系指，参与一个地区经济合作的所有国家中，某个国家或集团在该地区经济活动中起的作用，或发挥的政治影响相对比其它成员国更大一些。根据此定义，在日方提出的上述7个观点中，表达比较准确的是第4、6个观点，其它5个观点，有的提法不妥，有的则是表述不明确。对EAEC问题，有必要把日本政府态度转变的动因搞清楚。
据笔者分析，日本政府对EAEC态度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有以下原因：其一，因美、中、澳大利亚等APEC主要成员国都主张建立开放的亚太自由贸易区，马哈蒂尔却依然对排它性的东亚经济集团感兴趣。在这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公开不支持EAEC，显然是为了迎合亚太主要大国的政治主张；其二，日本在亚太和东亚所以不愿出面组织以它为领导的经济集团，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日本出口市场遍布全球，若组成排他性集团，反倒对其扩大出口不利；日本不想组建东亚经济集团，是因为东亚各国在历史上对它有戒心，这也是日本不支持EAEC的原因；其三，马哈蒂尔于去年9月访问东京时明确表示，“即使日本不参加EAEC，EAEC也将最终成立。”正国为他的讲话使日本伤了自尊心，日本政府才公开表示不支持EAEC。
日本在APEC前景方面对其作用涉及得很少，有理由对APEC今后作用的趋向进行分析。从近期看，APEC将在本区境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方面起推动作用。它包括：每年召开一次APEC会议，使各成员国通过对话增加相互了解，而APEC的“升格”将使该组织的对话作用大大增强。从中期看，APEC的协调作用将会加强，它表现在：在APEC基础上，对本区域内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加强协调以及与区域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沟通。从长期看，APEC追求的目标——亚太自由贸易区终将实现。那时，APEC的功能性作用将逐渐显现出来，这主要指：2020年建成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既不是欧洲联盟那种关税同盟，也不是NAFTA那样的自由贸易区，而是“开放地区主义”的全新模式。
下面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一）对台湾有可能加入NAFTA持慎重态度。据可靠信息，目前除新加坡、韩国、泰国表示加入NAFTA外，克林顿政府还把香港、台湾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作为NAFTA后补成员。由于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比较麻烦的还是台湾问题。当前，美国一方面在军事上支持台湾，另一方面则让台湾加入NAFTA，其真正目的是使台湾“独立”。在台湾加入NAFTA问题上，我们应提早作好准备，否则，将处于被动地位。在这方面，建议采取两项措施：一是通过有关国家，进一步摸清美让台加入NAFTA的背景与意图，然后再行对策；二是积极作好台湾民进党，甚至“台独”工作，加强相互接触，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使美国的阴谋难以得逞。
（二）采取多方面措施，增强我国在亚太经济政治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要使我国在亚太合作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首先应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在今后的亚太合作中，谁的经济实力最强，它所起的主导作用就会更大。只要我国严格控制住通货膨胀，政策保持连贯性，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那么，我国在亚太经济政治合作中的地位就将愈益增强；其次，在目前我国经济实力还不太强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利用各种场合，提出自己的主张，以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再次建议APEC采用欧共体的加权投票办法，进一步抵制美、日，特别是美国在APEC中的霸权主义。所谓加权投票，就是在表决重大议案时，实行一国一票的办法，少数一、二个影响较大的成员国，可适当增加一些票数，目的是防止少数成员对投票的垄断。欧共体采取的这项措施，不妨在APEC中拿来一用。
（三）提出关于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长远目标的具体方案，为1995年APEC大阪会议作准备。有必要提出我国在实现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方面的具体方案，其基本点应包括下述一些方面：第一，APEC中发达国成员在2010年取消自由贸易障碍之前，有责任通过经济援助、投资与贷款等帮助APEC中发展中国家成员克服实施贸易自由化中出现的种种困难，缩小它们与发达国家成员之间存在的经济差距；第二，目前APEC中大多数发展中成员国普遍担心贸易自由化将对它们的产业部门调整造成不利影响。在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对墨西哥某些关键产业部门（如石油）给予特别关照并为之规定一个较长调整过渡期限的作法，可供APEC在制定有关条款时认真借鉴；第三，给未参加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提供“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目前，参加APEC的18个成员中，有11个成员已参加了亚太地区的次区域组织，即NAFTA中的美、加、墨三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六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从促进贸易自由化角度出发，上述三个次区域组织理应给APEC中另外七个成员国提供“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第四，为使茂物宣言更有约束力，同时也使大多数成员国从未来的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中获得更多经济实惠，APEC应定期评估其成员推行的经贸政策，并设立固定机构保证各项措施的顺利实施，使APEC逐步向制度化方面发展；第五，尊重现有的次区域贸易合作格局，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对外开放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而不是推倒重来，另搞一套。
（四）建议成立APEC研究机构或研究所，追踪APEC的最新发展动向。此次笔者赴日本访问，发现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对APEC今后走势十分关注。一些大学和研究所联合起来共同探讨APEC问题，这是个引为注目的新动向。美国早在几年前便由几所著名大学组成了APEC研究机构。去年10月27日，以山泽逸平教授为召集人的日本APEC研究所在东京宣告成立。为加强对APEC的探讨，除国家教委责成南开大学成立APEC研究中心外，建议各主要大学和各地方、社会科学院也成立类似的APEC研究机构，以使我们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APEC的研究长深入地搞下去。
（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适应贸易投资期自由化需要。为了与茂物宣言相适应，我们应把促进企业改革作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环节。对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必须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分类采取措施，决不可一哄而起。建立现代公司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全面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国有外贸企业改革又是其不可缺少的一环。国有外贸企业在积极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有必要实行规模经营，走专业化、集团化、跨国化的新路。只有如此，我国才能在未来的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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