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与中国出版新格局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中国论文,新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出版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无论是讨论西学东渐、还是讨论印刷技术的发展，根本无法回避上海，因而各种论著不少，相关的著作都有大量篇幅叙述近现代上海的主要出版机构、人物、出版物，对“五四”以后的进步出版业着墨尤多。 既有的研究中，存在对于某个问题因为重要而刻意聚焦放大，而对于延续旧传统的出版业则不经意地予以忽视的现象。如在谈到上海开埠以后的出版业时，似乎就是以墨海书馆为代表的传教士出版业开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为代表的官办出版继起，戊戌变法以后民族出版企业取代西人出版的主导地位这样一个单线的纵向发展的序列。那些被放大的点确实很重要，在上海的出版业发展道路上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但在当时同一时间段里，这些点所占的份额远没有到可以忽略那些主体出版的地位的地步。它们只是许多共生并长的出版企业当中，要么在机器印刷、要么在翻译西书、要么是外人经营等方面的佼佼者，是历史发展中新生的亮点；西学东渐、西书翻译、机器印刷、新出版，确实重要，但一定要准确地把握好这个度。这时期西学东渐确实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但社会的主体、出版的主流，还是传统的，由于我们缺乏整体的研究、系统的梳理，因而无论是《上海通史》①、《上海文化通史》②、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③、汪家熔的《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④，还是其他的史著，都把目光聚焦到新出版上，却没有涉及传统出书目录、总目录，这是需要我们格外关注的。 现在的上海出版史著作一般采用条、块叙述法，对于梳理出版史发展脉络是有用的。如有的研究者将上海出版史分为外国人在沪的出版业、官方出版机构在都市的建立、民族出版业的勃兴这样一个纵向单线发展序列，这样就会得出如“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一直是上海出版业的主流”“就整个近代上海出版业来说戊戌以前，上海出版业是西人出版的天下，而教会出版更是其中的主力军。戊戌维新以后，民族出版业虽有很大发展，但仍不占主导地位。大致到1905年前后才取代西人出版而成为上海出版业的主流”这样貌似正确、其实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结论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墨海书馆，它确实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它的出版物有多少?除了传教读物，又有多少世俗出版物?从1843年12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到1860年12月美华书馆由宁波迁沪的近20年中，外国人在上海办的出版机构只有墨海书馆一家，墨海书馆在1844年至1860年间共出版各类书刊171种，属于基督教教义、教史、教诗、教礼等宗教内容的138种，占总数的80.7％；属于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等科学知识方面的33种，占总数的19.3％⑥。而官方洋务派在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如学界关注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1868年才成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数量历来说法不一，王扬宗汇总6种《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提出240种说⑦，在当时官办的出版机构来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只是其中的一家，而且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不能算大的，但因为我们研究时特别关注系统翻译西书这一点，难免将其作用和影响竭力夸大。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历史叙述，得到的上海开埠后的出版格局势必是不真实、与历史实际不相符的。我们要研究这个时段的出版格局，必须要还原历史实际。在当时官办的出版机构中，就出书量和影响来说，可能怎么都难以排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关造册处无疑起着更为直接和巨大的作用⑧。 一、上海设县开埠前的出版业 上海以其地理上的优越位置，明清两代经济开始发达，形成世所习称的“江海通津，东南都会”，到清代嘉庆年间已发展成为全县有52万余人的东南重镇，经济发展应当已受到重视，但上海作为典型的近代型城市的崛起主要是在开埠以后。 现在大家追溯现存最早的上海刻本，都说是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华亭县学刻《陆士龙文集》十卷，该书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古逸丛书三编》。还会提到现仍见传的最早方志为成书于宋绍熙四年(1193)六月的秀州华亭知县杨潜修等编纂的《云间志》三卷。该书原本早佚，今有明、清抄本传世，刻本为清嘉庆十九年(1814)华亭沈氏刊行。 《上海出版志》强调上海在明清时期有繁盛的出版业，应该主要是着眼于上海地区的家刻在明清时期比较多。《江苏刻书》统计的上海地区家刻就有云间(今属松江)3家、松江4家、上海县9家、嘉定5家、华亭32家，共53家。明代家刻有上海的郁文博，陆深、陆楫父子，顾定芳、顾从礼父子；华亭张之象的绮兰堂，何良俊、何良博兄弟的香严精舍，以及陈子龙的平露堂，王圻、陈继儒；嘉定的徐学谟、马元调。清代家刻更多，华亭、金山、南汇、嘉定、上海县、青浦等地皆有。具体多少家不详。据孙殿起《贩书偶记》统计，道光以前现属上海地区籍人撰写并被刊刻的书籍有100多种，虽不完全是在上海地区刊刻的，但能断定是上海地区刊刻的居其半数以上。这时期家刻突出的，当推金山钱氏。钱氏一门自乾隆至光绪间，刻书从未间断。单是钱熙祚邀张文虎等校勘的《守山阁丛书》《指海》就各达百余种，由此可窥见一斑；南汇吴省兰的听彝堂、松江沈恕的古倪园、上海郁松年的宜稼堂及徐渭仁等都闻名于世。在笔者看来，家刻、坊刻都是私刻，都是私人出版，是很不好分的，如果一定要分出坊刻来，则明清时期上海的坊刻可考的不多，创自明中叶的黄文正书店，在上海大东门外，至民国十五年(1926)还存在，不过规模较小⑨。民国九年(1920)的《上海商业名录》载有：黄文正堂，在大东门外大街26号，经理金振声⑩。另外，《重建三圣阁捐款碑》载道光二十六年(1846)捐款店肆中，有味余书舍捐钱五十千文、味经书屋捐钱三十六千文(11)。从与别的行业捐款数的比较来看，其捐款数在中等偏上，推知书店有一定规模。此碑原在南市区(现已撤销)城陛庙旧址，知两书店当时在上海南市区。上海的书肆应当还有一些，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挖掘而已。上海地区也有官方出版，明代嘉定的县署，清代上海道署、上海榷署、金山县署等均曾刻书。清康熙两次檄州县修志后，上海各县先后建立地方志局，编纂和出版本县县志，有的县还刊行了镇里志，有嘉定的《南翔镇志》《马陆里志》《真如里志》《安亭志》等，现存方志有明14种，清38种。尽管如此，上海开埠以前书籍的生产和流通，与周边出版业发达地区比起来，还是不能望其项背，不可同日而语的。但这些是上海近代出版业兴起的基础。 二、上海近代出版业兴起的社会原因 鸦片战争使上海在1843年11月17日开埠(12)，商人和传教士接踵而至。1845年11月，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台订立了《修正洋泾浜地皮章程》(简称《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13)。该章程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上海租界大法，它的制订对后来上海租界社会的形成以及中国近代城市制度确立的影响甚巨。租界正式确立(14)，畸形社会的“国中之国”开始形成。小刀会起义，使清政府与外国官吏的关系得以“融洽”起来。西方殖民者充分地利用了这次动乱，租界得以扩充，管理租界的工部局，纳税西人会议等一整套的立法、司法、行政机构得以建立，租界成了标准的“国中之国”。太平天国期间，大量人口向上海迁移，人口、资金向上海迅速集聚。这既为上海本地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又吸引着别地出版机构向上海迁移。上海开始了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或小城镇转变为先进的都市社会的历史进程。 在西方对中华帝国的殖民过程中，传教士是其殖民活动的排头兵，出版活动是在华传教士的重要活动之一。墨海书馆是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地区最早设立的出版机构，也是上海最早使用机器铅印的出版机构。它的成立，是全新出版方式和出版理念的发端，是传统出版业与近代出版业的分野，也是上海近代出版业的开端。墨海书馆创办后，随着上海都市的发展，港口优势的突出，19世纪60年代以后，传教士在上海创办或由外地迁来的出版机构有所增多。19世纪60年代有5家，在70年代以后，由于商业利润的驱使，除传教士所办的出版机构外，外国商人开始在上海经营出版业，较大的有《申报》馆及其附设的点石斋石印局、图书集成局、申昌书室和申昌书画室。此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创办的出版机构越来越多，到甲午以前，外人在沪办的出版机构共有22家。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6家出版机构，全部为传教士所办。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商人办的出版机构。1895年以前西人在沪的出版机构主要是石印翻印中国古籍，较大的出版机构新出的书每年也不过十几本，出版机构新出的书不过几千本。这时期除民营机构大量翻刻的中国古籍外，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绝大部分是宗教类的，占总数的80％以上；科学书籍中，主要是自然科学书籍。 随着上海都市化进程向前推进，都市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国人自办的出版机构除了原有的继续发展外，又有新的创办于上海，或由外地迁移到上海，民族出版业得到快速发展。上海的都市化进程既有自身的区位优势，又有持续不断的外力推动。作为反映都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的出版业，自然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内外力作用的影响。 (一)安全的环境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上海开埠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潜能逐步得到发挥，西方商人和商船接踵而来。1844年，抵沪的外国船舶44艘；1849年，133艘；1855年增至437艘(15)。上海作为东南沿海航运网络的聚汇点，被纳入近代化的国际航运轨道，对外贸易迅速发展，1843年至1853年十年间，无论丝、茶出口还是洋货进口，上海都超过了广州，很快成为了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外贸额1843年为53万两，1853年340万两，1859年490多万两。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进出口的船舶吨位常占全国进出口船舶吨数的1/4。在国内外贸易的刺激下，租界形成了与原城厢相对峙的新兴全市性商业中心——北市。租界不少地方“昨天还是空地，现在已是街道纵横”，商店林立了。在当时的亚洲、大洋洲地区，上海超过了香港、广州、悉尼，而仅次于加尔各答。由此推动了上海城市经济产业格局的发展，外人在黄浦江畔建造了许多码头货栈，外贸活动几乎都在租界进行，上海港从内贸港口一跃变为开放性的国际大港，确立了外贸重心地位，有力地促进了租界工商贸易经济的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就已取代了苏州作为苏南地区中心城市的经济地位。 上海近代的商业贸易大体上是以洋行为龙头，洋行通过买办与上海的华资洋庄或栈号发生联系，洋庄、栈号再与上海的客帮商人或内地行商联系，内地行商再与产地贩商、收购商联系，开始逐渐形成从内地城乡—上海口岸—海外市场比较完备的贸易网络。在与外贸有关的洋布、百货、五金钢铁、颜料、洋广杂货、西药等经销进口货的商业行业，以及生丝、茶叶等与出口紧密相关的行业中，由于贸易的刺激，产生了新兴的商业行业，形成了新式的商业资本，成为国际产业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延伸，而且经营方式也渐向西方企业制度靠拢。20世纪初，上海城市成为了拥有百万市民的中国第一大都市、商业贸易和近代工业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中外卷烟厂、机器制造厂、肥皂厂、毛纺厂、大型近代造船等纷纷创立，“近几年(1902—1911)来，上海的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业中心”(16)。 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上海城市的经济功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一切都基于一个根本的原因，上海城市的安全。近代中国是在连绵不断的外侵内乱中走过来的，安全对于上海意义重大。太平天国时期，外国殖民主义者和上海官绅联合成立中外会防局，正式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太平军，英法等国驻沪领事、驻沪军队司令、上海道台、著名绅商等均参与其事，乃至合署议事。中外势力第一次联手维持了上海城市的安全。以后，无论是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日俄战争，还是辛亥革命、江浙战争、北伐战争，凡有重大战事发生，上海租界都处于中立状态。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北方大范围战乱，皇室西逃，唯有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一隅相对平静。抗战时期日本侵占上海的大部分时间里，租界也没有受到严重破坏，遭受破坏的主要是华界地区。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上海在历次重要政局变动中，都没有受到严重破坏。上海地下无矿藏，地上无特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很多理应开在外地的工厂却偏偏开在上海，考其原因，就是因为上海安全。安全意味着意外风险较小，这在乱世远比资源、地价、运费更为重要(17)。 另外，在太平天国期间，上海的租界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殖民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内乱，在小刀会和太平天国起义中，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他们不仅获得了最大的商业利益，而且在租界建立了独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成为“国中之国”。诚然，这些权利在租界的建立，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然而，毋庸讳言，这种事权不一的分治格局，造成了一些控制薄弱地带和缝隙。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出版自由的理念，使许多揭露清政府腐败无能、具有资本主义进步思想的作品借助于这个“国中之国”得以出版。例如，大同书局印行邹容的《革命军》，《世界繁华报》连载《官场现形记》等。它对上海近代出版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近代出版的发展过程中，清政府难以管辖的租界提供了一个言论的保护伞。 (二)人口结构的改变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受众 1843年开埠时，上海县的人口大致还是嘉庆年间的50余万。开埠后发展起来的近代上海城市，只是上海县的一部分，大体上有公共租界(1863年前的英美租界)、法租界和南市(原上海县城和十六铺地区)、闸北、浦东等华界三部分组成。英法美租界和南市形成了上海城市最早的雏型。英法美租界相继于1845年、1848年、1849年在原旧城厢近郊设立。在1853年前，华洋分居，租界人口相当稀少。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县城和一些郊区的士绅百姓大量涌入租界，连上海道台吴健彰也逃进租界匿藏。1855年，租界人口达2万，出现了华洋杂居的新局面，1859年时人口达8万。太平军横扫江南，攻占苏杭等地，江浙城乡居民为避战火大量涌入上海，大规模人口迁移使上海人口激增，1859年至1862年，上海租界人口猛增至50万至70万(18)。太平天国失败后，江浙难民纷纷回归故里，上海租界人口迅速回跌，1863年至1864年，租界人口降至33万，1865年又降至14.8万。以后租界人口一直徘徊不前，处于停滞状态，至1880年租界仍只有11万人(19)。1880年以后，上海人口一直稳步上升，主要因素是“机器养民”扩大了人口的容量，工业化的进程导致了上海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公共租界人口，1880年为11万，1885年为12.9万，1890年为17.1万，1895年为24.5万，1900年为35.2万，l905年为46.4万，1910年为50.1万。法租界人口1890年为4.1万，1895年5.2万，1900年为9.2万，1910年为11.5万。整个上海人口为128.9万(20)，租界人口约为一半。上海人口的数量，1900年达到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19年上海人口为240万，已是中国超大城市，比第二名广州多80万，比第三名天津多150万，超过后4名即苏州(60万)、重庆(52.5万)、香港(52.5万)、成都(50万)四个城市的人口总和。那年中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69个。到了1949年，上海人口已有546万，为世界特大城市(21)。上海以租界为重心的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不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和辖区的扩大，而是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迁沪所致(22)。上海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近代都市，中外移民几乎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而且移民迁沪的时间也很长，晚清数十年连绵不断，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已成为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新兴移民城市。数以千百计的中外人口的迁入，正符合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上海得以顺利地完成通商大港这一经济职能的大转变，城市面积逐步扩大，市政设施不断完善，城市人口持续增加，上海城市经济在不断发展。城市的发展反过来又创造出新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受众。 作为传播文化的出版业的发展，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需要一定的受众。虽然和这个地域的人口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并非直接关乎人口数量，而是和人口的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只有具备一定文化的人，才可能成为受众；只有有一定财力的人，才会成为出版物的购买者。战乱时，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海的难民，那是迫不得已。承平时，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来上海居住、置业、发展，则是理性选择。他们看到租界中建立的一整套西方式的城市市政制度及各项新式设施，“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路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23)。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先前并不在上海生活，而是在外地为官、经商与活动，但他们将家安在上海，将钱存在上海，一旦仕途受挫，商途不顺，便折返上海，当寓公，做隐士。这些人有钱、有闲、有识，大大改变了上海的人口结构，并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受众。 (三)埠际贸易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形成商业化市场 上海港的崛起以及以它为主要中转点的规模不小的国内埠际贸易，使上海一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大量国内外商业和金融资本向上海集中。1843年11月开埠，1844年即有11家西方商人开设的洋行在沪营业，其中多半是原来开设在广州的英美两国洋行的分行(24)。1852年，上海的洋行已经增加到41家(25)；1854年，激增到120家之多(26)；1884年增至245家。受洋行等外商雇佣，一批买办、工匠等从广州、福州等地迁入上海，当时上海买办“半皆粤人为之”。早期西方洋行多为合伙的公司组织，主要业务为代理或自营进出口及与之有关的事务，范围涉及贸易、航运、金融汇兑、保险等。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其他口岸的开放，上海洋行纷纷到新设口岸设立分行。1864年，上海之外的12个通商口岸共有洋行178家，其中88家是上海洋行的分行或联号。从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在上海开设分行(27)开始，到1860年时上海已有6家外商银行(28)，1895年已有外资银行16家，1911年外国银行的数量达到27家。其中1863年开设的汇丰银行很快就在上海新兴的金融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上海集中了中国数量最多的洋行、银行，推动城市经济组织和经济机制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上海的进出口贸易量迅速跃居全国各港口之首(29)。尤其是出口，1846年上海的出口占整个中国出口比重的七分之一，但到1851年很快就增长到三分之一，而在紧接着的以后几年就大大超过全国出口的半数以上(30)。上海对外出口贸易值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逐渐从开埠前的广州转向上海，对外贸易由入超转为出超，开始逐步改变了白银流动的方向。1851年至1860年间，从英国输入中国的白银每年平均为900万两，其中上海在1856年至1857年间，就输入了白银1500万元以上，折合银两1072.5万两(31)。上海很快就成为了中国和远东的商品集散地和金融中心，其金融结算额在19世纪80年代已占全国总额的80％(32)。1936年上海对全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9万亿元，占全国的75.2％；1940年，上海的比重更上升到88％。对外贸易带动了国内贸易的相应发展。上海的进口商贸，除少量留存本埠消费，大部分都经上海转销国内各地；上海的外贸出口货，一半以上是来自国内其他口岸的转口货物。1894年，上海从国外进口货物总值9326万海关两，其中67％、6261万海关两货物转运至国内其他通商口岸；出口总值5842万海关两中，来自国内其他通商口岸，通过上海转口的有2095万两。上海作为中国最大、最重要的贸易口岸，其经济功能在与海内外市场的联系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外商人在上海从事商业贸易，皆可按照西方世界的商业惯例行事。 三、上海近代出版业中心地位确立的直接原因 (一)先进印刷技术的引进使上海出版业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上海开办的近代出版业，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技术。1843年麦都思在上海建立印刷机构墨海书馆。太平天国起义一度引起了上海传教类书籍出版量的增大，并使当时上海不多的机器印刷设备得以增加。19世纪60年代上海美华书馆改良电镀字模与排字架，使得上海成为最大的中文印刷中心。土山湾印书馆先后率先采用石印术、珂罗版和照相铜锌版等西方新式印刷技术，在上海近代引进先进印刷技术方面，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33)。到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华建立的印刷机构达70余处，规模较大者均集中于上海。西方的印刷技术，自铅印、石印技术传入上海后，国人由好奇到羡慕，再到仿效，19世纪70年代后，上海民族工业中有两家印刷工业，80年代后增加很快，到甲午以前，有9家印刷机构出现。一些老书肆如扫叶山房等也开始使用石印机器出版书籍。印刷技术因为机器生产使出版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中国图书的出版与印刷间的分界并不明确，出版者通常就具有印刷设备，但在此时因为印刷机器多从国外进口(早期是英国、法国，后期有日本的机器(34))，且印刷规模日渐扩大，逐渐有印刷所与出版社的区分。大型的出版社与报馆多有印刷机器，大型的印刷所也多有出版品，但是有些中小型的出版社未必有印刷机，而由专门的印刷所代印。出版机构与印刷机构逐渐有了分化的倾向。 除了引进印刷机械，这些印刷机构还造就不少印刷业人才。最突出的例子是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起初多是外国印刷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 除教会与外商印刷所培养出来的刻字、排版、印刷工人外，1895年之前由外商所奠定的出版形式与销售渠道也为日后上海新式传播事业所继承，进一步拓展上海商业化的出版市场。在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前，由于印刷所与书坊的聚集，已让上海成为书籍的销售集散中心：“因为上海有印刷所，有铅印，有石印，那些开书坊店的老板(以绍兴人居多)，虽然文学知识有限，而长袖善舞，看风使舵，每有他们的特识(那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未开张)。他们的大宗生意，就是出了书，销行到内地各处去。不仅是新书，即使那种木版书，不是在上海出版的，也能集拢到上海来。或者有些别地方出版者，请他们搜求，也可以搜求的到。”(35)以营业为主的印刷所、出版社、书坊，只要利之所趋，便会大量生产，以求拓展市场。此时期科考用书是商业出版的大宗。1882年申报馆主人美查创办的点石斋以石印法开印《康熙字典》，因为体积小而字迹清楚，方便赴试举子携带，第一批印4万部，第二批6万部，均不数月售罄。其他书商见获利之巨且易，立刻有居沪宁波商人与广东商人跟进，从英国购进机器，分别设拜石山房和同文书局，与点石斋鼎足三立。至1889年上海石印局已有四五家，成为全国石印书籍的主要来源(36)。之后上海各印书局大量出版各种石印缩本科场书、夹带本，诸如《大题文府》《试帖诗集腋》等(37)，靠着士人的功名心，从中获利颇丰。 早期的民族机器出版业，是在外资工业的诱导和示范作用下产生的。外资工厂冲破了清政府专制统治对私人资本自行设厂的限制，为私人投资机器印刷出版业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外资机器印刷出版业在技术、管理知识等方面对华人民办机器出版机构提供了借鉴。继点石斋之后的华资同文书局、拜石山房、蜚英馆石印书局，投资都较大。同文书局“购备石印机十二架，雇佣职工五百名”，同年设立的拜石山房能与点石斋、同文书局成鼎立之势，当时有人说上海“现在每一个印刷局都雇佣着一百或二百人”。《上海近代工业史》对1894年上海民族工业31家工厂的投资额进行了估计，其中印刷业7家工厂，估计投资银两为10万两，折合银元13.9万元。印刷业各厂是以资产净值进行估算，印刷业中无资本数记载的各厂，以同类企业按其设备规模的大小进行类比估计，各厂具体估计数如下：同文书局、蜚英馆、鸿文书局3家规模相仿，其中同文书局1893年失火时，部分机器损失的价值为1.5万元，据此，上述3家的投资规模至少各有2万两的价值；其余4家规模较小，各以1万两计(38)。这种较大的规模，不仅使我国民族出版业得以生存，而且一开始就以不凡的姿态出现，对于印刷技术的改进也不无裨益。 戊戌变法时期有些省城已从上海进口印刷机器，如四川宋育仁为办《蜀报》曾从上海购石印、铅印机器(39)，叶尔恺任陕西学政时曾为邠学会托同乡汪康年采买石印、活字印刷机(40)。然而一般来说，印刷机器尚不普遍，常需由上海代印，如包天笑回忆，至1901年，杭州已有铅印所，而苏州仍无，苏州的出版品都编排好送到上海(41)；甚至远在山西的杨之培出版算学书籍，也要请上海《时务报》馆代为印刷(42)。印刷机器开始扩散到全国各地要迟至1900年之后。由此也可见上海印刷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在近代中国出版印刷业界不可替代的位置。 (二)新型知识分子的汇聚构成了上海出版业的作者群体和出版力量 晚清以来上海地区崛起了一个“新型文化人群体”。其集结与发展可分为19世纪中末与20世纪初期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受“西儒”的影响很大，其中有从“传统文化人”蜕变成“新型文化人”的缓慢过程，而戊戌时期是重要的转变期，让这批人的组成从失意文人或买办变成地位较高的士人。戊戌时期这批“新型文化人”约有1200名，1903年增至3000人，到1909年增至4000人。这群文化人比起传统士大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较新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具有西学修养；有比较相近的价值观，不再把传统的重义轻利视为不可动摇的准则；有比较相近的人生观，不以读书做官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往往凭借新知识服务于新式文化机构(43)。他们大都放弃了对科举功名的追求，不治帖括，不登科场；学问大都超越了“经史子集”的内容，钻研自然科学、时政时务，使“经世学”突破了“诵史鉴、考掌故”的旧范畴；他们大都和西方人士交往密切，观察西方名物制度，直接接受西方学术思想。他们大都有一个新式职业，并与租界新型经济、文化事业有较深的联系。从上海新型文化人汇聚，致而产生群体的现象中，可以看到新学蓬勃的上海对外地士人的吸引力。由社会变迁迅速下各种“怪现状”所激发出的晚清社会小说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外地士人游上海，或者到上海找寻出路(44)。小说家借这些人的经历来描写上海各种离奇荒谬的社会现象，但同时也显现出这个时期五光十色的上海，对外地趋新士人、没有出路的士人的吸引力。小说中同时出现的还有归国留日学生，以负面形象出现，或开书局，或筹学堂，或译书，或演说。无论是内地士人、留日学生或学堂学生，这些人抛弃了原有地方社会的社会关系，离乡背井，聚集于上海，从事各种新形态的文化事业(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是出版行业)。他们一方面受新式文化事业的吸引，一方面更扩大了此事业的规模。 入洋人的书局、出版机构与西士合作译书可视为第一个标志。王韬受雇于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开办的墨海书馆，相继译了《圣经》的“新约”“旧约”以及《中西通书》《格致新学提纲》《西国天学源流》等介绍西方科学的书籍。伟烈亚力聘李善兰为翻译数理化西书的助手，李善兰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多种自然科学书籍，如《几何原本》后九卷、《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谈天》《重学》《圆锥曲线说》《奈端数理》等。这些科学书籍对中国近代科学史影响深远。应聘墨海书馆与西士合作译书的还有蒋剑人、管嗣复、张福禧、陈萃亭、周双庚等一批中国学者。至咸丰初叶，应聘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的还有寓沪的龚自珍之子龚橙、魏源之子魏彦、科学家张福禧、张文虎、舒高第、赵元益、赵烈文等人。中西士人合作译书，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阵容最为强大，该局延聘外国学者9人，即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卫理、秀耀春、罗亨利、玛高温、伟烈亚力和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中国学者50人，徐寿、华蘅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汪振声、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范熙庸、贾步纬等名列其中。 上海报刊始自寓沪外侨的外文报纸，外侨创办中文报刊时，聘用了大批中国学者文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的文章即出自林乐知背后一大批华人饱学之士之手，其中贡献最大者当首推沈毓桂，还有董名甫、朱逢甲、袁康、蔡尔康、范祎等人。之后，国人自办报刊图书业渐趋发达，戊戌变法期间报业、图书业更加兴盛，为读书人发展出了一条报酬优厚、需求量大的新的谋生之道，出现了编辑、记者、作者等新职业，也造就了上海出版业的作者群体和出版力量。卖文为生成为一种新的职业追求，诞生了一个新的作家群体。卖文者与出版商都以赚钱为目的，要想方设法打开销路，就得满足大众市民口味，也就推进了文化的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对新学的迎合。编辑出版行业也变成了日趋热门的职业，吴永贵《民国出版史》中提到的那些编辑出版界人物(45)，几乎都来自上海出版界，可见一斑。 (三)书局、报馆的聚集与埠际贸易中心的地位拓展了上海出版业的商业化市场 太平天国运动使上海的商业重心开始从由原来的城厢一带转移到了租界里面(46)。在商业重心北移的同时，一些新的居民点和商业区开始形成。如徐家汇即成市于这一时期(47)。上海繁荣地域的变化，对出版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南市书业纷纷向北迁移。1895年之后，趋新之风渐起，产生对新学书籍的需求，于是各种贩售、经销、出版新学书籍的书店聚集在棋盘街、四马路、望平街一带，成为上海文化的交流集散地。此区域文化产业的集中跟早期墨海书馆(麦家圈)、申报馆的设址有关(48)。《国民日日报》1903年批评道：“数年来，上海书局之设立较粪厕尤多，林立于棋盘街、四马路之两旁，莫不借输入文明之美名，而造出种种新名目、新样式、新装订、新纸张之书。呜呼，是社会之进步乎，抑退步乎?举全国之旧读书人，一至书肆眼花心迷，莫如孰优孰劣、孰可读孰不可读。而无道德心之中国书贾，从中大得获利之方法，或张大其告白，或修饰其门面，获利弥多而出版之书日众，出版日重而其足附输入文明之美名者几希。”(49)这个时期纷纷设立的上海新书局，规模较大的除了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外，尚有与维新派关系深厚的广智书局(1898年创办)，无锡廉泉(惠卿)、俞复等人创办的文明书局(1902年创办)，嘉兴夏颂莱(清贻)的开明书店(1902年创办)，常出版或赞助革命书刊的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公司与大同书局，与留日学生有关系的作新社(1902年创办)、民权社和新中国图书社，席裕福创立的中国图书公司(1904年创办)和图书集成公司(1907年创办)，狄葆贤的有正书局(1904年创办)，邓实创办的神州国光社(1908年创办)等，此外许多报馆也出版刊印书籍。据张仲民统计的晚清上海书局名录，共有400多个书局(包括外地、外国书局在上海所设分店)(50)。由于新书业相比于旧书业具有资金周转快、利润高、更便于短线作业、面向顾客群体更宽等特点，故吸引了一大批文人与商人投身其中。售卖各种中西文新式出版物及以二手书为主的书店集中在福州路与北四川路等新兴的城市繁华地带，而城隍庙一带则成为以售卖线装书、古籍为主的书铺与书摊的集中地。新兴书店与传统书铺及书摊三者并存。上海出版业的老前辈朱联保和包子衍在回忆中将20世纪30年代福州路及北四川路一带的各个书店依次叙及(51)。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分布在福州路与北四川路一带的新书店在密度与规模上都处于上海图书市场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北四川路文化街主要是因政治弱控的原因而形成，福州路文化街的形成则缘于鳞次栉比的茶楼酒肆、书场、妓院等娱乐场所的繁荣为书报业提供的无限商机。 国内埠际贸易拓展了上海出版业的商业化市场。1870年，“英商在上海设立别发印字房，从事西文印刷，兼营文具，后经售西书”，并在黄浦滩(外滩)开设了别发书店(Kelly & Co.)，俗称别发洋行，成为上海最早的外文书店。1876年，别发洋行在香港登记注册，定名为“英商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Kelly & Walsh Limited”。别发洋行在香港注册后，上海别发洋行即成为别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后又在新加坡和日本横滨增设了分支机构。但事实上，上海分公司成为了别发洋行真正的总部，不仅主要业务均在上海开展，而且包括香港在内的其他分支机构皆受上海董事会的约束。别发洋行将有关中国书籍的出版发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它在成立时定下的营业计划云：“今外洋各地对于中国文化书籍之需要渐增，同时，中国对于西洋文化、工商业杂志等之需要亦众。”因此，别发洋行“其宗旨在增进中国文化之流入欧美各地(尤以英国及其海外属地为主)，同时并协助欧美文化之流入中国”。英国人傅兰雅光绪元年(1875)在上海开设格致书室，除贩售外国科学书籍与仪器外，并自行译印各种科学书籍。1886年印行的书目上，列有书籍、地图与图解等凡300余种，其中科学图书153种。格致书室先后在天津、汉口等地设立了分销处，1888年出售图书已增至878种。格致书室先后在天津、汉口、汕头、北京、福州、香港、沈阳、烟台、厦门等地设立分销处。光绪二年(1876)正月创刊出版的《格致汇编》，刊物的发行普及国内70个城市，并远销新加坡、日本。点石斋石印局在北京、杭州、重庆、苏州、汉口等地设立20处批销分店。广学会从1892年起就着手在全国各地设立售书机构，到1899年已建有辽阳、沈阳、牛庄、北京(2处)、天津、济南、青州、平度、兴安、重庆(3处)、成都、汉阳、汉口、九江、湖南、庐州、南京(2处)、扬州、镇江(2处)、常熟、苏州、江阴、衙州、福州(2处)、厦门、广州、太原、梧州、朝鲜共35个经销处。分销处的广泛设立，扩大了图书发行。 四、结语：百年时间上海出版业的发展使中国出版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不久，即取代了广州的地位，成为输入西方文化的窗口。外国在上海租界的经营，提供了近代工业、商业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如技术、设备、资金、电力、交通、通讯、保险等)，使上海形成了比较良好的投资环境，逐渐成为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出版中心，上海在百年时间里出现了近千家出版机构，书籍的出版量几有垄断全国之势，1936年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三家，就占全国当年出书总量的71％，杂志的数量上海也占全国的半壁江山，延续千年的中国出版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一开始就与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外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海出版业的近代化，但上海城市的迅速近代化、人口结构的改变，特别是租界的形成与先进印刷技术的引进、上海港的崛起以及以它为主要中转点的规模不小的国内埠际贸易，是上海出版业在近代中国独占鳌头的原因。 注释： ①熊月之主编，熊月之、张敏著：《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③叶再生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④汪家熔著：《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⑤陈昌文：《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4月，第55、53页。 ⑥熊月之：《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⑦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而邹振环据霍有光《交大馆藏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概貌及其价值》谓：“1933年铅印的《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善本书目(第一辑)》称因为该馆获赠江南制造局全套‘编译丛书’，‘乃特辟善本书库，印行善本书目’，收录的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可补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一文内容之不足。”见邹振环著：《疏通知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⑧章宏伟：《海关造册处与中国近代出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出版博物馆编《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2-97页。 ⑨平襟亚：《上海出版界琐闻》，《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⑩徐珂编：《上海商业名录》，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11)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8页。 (12)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卷七十)，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76-2777页。 (1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70页。 (14)英、美租界一般称作Settlement，有居留地、住宅区的意思，法租界自称Concession，有特许、渡让的意思。过去有人根据日本的译法，将前者作“居留地”，后者作“租界”。后来习称“租界”。 (15)[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1-402页。 (16)徐雪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17)徐雪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278页。 (18)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19)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20)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21)熊月之：《上海城市性格是怎样炼成的——上海开埠170年的历史回望》，《解放日报》2013年2月22日。 (22)樊卫国：《论开埠后上海人口的变动(1843-1911)》，《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23)李维清编：《上海乡土志》，劝学所1907年版，第4-5页。 (24)[美]罗兹·墨菲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25)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26)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1843-1894)》(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27)《中国金融史》编写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28)杨荫溥编纂：《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82页。 (29)吴松弟、王列辉：《唐朝至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轨迹》，《复旦学报》2007年第2期。 (30)[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3页。 (31)余捷琼编：《1700-1937年中国银货输出入的一个估计》，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5-26页。 (32)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33)邹振环：《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出版博物馆编《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4)早期石印机器多来自英法，到1903年商务印书馆可自制石印机器。但铅印机器因为日本使用汉字，且距离较近，故铅印多自日本进口。如汪康年通过时在日本的孙淦买印刷机器，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孙淦致汪康年书一、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1-1434、1440-1441页。 (35)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龙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页。 (36)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及其注释，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8-91页。 (3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龙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1页。 (38)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7-58页。 (3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宋育仁致汪康年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3页。 (4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叶尔恺致汪康年、汪诒年书十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2、2474页。 (4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龙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4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杨之培致汪康年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1-2363页。因为算学书籍多算式、图形，杨之培还特别交代要采用石印。 (43)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4)如吴蒙《学究新谈》、李伯元《文明小史》、欧阳淦《负曝闲谈》。 (45)吴永贵著：《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6)姚公鹤《上海闲话》云：“适值洪杨举事，内地受兵，商人借经商之名，为避兵是实，既连袂而偕来，即内地绅富，亦以租界处中立地位，作为世外桃源。商人集则商市兴，绅富集则金融裕，而领袖商业之金融机关，乃次第开设矣。……此为北市钱市发达之最初原因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47)[清]王钟纂，胡人凤续纂：《法华乡志》(卷一“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48)《福州路书业》，胡远杰主编：《福州路文化街》，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49)《新书评骘》，《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5日。 (50)张仲民著：《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附录三《晚清上海书局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324页。 (51)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包子衍：《1928年间上海的书店》，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