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中国形象”的对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文学论文,香港论文,中国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9)04-102-105-4
港澳文学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既有着西方殖民色彩的现代文化因子，又割舍不下千年积淀的华夏传统。港澳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与港澳文学一样，在港澳地区独特的地缘、历史和文化光芒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凝聚着港澳同胞绵延不断的中国情结，诠释着港澳文学复杂的文化身份。但作为华文文学领域内两个联系密切而又彼此独立的地域文学实体，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在想象中国、建构中国形象的方式和策略上又显然各有特色。本文试从政治、经济和生态三个层面来对港澳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予以对读，借以印证文学生产场域与社会场域之间相互制约的逻辑关系，并以此揭示港澳不同文学场域“中国”想象的话语差异及潜在因素。
一、政治中国：自由风里的权力想象
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探讨社会场域中文化场与权力场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文化场域是个“具有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空间”，但又“伴随着权力机制一起产生”，“知识分子的背后总存在着一种政治”[1]，因而港澳文学场域中的中国形象势必与港澳社会现时的权力状态密切相关，港澳文学对政治中国的想象也最能反映港澳本土社会权力场域的现状。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近代又分别被英国与葡萄牙殖民者所侵占，经历了一段在夹缝中生存的屈辱岁月。长期与祖国母体的分离让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涌动着一股深沉而浓重、复杂而深刻的情感，这其中既有着对家国破败、山河流泪的“恨”，又有着对祖先血脉与传统文化无法割舍的眷恋。家国意识告诉他们，他们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但长期的隔绝又让他们的国家概念逐渐淡薄，在一些时候港澳人的“我城”意识甚至超过了“中国”意识。
美国学者阿巴斯(Acbar Abbas)认为，香港的历史与文化与其说是“无中生有”，不如说是“有中成无”，总是建筑在“消失的政治”前提上，“这种消失，并非指的是空间的抹消，而指的是一种不断游徙、穿梭、置换的状态，甚至以空作多的技术”[2]。西西的小说《我城》正揭示了香港人只有城籍而没有国籍，一直苦苦在城与国、中与西之间徘徊迷茫的身份追寻：“如果在中外帝王之间选择，当然要做黄帝的子孙，但作黄帝的子孙有什么好处，还是没有护照……我们的国家在地图上是一片形状如海棠的叶子”。对香港人来说，“中国”二字作为种族与文化的意义已经大大超过其本身的政治涵义，他们深深地认同民族文化，能轻松地在与生俱来的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根，但要让香港人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几代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理念，转而接受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港人对中国的这种矛盾、恐惧和焦虑的心态在香港回归前的“九七”文学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面对即将到来的“九七洪水”，梁锡华的小说《头上一片云》通过香港社会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生动地展现了漂浮在港人心头那片挥之不去的愁云。小说中有不惜拆散女儿爱情将其远嫁外国医生作填房来“逃避洪水的天梯”实现全家移民梦想继而“笑傲可怜的香港和可怜的远东”的牧师，也有如大多数香港人那样“静以待变”的大学教授，有“左爱国右爱国”背地里早已买好哥斯达黎加护照的议员，还有“左右两方好话都说”见风使舵的文化商人。
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异域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同时也会随着作品的传播促使社会民众形成更加稳固的认知范式。“九七”回归前，香港人对大陆的恐惧和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代香港文学对“文革”中国社会形象的负面描述。这是“一个由绿军装、红臂章的娃儿控制的世界”，“老百姓全都穿灰蓝衣服，总是有游行和大规模的破坏。众人学艺不前，急剧退步。营营耳语，闪闪目光。堂堂大国，风度全失，十亿人民，沦为举止猥琐、行藏鬼祟的惊弓之鸟”[3]。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背景，“文革”期间中国大陆社会疯狂和亢奋的时代情绪在一些香港作家的文学想象里被渲染到了极致。在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中，“文革”就像一根导火索，瞬间将小说的情节引向高潮，曾经台上夫妻、台下兄弟的“霸王”与“蝶衣”在相互批斗、相互揭疤的“节目”中大翻旧账，一个精神崩溃，一个因爱成恨，二人从此咫尺天涯。而在她的另一部小说《青蛇》中，就连西子湖畔千古传奇的青蛇与白蛇这样法力高强的异界妖魔都无法忍受在“文革”中所遭受的人间折磨，最终悄然隐退。辛其氏的小说《真相》更是上演了一幕孪生姐妹反目为仇、自相残杀的社会悲剧，小说将“文革”设置为故事层层面纱下的罪魁祸首，因为正是“文革”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社会现实才酿造了世间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的恶果。大多数香港作家并未亲历过文革，但在他们的笔下，那些声势浩荡的批斗场面和血淋淋的残杀细节却时刻充斥着我们的感官，文革恐慌与压抑的时代气息甚至比许多大陆作家都表现得更加惊心动魄。香港作家将文学想象发挥到极致，竭尽全部的想象力，用各种夸张的表现方式强化着“文革”对人内心所造成的强大震撼。因为在他们看来，“文革”这场荒唐的政治运动原本就是一场灭绝人性，充满暴力、色情和杀戮的战争，只有使用血淋淋的残酷才能最终暴露“文革”的真实本质。血腥与暴力场面的铺陈是香港发达通俗文学所擅长的，也为香港文学对中国政治形象的想象增添了浓烈的色彩与回味。显然，香港文学对于中国封闭、独裁、野蛮、激进、疯狂形象的集体想象也是受到了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政治模式妖魔化论调的影响。
与香港文学对“文革”中国浓墨重彩的极端描述相比，澳门文学似乎显得较为冷淡与默然，少有上文所列举的残酷与血腥，所有的苦难都在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中一带而过，显示出一种超然世外的冷静和客观。在澳门小说家劲夫的短篇小说《为谁呐喊》中，大陆乡间信用社的普通出纳员余立明，因为文革时向信用社借款两百替一个被“清洗回乡”的远房叔伯收硷而遭受了种种非人的磨难。然而小说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过目不忘的画面：“记不清有多少个深夜，他独个儿跑到村后那小山上，坐在那棵古老而高大的松树头下，听静夜里蟋蟀的叫鸣；抬头远眺，点点星光没有丝毫神采，月缺的苍老，更被重叠的浮云掩盖，无尽的苍穹，虽是深邃五音，周围却显得低沉和灰暗”。小说的语言含蓄而诗意，深夜下的古树、虫鸣、星光、残月、浮云、苍穹构成一幅凝重的泼墨山水画，极具古典意蕴，又深得中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要义。在陶里散文《朦胧月下的沙面》里也有一段文字写到了他眼中的文革中国：“那正是文革末期的广州，望着灰暗的家家户户门墙，望着滚滚黄浊的珠江水，不尽想到‘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内心波涛翻腾而哀伤”。亲眼目睹“母亲城市”的苦难，作者并非以“他者”的身份冷眼旁观、置身于外，而是用不经意间吟诵的一句古诗恰当地抒发了自己对中国文革时代的悲情，内心的痛楚跃然纸上。
面对“文革”这段有如梦魇般的历史，香港文学极力展现他们奇特的想象，而澳门文学却并不像香港文学那样对之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这并非是澳门作家对历史的无知与忽略，而是港澳两地各具特色的文化风尚、审美风格之使然。在我们看来，香港文学是在用西方油画的色彩去渲染政治斗争的闹剧，而澳门文学则是用中国传统书画的写意去淡化民族灾难的记忆。在更多受到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浸染的香港文学里，政治被作家在事实的基础上给予更为极端的夸大、想象和加工，并无意识地带上了西方殖民文化对中国“他者”审视的有色眼镜，从而不自觉地对中国采取了近似于西方的价值判断和文化想象。但在澳门文学中，家国意识的遗留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则让澳门作家以一种较为深沉和内敛的方式来展现将中国的政治形象，并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和温正”的美学风格，这也是澳门文学在构建政治中国形象时较香港文学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文化认同和身份意识。
二、经济中国：工业化下的资本想象
文化社会学将“资本”看作是社会客观物质结构中最为重要的权力组织形式，“经济资本”控制文学艺术等“象征资本”的产生和发展，港澳社会经济场域内的现实因素也对港澳文学场域内中国经济形象的想象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香港和澳门赶上了战后世界经济复苏的潮流，香港大力发展工商业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国际港口，澳门也因为发达的博彩业被誉为“东方的拉斯维加斯”。香港和澳门就像是两座奇迹般崛起的“浮城”，一夜之间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宠儿，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却因为阶级斗争的摧残和计划经济的束缚，生产力水平低下，市场萧条，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因此港澳文学中的中国也一度是以贫穷落后、物资匮乏的经济形象出现。
颜纯钩有一篇题目很长的小说《关于一场与晚饭同时进行的电视足球比赛，以及这场比赛引起的一场不很可笑的争吵，以及这争吵的可怕结局》，小说中从小移居香港并以“香港仔”自命的儿子在与父亲的争论中脱口而出：“反正香港是香港，中国是中国。中国有什么好，厕所臭得要死！”孩子的一句话一针见血地触及了中国大陆贫穷落后的要害，也反映出港人对大陆惯有的鄙视和排斥。凭借着香港经济的繁荣富足，港人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也在对大陆落后贫穷形象的想象中得以满足和膨胀。小说《晚晴》中，上海滩上曾经风光无限的“和平饭店”在倪之锦这个香港家庭主妇的眼中是如此的破败：“昔日水晶吊灯下衣鬓香影的气派早已荡然无存，仅剩一层褴褛披挂，几只贫血的日光灯管，照明食品小卖部玻璃雪柜内的冰棍，兀自静静地冒着白烟”。中国首都北京的国营市场在香港作家笔下也是“偌大的水泥盒子，少去隔间，点着黄澄澄的灯，倒是像白天走进防空洞的感觉。如此匮乏的市场，她生平仅见，简陋粗糙的木架空荡荡的，百货短缺，玻璃门积了一尺厚灰，售货员木着脸灰蓝棉衣男女不分，个个死气沉沉。中国连卖吃的市场都这般无精打采，不敢想象数九寒天，工厂的气氛了”[4]。《晚晴》中女主人公那声“中国人真是穷怕了！”的感叹着实能够反映香港文学对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经济的总体印象。
澳门作家胡根在一篇名为《并不遥远的回忆》的散文中写到自己在安徽农村看到的景象：“大水已退，乡间仍然满目疮痍，村民虽不愁冻馁，但孩子们读书却很成问题。校舍本来就不大，大水冲塌了当地大部分建筑。水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生们都要在堤坝或树荫下上课。”平淡的文字里流露出作者对大陆农村生活状况尤其是孩童教育的担忧。澳门小说《为谁呐喊》中讲述了大陆人张先生一家来澳谋生的故事。张先生先是在街市摆卖水果，他对自己来澳后能够“不受雇主管制”的自由十分满意，而张太太则“拿着一些小本钱，在澳门选购一些衣物、日用品带到石岐销货，然后再从内陆带回一小包一小包的中药，在澳门转销”。这样大胆冒险的经营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在澳门，张先生夫妇的商业才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利用八十年代大陆物资的匮乏和市场经济的漏洞做起了“非法进口电器和出卖药材的”的生意。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终于迈开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步伐，古老的神州在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沿海经济特区的建立，香港、澳门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商贸往来也日益频繁，更多的港澳同胞跨越海峡并亲身感受到了大陆的进步，中国大陆在港澳文学中的经济形象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不少香港文学作品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生的变革及取得的成就作为一种必要的社会背景加以宏观性的叙述。如白洛的长篇小说《福地》就描述了“九七”回归前夕香港“投资派”对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肯定以及对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展望。年轻的实业家张念祖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来到大陆考察，在亲身感受大陆强劲的市场前景后，他终于满怀信心地投资上海的房地产业。但同时，香港文学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发展暴露的某些弊端和痼疾也有着较为透彻和深刻的认识。黄碧云在力作《心经》中揭示了中国大陆沿海一些合资企业牟利的内幕：工厂不顾工人安危、野蛮残酷的生产方式，香港人刘金喜的玩具厂也最终因为管理人员的玩忽职守酿成了一场延续三天的火灾事故，“烧死烧伤数百名工人”。香港作家余非也对大陆改革开放所暴露出的尖端问题提出了大胆的警示，他在短篇小说《那一丛丛的灌木》中透过一名与大陆官方合资办厂的香港人的视角描述了中国大陆经济社会的畸形：“一百万的生意要用上十多万吃喝，图的不是个帮忙，而是减少一个恶意障碍，吸血鬼。没有公平却参与讲公平的市场竞争，让特权阶级先富起来，让沿海先富走来，让他妈的吸血虫先富起来”，“经济改革开放，要用速度赶回失去的时间，要用浪费来补偿变态心灵错过的穷奢极侈”……这些愤世嫉俗的语言严厉地指出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存在的体制弊端和陈规陋习，对吸食社会财富、吸血虫似的行政官僚作风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澳门文学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则充满了由衷的喜悦之情。澳门著名文化人李成俊在《我以我血荐轩辕》一文中写道：“现在祖国已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正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香港、澳门将回归祖国。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合作日益增强，五千多万海外炎黄子孙为实现祖国富强愿意竭诚奉献，这都为我们迎接大机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小说《为谁呐喊》的主人公余立明每年带女儿返回大陆故乡过春节，“故乡的变化大大启发了他，使他从憎恨到热爱、从埋怨到醒悟”，并全力筹资为家乡兴学、发展教育，而他对中国的未来也更加充满信心：“在那土的上面，他已经嗅到了长出芳草的芳香。”许多抓住机遇回到祖国大陆投资办厂的澳门人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受益，正像陶里在小说《万安达夫妇的遭遇》中写道：“打从中国大陆从实行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的今天，澳门跟着大陆的进步而进步”。在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同时，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荒芜、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失落也引起了澳门作家的极大关注。穆凡中在散文《淘旧书》中感叹中国“文化得给经济腾地方”的不合理现象：“隆福寺旧书门市部‘没了’！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拆了’！”陶里也曾经在他的散文里描绘了广州街头咖啡室里的青年们“抽着香烟，喝着可口可乐，跷起腿往桌上搁”的颓废形象。
港澳社会经济资本状况的差异直接决定了港澳文化资本对经济中国不同的想象。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引导下，香港迅速建立起了自由竞争、法制健全、务实高效的市场机制，形成了高度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经济格局，其工商业发达程度远非澳门所及；而澳门则既无法从国力日渐衰微的葡萄牙政府那里得到相应的财政资助，又没有在本土形成健康完善的市场机制，经济结构单一，管理涣散，经济多年停滞不前。港澳两地经济实力和贸易地位的悬殊使得港澳文学在建构中国经济形象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立场：香港文学用一种强者对弱者、自我对他者的视角来观照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想象更多地遗留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形象的负面因素，而澳门文学则以一种休戚与共、感同身受的中国立场来想象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了鼓励和期待。
三、生态中国：大都会中的自然想象
如果说港澳文学中政治中国的形象是港澳社会本土意识和现代自由精神对中国的权力想象，经济形象是世界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对中国的资本想象，那么港澳文学对生态中国的想象则超越了“中国形象”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上的差异，发出了文学世界向传统回归、重建和谐生态家园最深情的呼唤。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如桃源梦境般美丽的乡土世界是港澳文学中国生态形象永恒的经典，也是港澳同胞对故土家园共同的留恋。香港小说《还乡》中绍兴老家的那片竹林是逝去先祖们的安息之地：“这里漫山是竹，在退耕还林的政策下，山上的竹更茂密了，一根根从泥土中钻出来，一点点绿聚集在一起，在阳光下升起淡青的烟”。乡人落叶归根、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就在江南水乡这一片宁静清幽的竹林中代代延续。香港作家钟晓玲在《停车暂借问》中描绘的那副想象氤氲、风情无限的东北风情画更是美仑美奂，所有的事物都化作了一个个诗情画意的符号：绛瓦红墙的院落、斑驳的红漆大门、漆黑的里巷弄堂、热闹的庙会集市、趣味横生的民谣土语，一切都是那么亲切自然而又回味无穷。澳门小说《丝士咖啡室》则用混血少女与“我”的对话表现了澳门年轻一代对中国的美好想象：“中国的城市是怎样的？”……“我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中国比这里好。”“我也这样想。”“你希望去？”“我希望能够过那些乡村的生活。”“我爱幽静的生活”，“中国”在他们眼中便是与澳门不一样的“幽静乡村”，是他们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厌倦并藉以逃避的一个世外桃源。在澳门诗人笔下，“中国”是小桥流水、风景如画的梦里水乡：“你是馋嘴的大熊猫/摇着竹叶回望/填满整幅画布的崇山峻岭/山后隐隐传出来/小鸭儿爱听的/长伴旖旎的白云的/淙淙清泉”[5]。港澳文学生态中国形象中那发自内心、深入骨髓的故土眷恋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也是港澳文学永不停息的身份追寻和文化认同。
然而香港文学中精雕细刻的乡土中国形象却像是一个个唯美致极的梦，总在黯然伤感中惊醒，令人心碎无比。《停车暂借问》中风情无限的东北乡村在亡国的战火中惨遭蹂躏，《剪纸》中的民间手艺和古典诗词在都市潮流中被视为不合时宜的怪物，《霸王别姬》中意蕴悠长的国粹京剧被乏味单板的样板戏取代，《票房》中北京京剧团的当家花旦在香港沦落为贵妇人的陪唱……传统中国的生态形象如同昨日黄花，伴着怀旧的伤感在香港摩登的都会文化中悄然隐退。而当香港文学用香港国际大都会的现代身份来想象失衡的中国城市生态时，流露出的则是中国乡土唯美和谐生态乌托邦破灭的哀伤。
而在澳门文学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国的生态美学观念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力量深入到澳门文化的精髓，化作了作家笔下诗意无限的文学形象，并且依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让人倍感欣慰。中国依然是一片被奇异光环笼罩下的神秘国土，令人深情向往。小说《安万达夫妇的遭遇》中，葡萄牙血统的妻子之所以嫁给土生葡人安万达，就是希望丈夫能带他一起回澳门，满足她对于中国风水学和占卜术的好奇。回澳后她不顾婆婆的多次警告，偷偷复印了《奇门遁甲秘注》和《堪舆术数志异》两本中国风水书，然而“所有的复印文字完全消失，变成两卷白纸！但两本书的封面完全没有损伤”，最终她对这些神秘学问的打探让这个家庭遭受了莫名的厄运，古老的中国风水文化在小说里被描述得神秘莫测，充满了诡异的色彩。诗歌代表了澳门文学的形象，澳门现代诗歌中所展示的那些绚烂多彩的极富中国特色的生态意象也最能说明澳门文学建构中国生态形象的特色与策略，“透过土墙的洞箫声”、“柳梢头磨剪子的小天牛”、“压着大铁盖的石烂的古井”、“金石书院黄昏的晚钟”、“讲梅妃故事的老祖母”、“南山寺撒佛果的老师父”、“龙船节的鼓魂”和“木兰溪的鱼鹰”[6]，诗人们用斑驳的记忆勾勒出了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谐画面。
港澳两地在地缘特征和城市气质上的差异正是决定港澳文学不同生态中国形象最为深层的生态文化因素。香港和澳门分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南两端，是两个远离中国内陆，空间狭小、人口密集的岛群。长期漂离陆地的海岛地形衍生了港澳由边缘向中心、由岛屿向大陆亲近的文化心理，港澳文学对生态中国乡土世界的想象也都源于这份浓厚的原乡情结和故土眷恋。香港和澳门虽同位于中国南海，地理属性差别不大，但作为港口，被称作“弹丸之地”的香港却比被称为“澳门街”的澳门在地理特征上更具优势——香港由236个小岛组成，陆地面积比由3个小岛组成的澳门大得多，且香港“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7]，因此鸦片战争以后，香港便取代了澳门成为中国连接东南亚直至西方的贸易纽带，也获得了更多与海外世界交流沟通的机会，形成了较澳门更为突出的具有开拓性和包容性的海洋性商业文化气质。澳门位于香港的西侧，香港贸易地位的崛起又大大阻挡了澳门与海外的联系，使澳门更加依赖于大陆母土文化的滋养，于是澳门在大陆中原文化和葡萄牙欧洲内陆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相对保守和传统的平原文化气质。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文学生态中国的形象多关注现代都市，体现西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下征服自然的生态观念，而澳门文学对生态中国的想象的则始终倾情于传统生态观念中天人合一的乡土形象。
作为跨区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港澳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在相对独立于中国大陆的权力场域中经历了一场特殊的社会化和文学化的过程，并且在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下发生了相应的位移和嬗变。因此，港澳文学想象中国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港澳特定的社会语境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其次，通过想象“中国形象”，港澳文学在言说“中国”的同时也言说了“自我”，正是在对港澳文学构建“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和“生态中国”三种“中国形象”的对读比较中，我们发现了生存于不同社会场域中的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在民族意识及话语机制上的异同。所谓同，是指港澳文学都能在中西混杂的后殖民语境下延续与生俱来的中国意识，尤其是对传统生态美学理想和共同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追寻。所谓异，是指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地区在殖民程度、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实力上明显高于葡属殖民地的澳门，由此而来，香港文学呈现的本土意识、西化色彩和商业气息也都较澳门地区更为浓厚，而澳门文学则较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风韵，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在澳门文学中昭然可见。
标签：中国形象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香港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学论文; 作家论文; 港澳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