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林[1]2001年在《我国电视节目制播制度的探索和方向》文中研究表明关于电视节目制播制度某一类型的单独论述散见于报刊，但缺乏系统性，这必然削弱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本文力图从制播制度这一宏观角度出发，阐述电视节目制播制度的理论内涵，考察我国电视节目制播制度四十多年来发展变迁的脉络及原因，借鉴国外电视节目制播制度的成功做法，把2000年上半年炒作火爆的制播分离放在电视节目制播制度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并根据我国国情和电视业现状提出我国制播制度改革应遵循的五大原则，对我国跨世纪电视节目制播制度的发展趋势作出简短预测。
赵洪涛[2]2011年在《我国媒介生态下电视节目制播分离现状及趋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传媒业整体实力的增强,我国的电视传媒在我国现有的传媒生态环境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叁网融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我国开展开来, IPTV、移动多媒体广播等新媒体不断涌入人们的视野,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受众参与意识的增强使电视领域的传播由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互动传播,而由于长期以来的自给自足模式,我国的电视业出现了节目数量不足,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威胁着我国电视业的进一步发展,打破原有的制播合一模式,走向社会化、市场化的制播分离成为我国电视业的必然抉择。本文从电视节目制播分离概念的厘清入手,结合媒介生态环境理论、受众理论和我国特有的国情,论述了我国电视节目节目制播分离的现状。我国电视节目制播分离在我国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探索出了符合我国特色的制片人制度、市场运作方式和产业链模式,呈现出了委托制作、合作制作、全频道制播分离、全产业链模式等独有的制播分离模式。目前,我国电视节目制播分离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缺乏健全明朗的法律法规政策保障,制播双方在运行机制、资源整合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矛盾突出,在对接上存在体制性障碍,节目经营体系不完善,经营渠道整合不畅通,没有形成完整的电视节目交易市场,资本市场不成熟,再加上我国对电视行业资本注入的限制,种种问题阻碍着电视节目制播分离改革的进程,也影响了我国电视领域的做大做强。尽管我国电视节目制播分离在改革过程中几经磨难,不仅受到原有体制的限制,而且面临市场机制的挑战,但始终引领着电视界改革的方向,是一股势不可挡的、不可逆转的潮流,迎合了现代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需要,促进电视节目生产和经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有效降低节目生产制作运营成本,实现高效化运作。在实例分析与理论解读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电视节目制播分离进程中的障碍和不可阻挡的趋势,分析英美韩等国制播分离的经验,总结出我国电视节目制播分离的路径选择,运用渐进主义理论对电视节目制播分离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前景预测和深入思考。我国电视节目制播分离借鉴英国电视节目制播分离运作中的公共服务性质,吸收美国电视节目制播分离运作中市场导向、效率优先的经验,学习韩国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并结合我国媒介生态下电视领域的现状,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电视节目制播分离路径,即在注重公共服务的基础上,电视节目制作部门从电视台分离,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方面电视台实行台内制播分离改革,将电视节目制作部门剥离,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社会电视节目制作力量在经济利益的带动下,逐渐加入到电视节目制作行列,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随着制播双方独立市场主体的形成,电视节目制播产业链中制作和播出环节的也逐渐成熟,制播双方在电视节目的交易上逐渐实现无缝对接,电视节目的评估机制也在此过程中逐渐走向完善,最终实现电视节目向深化制播分离的方向发展。在我国现有的媒介生态下,我国电视领域必须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结合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电视节目制播改革之路,宜分则分,宜合则合,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积极推进我国电视领域的革新。
张娣[3]2017年在《童年的“消逝”与“绽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1958年至2015年"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讨论了近30年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电视环境下中国少儿文化的基本状况,讨论了在中国电视体制和规制下,中国少儿电视与中国少儿文化重构的关系,以及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后的繁荣与危机,讨论了产业化和新媒体为少儿电视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童年的绽放"为标题,在认真汲取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这一"儿童电视文化史"的经典之作的学术素养的同时,也依据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童年消逝"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提出了讨论和修正。依据本文的研究,无论是就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文化环境而言,还是就电视这一媒介平台所承载的中国儿童的话语权、选择权而言,中国少儿电视文化在近30年中都得到了积极健康的发展,童年的"绽放"是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史的主流。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除绪论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简要梳理了中外少儿电视的历史。其基本材料和节点虽然来自《美国电视史》、《中外广播电视史》、《童年的消逝》等前人的着作,但在综合叙述的过程中,本文也尽可能地依据时代背景和技术发展,对不同时期少儿电视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提炼。其中,中国少儿电视"节目时代"、"频道时代"、"新媒体时代"叁个阶段的划分等,是前人所未曾明确言及的。第二章,通过对中外电视体制、媒介产权、电视规制的对比,讨论并肯定了了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制度优势与道路优势。同时,依据学术界的分类研究和个人的理解,对新闻类、娱乐类、教育类、服务类等类型的少儿电视节目的发展特征、制作方式、运营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第叁章,讨论了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的背景、历程及意义。通过分析研究我国现阶段少儿电视呈现出的时代特征,阐释了"儿童本位"为出发点的中国少儿电视对中国少儿文化的曲折重构及贡献。认为与西方电视语境中的"童年消逝"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电视媒体兴起之后,对中国儿童的影响、对儿童本位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对缺失的"儿童本位",包括儿童的选择权、自主权、话语权等等,都因电视这一媒介平台而渐次建构。第四章,讨论了我国少儿电视频道进入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特征,机遇与困境,探讨其所处的政策规制、市场竞争、受众需求、互联网冲击,以及人才制约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少儿电视的节目化、少儿电视频道以及少儿电视频道产业化,是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叁大里程碑,也为中国少儿的健康成长,为他们的"童年绽放"搭建了最好的平台。同时以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化为案例,讨论了中国少儿频道产业化之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提出少儿频道突破发展瓶颈的主要策略:内部架构的重建、节目品牌化的运作、构建节目之外的产业格局以及新媒体挑战下的媒体融合。下篇为《中国少儿电视大事年表》。《年表》以"条目纪年"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复现"近60年(1958-2016年)中国少儿电视绽放与发展的真实历程。《年表》中除了极少量的内容直接采自《1955-1983中央电视台大事记》外,其余的条目均来自网络主题检索和近百种《年鉴》、《年报》类纸质资料的逐页翻检,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首次辑录。这份《年表》也是一部微型的《中国少儿电视史》,多少可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李爽[4]2009年在《从吉林省电视台制播分离的实践看电视节目制播的改革》文中提出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是电视传媒产业的两个核心环节。由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不同,各个国家对电视节目制作和播出的管理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不外乎有叁种模式,即制播合一制、制播分离制,外加介乎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制播分离制,我们也可以将其称呼为折中式制播分离制。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实行的是制播分离体制,早期的中国和韩国实行的是制播合一制;而在欧洲,以“公共服务”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英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准制播分离制。中国现阶段的制播模式也类似英国的准制播分离制,或称为折中式制播分离制。本文以吉林省电视台实施制播模式改革栏目《回家》为基础,分析了吉林电视台已经实施了制播分离的栏目现状和尚未实施制播分离的栏目的现状,结合其它省级电视台制播分离改革的案例,证明了中国电视业尤其是省级电视台实行制播分离改革是必要的而且可行的。而后在对制播分离过程中典型的栏目、频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制播分离改革对我国电视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于中国来说,推行制播分离改革是适应广播电视产业国际化、产业化、全球化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广播电视产业与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同时,制播模式的改革也是出于中国广电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增强竞争力、提高产品质量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的二重属性,即事业属性和产业属性,这就使得中国式的制播模式改革需要兼顾二者,使行政力与市场力在“制播模式”的调整中能够形成一种平衡。这既是中国制播分离改革的出路,也是克服推行制播分离阻力的灵丹妙药。最后,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论述了在电视节目制播模式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力。通过对目前广电业制播改革遇到的困难的剖析,研究了产生这些阻力的原因,提出一些可行性见解。以期为中国电视制播模式改革和探索提供一些有建设性的参考,推动中国广电事业的进一步的发展
史松明[5]2015年在《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传媒业因“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逐步形成行政体制与产业体制交叉混合的二元体制。二元体制对于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运行机制、组织方式、管理结构与制度设计具有根本性的巨大影响,构成无法回避的基本现状与特定管理情境。深入开展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文章采用思辨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方法,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为基本理论框架,运用了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传播学理论及产业管理理论。通过对传媒产业化研究文献、中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的爬梳以及对电视传媒的案例分析,尝试构建二元体制下中国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框架与体系。中国电视媒体“二元体制”凸显“叁重矛盾”典型特征——事业与产业间的属性碰撞、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博弈、官本位与职业化的冲突;二元体制对于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制度设计上,行政导向与市场导向“两极”摇摆；运行机制上,路径依赖与管理创新此消彼长；管理方式上,行政调控与市场配置相互交织。因此,以“二元体制”及其衍生的矛盾特性为基本立足点,探索并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电视媒体行业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原则与路径,成为必然选择。研究发现,行政干预适度,对于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正面功能；媒体的政治属性,决定了行政行为的必然性;市场导向的前提是基于法规约束的传媒使命与职业精神。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本文分别运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匹配观、价值观、权变观、双层双元观,深入论述与尝试确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四项原则。即,塑造行政行为与市场导向共振管理模式；以价值创造作为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目标；摒弃行政行为绝对化路径依赖,塑造多元管理模式：构建匹配电视传媒人特征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表明,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应围绕以下四条优先路径展开：电视媒体主要负责人管理创新、电视媒体多通道岗位管理体系构建、电视媒体绩效量化考核机制构建和电视媒体多元化激励机制构建。通过大量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文章对上述四条优先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与阐述,提出了塑造企业家政府管理模式、岗位动态调整的路径与机制构建、绩效量化指标的叁重依据、植入产业体制激励方式等可资借鉴的方案与路径。
于玉娇[6]2012年在《我国电视制播分离改革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广电制播分离改革是我国广电行业在保障国家主流媒体对主流价值和舆论导向的控制下,以活化广电生产制作机制、发展影视内容产业、提升媒体品牌力量、增强国际传播力为改革目标,并对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广电体制改革。按照宏观决策层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全国范围的广播电视制播分离体制改革正逐步进入实质性阶段。作为此项改革的领跑者,上海、湖南等地通过高层调整、集团改制,积极有效地推行以“局台分离”为核心的制播分离改革,紧随其后,其他省级广播电视台也围绕制播分离改革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本文首先套用SWOT分析模式,剖析我国广播电视业进行制播分离改革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尤其注重改革新变量“叁网融合”对制播分离改革产生的影响。随着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化程度增强,我国广播电视发展滞后,深受国内外各方面力量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广播电视业内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体制壁垒制约电视台进入经营市场,电视节目同质化、低俗化现象严重,受到受众和政府上级主管部门的双重质疑。诸多矛盾最终将焦点集中于管理体制和制播体制上。分析认为改革我国电视业制播制度,发展影视内容产业是内外环境共同推动下的迫切要求。其后加入比较分析法,分别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这叁个广播电视产业发达国家的体制模式及体质改革路径,以及我国制播改革成果突出的叁家广播电视台(集团)(分别是湖南广电、上海文广和江苏广电),比较分析得出我国进行制播分离改革的优势劣势和特殊性。通过对我国广播电视业的组织形式、制播历史等要素的分析,借鉴国外制播经验,最后一部分对我国广播电视改革路径提出有效的改革路线和改革建议。
易旭明[7]2011年在《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文中认为产业理论认为提升产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提升生产要素、创立良好市场环境、扩大国内需求、致力制度创新,那么当下影响电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制度创新。众多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体制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政策制度决定着包括电视产业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众多学界、业界人士从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作出过各种解释,提出了各种不乏价值的制度创新建议,但是政策与实务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以及从不同学科理论研究电视产业得出的结论之间巨大的缝隙还远未弥合。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方法,通过详细考察我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中的系列重大制度创新步骤、分析当下的数字时代制度创新的收益成本,并深入分析了电视产业相关主体各种“需要”和“需求”,就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作用机制、未来变迁方向等问题得出以下观点:一、中央党政机构、地方党政机构、电视台、广告商、投资者以及观众等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是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行动团体”,这些“行动团体”之间的博弈推动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过程。市场需求变动是影响制度创新“行动团体”行动收益的直接原因;国内外制度环境变化是影响制度变迁“行动团体”行动成本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同时影响着制度创新行动的收益与成本。根据电视产业制度创新对各个利益主体的调整关系,本文粗略地将创新分为“增量型”制度创新和“存量型”制度创新。“增量型”制度创新由于对原有相关者的既定利益基本不减少,其它相关者利益得到增加,所以制度创新行动相对顺利;“存量型”制度创新则是对既有的利益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此类制度创新则推进缓慢。大致来说,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创新模型可以表示如下:二、市场需求持续扩张,将带来持续的潜在收益,这将成为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的持续动力。“增量型”制度创新将持续、较快地进行,尤其是在新媒体相关业务领域,在意识形态较弱的节目制作领域及其他文化产品生产领域;“存量型”制度创新进展将相对艰难,尤其是在传统电视业态中,在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节目领域。但是在实力特别强和特别弱的地区,在市场需求紧缩的时机中,在善于降低风险、扩大收益的“制度创新企业家”出现的地方,“增量型”制度创新也能取得突破。制度环境的持续变革也将持续改变“行动团体”的行动成本和行动动力。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中,在传统合法性资源基础上经济绩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源的强化,随着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制度环境总体是有利于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但是制度环境变革的速度却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变革的方向也在短期内也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我国党政机构对意识形态宣传的认知和需要、对舆论失控风险成本的评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行动博弈结果的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存量型”制度创新短期内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中长期来看加速产业制度创新趋势不可逆转。电视产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需求的满足,但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并不等于观众的全面“需要”。我国目前满足观众更高需要的政治节目、公共节目供应不足,并且相关制度创新在“路径依赖”的格局中处于“无人行动”的窘境。本文论证上述观点的过程是这样的:导论部分介绍了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文化价值相对混乱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梳理了电视产业尤其是电视制度及的研究文献以及新制度次级行动团体配合制度创新行动电视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预期纯收益变动初级行动团体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经济学理论基础,阐述了核心概念等。第一章则考察了中国电视创建初期的制度——事业制度,通过详细介绍这种制度决策、执行的过程,并分析了这种制度的特征以及原因。不如此详尽、深入的地察中国电视制度的事业起源,就难以充分理解中国电视产业制度今天的本质。第二章考察了广告经营制度、“四级办”、有线电视制度等“增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经过,并介绍了这个过程中相应的人事、财务制度,以及上海、湖南、贵州制度创新的个案。这些制度创新的过程都是渐进的、边际突破的过程,是各个主体对创新行为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第叁章考察了“治散治滥”、“集团化”、“制播分离”等“存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分析了其中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权衡。第四章从生产能力、消费模式、规模经济等角度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巨大产业潜能,分析了电视产业制度的瓶颈,论证技术革命对党政机构、电视台、投资商等主体的各种利益会带来改变,他们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从而行动动力会发生改变,“叁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利益权衡的存在。第五章则更深入的分析了观众复杂的需要结构和以购买力来衡量的市场需求变动,分析了党政机构对政权合法性的深层需要,从而分析了党政机构制度创新行动的动力及其变迁。本文提出判断电视制度效率的最终标准,是否利于全面满足包括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和没有购买力的收视需要,并分析了电视产业化的效率及其边界。结语部分则集中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从国家“赶超战略”实施、政权合法性巩固对宣传有着内在需要的高度论述我国电视宣传任务,这是认识我国电视政治宣传目标及其变动规律有效、有深度的观点创新;(二),在清晰界定外延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收益权衡解释历史上的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相对于以往文献仅仅从市场利益的角度论述更有解释力,也有创新价值;(叁),从社会原因、技术原因导致电视节目“私人产品”属性强化,从而解释我国电视产业化的原因,论述产业化的合理性及其边界,这是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一个基本概念的理论创新。
肖钧[8]2017年在《全媒体环境下我国电视体育节目的发展与创新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电视体育节目已经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在不断地尝试、替代、淘汰、新生、创新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经历着自身变化。在轮回中螺旋上升,从摸黑探索到不断正规,从松散零碎到自成体系,从间断、滞后的体育新闻报道发展到直播体育赛事、新闻实时传送,再到专业性体育频道的出现并实现全天候的节目播出,可以说,中国电视体育节目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我积累,实现着跨越。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我国电视体育节目在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等五个方面都面临机遇和挑战。对此,本研究通过对受众关于电视体育节目认知状况的调查,以及有目的地选择了相关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在文献分析、量化统计和质化挖掘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传媒外在环境变革与内在生态特点对我国体育电视节目的影响,尤其是内在业态所呈现出的全媒体趋势:异质渠道的全媒体融合、多元内容的全媒体呈现、传播主体的全能化转型、受众角色的全方位转变、信息资源的全媒体共享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冲击和改变着体育类电视节目的生存状态。基于以上传媒内外环境的变革,在全媒体发展趋势背景下,本研究运用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针对电视体育节目的全媒体创新问题,提出四个突破点:内容——电视体育节目内容的全媒体优化;渠道——接口与端口的全媒体跨界开发;时间——网络“迷”社区与特殊节点“狂欢”;社会系统——市场、政策与受众的关系联动的社会系统。同时,从未来创新实践的角度提出了我国电视体育节目的发展前景战略:国际化战略层面,参与国际分工,处理好版权问题;产业化战略层面,做好产品、平台与经营策略的创新;民族化战略层面,增强电视体育节目的国际话语权力。
田明[9]2005年在《电视娱乐产业战略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娱乐电视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在对娱乐经济、娱乐产业各个相关环节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之后，本文认为当前中国传媒经济发展最大的矛盾点在于产业政策不清晰，市场缺乏活力。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将电视娱乐产业从大一统的广电宣传系统中剥离出来，确立其营利性主体的地位，进而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全文从结构上来看，可以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界定了论题电视娱乐产业的范畴，并对中国发展电视娱乐业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娱乐业的历史非常悠久，大部分娱乐活动在电视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比如：体育竞技、歌舞表演、博彩活动等，还有一些娱乐活动则是在电视这种媒介手段诞生以后，才衍生出来的，比如：MTV、电视剧、电视娱乐节目等等。但是，电视这种媒介诞生以后，所有原本不依赖电视而存在的娱乐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与电视搭上了界，而且通过电视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更广泛的参与者和更可观的收益。论文第二章从人类娱乐需求的急速增长、数字电视技术的革新、电视娱乐产业作为能够带来巨额利润的朝阳产业、娱乐文化日益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四个方面论证了我国发展电视娱乐产业的必要性。第二部分首先描述了我国电视娱乐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探讨制约我国电视娱乐产业发展的节点，并寻找突破娱乐产业发展瓶颈的对策。本文认为，整体制作实力的孱弱，文化创新能力的缺陷，节目美誉度的低下，遏制了中国电视娱乐产业良好的发展势头。接着，从政府的角度论述了如何打破电视娱乐产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并建立保护民族文化的本土化扶持政策。中国电视娱乐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与新闻、意识形态宣传混合在统一的广电系统中，被过分地渲染了宣教功能，偏离了娱乐产业本身的定位。定位偏差导致的管理制度、运营机制方面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外化为市场准入过于严格，结果遏制了整个产业的增长势头。最终指向市场的缺乏活力，娱乐产品的匮乏，制作水平低劣，节目交易市场发育不成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调整电视娱乐产业政策，确立营利主体地位。由于我们以前赋予电视传媒产品过多的宣教功能，大大地削弱了其与生俱来的娱乐功能，而使其本身的商品性随之而被极大削弱，这是中国电视娱乐产业未来发展必须冲破的藩篱。这种突破要涉及到政策环境，演出公司的特批，电视剧节目的立项由国家控制等方面。第叁部分则是在具体的运作策略上提供了建议。首先是内容，节目内容建设是电视娱乐产业的重中之重，本文第四章着重从娱乐节目的品格(雅与俗)和内涵(东方与西方)两个角度展开论述。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卫星电视、互联网对新闻传播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娱乐资源共享的同时，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必然趋势。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本土文化如何自处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其次是制作，娱乐电视产业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尤以节目的生产、供应、传播、广告营销等为核心业务，每项核心业务都涉及多个经济实体。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十分强调分工与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今天，将娱乐节目制作从电视台的传统业务中划分出来，建立强大的专业制作机构是做大电视娱乐产业、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效益最大化的必由之路。当然，还有与之相关的电视制播分离以及投资融资体系的建立。再次是市场，我们在分析娱乐产业时注意到，围绕着电视节目，从内容创作到受众消费，这一过程所涉及的各个环节构成了一条以内容供应、传播渠道、电视受众为基本环节的电视产业链条。在这叁个基本环节的基础上电视产业可以向外延伸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明星经纪、节目供应商、收视调查以及广告经营代理等等。当然建立完善的节目销售市场体系，还必须有强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作支撑。最后是平台，由于我国电视节目市场远未成熟，电视节目的社会制作多年来处于潜流暗行的状态，制作主体未能获得身份上的确认，由此在电视节目的交易过程中，制作机构与电视节目的播出平台——各级电视台的关系未能得到理顺，双方的权利与责任、风险分担并不明晰，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产业化改革裹足不前。第七章从我国电视节目制作市场的政策流变入手，探讨电视节目的社会化制作中，电视节目制作方、播出方之间如何理顺权责关系以及如何完善节目发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几大强势文化赖以扩张辐射面和攫取高额利润的主要方式即销售他们的电视娱乐产品。面对席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电视娱乐产业如何在中华民族延续自己五千年文化生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如何在新一轮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中提高我国的软实力，这就是本篇论文探讨和力求解决的问题。
熊忠辉[10]2005年在《中国省级卫视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经济、文化、信息传播全球化进程加快,西方电视媒体正加速进入中国领土,或向我们倾销节目或通过卫星电视整频道落地,逐步占有中国电视市场。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行政、区域、观念、利益等方面的壁垒,中国目前只有中央电视台拥有全国性的电视网络并占据绝对市场地位,一个充分竞争的全国性市场格局尚未形成,中国电视生产力相对较弱,与西方电视媒体竞争乏力。因此,建立中国电视业新秩序,形成相互竞合、协调发展、共同提高的局面,为中国电视业进入国际电视市场储备能量、增添动力,其意义重大。 自1989年到1999年,31个省级电视台全部实现频道上星,由此形成我国电视业的基本结构: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地市电视台,逐步建立一张交叉重迭的全国性卫星电视网络。省级台是中国电视业的重要力量和关节点,其中只有省级卫视具备了跨区域发展的物理基础。省级卫视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发生化合反应,其扩张发展对于中国电视业整体实力增强具有隘口和突破口的意义。 省级卫视借助卫星技术实现了本省强势覆盖和外省部分覆盖,在理论上已经具备强大的衍生价值,可以主打具有优势权的本省市场,还可以兼顾区域或全国市场。但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省级卫视表现出很强的事业属性,其活动经营范围也限制在本省域。这就决定了大部分省级卫视必然以新闻综合为频道定位,这又使得省级卫视的本地性强于外地性,与“以大众市场为目标”形成矛盾。此外,对本地性的依赖使得大部分省级卫视的发展受到本省域经济和文化发达程度的制约,其市场价值没有得到彰显。在这种形势下,省级卫视难免表现出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倾向。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省级卫视在广告经营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并由此产生突破本省范围的发展诉求,成为省级广电业向更大区域乃至全国范围扩张发展的“破城椎”,并与中央电视台、省级地面频道、地市电视台等对手在渠道覆盖、节目内容经营、频道价值定位、广告市场诸多方面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但是,我国卫星电视发展中遗留下的诸如重“上”轻“下”、重公轻商、重大轻小、重管轻理等问题,致使省级卫视在市场经济中身份模糊和力量先天不足。而卫星电视是否拥有足够的竞争力,已经成为吸引广告客户的重要武器,也成为省级卫视发展的目标和前提。 省级卫视竞争力的培养在总体上必须依赖于其所处的技术、政治等宏观环境因素变量,这些变量构成省级卫视的两难处境:行政事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如何平衡。在经济转轨时期,这个根本矛盾导致省级卫视在发展中生发出若干相关矛盾,比如:是播出平台还是内容集成商的角色模糊,覆盖渠道的唯一性对上游节目制
参考文献：
[1]. 我国电视节目制播制度的探索和方向[D]. 刘先林. 郑州大学. 2001
[2]. 我国媒介生态下电视节目制播分离现状及趋势研究[D]. 赵洪涛.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3]. 童年的“消逝”与“绽放”[D]. 张娣. 山东大学. 2017
[4]. 从吉林省电视台制播分离的实践看电视节目制播的改革[D]. 李爽.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9
[5]. 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研究[D]. 史松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6]. 我国电视制播分离改革路径研究[D]. 于玉娇. 浙江大学. 2012
[7]. 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D]. 易旭明. 上海大学. 2011
[8]. 全媒体环境下我国电视体育节目的发展与创新研究[D]. 肖钧. 河北大学. 2017
[9]. 电视娱乐产业战略发展研究[D]. 田明. 复旦大学. 2005
[10]. 中国省级卫视发展研究[D]. 熊忠辉. 复旦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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