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新疆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症结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疆界论文,症结论文,中国论文,出路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取得了长足发展。1982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仅有25.87亿美元，2002年达397.45亿美元（见表1），20年增长14.36倍，年均增长14.6％；而1982年—2001年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7％，中国增长速度为世界服务贸易总额增长速度的两倍多。2003年上半年，尽管遭受非典冲击，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仍然达到192.19亿美元，同比增长6％。而且，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一条第2款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4种形式，而现行中国服务贸易收支统计并未包括以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两种形式进行的交易，因此，上述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统计数据事实上低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
表1 1997年—2003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收支（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1997年—2003年1月—6月《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整理。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仍然以传统的旅游、运输、建筑等行业为主（见表2）。其中旅游服务出口从1982年的8.43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203.85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重从32.6％（1982年）上升至51.3％（2002年），最高时达59.3％（1999年），成为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项目和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来源。与此同时，技术含量和增值率较高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现代服务业项目出口收入也有较大增长，上述3项服务出口1997年为4.85亿美元，占当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1.9％；2002年为20.56亿美元，占当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5.1％。
表2 1997年-2003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产业结构（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1997年-2003年1月-6月《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整理。
随着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我国涌现出一批规模较大、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服务企业，在工程建筑、远洋运输、电信等行业尤为突出，中远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网通等企业的实力均位居世界同行前列。服务企业跨国经营方式也从原来单纯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进步到越来越多地采用并购等方式实现自身快速发展，近年电信企业的国际并购行动尤其引人注目。
发展滞后
尽管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及跨国经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货物贸易。1994年至今，我国货物贸易收支已经连续10年顺差，且顺差额连续9年超过百亿美元；服务贸易则持续逆差，且其规模居高不下。1982年～1992年，我国服务贸易收支持续保持顺差，顺差额在7.39亿美元～38.3亿美元之间；1993年，我国服务贸易收支首次出现6.46亿美元逆差，1995年～2002年又连续8年逆差，1997年以来逆差额几乎年年都在50亿美元以上，2003年上半年高达62.75亿美元，同比增长45.1％（见表1）。
尽管不必追求也不可能实现国际收支各项目平衡，但服务贸易收支存在高额逆差，至少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发展相对滞后。就根本而言，服务贸易出口发展滞后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的表现，此外，管理体制、服务业自身、国际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在妨碍着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
（一）过度管制与监管真空并存，管理政策滞后 在过度管制方面，服务企业普遍对现行外汇管理体制过于严格持有异议，另一个缺陷则是对人员跨境流动的管理失之过于严格。人员跨境流动对服务贸易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货物贸易，但目前除海外各国/地区政府对我国劳动力跨境流动的限制之外，国内的限制措施也相当严厉，外派人员驻外时间通常限制在两三年。由于驻外时间过短，外派人员刚熟悉业务就必须为回国后的出路操心，难以集中精力为业务打开局面。
在监管真空方面，最突出的是金融服务业。由于内地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很高，又禁止混业经营，而海外金融服务市场准入门槛相对较低，许多在海外（尤其是香港）的中资企业（包括内地的非金融企业）纷纷设立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甚至发展成为“金融百货店”式的金融控股公司，游离于内地监管部门的必要监管之外，蕴藏着潜在的风险。
服务贸易管理政策存在的缺陷通常是滞后于现实的结果。以旅游及相关的酒店等产业为例。旅游在我国刚刚兴起时属于奢侈性消费和暴利行业，政府对其课征税率较高，对酒店等行业提供的水、电等基础服务收取的价格也较高。时至今日，行业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已经大幅度摊薄了昔日的高利润，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旅游消费退出奢侈性消费行列而日益成为大众生活方式，对该行业的高税率和水、电等基础服务价格日益不合时宜。
（二）小、散、乱痼疾久治不愈，市场秩序混乱 小、散、乱这一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痼疾同样体现在服务贸易的各个行业。在国际承包市场上，中国公司之间的价格战一向极为惨烈；旅游业的黑导游、零团费、变相导购吃回扣等现象屡禁不止。至于更加依赖声誉的咨询业，我国资产评估、会计等行业信用低下，造假行为屡见不鲜，难以赢得国际客户信赖。
（三）不同产业之间未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且增值率不高 服务贸易要发展，就必须与其它产业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但目前我国制造业、服务业及其内部各个行业之间相互脱节，连锁效应微弱，增值率不高。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出口国、第三大造船国，但由于税收等多方面原因，国内远洋运输企业更倾向于购买外国船舶，货物出口商又更倾向于委托外国船运公司运输，货物贸易与海运服务、造船业之间没有形成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尽管我国成功地抓住了世界制造业重组的机遇，发达国家成熟制造业向我国大规模转移，货物贸易出口连年高速增长，但我国运输服务收支逆差却从1982年的7400万美元一路上升至2002年的78.9亿美元，2003年上半年高达46.67亿美元，同比增长35.3％。
（四）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及其发展趋势本身存在不利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内容 一方面出于经济利益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原苏东剧变暂时消除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压力，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全面、大幅度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减让，当前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出现不利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知识产权、音像制品、金融保险、商业服务等符合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的领域自由化进展较快，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工程承包等服务项目和劳动力流动等领域的自由化进展则不如人意。
（五）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和商业问题政治化给中国企业增添额外风险 在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壁垒方面，对我国服务输出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化问题，主要在于以下两项规定：某些国家限制别国国有、国有控股企业进入该国某些服务业市场，某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外国投资。
首先，尽管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禁止在公营、私营企业之间厚此薄彼，但不少国家仍对来自外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实施额外限制，主要形式是禁止外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特别是对金融、电信、能源等具有战略重要性部门的投资）、限制外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例、外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必须遵循额外的法规，等等，这种做法在美国等极力要求别国对外资开放市场的发达国家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世贸组织《金融服务业协议》各国承诺清单中，美国明确禁止国有或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在纽约、新泽西等30个州开展业务，而纽约州正是美国保险业最发达的州。
其次，不少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外国企业市场准入。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The Omnibus Trade ＆ Competitiveness Act）第5021节（即《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授权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禁止有损美国国家安全的外资对美国企业的并购，且无须法院审判。中远收购长滩废弃码头、香港和黄公司收购美国环球电讯均因“国家安全”而搁浅。
在防御政治风险问题上，我国对进出口贸易中的政治风险了解和防范措施比较多，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了解较少；在各类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中，我国又过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战争、国有化等各类政治风险，却忽视了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但上述规定恰恰是发达国家运用较多，美国最为突出。
选择重点出口服务业
发展服务贸易出口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客观需求，而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如教育服务、文化和体育服务出口）。就外经贸而言，单纯依靠扩大货物贸易规模的外延式增长策略日益受到资源和贸易壁垒的制约，发展服务贸易出口不仅有利于提高货物贸易的效益，而且能够开辟外经贸增长的“新疆界”。
限于人力、财力资源，我国在发展出口服务业时不可能同时全面推进，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有选择地重点发展某些行业。在选择重点发展的出口服务业时，应依据以下三项标准：行业发展潜力标准、贸易自由度标准和比较优势标准。
所谓行业发展潜力标准，指选择重点发展的出口服务业必须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而这种发展潜力的判断又必须结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尽管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金融、保险、电信、信息、咨询等新兴服务业倾斜，传统的旅游、运输等服务业所占份额将持续下降，但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所占份额下降并不意味着其绝对数额下降，相反，其绝对数额还将继续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尤其巨大。
所谓贸易自由度标准，指选择重点发展的出口服务业应当是未来贸易自由化进展较大的行业，只有这样才能少受服务贸易壁垒的掣肘。根据1995年以来世贸组织历次贸易政策评估的结果，在服务业各部门中，旅游及其相关服务部门作出开放承诺的世贸组织成员方数目最多，共有130个成员方在该领域的4个部门（旅馆和餐厅、旅行社、导游、其他）中作出了承诺。作出承诺成员方数目较多的其他服务业部门依次是：金融、商业服务、通讯、运输、建筑、娱乐、环境、分销、保健、教育。
所谓比较优势标准，指选择重点发展的出口服务业应当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例如，尽管印度发展呼叫中心服务外包收益甚佳，但其成功经验可能无法在我国复制，因为呼叫中心服务对人员外语口语要求较高，而我国国民需要较高投资才能练成较高的外语口语水平，为了回收教育投资需要较高薪酬，也多半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可供选择。通盘考虑，我国发展服务贸易出口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人力资源充裕、货物贸易规模庞大且持续高速增长、资本积累比较雄厚、拥有较多的适用技术积累和部分高技术积累、国内市场规模巨大造就了发展规模效益显著的服务业方面的优势。
促进服务业出口发展构想
根据上述三项标准，我国近期重点发展的出口服务业首先是附着于货物贸易的服务业，如运输、金融服务（贸易结算、外汇交易等）、保险服务、分销服务等；其次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如建筑服务和计算机软件；第三是需要较大规模投资而规模效益特别显著的服务业，如电信服务。
（一）推进重大运输工程建设，发展运输服务出口 为了充分发挥我国运输服务的发展潜力，我国应积极推动东北亚国际枢纽转运港、中亚油气跨国管道工程、亚欧大陆桥、泛亚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并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
近期项目：支持洋山、青岛等港口竞争东北亚国际枢纽转运港地位。我国要在国际运输服务贸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就必须有国内港口赢得东北亚、东南亚国际枢纽转运港地位，进而成长为世界性枢纽转运港，而争夺东北亚国际枢纽转运港地位比争夺东南亚枢纽转运港地位又更加重要，因为东北亚区域的经济总量、发展水平都大大超过了东南亚。洋山、青岛两港口在水深、经济腹地等方面具备了与韩国釜山争夺东北亚国际枢纽转运港地位的条件，国家应当支持两港口的发展目标；为此，除基建工程投入之外，还需要进行一定的体制改革，其中关键有两点：一是积极探讨赋予上述洋山、青岛港口或部分港区实施自由港职能。二是在向外资开放港口等基础设施投资时，优先选择国际航运巨头等战略投资者入股，尽可能杜绝投资公司之类财务投资者，因为前者能够为港口带来业务，后者只能为港口带来资金，而我国目前并不缺乏资本。
中期项目之一：加快中亚油气跨国管道工程建设并与西气东输管道连接。中亚油气跨国管道工程油气资源来自哈萨克和俄罗斯西西伯利亚，西端有两条线路，一条是鄂木斯克（俄罗斯）-巴甫洛达尔（哈萨克斯坦）-阿塔苏（哈萨克斯坦），另一条全部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走向为阿特劳-肯基亚克-阿塔苏，两条线路在阿塔苏会合后通向新疆独山子。中亚油气跨国管道工程如果能够建成，近期内可以为两气东输提供服务，在中长期则可为未来中亚和西西伯利亚油气出口东亚市场提供运输服务，因为东亚各国都希望石油来源多元化，而哈萨克斯坦则希望摆脱依赖俄罗斯管道出口石油、天然气的被动局面。
中期项目之二：泛亚铁路。这条纵贯中南半岛的铁路有利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往来，而且能够改善我国的战略态势。
远期项目：亚欧大陆桥。我国境内可以成为亚欧大陆桥的线路有以下3条：陇海铁路/兰新铁路、绥芬河-哈尔滨-满洲里铁路、天津-二连浩特铁路。开辟亚欧大陆桥不存在技术困难，障碍主要在于政治方面，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外交的成败。
（二）积极承揽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重大工程项目，发展建筑服务出口 重大工程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重要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中就有11个“旗舰”工程，涵盖交通、能源、通讯、旅游、贸易、私营部门投资等领域，其中仅电信骨干项目就包含5个子项目：泰国-老挝-云南光缆连接项目、泰国-缅甸-云南光缆项目、云南-越南光缆项目、云南-缅甸光缆项目、云南-老挝光缆项目。中国在工程承包方面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为此，国家需要在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要求有关国家向中国企业全面开放工程承包市场。
（三）围绕海外重大投资和工程项目，积极发展辅助服务出口 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工程承包业务规模日益扩大，而且，我国自然资源短缺问题日趋严峻，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奔赴海外投资开发矿产资源和农林牧渔业资源，仅中石油就计划在2005年之前将其海外油田的原油产量提高到3500万吨，在2005年之前将其基于石油分成合同的份额油产量提高到1800万吨。随着这些海外重大投资和工程项目的展开，出国人员增多，出国人员对生活服务的需求随之日益增长，因此，应当便利国内居民个人、企业跟随海外重大投资和工程项目提供有关生活服务以及其它辅助服务。
（四）发展分销服务 首先，应当鼓励有实力的国内超市、连锁店到海外开店，同时可以带动我国家电产品出口。这些大型超市、连锁店赴海外开店应当选择市场容量较大、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而且首先应当选择市场运作相对成熟、华人较多的地区，然后逐步扩张到其它地区，其发展顺序依次是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为了满足这些企业海外发展战略的资金需求，可以在上市融资等方面给予他们较多的便利。其次，探索收购国外品牌连锁店，利用其现成的销售网络。由于某些国外连锁巨头是上市公司，我国可以组成华资（包括香港、台湾资本）财团在二级市场上收购其股份。第三，为居民个人到海外创业开店提供便利。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中亚国家，大型连锁店在这些地区将因运作成本过高而陷入亏损，单体店铺、尤其是中小型店铺的经营形态运作成本较低，更适合当地经营。
（五）抓住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跨国服务分包正如当年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转移一样，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竞争压力等因素将驱使发达国家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全球经济形势正在迫使西方企业加快这种调整的步伐，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部门企业的外移趋势最为显著。如果我国能够充分利用西方服务业转移的机会，大力发展跨国服务分包业务，就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在实施这一策略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应着重作好位居行业前列的大企业的工作。因为企业竞争策略决定了一旦有一家有影响力的企业率先将其服务部门转移到我国，就会引发同行企业的一连串效仿行为。
应充分挖掘海外留学生和外国专业人士的作用。我国是输出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发达国家各个现代服务业部门都有不少当年的中国留学生，仅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笔宝贵资源。与此同时，还应在招商机构中大胆引进外国专业人士，充分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资源。
应当选择合适领域优先突破，包括软件、数据中心、审计等，因为这些服务分包项目对外语口语要求不高，而且我国这几年IT、财会等专业教育极为热门，拥有大批软件、财会人才储备。
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有社会势力发起反对服务业向海外转移的运动，我国需要未雨绸缪，密切关注这一社会运动的发展动向，分析其发展前景，研究运动发起者、参与者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并及早研究相应对策。
（六）发展健康与社会服务出口继续发展传统的医疗输出模式，派遣医疗人员赴外劳务出口。
西方发达国家医疗费用高昂，如果我国面向海外病人新建、改建专门的外国人医院，凭借我国医生的精湛技术和较低费用，应当能够吸引不少西方国家病人。现有合资医院多数面向国内高收入阶层，而且高级医院建设出现过热苗头，如果能够及时帮助这些医院开拓海外客源，将有助于国内医疗服务市场实现“软着陆”，而不至于陷入毁灭性价格战。
不少发达国家退休老人选择到费用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居住，以便减轻生活负担，我国可以探索建设专门的外国老年人养老小区，吸引他们来华居住、消费。
为了保证上述吸引发达国家/地区病人/老人的商业模式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客源而顺畅运行，我国政府需要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签署专门的医疗卫生合作协议，或者在涉及范围比较广泛的经济、社会合作协议中增添这样一项条款，即这些国家/地区公民在华医疗费用可以在其医疗保险项下报销。在经济、社会合作协议中增添这项条款更好，因为采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引起对方过分关注该项条款，以至节外生枝。
在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的援外医疗服务出口中，应尽力在其中注入商业化成分，鼓励这些国家的高收入阶层放弃传统的赴西方国家治疗大病的习惯，到我国治疗非传染性大病。
（七）积极推动文化体育、传媒服务出口 我国应积极运用多种形式扩大对外汉语教育服务出口，其目标是保持、发扬海外华人民族特性，并为其它国家培养对华经贸、文化人才。这项工作的重点之一应当放在华人众多的东南亚、新移民数目多且收入水平较高的欧美国家，组织海外华人子弟到中国进修旅游，兼顾学习汉语与熟悉中国情况、培养民族凝聚力双重目的。重点之二是与我国经贸交往和学习汉语人数都比较多的韩国、日本。
推动文化、媒体出口与海外经营。文化、媒体是高利润行业，出版业也已经创造了我国3％的GDP（2002年），仅印刷业就提供了300多万个就业机会。我国应允许文化单位将经营范围扩大到海外，鼓励更多的出版发行单位在获得出版物出口权之后到海外开办出版发行机构，大力开拓海外印刷市场，力争使我国成为名列前茅的国际印刷基地；鼓励有条件的传媒以独资、合资、合作方式在海外开办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出版发行机构，与海外传媒合办新闻频道、栏目、节目等。此外，在CEPA框架下，内地向香港公司开放视听服务市场，为充分利用香港影视界的商业运作优势扩大视听服务出口创造了良好条件。
（八）积极稳妥多渠道开拓别国电信服务市场 我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和电信运营网络的技术水平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且该行业资金比较充裕，有能力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
应全力作好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中的电信骨干项目，推动云南成为东南亚电信服务枢纽。
鉴于不少国家已经相继向外资开放本国电信服务部门，我国应支持、鼓励国内企业以各种形式取得别国电信运营网络，尤其是组成各类联合体参与电信运营网络投标，一方面扩大电信服务出口，同时还可以带动国内电信设备出口。
目前世界电信业总体上尚未走出萧条，其资产价格较为低廉，为我国电信企业以并购方式低成本进入海外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有关部门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为电信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