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子女、已婚流动人口与劳动供给的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张雨婷1，王秀芝1，赵鹏迪2
（1.南昌航空大学，江西 南昌330063；2.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院，堪培拉2601）
摘 要： 本文利用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实证分析随迁子女对我国城乡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及差异。OLS结果显示，随迁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我国城镇、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显著增加农村男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但对城镇男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无显著影响。在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IV）并以“第一胎是否为男孩”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表明随迁子女数量对我国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但对其他群体的劳动供给影响均不再显著。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及生育保障，降低流动人口的异地育儿成本，增强流动群体尤其是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稳定性。
关键词：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劳动供给；工具变量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特征也日益发生变化。一是人口生育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下降态势［1］，并持续处于较低生育水平；二是流动人口数量呈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从1982 年的657 万人增至2017 年的2.45 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2 年的0.66%攀升到2017 年的17.2%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迁移或流动劳动力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明显［2］，“举家迁移”的流动人口占比不断上升，而随迁子女无疑会对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学界关于子女数量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研究已较为丰富。如陈瑛和江鸿泽［3］指出，受“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已婚人口的劳动供给显著受子女数量的牵制，尤其是对那些经济状况差而生育意愿强烈的家庭而言，这种牵制就更明显。对流动女性而言，随迁子女数量对其劳动供给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因为家庭照料和生育、抚养子女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成本，因而流动家庭中随迁子女会显著降低女性劳动供给［4-6］。王姮［7］认为，相较于农村男性群体，女性可能承担了更多的农业劳动和家庭照料责任，而照料老人和子女会减少农村女性的劳动供给。宋健和周宇香［8］认为，男性对家庭经济支持能力的增强会降低生育子女后女性再就业的可能性。还有学者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数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劳动供给的下降幅度显著高于男性［9］，男性劳动供给率高出女性20 多个百分点［10］。此外，子女数量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在城乡之间也存在差异。如张川川［11］认为,子女数量对城镇女性劳动供给有消极影响，但对农村女性劳动供给没有显著影响。综上不难看出，已有研究多关注于子女数量对城镇或农村女性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但结合户籍制度与性别差异所进行的有关随迁子女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较少。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探究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对劳动供给影响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2］，还要考虑流动人口的生育决策和劳动供给决策二者的相互影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有偿劳动供给中都存在比例较低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这种差异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较多的子女抚育和家庭照料等责任有关，即子女照料与劳动供给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因生育本身的内生性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也就是说，子女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庭中某主体的劳动供给，导致最终估计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即生育与劳动供给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有可能是不确定的［13］。另外，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户籍类型的流动人口对生育子女的意愿有所差别，进而可能导致流动人口生育行为和劳动供给存在差异；同时，研究虽然发现随迁子女对女性劳动供给影响显著，但对城乡男女流动群体影响差异的研究较少。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利用2016 年① 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我国城乡流动人口子女数量发生了一些变化，本研究重点探讨“全面二孩”政策之前随迁子女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所以选用2016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户籍与性别两个维度测度随迁子女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以丰富这一课题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假设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假设
家庭生产理论认为，应将劳动主体放置于整个家庭的背景下来探究劳动供给问题，家庭照料、抚育子女等家庭活动必然会占用一定的劳动时间，进而对家庭中某主体的劳动供给产生一定影响［14］。换言之，家庭活动和家庭照料的承担限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中某主体的劳动供给状况。
⑧对车辆进行控制和安全服务管理，使用先进的电子管理和控制技术，进行车辆以及行人的防撞预警，显示交通的基本状况，对车辆进行状态监测，实现不同车辆之间的通讯。
一般而言，相对于男性，女性在家庭照料和子女抚育中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对其劳动供给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生育是女性的专属生理过程，且多发生于劳动年龄范围内，因而生育对女性的劳动供给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15-16］；同时对学龄前儿童的养育和照料会显著降低流动女性的劳动供给［4］。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即流动家庭中随迁子女数量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有负向影响，而对我国男性流动人口影响不显著。
此外，在城乡二元分割的背景下，城乡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数量巨大而整体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困难重重，大部分农民工只能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谋生［17］，工作的稳定性较差，这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压力较大；对于农村流动女性而言，“女性”和“外来者”的双重身份及生育问题增加了其在城市的就业难度，进而增大了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3］。此外，因受“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城乡流动人口生育率也存在一定差异，农村人口生育率一直显著高于城镇人口。同时有研究表明，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也有显著的城乡差异［3，11］。综上本文提出假设2，即相较于城镇女性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对我国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劳动供给，以受访者目前是否有工作作为代理变量，基于户籍和性别两个维度测度随迁子女数量对我国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及差异。同时，由于随迁子女数量与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相互影响，存在内生性问题，不仅流动人口劳动供给受随迁子女数量的影响，而且家庭主体的劳动供给直接决定家庭收入，随迁子女数量也会因家庭劳动力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而本文还将进一步引入工具变量以解决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
用不同浓度的 GSK126 （0、2、5、10、15、20、30、40、50、80 μmol/L） 干预 ONFH 组 MSCs，以确定GSK126最适浓度。然后以最适浓度干预细胞，观察24、48、72 h后细胞增殖情况。调整细胞悬液浓度为2×104/ml，接种于96孔板，各组10孔。培养一定时间后，每孔加入MTT溶液20 μl，37℃孵育4 h后去除上清液，每孔加入150 μl DMSO，振荡10 min，酶联免疫检测仪测定各孔吸光值（波长490 nm）。
同时，所选文章专业性强、可应用度高。对于理工科德语学习者来说，其本身已具有了相应专业的知识基础，那么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德语并将其应用到实际场景中便是一个很实际性的问题。比如在能源主题中所选的文章，这些文章来源于处在该领域的公司网站，其对于该领域的专业知识介绍专业性和应用性都相对较强，有助于同学们的实际运用。
同时，分析结果还表明，随迁子女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我国农村男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但对城镇男性流动人口无显著影响。初婚年龄与我国城乡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负相关，初婚年龄越早，劳动供给率越高，显著性水平为1%，但初婚年龄对我国男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影响不显著。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由表2 可以看出：一是在随迁子女数量取值的不同分类中，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均显著低于男性流动人口。二是随着随迁子女数量的增多，女性劳动供给下降的幅度显著大于男性，且城镇女性流动人口的下降幅度大于农村女性流动人口。三是当随迁子女数量为1时，我国城镇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高于农村流动人口，但随着随迁子女数量的增多，农村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赶上甚至超过了城镇流动人口；且从整体来看，农村流动人口受随迁子女数量影响所产生的劳动供给波动相对缓和于城镇流动人口。
在样本筛选中，主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因留守子女与随迁子女对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可能存在影响差异，随迁子女大多由流动的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来照料，照料期间花费的时间及抚育成本有别于留守子女，而本研究目标群体为“举家迁移”的流动人口。二是考虑到子女数量为0的群体劳动供给有其特殊性，故剔除未生育样本。三是参考国家统计局标准，结合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本文根据受访者对“您今年五一节前一周是否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从事1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视为有劳动供给，反之视为无劳动供给。四是因研究需分析配偶受教育程度对受访者劳动供给的影响，所以进一步剔除了无配偶样本。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配偶受教育程度、流动动因、初婚年龄、流动范围等。在年龄控制上，本研究结合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对象年龄多在15～59 周岁之间的实际情况，同时参照我国结婚年龄和退休年龄的相关规定，确定本研究的考察对象为20～49 周岁之间有子女的女性流动人口和22～59 周岁之间有子女的男性流动人口。最终本文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64148个，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基于户籍及性别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1
由表1 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均低于男性，城镇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高于农村流动人口。其中，农村流动人口中女性劳动供给低于男性30.06个百分点，城镇流动人口中女性劳动供给低于男性27.61个百分点；城镇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高出农村女性流动人口3.22个百分点，城镇男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高出农村男性流动人口0.77个百分点。
综上可以发现，随迁子女数量的增加会减少流动女性的劳动供给，特别是我国城镇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下降幅度较大，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尽管随着随迁子女数量的增多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该结果与陈瑛等人［3］的分析结果相似。同时，随迁子女数量的增加对男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但总体影响程度相对女性来说较小。为更准确地分析随迁子女对我国城乡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本研究还将运用最小二乘法并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观察我国城乡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不同数量情况下劳动供给的差异，本文又对我国城乡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数量进行了分类并与劳动供给进行交叉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随迁子女数量与城乡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交叉分析
本文选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①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从2009年开展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该调查采用与规模成比例的分层、多阶段的PPS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在本区（县、市）居住时间达1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男、女性流动人口，调查对象年龄为15～59岁。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区）的300多个城市，本研究使用2016年数据，样本总量为169000个。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抽样调查内容包括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就业和社会保障、收支和居住、婚育和子女教育等相关信息，本文选取2016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从表1 对其他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发现：一是城镇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4.76 岁，略高于农村流动人口，且城乡男性平均年龄均高于女性。二是“工作”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动因，但在“工作”与“照料家庭”这两个流动动因的选择比例上存在户籍与性别上的差异。城镇流动人口以“照料家庭”为主要流动动因的样本量略高于农村流动人口；农村女性流动人口选择“照料家庭”这一动因的比例为31.75%，远高于占比仅为2.23%的农村男性流动人口，城镇流动人口选择“照料家庭”这一动因的性别差距虽略小于农村，但仍较大，女性高出男性25.82个百分点。三是我国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存在一定的户籍和性别差异。一方面，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主要以“初中”为主，占比高达56.05%；而城镇流动人口主要以“大专及以上”学历为主，占比达49.88%。另一方面，“未上过学”和受教育水平为“小学”的低学历流动人口占比存在性别差异，整体上看，女性流动人口中低学历占比高于男性，城镇流动人口的低学历性别差异小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对受访者配偶的学历进行描述性统计后，结果表明配偶的城乡性别统计结果均与之对应。农村流动人口中第一胎为男孩的比重略低于城镇流动人口，农村流动人口平均随迁子女数量多于城镇流动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我国农村地区中“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偏好倾向略高于城镇地区。四是在流动范围上，流动人口的户籍与性别差异较小，均以“省内跨市或市内跨县”为主。五是在初婚年龄上，农村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早于城镇流动人口，女性流动人口略早于男性流动人口。此外，城乡流动人口在随迁子女数量上存在一定差异，城镇流动人口平均随迁子女数量为1.2个，而农村流动人口平均随迁子女数量为1.41个。
综上所述，联合应用十二指肠镜检查和CT增强扫描的诊断更高效，且对各类型壶腹周围癌的敏感性更高，对壶腹周围癌病变特征的显示也更准确和全面。
四、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在研究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育率（随迁子女数量）对夫妻劳动供给影响及差异的过程中，生育率（随迁子女数量）与劳动供给之间存在双向影响，这违背了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因而需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找到与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无关的生育率（随迁子女数量）的估计值，即本研究的工具变量——“第一胎为男孩”，这样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数量可表示为：
《星火》所刊发的作品，不仅被《小说月报》《散文选刊》《诗选刊》等各种文学选刊大量转载，还多次被《新华文摘》《特别关注》等权威性或发行量很突出的综合性社会文化类选刊转载。
模型（1）中，Xi为某一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数量；FC 即工具变量“第一胎为男孩”，若第一个子女性别为男则赋值为1，性别为女则赋值为0；cij为其他控制变量；β为模型（1）的参数；ei为随机误差项。
935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expert system for vertigo disease
为进一步对随迁子女数量进行估计，可将工具变量带入回归方程，进而得到的两阶段回归方程为：
4.提高市场融资能力。为了深圳企业更好地发展，政府应该多方位为各类企业提供便捷通道，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对于上市公司，公司本身应该不断优化股权结构，增强盈利，适当拓宽融资渠道，比如采用配股、增发、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再融资的方式；对于未上市公司，政府应该鼓励并积极引导那些能达到上市条件的公司准备上市工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为其创造优厚的条件，辅助其成功上市，提高企业融资能力；而对于未能满足上市条件的中小企业，则应鼓励其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采用非上市或海外上市的方式募集资金。
其中，对劳动供给MLSi的定义参考如下表达式：
MLSi即流动人口劳动供给，将调查前一周有以获得收入为主要目的且工作时间不少于1小时视为有劳动供给，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Xi为流动人口生育率，本研究的替代变量为随迁子女数量；α为模型（2）的参数；εi为随机误差项。同时，为进一步分析随迁子女数量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差异，需控制受访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因而控制变量Cij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配偶受教育程度、初婚年龄、流动范围、工作类型等。
（二）回归分析
本文对模型（2）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稳健估计，基于户籍和性别两个维度来考察我国城乡流动家庭中随迁子女数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差异，并进一步对随迁子女数量进行分类。由表3 可知，随迁子女数量的增加对我国城乡女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有负向影响且在1%水平下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随迁子女数量为1 和2 时，对农村女性流动人口而言，多生育一个子女其劳动供给下降的概率为5%，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率为63.56%，则相当于劳动供给率下降7.87 个百分点；对城镇女性流动人口而言，多生育一个子女其劳动供给下降的概率为10%，城镇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率为68.20%，则相当于劳动供给率下降14.66个百分点。
我这次来山里，是想劝父亲跟我回去。两年前，我因车祸，右胳膊落下残疾，这对以绘画为生的我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幸好，在最痛苦的时候，是父亲一直鼓励着我，安慰着我，我才渐渐走出伤痛，生活又恢复平静。
目前，国外学者对生育与劳动供给之间内生性问题的研究已较为成熟。有的研究以家庭中双胞胎随迁子女数量作为家庭生育率的代理变量［18-19］，但由于双胞胎生育几率过低，因而该方法需大样本支持；有的研究采用前两个子女性别作为家庭生育率的代理变量［4］，但因部分欧美国家存在平衡子女性别的文化，故该方法并不十分切合我国实际；还有的研究以女性不孕不育作为工具变量来判断家庭子女数量［13］，但目前相关数据在收集上存在一定难度，国内暂无公开的大数据，因而这一方法也不宜采用。鉴于此，本文将借鉴国内相关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即以“第一个孩子性别”作为生育率的工具变量，以解决子女数量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内生性问题［11］。因子女性别由自然基因决定，而与家庭劳动供给情况无关，且家庭中子女数量可能受第一个子女性别的影响，故本文以“第一胎是否为男孩”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研究。
表3 随迁子女数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OLS回归
续表3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研究预期。婚姻状况（初婚）及是否跨省流动对我国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影响不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越高，且对于男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显著，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影响显著高于农村流动人口。配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村男性流动人口和城镇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无显著影响，但是配偶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城镇男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对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配偶受教育水平与城镇女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负相关，但结果并不显著。此外，无论是从户籍上看还是从性别上看，“照料家庭”这一流动动因都显著减少了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且对女性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高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大于城镇女性流动人口。
（三）工具变量估计
前文已述及，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数量与劳动供给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且由于户籍与性别的差异，随迁子女数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本文从户籍与性别两个维度对内生性问题作进一步处理。表4是对农村流动人口分性别进行的工具变量IV 估计结果，表5是对城镇流动人口分性别进行的工具变量IV估计结果，并都将第一阶段与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进行对比报告。
书城被赋予的意义不止于购书和阅读，它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汇聚着来往的人们。夜幕笼垂，一场宁波方言吟诵展演活动正在这里举行。每一本书都拥有自己的使命，有人在这里发现世界，有人在这里描绘世界。
随迁子女数量对城镇女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显著高于农村女性流动人口，且随迁子女数量的增加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负向影响的城乡差异呈递增趋势。当随迁子女数量上升为3个及以上时，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多生育一个子女其劳动供给下降的概率为7%，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率为62.89%，相当于劳动供给率下降11.13 个百分点；对城镇女性流动人口而言，多生育一个子女其劳动供给下降的概率为22%，城镇女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率为41.18%，相当于劳动供给率下降53.42个百分点。
由表4和表5中IV 估计结果可以得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第一胎为男孩”的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数量下降19.7个百分点，“第一胎为男孩”的城镇女性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数量下降8.77个百分点，该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而“第一胎为男孩”的农村男性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数量下降22.9个百分点，“第一胎为男孩”的城镇男性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数量下降8.23个百分点。这表明在我国流动人口中，“第一胎为男孩”与随迁子女数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第一胎为男孩的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数量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体现出家庭中的男孩偏好。其中，农村流动人口的男孩偏好高于城镇流动人口，该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也一致。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对男孩偏好略有差异。在农村流动人口中，男性的男孩偏好显著高于女性；而在城镇流动人口中，男性的男孩偏好有所下降且低于女性。同时，无论是农村流动人口还是城镇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数量与受教育程度基本都呈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随迁子女数量越少；且配偶受教育水平也与随迁子女数量负相关。初婚年龄与我国流动人口生育率负相关，初婚年龄越大，生育年龄越晚。有研究表明，婚育年龄越晚的夫妇，其对子女数量的期望相对越少。同时跨省流动会显著增加我国农村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数量，但对城镇流动人口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农村流动人口对男孩的偏好高于城镇流动人口有关，且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部分流动人口为规避“超生”带来的罚款，选择在流入地增加随迁子女数量。主要流动动因为“照料家庭”会显著增加女性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数量，从中可看出随迁子女数量与女性家庭照料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关系。
表4 随迁子女数量对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2SLS-IV估计）
表5 随迁子女数量对我国城镇男女劳动供给的影响：（2SLS-IV估计）
在二阶段的工具变量估计中，本研究用“第一胎为男孩”为工具变量进行处理后，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随迁子女数量对劳动供给的性别与户籍影响差异明显。首先，随迁子女数量对我国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变大，且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尽管城镇女性流动人口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农村女性流动人口，但负向影响在工具变量回归后变得不显著。其次，随迁子女数量对农村男性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为负，即随迁子女数量增多会减少农村男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随迁子女数量的增加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城镇男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但结果不显著。此外，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及农村男性流动人口在工具变量回归后选择跨省流动进而提高其劳动供给的概率分别为0.97%和0.66%，并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但跨省流动对城镇流动人口仍无显著影响。由此分别验证了前文中的假设1和假设2。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随迁子女对我国城乡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和差异，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以往研究中随迁子女数量与劳动供给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从户籍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流动人口中生育率（随迁子女数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差异。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与建议如下：
第一，随迁子女数量与流动人口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存在户籍异质性和性别异质性。随迁子女数量的增加显著减少我国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因对随迁子女及家庭的照料而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一方面，女性流动人口因“外来者”身份而在寻找工作及薪酬福利等方面与本地务工人员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农业流动人口主要就职于非正规部门，当抚育子女或照料家庭与劳动供给存在冲突时多会选择抚育子女或照料家庭，其劳动供给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因此建议加强对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及生育保障，使其权衡好子女照料与劳动供给的分配调节，增强劳动供给的稳定性。
第二，尽管男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多于女性，但随迁子女数量对我国城镇男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无显著影响。在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随迁子女数量对农村男性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男性较高的劳动供给部分是因其对子女照料投入的时间或精力较少。今后应加大力度提倡均衡家庭育儿责任，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女性在子女抚育、家庭照料等方面投入的重视程度。
第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随迁子女数量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二者之间的抑制性有所下降。因而建议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完善相关幼儿抚育政策，降低流动人口的异地育儿成本。
此外，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2011 年—2016 年间，我国女性流动人口比重有所上升，这可能与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生育率下降有关，因而建议为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在抚育子女与劳动供给之间进行理性选择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及保障，提高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
另需说明的是，本文仅分析了随迁子女对我国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而未将留守子女考虑在内，且研究中随迁子女数量超过2 个的城镇流动人口样本较少，也未充分涉及城镇流动人口生育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这些都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丰富相关研究，更科学地揭示随迁子女对我国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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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ling Offsprings,Married Migrantsand Labor Supply:Based on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in China
ZHANG Yuting1,WANG Xiuzhi1,ZHAO Pengdi2
（1.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63,China;2.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 2601,Australi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in 2016,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gender, this paper uses 2SLS and compares the results with OL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impact of the fertility rate of migrants on labor supp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fertility rat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labor supply of migrant women in China, but it promotes the labor supply of migrant men in agriculture in China. After regression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ertility rate on the labor supply of migrant women in agriculture in China is still significant, but the impact on non-agricultural migrant women and migrant men is no longer significant. The study holds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implemented to provide policy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the rational choice between child-rearing and labor supply of migrant women in China,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migrant population;trailing offsprings;labor supply;instrumental variables
中图分类号： F241.22；C9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840（2019）04-0025-12
DOI: 10.16713/j.cnki.65-1269/c.2019.04.003
收稿日期： 2019-07-10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教育视角下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收敛效应：作用机理及实证检验”（19YB108）
作者简介： 张雨婷（1994—），女，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王秀芝（1972—），女，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劳动力流动、城镇化；赵鹏迪（1995—），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工商管理。
【责任编辑： 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