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中国论文,六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当历史过程到了可以用时代尺度丈量的阶段，我们常会发现此时代与彼时代有着不同的意趣，甚至是不同的基调。就图书馆学的发展来说，中国的图书馆学的第一个三十年(20世纪20～40年代)是一个成长的时代，第二个三十年(50～70年代)是一个扭曲的时代，第三个三十年(80年代到现在)则是一个彷徨的时代。如果仅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把后两个三十年代合在一起通而观之，那么可以说，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六十年基本上是一个曲折前行的六十年，这个过程充满着滑稽、屈辱、奋进与迷茫。
2 学术精神：自主独立意识的丧失与复苏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于上世纪20年代建立之初，学术自主、学术独立的意识曾高调显现。民国十四年(1925年)6月2日，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说[1]，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命题。斯时图书馆学主要学术资源是从西方尤其是美国引进的，媒体宣传的新式图书馆也多以欧美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为榜样。梁启超在欧美游历中也曾考察过国外的著名图书馆，甚至赞叹过西方图书馆的美富，但他认为完全照搬欧美的方式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则是削足适履，中国当本着自己的国情来发展图书馆事业包括图书馆学。该命题的提出既迫切又有针对性，而且借助梁氏学术地位的影响、理性的说服力也获得了图书馆学界的认同，可谓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一份宣言书。此后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图书馆学季刊》，在办刊宗旨中也明确中国图书馆学以此为发展立场。民国图书馆学研究大致是依梁启超的思想向前推进的。
中国内地政权更迭之后，以往的指导思想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开始显得不合时宜。1957年刘国钧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2]一文遭到质疑、批判，标志着图书馆学的学术自主和独立精神的彻底塌方。刘先生撰文的背景是社会历史转折刚刚发生，新型意识形态取得了统治地位。学术思想是在捣毁传统上“推陈出新”，还是在损益传统上“温故知新”？图书馆学是要“接着讲”，还是要“换着讲”？这是当时不容回避的问题。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采取的是“温故知新”和“接着讲”的态度。他在文中不仅把民国以来合理的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内容体系囊括进来，甚至还倡导继承古代图书整理中的传统知识。然而，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接续不是不断发展的同一性和进化的继续，而是通过社会激变完成的断裂与差异性的接续，时代一经切换，试图把原有的学术理性延伸到新的历史时代并寄予发展厚望，显然这是“不识时务”[3]。图书馆学的代表人物“北刘南杜”(刘国钧、杜定友)遭到严厉的批判，恰恰是一个历史上的必然结果。
50到70年代，政治场域对其他社会场域的全面僭越与宰制，迫使图书馆学研究附庸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与之相唱和，图书馆学界丧失了学术主体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识，直接的后果就是图书馆学研究已无学术可言，产出的多是充满了政治味道的革命口号。例如50年代初图书馆学界还在提倡开架借阅服务，到1954年则风云突变，杜定友先生等所倡导的开架借阅旋被戴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而遭挞伐。1958年“大跃进”中，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第一期学员集体速编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则声称社会主义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战斗性，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方针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4]。五六十年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有阶级性的观点以及图书分类法中第一部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设立，今天从常识上看都是值得探讨的，但在当时却以正确、科学、权威的面貌登堂入室。当然也有个别受到学术界欢迎的图书馆学成果，如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丛书综录》(1959-1962年)，曾被人文学者誉为学术研究的“雷达”，但这仅是凤毛麟角，并且它也是由旧学功底深厚、传统文化素养极高的顾廷龙先生主持完成的。作为检索工具书它自身与政治有着一定的疏离度。
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自主与独立意识有所恢复，如将波普尔“世界三”理论引进并试图使其成为理论基础，周文俊、宓浩先生提出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全国文献资源的大型调查与研究，《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94年)的编制等，都体现了独立探索、自主创新的特点。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图书馆学研究受执政党方针政策引力的作用，依然继续围绕着国家政治话语运行，尤其是在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领域。90年代初，政府对公共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公共图书馆经费十分拮据。由于国家出台过允许各地“以文补文”的政策，于是图书馆学界涌现出探讨“一馆两业”、“一馆两制”的理论文章，号召图书馆搞创收，甚至《中国图书馆学报》还刊出《变图书馆为租书馆》[5]一文，图书馆产业化的声音竞走一时。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以往改革失误的政策进行了调整，明确了图书馆事业公益性质，并逐步加大了经费投入。近几年还提出了建设“普遍均等、惠及全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伴随着政府理性的逐步回归，图书馆学界也风行起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这些话语是理性的，值得肯定，但在方法论上它们依然是在做主流意识形态的注脚。另外，在国际交流频繁的背景下，为与国际接轨，美国图书馆信息学的前沿、热点近十年也成为我们追逐的目标。图书馆学研究从受外部强势场域的“一元力量支配”(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逐渐演化为“二元力量支配”(既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也有美国图书馆信息学话语的支配)。换言之，受“二元力量支配”的影响，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自主、独立的意识迄今仍没有昂挺起来。有时，图书馆学界也试图向外界传达来自于自身群体与行业的呼声，如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2008年)[6]，但该宣言更像一个政治立场的宣言，而不是服务上的宣言，其“载道”倾向遮蔽了应有的“规训”功能，失去了应有的可指导、可遵循的实在价值。一位政府文化官员曾就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宣言观念的落实有赖于文化行政环境的优化，如果文化行政整体环境不改善，《图书馆服务宣言》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7]。这话既道出了威权社会“一元力量支配”的弊端，也从旁观者的视角指出了图书馆学研究附庸“一元力量支配”的无奈宿命：“超前一点”易成事，“超前太多”便牺牲。
早在1918年陈独秀先生就说过：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如文学家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史学家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为伦理学附属品，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8]？1946年贺麟先生也说过：真正学术研究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无所依赖的。学术失掉了独立自由就等于学术丧失了它的本质和它伟大的神圣使命[9]。检讨六十年图书馆学发展史，如果说学术独立与自由是一门学科内在学术品质追求的话，目前中国的图书馆学距此目标显然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3 内容体系：建构方式的转换与官学主色的扩张
近代图书馆学研究是以文献为重心的，主要范畴是图书史和图书整理，如1886年由格丁根大学图书馆馆长齐亚茨科(K.Dziatzko，1842-1903)开办的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专业培训机构——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当时所开授的图书馆学课程有目录学、抄本史、印刷史、古文书学、图书馆经营法等科目。我国清末民初的图书馆知识体系也如此，如藏书家叶德辉的《藏书十约》一卷(1911年)、《书林清话》十卷(1917年)也是以书籍为中心的，内容以校雠学为主。如果把图书馆学当做一棵知识树来看待，则近代图书馆学的知识树的主要分支是由目录学、图书史、文献学构成的，它富有古典学术特质，历史气味很浓郁。
20世纪初期，随着公共图书馆的普遍兴建，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重心逐步转向图书馆，主要范畴是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学也从过去的“图书整理时代”步入了“图书馆经营时代”。图书馆学这棵知识树此时转化成了一条知识链，即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开始依据图书馆内部管理工作的分域，开始划界并形成了诸多领域，如图书采访、分类编目、藏书建设、图书流通、参考咨询、期刊管理等。用当代图书馆学家周文骏教授的话说，这是一种最普遍的建构图书馆学的“工序解构”模式[10]。按这种模式建构的内容体系极具工业大机器流水线的特质，现代性色彩鲜明，从五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目录以及图书馆学论文索引中类名的安排，都可以折射出这个现象的存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与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变革、世界经济全球化处于一个共时状态，中国图书馆事业不仅身临社会转型环境，也直面着信息技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新事物的迅速孳生以及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点，它吸引图书馆学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科学，将研究注意力转向或聚焦于新事物、新思潮、新问题。于是一系列跨学科、多学科解决问题的重大研究主题出现了，如社会科学中的女权运动、国际贩毒、南北贫富差距、国际流行病、温室气体、环境保护、全球化、人类共同遗产的确定、恐怖主义等。图书馆学研究也出现了数字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元数据、自动分类、图书馆知识产权、终身学习等新的重要研究命题，而且不久迅速形成颇具规模的研究领域。以往的“工序解构”性质的研究体系，也遭重新洗牌，被一些新的研究主题吸纳、归附，如“知识组织”包含了以往的“分类、编目”，并增加了“元数据”等新知识元素，“信息检索与利用”包含了以往的“工具书使用”的同时也增加了“网络信息检索”。至此，图书馆学的内容由“工序解构”出来的知识链条体系变成了以研究主题为主建构的知识拼图体系。
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从一棵知识树变成一根知识链条再到变成一块知识拼图，走完了一个从分支到分域再到分题建构的一个旅程。而且，在知识拼图的体系中，以往知识树的内容、知识链条的内容都有所保留继承。学科内容体系呈现出知识拼图方式，有利于以“问题域”为中心来建立“知识域”。它不仅有助于学科交叉发展，也有助于汇集多学科资源解决现实问题。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研究中兴起的图书馆知识管理、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资源开放存取、图书馆2.0等新主题，无不作为新的“知识域”渗透着学科交叉的色彩。此外，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知识拼图化，很容易在自身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研究热点，吸引研究力量进行聚焦，迅速完成所谓的学术前沿的抢滩。
不同的研究内容体系产生的研究成果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知识树时代，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偏重的多是某门学问的专著、论文；在知识链条时代，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则偏重某工作场域方法的教科书、经验文章；在知识拼图时代，以某“知识域”建立起来的课题、项目多了起来。不过，就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呈世色调来说，历史上一直就有官学、私学之两途。对于它们的不同特点，叶德辉就曾经有过很好的论述。他说，同为校雠之学，古代却有目录学、版本学两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龂龂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11]在叶氏看来，目录之学作为官学在过去一直占据着主导、正统的地位。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图书馆学成果中荦荦大者，也无不是国家领导、计划的产物，官学的色彩极为浓厚。如五六十年代图书馆联合目录的批量出现、八十年代诸多文献工作国家标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问世，九十年代各类型文献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新世纪以来大型数字图书馆工程项目的推进，这些都是官学甚至就是官方政策的产物。所谓的图书馆学民间私学一直羸弱不振。尤其是在威权时代，学术研究官学化才能得到各种资源的支持而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许多大型协作项目只有在政府规划、组织情况下才能得以实施。但官学扩张的弊端则是容易使学术研究程式化并伤及创新活力。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自由漂浮的”，只有他们才能抓住时代精神[12]。
图书馆学研究内容与成果的官学色彩，还体现在近年的学术著述多出于官方学术体制规划之内，如社科基金、自科基金、教育部基金等项目。这些基金项目每年公布的指南，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它们从上而下布置下来，将学术研究圈入主流意识形态毂中，使学术研究体制化。体制不仅意味着规定性，也意味着优势。进入体制的研究人员，其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研究旨趣、学术形式都要符合体制的要求并受其塑造，惟其如此，研究者才能获得体制给予的经济支持以及高于其他方式的学术褒奖。这样的体制有很高的虹吸能力，也使得知识生产遍布了大量平庸之作。近些年来，国家社科基金每年都有数十项图书馆学研究课题立项，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凤毛麟角，余则滥竽充数。图书馆学就像一个科层制度里的小职员，他的使命就是按照上司的指令把工作完成得最好，而能否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这些问题已成为没有必要的、多余的设问。
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一项社会科学成果被政府采纳，说明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甚至有图书馆学研究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参与政府、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13]。这种认识反映出的是一种官学崇拜意识。历史告诉我们：民主政府把科学、理性意见纳入政策的可能性通常要大于威权政府。对于威权政府来说，它有可能听从科学、理性的声音，也有可能不听从，甚至有时更喜欢听从阐释其意志的理论或学说。有的学者为了达到所谓的最高境界还有可能去附势攀缘、曲学阿世。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以能否参与政策制定为追求最高境界显然是荒谬的。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追求真、善、美，简单地说就是说真话、讲善德、求美感。达到这样境界的前提是学术要独立与自由。没有学术独立与自由，政治乃至商业上的权力都有可能对学术形成宰制并主导学术资源配置。一旦权力运行方式取代学术发展逻辑，权力在低约束状态下运行的各种弊端必然要反射到学术上，学术研究将孳生大量垃圾，甚至还会产生学术腐败，最终丧失自我诊断与清洁的能力。
4 研究方法：从经验描述到批判、诠释与实证
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中充斥着经验总结文章，这给其他学科研究者诟病图书馆学提供了口实。其实，这一点恰恰反映了图书馆学经验学科的特征。图书馆学是历经长期岁月在文献整理与图书馆管理的经验积累上演变出来的一门学科，其研究方法缺乏严谨的运算公式、逻辑推理，其研究成果也以实用性工具或经验阐述为主，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几大分类法的研究与推出、大量联合目录的编制与面世。虽然我们不能说经验学科与形式学科有尊卑之分，但图书馆学如果不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社会科学阐释解读方法乃至人文科学的反思批判方法，那么它就只能停留在职业技能的层面上。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认为，人的社会生存与劳动、交往、权力三个要素紧密相连。从人类的认知旨趣来看，劳动解决了生命延续，也演化出求真的、自然科学常用的实证主义认识旨趣；交往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也导致出求善的、社会科学使用的阐释主义的沟通旨趣；权力使社会处于可控状态，但它带来了求美的、人文科学应用的审美、反省或批判的解放旨趣[14]。这三种旨趣代表了三种方法论。目前科学知识使用的方法大致都可以囊括于实证主义方法、诠释学方法、反省与批判方法之中。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演化路径，也是从尊实证到重诠释再到高扬批判这样不断地叠加而发展过来的。
六十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演化路径恰好相反，走了一条从批判到诠释再到实证的路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思想遭到了全面批判、清算，但是那种批判不是出自学术共同体自觉、反思的批判，而是强大政治外力支配带来的批判。改革开放为图书馆学研究带来了转折，其重要标志就是理论图书馆学或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勃兴。理论图书馆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动因：五六十年代对民国图书馆学学理的全面批判与抛弃，造成了图书馆学的严重贫血；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学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差距；新时期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急需理论指导；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图书馆学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因素合成了理论图书馆学的推进力。八十年代以来，理论图书馆学在理论基础的研究、学术史的梳理、研究对象的认识、内容体系的建构、方法论的探讨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取得了成绩。
伴随着理论图书馆学的繁荣，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实证图书馆学也开始渐露力量。如1987年至1990年开展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有近万名图书馆工作者参与，调查了514个图书馆2019个研究级学科文献收藏情况，收集了6354份读者意见表。这次调查摸清了我国文献资源的整体状况，推动了地方文献资源的协作与布局规划，还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思想、新方法，如用“文献资源建设”取代“藏书建设”的概念。其调查方法为九十年代国内图书馆全面质量评估提供了参照依据[15]。进入新世纪以后，实证图书馆学成为图书馆学界的一种自觉意识，实证研究成果也大量地涌出，如图书馆服务评估、各种引文计量与分析、基层图书馆调查研究、图书馆员幸福指数调查研究、弱势群体知识状态调查分析等，实证分析、调查报告有一窝蜂飞来之势，甚至一些论文题目还喜欢冠出“实证研究”四字。
跨入21世纪，自主的、具有反省与批判性的图书馆学也开始出现，尤其是近几年部分研究者撰文以后现代理论为利器对现代图书馆学进行了反省与批判。他们倡导学术多元化反对一元化，消解理论的宏大叙事，重视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肯定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些观点给图书馆学界吹进了清新之风。但是，其中某些观点也与他们秉承的原则(多元、宽容)时有抵牾，如指斥探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伪命题，鄙夷对图书馆本质的研究等，不经意间流露出批判者自身现代性传统的局限。从学术传承的角度来看，前现代的启蒙思想、现代的普遍理性，其中的一些内容在后现代都有存在与继承价值，后现代主义者应该用扬弃方式在批判中有所继承。吊诡的是，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还处于“现代”阶段，而“后现代”的思维已经大行其道。思想是没有国界的，观念的传播像风卷云舒。然而现实是有国界的，现实的转变与进化远比思想慢得多。只有对现实起到化学反应的思想，才能扣住时代精神，满足现实界域的渴望。
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中，实证主义方法、诠释学方法、反省与批判方法应兼收并蓄，交互使用，过于崇尚某一种方法而排斥另一种方法，都是有所偏颇的。此外，科学知识是建构起来的，它很难超越自身的历史性并要受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乃至形塑。图书馆学在问题辨认过程中实现着自身构建，某一时代的学术共识也是通过学术共同体反复协商出来的，甚至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图书馆实践之间也存在一种协商性的协调关系。上世纪80年代产生的“理论与实践脱离”批评声音绵延不绝，本身就反映了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领域之间协商性关系的不和谐，折射出了图书馆学研究建制上的某些弱点，如理论研究成果多出自学院派的专家学者。学院派研究者在体验上与图书馆实际工作存在的疏离，导致其难以洞察实践领域发生的良性或恶性的细微变化。
近年来，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协商关系有所加强，如中国图书馆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中加大了图书馆实践领域专家的份额。但从总体上看，图书馆学的反省与批判能力、学科构建能力与协商能力都还明显不足：学术话语中批判、颠覆、破坏的诉求往往大于协商、重构、建设的诉求；学术成果中追问价值的论著多，而反映方法与效率的工具性成果少；学术期刊很少针对有异见的主题组织深入讨论、反复商榷；学术热点形成得快，转换也过于频快等等。这些问题的长期驻留，必将影响我们学科的积累效率，使图书馆学研究变成为“狗熊掰棒子”的游戏。
5 学术建制：社会转型中专业的窘困和突围
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制，即科学研究活动是由一套制度体系(包含专业教育、学会组织、学术刊物、激励机制等)为支撑条件的。图书馆学完成学术建制是从大学设置图书馆学专业开始的。学术教育制度化与研究制度化相互伴随而形成，如创办众多的专业期刊、按分支学科建立各种学会与研究组织、在文献分类法里设置专门类目以及建立专类藏书等。特别应注意的是，图书馆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专业发展体现出来的，专业的成熟度集中体现出了学科建制的程度。
图书馆学专业在民国时期已有较好的基础，进入新中国时期取得的成绩也很可观，迅速形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两个高等教育重镇。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社会职业地位级差不大，学生择业由国家包分配。这两个分据南北的专业重镇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分散在祖国各地图书馆，为图书馆工作与服务质量的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图书馆学研究输送了活力。但是，六十年来图书馆学专业在发展中也危机重重，遭遇过窘困与无奈。其主要原因来自内外两方面：内因是长期以来专业自身缺乏知识深度，外因是社会转型、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巨大。
中国古代秘阁(国家图书馆)职员虽然属于“清而不要”(唐高祖李渊语)[16]者，但其社会地位较七品官吏要高，所谓“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宋洪迈语)[17]。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即古代校雠学有很高的学术含金量。其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培养的是学者，而不是职业技术人才。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建立主要是模仿西方，专业培养目标以造就图书馆管理人员为主，在学科内容体系中没有很好地吸收本民族的学术传统，这就导致中国图书馆学内容至今呈现出浅薄化的特点。甚至有论者尖锐地批评道：“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最大的失误就是放弃了对文献内容的研究，而满足于对文献载体的管理，培养了一大批‘看报看题、看书看皮’的图书管理员，而不是能研究文献自身的图书馆学学者。”[18]的确，表征古代校雠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的学术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文献内容的洞察而非文献形式的认识上。虽然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达已非古代能比，图书馆管理与服务需要大量职业化人力资源来支撑，但是将图书馆学专业知识简化为职业群体工作方法与技能，却给图书馆学专业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当社会发展处于稳定的常态状况时，图书馆学一直得不到较高的社会公认度；在社会发展突遇转折与变革，则图书馆学很有可能被挤入狭仄地带而被边缘化。发展不出高深知识的学科，通常也是社会进步中最容易被淘汰或被取代的学科。只有方法、技术而没有理论的职业，通常也是技术进步中最容易被淘汰或取代的职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社会工具理性扩张蔓延。国家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公益事业的投入，使得图书馆经费捉襟见肘，从业人员收入低下，图书馆事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摆脱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招生难的危机，图书馆学教育界实施了果断的改革措施：院系更名(或与其他院系合并)、拓宽培养目标、重置教学课程。这种突围式的改革基本“闯关”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成本，甚至伤及本学科的传统核心。例如，原有图书情报学的院系改称信息管理院系后，图书馆学作为一个专业厕身其中，其课程体系为了与“信息管理”相吻合，许多课程名称加上了“信息”二字(或用“信息”取代课名中的“文献”)。结果是，一方面“信息”的泛化制造出了专业知识新的浅薄化，另一方面，专业课程内容驳杂导致专业标识趋向模糊。本科学生除了学原有图书馆学内容，还包括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知识产权等多门学科知识，他们数年学习下来，竟很难说清自己的专业特色是什么[19]。
专业教育之外，学会组织也是完善学术建制的重要因素之一。1979年成立的中国图书馆学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后三十年的全国图书馆事业，尤其是对图书馆学的发展带来了有力支持。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学术研究与普及、学术刊物与著述的出版、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遗憾的是，中国图书馆学会名义上是由全国图书馆工作者依法登记成立的全国性、学术性群众团体，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全国性的国家一级学会，实质上它却是一个隶属于国家图书馆的“官办”学会，它完全不具备美国图书馆协会那种完全独立的性质。美国图书馆协会(AL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有着130多年的历史，现有4个常设委员会，11个专业分支机构，出版有7种专业期刊，会员超过了6万人[20]。其规模远比中国图书馆学会要大。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独立性不仅表现出可以独立决策、认证资格、制定行业政策，甚至还可以反对政府提名的图书馆馆长人选。中国图书馆学会不仅缺乏独立决策能力，甚至在九十年代图书馆事业步履维艰时期，为解决自身生存还承担了创收任务，每年要从举办年会、组织出国团体等工作中完成一定的创收指标。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官办色彩加重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官学化倾向，抑制了学术共同体自由研究学术环境与条件的改善，突出的例子就是每年全国年会主题成为大量会员追逐的研究选题。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来说，官学的大面积覆盖对学术共同体的自由研究都必然是一种戕害。
图书馆学学术建制中的激励制度(如职称评定)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图书馆职业群体中的职称评定制度以量化的论著、发表级次为主要依据，必然导致重复性研究成果、乃至平庸之作或抄袭之作充斥刊物；必然排斥经验型知识所具有的价值，使得隐性知识丰富但论文少的馆员长期得不到相应职称的认可。还有许多图书馆评职称时，只认可属于所谓图书馆学研究的成果，馆员发表的涉及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不予以考虑，这就遏制了馆员研究其他科学知识的积极性，使得馆员知识结构趋向单一化，不利于图书馆工作与服务的深化。图书馆学的激励制度呈现出了“劣币逐良币”的倾向。一个馆员只要缴纳一定的版面费，通过攒集、拼接或捉刀代笔等方法“制造”出几篇论文或一部著作，就可以得到想要的高级职称，那么还有多少人真正去“为学术而学术”地钻研学问呢？现在国内几十种图书馆学期刊的繁荣，不正是得益于这种职称论文、研究生论文市场的存在吗？专业期刊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有利地位。如果激励制度发生变迁、卖方市场丧失，那么就会有一部分专业期刊难以为继，学术期刊只有通过提高学术档次与实力才能在竞争中存活下来。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才有可能得到普遍品质的提高。
6 研究共同体：四代学人的遭际与传承、使命
划分学者代际，既要考虑他们的出生时代也要考虑他们的学术创获时期，并且应以其发生的学术创获期为主。从历时的视角来看，近代图书馆学的肇发是由韦棣华(Miss Maiy Elizabeth Wood)、张元济、梁启超、柳诒徵、沈祖荣、余嘉锡、戴志骞、王云五、杨昭惁、洪有丰、袁同礼、王献唐、马宗荣、李小缘、杜定友、蒋复璁、刘国钧、桂质柏、皮高品、陈训慈、王重民、钱亚新、徐家麟、顾廷龙、姚名达、蒋元卿、赵万里、李钟履、金敏甫、吕绍虞等一代学者们完成的，他们的出生年代主要集中在1880年到1910年之间，学术创获期主要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如果将引进与开创现代图书馆学的学者们称为第一代的话，那么第二代图书馆学学者就是由第一代培养或熏陶出来的、同时他们的创获期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群体，如梁思庄、张秀民、孙云畴、冀淑英、陈誉、佟曾功、杨威理、黄恩祝、周文骏、阎立中、张德芳、张琪玉、彭斐章、朱天俊、黄宗忠、张树华、宓浩、白国应、孟广均、谢灼华、陈光祚、倪波、卢子博、丘峰、黄俊贵、郭星寿、钟守真、吴慰慈、沈继武、沈迪飞、金恩晖、辛希孟、肖自力、李致忠、谭祥金、刘湘生、潘寅生、于鸣镝、詹德优等。他们的出生年代主要集中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第三代主要是受第二代学者培养或熏陶出来的，他们大多是改革开放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一代(也有部分六十年代进入大学的)，他们的学术创获期起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八九十年代，如乔好勤、侯汉清、张厚生、况能富、马恒通、张白影、曹之、李万健、程亚男、陈树年、韩继章、杨文祥、倪晓建、吴格、范并思、王世伟、吴晞、刘讯、朱强、刘兹恒、肖希明、吴建中、黄纯元、张晓林、王子舟、张欣毅、李国新、王余光、董小英、郑建明、程焕文、蒋永福、叶鹰、陈传夫、戴维民、柯平、初景利、曹树金、汪东波、姚伯岳、徐雁、卿家康、于良芝、索传军、霍国庆、汪冰等，第三代学者年龄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者为多。
第四代则多出生于七十年代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他们接受过第三代学者的教育或培养，他们现在正在逐步成长为一只有生力量，他们将在21世纪的一二十年代里迎来他们的学术创获期。
从共时的角度来看，第一代学者群体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海外学习过图书馆学专业的学者，如韦棣华、沈祖荣、戴志骞、洪有丰、袁同礼、马宗荣、李小缘、杜定友、蒋复璁、刘国钧、桂质柏，其中除了马宗荣留日、杜定友留菲、蒋复璁留德以外，其余是在美国学的图书馆学。当时美国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教育正处于蓬勃时期。二是国内在国学领域有深厚修养并对图书馆实践活动深有心得的学者，如梁启超、柳诒徵、余嘉锡、王云五、王献唐、皮高品、陈训慈、金敏甫、吕绍虞等。第一代学者群体的学术特点是：①在图书馆学研究内容上“全面开花”，在各分支领域都有斩获，如杜定友、刘国钧几乎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分类编目、图书馆管理、藏书建设、图书史、地方文献等都有突出建树；②在图书馆学相关学术上也有很大成绩，如张元济在古籍整理、梁启超在国学、柳诒徵在文化史、王云五在出版学、王献唐在金石考古学、陈训慈在文史研究等方面成果都十分突出。第一代学者受欧风美雨的栉沐，又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他们完成了现代图书馆学的草创，较好地对接了新知(西方图书馆学)与旧学(传统校雠学)。今天我们仰承其学术时，无不奉其为学术大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中，在图书馆学学术舞台上活跃时间最长、影响力也最大的是第二代、第三代学者。其中第二代学者群体在五六十年代就崭露出学术头角，他们是一、三代学人之间的过渡与桥梁。第二代学者的学术特点是分科而治，也取得了杰出成绩。如梁思庄在西文文献检索、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冀淑英在古籍版本学、杨威理在西方图书馆史、周文骏和黄宗忠以及吴慰慈在图书馆学理论、阎立中在西文编目、张琪玉在检索语言、彭斐章与朱天俊在目录学、白国应在分类法、孟广均对国外图书情报的研究、谢灼华的书史与图书馆史、陈光祚在电子文献与数字图书馆、黄俊贵在中文文献编目、钟守真在比较图书馆学等等。图书馆学离开了初始阶段后，随着学科分支发展的成熟与文献的积累，一个研究者在某个分支领域取得被学术共同体公认的成就已经很难，而不断转换或扩张研究领域，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轻易地跳跃，更是不可能的了。第二代学者群体的不幸在于，他们青年时代饱受政治运动的折腾，又经历了文革十年的业务荒芜，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多学术成就缘此也被打了折扣。但是他们也是幸运的，他们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培养出了一批栋梁之才。这批栋梁之才形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三代学人。
第三代学者群体经历了较为正规、严格的大学本科、研究生的教育，受到学术前辈的悉心指导，学术研究没有被政治运动中断过。他们外语好，许多人还有国外访学的经历。他们是世纪之交(1990-2000年)图书馆学研究的主力军。这个群体的学术特点在于他们的学术视野开阔，对学术前沿与热点敏感，能借鉴其他相关学科资源以丰富图书馆学。在研究内容上，他们更擅长围绕某学术主题而非学科分支纵深探索，如印刷术起源、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组织、图书馆知识产权、图书馆知识服务、图书馆法治、社会阅读、图书馆知识管理、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2.0等，这些研究主题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三代学人很多身兼本单位或本专业的行政或学术领导职务，他们获取各种学术资源(如国家课题、工程项目)较之于他人相对容易，但其学术研究的“官学”倾向也比较明显。
通观三代学者的变迁，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可谓代不乏人、后继有人。尤其是第四代学者，已有先锐脱颖而出，整个群体也朦胧可望。但三代学者在代际传承中，第一代学者的厚养、博学的优点并没有被继承下来。第一代学者的优质基因信息在传播过程遭遇信道噪音的强干扰而变成乱码失效了。此外，使人堪忧的是，二代、三代学者官学化倾向，如热衷获取国家大项目，炫耀课题数量、奖项级别等流弊，也容易经过代际传播染及后代。就第四代学者整体来看，他们的学术基本功还弱一些，尤其缺乏图书馆实践经验。他们对学术前贤的生疏，容易使其在反叛学术传统时走得更远，甚至有可能倒洗澡水时也将婴儿一起倒掉。只有当他们遭遇危机，着意寻找新的学术逻辑起点时，方会“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重新检视学术前辈们留下来的思想遗产，看是否还有为其所用的宝贵价值。
每一个代学者都有着每一代学者的历史合理性，后代学者的历史合理性只有建立在对前代理性扬弃、吸收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后辈可以超越前辈，但不能绕过前辈，我们要给予前辈足够的尊重。我们图书馆学史研究长期隐含着意识形态带来的政治偏见，阻滞了对第一代学者韦棣华、袁同礼、蒋复璁等人的深入研究。对历史应有的尊重、传承学术命脉的自觉意识、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等，这些对图书馆学研究共同体来说仍是稀缺品质。2004年以来，许多省市图书馆开始搞百年馆庆，出了一些图书馆大事记、图书馆史的豪华书籍，但是我们很难见到一部本馆详尽的人物志或同仁传记。不错，图书馆的发展是事业的发展乃至文化的发展，应该大书特书，但它也是先贤们前仆后继的挣扎、奋斗史，没有图书馆人的艰苦奋斗，何来今天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史研究不将“人”大写出来，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杂乱事实的简单堆积。
7 结语
三十年为一世，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为了促进学术生态圈趋于良性发展，避免历史演变出现“异代同型”[21]的可能，今天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者们必须重建主体自觉意识、独立意识；要鼓励自由研究，倡导民间学术，避免官学泛滥、学术个性格式化；应该在实证研究、理论建构、哲学反思三个层次上有所突破；要注重增加专业知识含金量，专业教育既要培养合格的图书馆员也要培养出懂得文献内容的高端图书馆学者；要继承学术前贤厚养、博学的优良学术品质。否则，图书馆学的发展就不能体现本土特色，表面上繁花似锦，实际上将会不进反退，无所作为乃至流于平庸。